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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 卓如编目 录孩子们的真心话——记一位小学教师的谈话（２） 寄语台湾同胞（６）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８） 腊八粥（１１） 我的故乡（１３）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２２） 回忆“五四”（２６） 致赵清阁（３月３日）（３１） 追念黎锦熙教授（３２）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３４） 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３６） 从“五四”到“四五”（３９）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４７） 追念闻一多先生（４９） 人民的力量（５３）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５６）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序（５９） 《晚晴集》后记（６２） 三寄小读者 （通讯八）（６４） 创作谈（６７） 给下一代提供精神食粮——读复刊后的《儿童文学》（７０） 致郭风 （６月５日）（７４） 我的童年（７６） 等待（８８） 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９１） 谈谈《蚂蚁铺路》和《给鸡打针》（９６） 漫谈“学贯中西”（９９） 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１０３） 三寄小读者 （通讯九）（１０７） 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１１０） 我的热切的希望（１１３） 追念罗莘田先生（１１７） 《张洁小说剧本选》序（１２１） 给国外侨胞的一封贺年信（１２４） 我们的新春献礼——一束散文的鲜花（１２７）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１３０） 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１３４） 我的祝愿（１３９） 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１４１） 三寄小读者 （通讯十）（１４４） 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１４７） 致台湾同胞（１４９） “时代文学丛书”自序（１５１） 呵，团城的珍珠（１５２） 空巢（１５４） 不应该早走的人（１６４） 我和小读者（１６６） 高歌直下大江东——参谒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时作（１７１） 光辉灿烂的虹桥（１７２） 致巴金 （５月８日）（１７５） 一衣带水寄东邻（１７６） 自传（１８０） 《燃灯者》〔马耳他〕安东·布蒂吉格著（１８３） 《关于女人》三版自序（２３４）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２３６） 致赵清阁 （１２月２４日）（２３８） 《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序（２４０） 《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序（２４１） 致巴金 （１月２９日）（２４２） 致赵清阁 （２月８日）（２４４） 致葛翠琳 （２月１８日）（２４５） 悼念茅公（２４７） 致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３月３１日）（２４９） 致巴金 （４月２日）（２５０） 童年杂忆（２５１） 《记事珠》自序（２６０） 致谢为楫 （５月１８日）（２６２） 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奶奶——记一个小学生的话（２６３） 致巴金 （６月１０日）（２６６） 我到了北京（２６８） 《吉檀迦利》译者序（２７４） 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 ——在首都文艺界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２７６） 《冰心选集》自序（２７８） 骨肉重欢 普天同庆（２８０） 寄小读者（２８１） 《冰心作品选》序（２８３） 《冰心论创作》序（２８４） 统一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２８５） 我和玫瑰花（２８７） 漫谈散文（２９０）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自序（２９１） 成功的花——给中国国家女排球队员的一封信（２９２） 时刻想到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２９４） 《先知》译本新序（２９６） 致葛翠琳 （１２月１６日）（２９７） 《葛翠琳童话选》序（２９８） 为《接班人》题词（３０１） 《摘颗星星下来》序（３０３）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前言（３０５） 紫竹林怎么样了？（３０６） 《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３０８） 《儿童文学选刊》序（３０９）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３１１） 《冰心文集》序（３１３）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３１５） 致李玲修 （２月２５日）（３１７） 教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３１８） 致赵清阁 （３月８日）（３２０） 《红楼梦话剧集》序（３２１） 灯光——为《东方少年》创刊而写（３２３） 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３２５） 新春寄语（３２６） 我的父母之乡（３２７） 《冰心散文选》自序（３３０） 梦的启发（３３２）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３３４） 我的第一篇文章（３３６） 致周达宝 （４月１９日）（３３８） 《梁容若集子》序（３３９） 致谢为楫 （６月１５日）（３４０） 致巴金 （６月３０日）（３４１） 忆昆明——寄春城的小读者（３４２） 《垂柳集》序（３４３） 祖父和灯火管制（３４５）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关于《一分钟小说》的一封信（３４７） 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３４８） 致谢为楫 （８月２４日）（３５２）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３５３） 致吴青（９月９日）（３５５）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３５７） 为《胶东文学》题词（３６０） 致谢为楫 （９月２７日）（３６１） 致吴青 （１０月４日）（３６３） 致吴青 （１０月８日）（３６５） 致吴青 （１０月１４日）（３６７） 致吴青 （１０月１８日）（３６９） 杨永青和他的儿童画（３７０） 致吴青 （１１月２日）（３７３） 致吴青 （１１月１０日）（３７５） 情发于中——序《泉水淙淙》（３７７） 致吴青 （１２月８日）（３７９） 致吴青 （１２月１５日）（３８０） 致吴青 （１２月２０日）（３８１） 致吴青 （１２月２７日）（３８３） 致谢为楫 （１２月２８日）（３８５） 致吴青 （元月１日）（３８７） 致葛翠琳 （１月１０日）（３８９）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序（３９０） 致宫玺 （１月１５日）（３９２） 献词（３９３） 《我的故乡》自序（３９４） 《亚洲民间故事》序（３９５） 新春寄语（３９６） 小白鸽捎来的信（３９８） 致吴青 （２月１５日）（３９９） 绿的歌（４０１） 致吴青 （２月２２日）（４０３） 花的云海 友谊的轻舟——我为什么写《樱花赞》（４０５） 致谢为楫 （３月６日）（４０７） 致吴青 （３月７日）（４０８） 致巴金 （３月９日）（４１０） 致周达宝 （３月９日）（４１１） 致吴青 （３月２１日）（４１２） 致巴金 （３月３０日）（４１４） 老舍的散文（４１５） 致谢为楫 （４月４日）（４２１） 我的中学时代（４２２） 我的祝愿——《牵牛花》儿童文学丛刊代发刊词（４２４） 悼念林巧稚大夫（４２６） “六一”节寄小读者（４３０） 致谢为楫 （５月２２日）（４３４） 《奶奶，我爱你》读后（４３５） 悼念廖公（４３８） 致巴金 （６月２２日）（４４１） 致吴青 （６月２２日）（４４２） 致吴青 （６月２９日）（４４３） 我的感谢（４４４） 一衣带水两千年（４４６） 谈《摇篮丛书》（４４８）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４４９） 《我的乐园》序（４５３） 致谢为楫 （９月１９日）（４５４） 致巴金 （９月２２日）（４５５） 致宫玺 （９月２９日）（４５６） 致臧克家 （１０月２日）（４５７） 我也谈谈翻译（４５８） 在阿拉伯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４６１） 致谢为楫 （１０月２２日）（４６２） 回顾与前瞻——纪念《儿童文学》创刊２０年（４６３） 记八闽篆刻名家周哲文（４６６） 致巴金 （１１月９日）（４６９） 致葛翠琳 （１１月１１日）（４７０） 《爱的甘泉》序（４７１） 《窗外之窗》序（４７３） 致宫玺 （１２月８日）（４７６） 给《小苗》小读者的贺年信（４７７） 集邮爱好者的福音（４７９） 八四书愿（４８１）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４８３） 致巴金 （１２月３０日）（４８６） 致巴金 （１月３日）（４８８） 致谢为楫 （１月３日）（４８９） 贺叶巴两位（４９１） 致巴金 （１月１６日）（４９４） 致谢为楫 （１月１７日）（４９５）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做得好（４９６） 致臧克家 （１月２７日）（４９９）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５００） 致巴金 （２月１０日）（５０４） 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５０５） 《自然·生活·哲理》序（５０７） 我家的对联（５０９） 致周达宝 （３月５日）（５１２） 我入了贝满中斋（５１３） 致宫玺 （３月３０日）（５２２） 悼念伯昕同志（５２３） 致谢为楫 （４月９日）（５２５） “六一”寄语（５２６） 谈《婴幼儿家庭教育》（５２８） 为贝满女中１２０周年校庆题词（５２９） 寄《小学生报》的小读者（５３０） 我的期待（５３２） 明子和咪子（５３５） 致茹志鹃 （５月２９日）（５４０） 致尤廉 （６月１１日）（５４１） 致谢为楫 （６月２５日）（５４２） 花瓶（５４３）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５４５）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创作经过（５５０） 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５５２） 天南地北的花（５５５） 今日上海（５５９） 致谢为楫 （９月１３日）（５６１） 桥（５６２） 愿中国妇女实现更多“零的突破”（５６９） 《葛翠琳幼儿文学选》序（５７０） 致陈恕 （１０月６日）（５７１） 欢呼《民进妇女》出刊（５７３） 致巴金 （１０月１２日）（５７４） 致宫玺 （１０月２１日）（５７５） 美的北京街头（５７６） 关于男人（之一） 一 我的祖父（５８０） 二 我的父亲（５８２） 悼念有吉佐和子（５８６） 致陈恕 （１１月９日）（５８９） 忆烟台（５９０） 致巴金 （１１月１８日）（５９２） 寄家乡小读者（５９３） 致巴金 （１１月２０日）（５９４） 《少年时》序（５９５） 致巴金 （１１月２７日）（５９８） 致葛翠琳 （１１月３０日）（５９９） 致陈恕 （１２月２日）（６００） 致宫玺 （１２月４日）（６０１） 再给《小苗》小读者的信（６０２） 介绍一篇好散文——读叶至诚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６０４）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６０６） 为《华侨世界》创刊号题词（６０９） 致宫玺 （１２月１０日）（６１０） 致陈恕 （１２月１２日）（６１１）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６１２） 致陈恕 （１２月２４日）（６１４） 致臧克家 （１２月２９日）（６１５） 致陈恕 （１月１日）（６１７） 致巴金 （１月１８日）（６１８） 《冰心著译选集》自序（６１９） 致陈祖芬 （１月１９日）（６２１） 我的祝贺（６２２） 意外的收获（６２３） 童年的春节（６２６） 给故乡青年的春节贺词（６２９） 最痛快的两件事（６３０） 致谢宗惠、谢宗'U （２月１６日）（６３２） 《伏枥杂记》序（６３４） 春节忆春联（６３６） 致臧克家 （２月２５日）（６３８） 由春联想到联句（６３９） 关于男人（之二） 三 我的小舅舅（６４２） 我的大学生涯（６４６）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６５６） “由岑散文”序（６５８）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６６０） 致葛翠琳 （４月３日）（６６３） 霞（６６４） 致宫玺 （５月４日）（６６６） 写给民进女会友、女教师的一封信（６６７） 关于男人（之三）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６６９） 介绍《今夜月色好》（６７３） 致海外朋友和同胞（６７５） 梁实秋《忆故知》序（６７７） 致王安忆 （６月１９日）（６７９） 《陈伯吹传》序（６８０） 致李小林 （７月１日）（６８１） 致宫玺 （７月６日）（６８２） 致王安忆 （７月１３日）（６８３） 《应当尊敬的人》序（６８４） 致巴金 （７月２２日）（６８５） 致王安忆 （７月２２日）（６８６） 致李 （７月２３日）（６８７） 关于男人（之四） 五 我的表兄们（６８９） 致王安忆 （８月３日）（６９２） 喜悦 期待（６９３） 致肖凤 （８月８日）（６９５） 致巴金 （８月１５日）（６９６） 致编委会同志（８月２４日）（６９７） 为《语文报》题词（６９８） 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６９９） 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７０３） 致臧克家 （９月９日）（７０５） 致周达宝 （９月１８日）（７０６） 喜读袁鹰的《秋水》集（７０８） 致巴金 （１０月４日）（７０９） 致赵清阁 （１０月７日）（７１０） 回忆中的金岳老（７１１） 漫谈集句（７１３） 衷心的感谢（７１６） 致巴金 （１１月８日）（７２０） 致宫玺 （１１月１１日）（７２２） 为整治西湖题词（７２３） 我为什么写《樱花赞》（７２４） 喜读萧乾《漫话北京城》（７２５） 我与散文（７２７） 一股“黄山的人字瀑” ——推荐《经济和人》（７２９） 读了《北京城杂忆》（７３１） 致巴金 （１２月２９日）（７３４） 致陈慧瑛 （１２月２９日）（７３５） １９７９年 孩子们的真心 ——记一位小学教师的谈话 “×老，新年好！我一早就来，一来是给您拜年，二来是谢谢您替我搞的那本《天安门诗抄》，这本《诗抄》太难买了，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您说得对，只要是从心底掏出来的真心话，是爱是恨，都能感动人。您看这些‘诗人’，一不为稿费，二不为扬名，更没有想到要当诗人。他们心里有的是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他们眼看着毒雾妖云遮住了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他们悲愤的心声就汇成了一阵惊雷，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老，其实除了天安门广场上贴出来的诗文之外，也还有许多没有贴出来的小文章，比如说小孩子写的，甚至也不是给人看的，他只是记下了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点感想。但是这小小的一闪的感想，也是亿万人民的愿望和决心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周总理这位人民的愿望、要求、意志和美好的品格的化身，是怎样地引领和鼓舞我们向着光明宽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呵！ “昨天晚上，有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看我。一九七六年，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是他们的语文教师。那时我叫他们每天交一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我当然知道那是很难做到的事，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上面’是这样命令的呵！可是孩子们也聪明得很，他们知道我是在应付，他们也就会应付。他们从报刊上抄，或是彼此对抄，每天交上卷子来，我们互相会心地一笑，这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昨晚，他给我拿来了一张纸，笑嘻嘻地说：老师，今天我在清理废纸的时候，发现我在那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的末一页空白上，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跟妈妈去到天安门广场的一段感想。您看，这是我在一整本的假话、谎话之后，写下来的一段真心话，我就留下来送给您。 “这段小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好容易从爸爸那里承继了他的那辆旧自行车，而他的那辆新车却又被人偷走了，而这辆新车还是在办公楼外面锁着的！他就又把给我的车，要了回去！ 我们的宿舍是在四层楼上，妈妈每天下班，就把她的车搬到四层楼上的过道里放着。我要把爸爸的那辆旧车搬上楼来，爸爸丧气地说：算了，谁要那辆破车呢？但是这辆在楼下锁着的破车的铃儿，还是被人偷走了！这是什么世界！我对于周围的人，都不信任了！我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这两天，妈妈每天一下班，就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我总是要求跟她一起去，今天，她答应我了。我下课后推着爸爸那辆破车回家，妈妈已经扶着自行车把，站在宿舍楼下等我了。她看见了我，一面跨上车去，一面生着气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也一面跨上车去一面忍着气说：我还不是在学校里写那讨厌的墙报！妈妈大概也没有听见我说的是什么，她只飞快地骑到前面去了。 我急忙地紧紧跟上，冰冷的北风，从背后吹来，尖刀似的在割着我的脖子！我把棉猴上的帽子拉上去，这时已到了天安门广场。花圈和人，都多得看不见边，路边上整齐排列着的自行车，也是看不见边。妈妈急急忙忙地把自行车往车的行列头上一放，就急急忙忙地往前走了。我连忙追上去，喊：妈妈，等一会儿，我们的车还没锁上呢？妈妈头也不回，只说了一句：来悼念总理的人，是不会偷车的！ 我只好跑了上去，紧紧拉着她棉大衣上的腰带，挤到人群里去。在人山人海之中，我觉得暖和多了，但是我的心里总是惦着那两辆没有锁上的车。我抬头看着妈妈的充满了信心的脸，再看我们的周围，也都是充满了信心的脸。他们对妈妈多么好呵，就像亲姐妹、老朋友一样。妈妈抄诗的本子使完了，就有一只手从后面递几张纸来，妈妈只道了一声谢，也没有回头去望她一眼。天色更黑了，一位老奶奶还往妈妈的纸上打着手电。一位解放军叔叔还替妈妈大声念着栏杆上挂着的诗上的小字！真是，在悼念周总理的心情里，大家的心都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们相爱相助，他们怎么会偷车呢？他们都是好人，我们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呵！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整整齐齐的自行车行列中，找到了自己的车，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现在妈妈不那么赶忙了，只是慢慢地沉思地蹬着车走。月光下，迎面的北风吹得更加尖厉了，而我的脸上和心里却是热烘烘的！我紧紧地跟在妈妈后面，充满信心地走上周总理引导并鼓舞我们走的光明宽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 “×老，您喜欢这篇小文章，就留下来细看吧。又有客人来了，我该走了。我再说一遍新年好，谢谢您，再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寄语台湾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当我读到今天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告台湾同胞书的时候，一阵兴奋快乐之感，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知道我的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们的欢乐的心弦，也会和我的一起合拍地颤动。 台湾回归祖国，在我们两地广大人民的心里，本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美建交这股强劲的东风，又最后驱散了重重的烟雾，使得三十年来隔海相望，望眼欲穿的弟兄姐妹们，终于可以重新携起手来了，我们两地亿万人民的希望终于实现了，以后就只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了。 这些年来，我们不但寄希望于台湾的一千七百万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因为台湾当局和我们人民政府一样，也是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一贯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这个正确的立场，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最坚固的基础。有了这个同一的基础，我们亲人骨肉之间，在一切障碍都清除了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彼此协商和共同讨论的呢？ 人民政府已经命令我们的海军从今天起，对金门等岛屿停止炮击，从而结束了我们军事对峙的状态。我深切地希望我们台湾同胞和我们一起，努力促进台湾对祖国的通航通邮，使得我们双方可以尽快地互通消息，互相探访，从而增进我们的贸易，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的畅通无阻的交流。在台湾，我有许多的朋友和同学，多年隔绝，想望已深，每逢读到《诗经·蒹葭》文章，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几句，我往往一唱三叹，不能自已！现在，通往台湾这个在“水中央”的祖国宝岛的道路，已不是道阻且长，而我的“所谓伊人”的朋友们，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相见不远，只在于我们的努力！我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以及许许多多关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想对你们倾吐，我的在台湾的朋友们、同胞们，让我们大家都为这伟大的合作尽上最大的力量吧！话短情长，今天先讲到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少年文艺》编辑部一直让我写《关于儿童散文创作》的文章，我却一直觉得写不出什么。因为我已经写过《关于散文》这个题目（见去年出版的《小桔灯》），我所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至于儿童散文，当然就是写给儿童看的散文，要注意到儿童的特点，这似乎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我总感到：讲解一件事物，不能光是空洞地、抽象地讲。没有实物做个“例子”（这里我避免用“样板”或“榜样”这样的名词，因为它们都有“典型”的嫌疑），讲的人就讲不出其所以然，听的人也摸不着边际，特别是关于创作，不能不具体地谈些创作经过，至于主题是否挑选得好，素材的剪裁、取舍是否简练，只能有待于读者的评定了。 前些日子，我曾为《北京日报》的副刊《广场》写了一篇《孩子们的真心话》。趁着我记忆犹新，我不妨把这篇东西的素材和我的构思经过，对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认为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为儿童服务的作品，必须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关心，而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极其喜欢法国作家都德的那篇《最后一课》，他写得入情入理，看了使人感激奋发，永远不会忘记！ “四五”运动是声震天地、气壮山河的一次伟大运动，这伟大运动中的各个侧面，都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们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来抒写过了。不但现在有许多好作品（《于无声处》这个话剧，就是一例）产生，将来仍然不断地会有许多好作品，由此产生。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几天里，我只参加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和人民大会堂的追悼总理的大会，我并没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但是家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几乎是每天都去。一个孩子回到家来，感动而兴奋地说：“天安门广场上，停着千千万万辆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人偷，这真是奇迹。总理把人心都变好了！”他这话是有感而言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法纪荡然，偷车还算是违法乱纪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们对于这种“小”坏事，是常常遇到、听到，而痛心疾首的！因为看到千千万万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被偷，他由惊讶，而安慰而喜悦，而有了希望，认为有了像总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们的“人心”会“变好”的，我们社会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过两年了，而这孩子的几句话，总在我的脑子里回旋。 新年前，《北京日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来看我，要我给《广场》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短文。但是纪念总理的好文章太多了，关于总理的感人事迹也太多了，在我答应她的时候，对于我要写什么，还一点没有把握。只在元旦那一天，和一位朋友谈到《天安门诗抄》，引起我“灵机一动”。我就把一些事实串连起来，写成了这一篇。至于素材方面：元旦那天许多朋友来贺年，这是事实；我替朋友搞一本《天安门诗抄》，也是事实；那个孩子曾写过抄过许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也是事实，但是他不是写了一本，而是写了三本！同时，丢了新自行车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虽然他好好的新车上曾丢了一只铃儿）；那一次带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姨妈。我让他爸爸丢了车，妈妈带他去，只为的是使这气氛更“紧凑”，更“亲切”一些。 这种以当事人或一个第三者，来叙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写法，我从前也做过。三十年代，我写过《冬儿姑娘》（见《冰心小说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写过《益西曲珍的话》（发表在《北京少年》），和《乌兰托娅的话》（发表在《天津文艺》）。 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绣的既不是光采夺目的鸳鸯，我手里的针，更不是一枚“金”针！但我确是把我的针法讲了出来。因为别人的文章，无论多好，我也是只能欣赏，不能替他来讲创作经过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腊八粥 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 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 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 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厨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她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九三○年一月七日逝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虽然我凑不上十八种干果，但是孩子们也还是爱吃的。抗战后南北迁徙，有时还在国外，尤其是最近的十年，我们几乎连个“家”都没有，也就把“腊八”这个日子淡忘了。 今年“腊八”这一天早晨，我偶然看见我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围在桌旁边，在洗红枣，剥花生，看见我来了，都抬起头来说：“姥姥，以后我们每年还煮腊八粥吃吧！妈妈说这腊八粥可好吃啦。您从前是每年都煮的。”我笑了，心想这些孩子们真馋。我说：“那是你妈妈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在抗战的时候，难得吃到一点甜食，吃腊八粥就成了大典。现在为什么还找这个麻烦？” 他们彼此对看了一下，低下头去，一个孩子轻轻地说： “妈妈和姨妈说，您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就每年煮腊八粥，您为了纪念您的母亲，也每年煮腊八粥。现在我们为了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爷爷，我们也要每年煮腊八粥！这些红枣、花生、栗子和我们能凑来的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 ”他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叠得很平整的小日历纸，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八日”字样。他把这张小纸送到我眼前说：“您看，这是妈妈保留下来的。周爷爷的忌辰，就是腊八！” 我没有说什么，只泫然地低下头去，和他们一同剥起花生来。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凌晨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子修（銮恩）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 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帐、要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 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 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此身何事学牵牛，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 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将这些往事移在白纸上罢——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１日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的一封信，是一位中文系的助教写来的。她说：她将带领一个访问团来到北京，她们希望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到一位校友。她还客气地说：为了有助于她们对今日中国的了解，团员们都极其兴奋地企待着这一次会见。 小朋友，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就是我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上的那所大学。它是只收女生的，二十年代时约有两三千个学生，都住在校园里。我是个研究生，本来可以住在校外，但我是“外国人”，在美国没有家或亲戚，因此也就让我住在校内。我很爱这个校园，回国后，我常常想起它，梦见它，它的旁边有一个波光滟滟的慰冰湖，湖畔的校舍里住着我的好老师、好同学。近几年来它又和美国著名的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班或理科班，联合上课，而且成立了一个中文系。这都是半世纪以前想象不到的！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和我的美国同学会见了！ 我怀着企待和兴奋的心情，进入了会客厅。我看见坐成一大圆圈的几十个美国姑娘，她们穿的不是细褶裙子，而是长裤；不同颜色的头发，梳的不是髻儿，而是有的披散着，有的剪得比较短，这不是半个世纪以前我所熟悉的装束，但是那热情的笑脸和兴奋的目光，不是和我以前在校园里所遇见的一模一样吗？ 我不禁像重逢久别的旧友那样，伸出手去，叫了出来： “好呀！姑娘们，慰冰湖怎么样了？” 在这一声招呼下，顿时满屋子活跃起来了，我的矜持和她们的腼腆，一下子都消失了！这些大学生都是二十上下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位中文系的助教，和我到美国那年的岁数一样——二十三岁。其中还有一个学生，是今天在北京过她的十八岁生日的！ 我们的谈话是热闹而杂乱的。我问起我的老师们，这些学生是已经不认识了或者只听到那些名字。我住过的宿舍，除了闭璧楼还在（一个学生高兴地叫：“我就住在那里！”），而娜安辟迦楼，这所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经描写过的那座楼，早已拆了重建了。只有慰冰湖还是波光荡漾地偎倚在校园的旁边。 她们争着告诉我：她们已经参观过故宫博物院，游览过颐和园了。她们登上那巍峨的万里长城，还都登上了最高的烽火台。 从万里长城，我们谈到了中国四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谈到了今日的中国，中国的九亿人民，谈到了已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谈到了今日中国的党中央。她们知道得最多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她们又谈到她们大学近几年来才成立的中文系，系里有中国的和美国的教授，读的是茅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几位作家的著作。我告诉她们，茅盾、巴金和曹禺都还健在，而且都在继续写作，她们又惊喜地欢呼了起来。 最后，我们的谈锋，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中美人民的友谊上，她们都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太平洋两岸最古和最新的伟大民族，携起手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一定会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 这正是我心里的话！我说：“我年纪大了，我也要为这伟大的事业，尽上我自己的力量。但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将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上的青少年的。你们有责任把这个世界建设得和平而美好。” 我知道她们在傍晚还要到友谊商店去买些纪念品，也要去吃一顿北京的烤鸭，在祝愿她们有一个快乐的夜晚之后，我就站起来和她们道别。她们依依不舍地留我和她们合照了几张相片，又把我送到宾馆门口。 回家的路上，我向天仰首，感到天空也高旷得多了，广阔的马路两旁排列整齐的看不到头的杨树枝头，虽然还没有叶子，但已在回黄转绿。我闻到了浓郁的春天气息！ 小朋友，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宝贵的，我们要珍爱它，培育它，促进它。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翁，你们要和美国的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和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国的青少年团结起来，把我们老一辈人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所做的努力，继续和发展下去。 情长纸短，不尽欲言，祝你们三好！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回忆“五四” 五四运动，说起来整整六十年了，光阴过得多快！当“五四”时期，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幻想六十年之后，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想象不到地美好与光明。 现在这个幻想的年代，已来到眼前，我这个从小多病之身，居然还健在，我们的祖国也已经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在“五四”时期所梦寐以求的科学与民主，却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被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搞得漆黑一团！我的悲愤的心情，决不是“感慨系之”这四个字所能表达的 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巨痛深的教训，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给科学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即使在本校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 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我对于蚕食鲸吞我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切齿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的父亲在我刚会记事的年纪，就常常愤慨地对我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到烟台来吗？ 因为它是我国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是英国的，大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是我们可以训练海军军官和兵士的地方了！”父亲在年轻时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时，他尤其愤激。我记得当一九一五年，日本军国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那时我还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和贝满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我们的领队中，就有李德全同学，那时她是四年级生，她也上台去对大家演讲。那天，社稷坛四围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在父亲的书房里，就挂上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武穆（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那一年的国耻的。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一向对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校园，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讯。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那时我的一位表兄刘放园先生，是《北京晨报》的编辑者之一。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以前他到我们家来，我都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同他讲话。这时为了找发表宣传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惊奇而又欣然地答应了。此后他不但在《晨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写问题小说。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如《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一直到后来的《语丝》。看了这些书报上大学生们写的东西，我写作的胆子又大了一些，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试笔，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小问题，也写出来求教呢？ 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小学生，我还是有点胆怯，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一切稿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没有会过面。这时我每写完一篇东西，必请我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这里应当提到我的父母比较开明，从不阻止我参加学生运动。我的父亲对于抗日救国尤其热心，有时还帮我修改词句。例如在我写的《斯人独憔悴》里，那个爱国青年和他的顽固派父亲的一段对话，就有好几句是我父亲添上的！我们是一边写，一边笑，因为那个老人嘴里的话，都是我所没听过的，我觉得很传神。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 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因为我的母亲多病，我的父亲又比较相信西医，而母亲对于西医的看病方法，比如说听听胸部背部吧，总感到很不习惯，那时的女西医还很少，我就立志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学西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对于理科课程，特别用功，升到协和女大时，我报的也是理预科。 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我因为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了以后，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已经写过一篇《回忆“五四”》的短文，在那里我曾歉仄地承认过，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本质，使得我没有投身到火热的政治革命中去，使得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即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文学形式，等等。但在今天，我又想，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整个潮流在前进，决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滞在中流，特别是经过了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认清、看准了，在我们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如今，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照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致赵清阁 清阁： 收到你一月廿四日的信，无时不在想给你回信，但也想索性等看完你的《粉墨青青》以后再写，现在已经看完了，我觉得很有趣，让京剧学生来演一定会演好，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见于银幕？ 我的忙，仍是无法控制，给人写信，总在开会和写稿之间进行。我也知道，人家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行将就火”了。 趁着人还在，来要第一手材料。比如说你所提的北京语言学院的信，就是一例（我还未复），现在有许多学校（特别是师范学院）和个人，都在搞传记，我觉得现在是“盖棺”还不能“定论”，何必忙些这个！盛意可感，可也真烦！ 一樵的女儿慰文，曾到我们家来，这孩子很可爱，她要出国深造了，她说一樵四月要回来，大概有一个多月——讲学。 我还好，文藻也不错。春天来了，上海该暖了吧，匆匆祝你笔健冰心三月三日追念黎锦熙教授 前几天，黎锦熙老教授的女儿黎泽渝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她父亲的遗作《国语文法例题详解》（《笑》之图解），是１９２６年北京中华书店出版的，为我在五十多年前写的一篇短文《笑》，做的长达十七页的图解。我对于语言学和汉语文法等，从来没有研究过，对于哪些字是什么词，都讲不清楚，在写文章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用字造句，也作不出清楚的解释。 没有想到在五十三年前，黎锦熙老教授对于一个青年人的一篇不成熟的短文，竟下了这么大的工夫，这使我感到感激而又惭愧！ 黎锦熙老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数十年，对我国现代汉语文法、文字改革和词典编纂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我是黎锦熙老教授的后辈，但一直没有拜识的机缘。 黎老教授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７日逝世了，就在３月２３日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他还有一篇书面发言。发言的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我今年已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 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黎锦熙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小桔灯》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为《中国少年报》写的一篇短文。那时正是春节将届，所以我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春节，也讲到春节期间常见到的“灯”。 文章的中心事实，就是后面从“我的朋友”口中说出的： “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歌乐山下，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上山不远有一些平地，叫做莲花池，池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有一块卖水果、花生、杂糖的摊子，来往的大小车子，也常停在那里。 这故事里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个小姑娘谈话的机会，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和她的住处。 这个小姑娘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她的父亲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而离开了家，她的母亲受到追踪的特务的殴打而吐了血。在这场事变里，这个小姑娘是镇定、勇敢、乐观的。这一场，我描写了她的行动：比如上山打电话、请大夫、做小桔灯，写了她对我的谈话：“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这“一定”两个字表示了她的坚强的信念，然后她用手臂挥舞出一个大圆圈，最后握住我的手，说那时“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也就是说：不久，全国一定会得到解放。 “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怎样冲破了阴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无限光明”。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念，在十二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实。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晨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在小朋友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愿以满腔的热情给他们介绍几本很好的儿童读物，作为节日的献礼。 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了的一、两年内，我看到小朋友们不但学习得很积极，阅读课外读物的兴趣也浓厚了起来。他们常在图书室和大人的书架旁边，或是书店的橱窗外徘徊巡视，不能决定要借哪一本或是买哪一本书。看到他们热情而急切的眼光，我感到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祖国，为了提高建设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有替他们选择和介绍儿童读物的必要和责任。 现在我的手边就有几本我所爱读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宝葫芦的秘密》，讲一个名叫王葆的，总想不劳而获的小朋友，得到了一个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的宝葫芦。结果呢，他得到的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无聊和苦恼。作者张天翼同志是位有名的老作家，他把这故事讲得十分引人入胜，文字既生动又幽默。还有徐光耀同志写的《小兵张嘎》，讲的是解放前一个热爱八路军的孩子张嘎，怀着为他的被鬼子杀害的老祖母和一位八路军叔叔报仇的决心，找到了游击队，在游击队的教育和战火的锻炼下，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以上这两个故事都已经编成了电影，小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看到，而且有了很深的印象了。 此外还有两本名作家写的书，一本是胡奇同志的《五彩路》，写的是西藏的三个小朋友离开家乡，到一条解放军修的五彩放光的大路上，去寻找幸福；一本是贺宜同志的《咆哮的石油河》，写的是著名大庆铁人王进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这两本书都是能激发儿童爱国的情感，鼓舞儿童斗争的勇气的。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介绍以下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叶君健同志写的《小仆人》。这是一本反映外国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前三篇讲的是殖民地儿童在殖民者压迫下的惨痛屈辱的情境，和他们为夺取自由而斗争的故事；后三篇是讲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了这些，会帮助小朋友们对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有个了解和认识，对于促进第三世界各国儿童之间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有很大好处的。第二本是孙幼军同志写的《小布头奇遇记》，是讲一个小布娃娃“小布头”，因为浪费粮食，受到他的朋友苹苹的责备，他就逃了出去，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险，同时也懂得了爱惜粮食的道理，最后又回到了苹苹的身边。这本故事文字很浅显也很有趣。第三本是顾骏翘同志写的《丰丰在明天》，这是一本新作家写的新书，是给要走上四个现代化长征道路的小朋友看的。书中的主人翁丰丰对于“明天”的事情非常向往，非常入迷，但他对于“今天”的事都认为是太麻烦太伤脑筋；他把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明天，但也把今天必须做的事情推到明天。有一天，他居然到了“明天”的世界，遇到了许许多多希奇古怪的事，他都应付不了，这时他才懂得应该怎样去迎接明天。 这是一本很懂得儿童心理的书，里面关于科学方面的描写，也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可以增长孩子们的科学知识。 现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儿童读物和刊物，已经很多了，小朋友们看到的书刊，可能比我还多，这里，我只举出我认为很好的几种。至于怎样才能从阅读中得到益处，比如说这些故事给我们以怎样的感动和教训，以及怎样看出作者对于故事情节的结构和文词的选择和洗炼，都必须由读者自己去细细地琢磨体会。我愿小朋友们珍惜课余时间，不放过一本好书！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清晨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来回忆这六十年的光阴，真像一闪的电光一样，迅疾地划过去了。但是这道电光后的一声惊雷，却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读文学的书，但这种爱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无伴的环境造成的。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样，由喜欢听故事，而开始自己找故事书看。那时给儿童准备的读物很少，我在大人的书架所能够翻到的，也不过是《聊斋》，《三国》，《水浒》，《红楼梦》和一些传奇之类，以后也只是《林译说部》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以及《饮冰室文集》和《天讨》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我们那种家庭里，所能看到的书。 六七岁以后，我就到家塾去附学。我说“附学”，因为家塾里的学生，都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堂哥哥和表哥哥们，作为一个附学生，我不过是去凑一凑热闹。老师附带着给我讲一点书，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岁以前，曾读完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和《左传》、《古文观止》中的几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老师对哥哥们的讲书方面，他们写长文章，学做诗，我在旁边滋滋有味地听着，觉得比自己的功课有意思得多。至于我自己读起唐诗、宋词来，那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那个时代有书可读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以写作为业。“职业”这两个字，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就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 五四运动时期，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一年生，在学生自治会里当个文书。运动起来后，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我也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写宣传文章等等。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 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 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 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创造我们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 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 不管他写的是“铭”，是“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到无处追寻。 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 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的时代。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说、好剧本 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来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党中央领导下，浩浩荡荡的革命人民，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惊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来，参加过“五四”的文艺界朋友，有的已随着时光一同流逝。最近的十几年，经过“四人帮”的雨打风吹，更是所余无几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来之不易。 我们躬逢其盛，就应该有“志在千里”的精神，借“四五”运动的强劲东风，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帮”粉碎了，日月重光，在党所指引的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也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爱儿童的，年纪越大，越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孩子们说说，因为这次的新的长征，远之，受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严重影响；近之，受着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征途决不是平坦而容易的！作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我想用书信的散文形式，把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和现在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看法，对二十一世纪四个现代化的执行者谈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讨论，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近将来的写作的计划和方向。 从“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个“甲子”。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集》。）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 近来，常常得到你们的来信，问我怎样才能把作文写好。 我想借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这个机会，和小朋友们谈谈五四运动中的一个要求——科学。我要说的是写作文也要有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认真诚实、实事求是，没有科学的态度，一定写不出真挚感人的文章。 就我自己看过的古今中外的文章来说，凡是感情诚挚，写景真实的作品，总使我感到写得入情入理，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否则，给读者的印象就适得其反。 例如，有一篇描写夜景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走出门来，抬头一看，呵，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光明灿烂的夜景，使我发生了无穷的喜悦 ” “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两句话分开来说，都是很好的形容夜景的句子，但是一连起来写，就成了“荒唐言”。 我怎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我从前也写过这样荒唐的句子，后来我因病到医院疗养，躺在床上看了许许多多夜晚的月亮和星星，我才体会到曹操的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写景是多么真实！因为“月”一“明”了，“星”自然就“稀”了，甚至看不到了。我从前写的什么“星月交辉”，是一句荒唐无知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描写国庆节游园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国庆节的公园，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迎面的花坛上的菊花和牡丹，争妍斗艳，我的心花也随之而怒放 ”这几句话，如果描写的是春节广州的花市，也还有可能，但是在国庆节的北京，菊花和牡丹是不可能在花坛上争妍斗艳的，因为牡丹不是在北方十月开放的花朵。 文章写景不真实，就使得读者对作者的“无穷的喜悦”和“心花怒放”的感情的真实性，也起了怀疑。 小朋友，写文章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古今中外，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经过千千万万读者评定的，群众是不会忘掉一篇写情诚挚、写景真实的好文章的。对小朋友来说，说老实话不是最容易的事吗？写真情实景不是比扶头苦想、拼凑抄袭容易得多吗？ 关于怎样才能写好作文的经验和教训，我能说的只是这些。祝你们快乐、进步！ 你们忠实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追念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诗人，他的诗从《红烛》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都读过。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古诗和西洋诗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中西的诗的格律他都能融会贯通，用起来流畅自如，得心应手。因此他的诗读起来总是那么顺口，那么有力，那么自然，那么铿锵。他自己曾经说过：“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的诗大都做到了这几点，只是后写的《死水》比《红烛》更为凝练谨严一些。 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评诗的内行话，作为一个诗的爱好者，联系到闻一多先生的一生，与其说是诗如其人，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一首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诗，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 我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谈话，往多里说，也只有七八次。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天，我们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装。剧后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些什么了。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的见面，是一九三○的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那时我和吴文藻结婚刚满一年）。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 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 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风俗”。 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熟人。吴文藻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嗓高歌”出来的。 他在留美时期，怀念乡土，怀念着朋友和亲人，他提早回国来了，他发现在他“尺方的墙内”并没有和平，中国有的是“战壕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没有方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战时期，他兴奋地随着他教学的清华大学，辗转到了昆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他的兴奋情绪又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后来，更加冷酷的事实，使他更是站在进步的年轻人一边，使他觉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诗，但他说：“诗是负责的宣传。”他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他把自己的诗人的力量，投入到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涛之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终于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作为一个诗人，一多先生写的诗并不比别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早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那篇文章里，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 一多先生死去快三十三年了，今天我写这篇追念我所敬佩的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回顾过去的三十三年，真是想后思前，感慨无尽！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我们这些不是诗人，但还是中国人的人，骨气还是要有的！在祖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也还会遇见各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的淫威”。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句话，永远以闻一多先生为榜样，无论在哪一种的黑暗淫威之下，都努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人民的力量 五四运动距离今天，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六十年来，“雨打风吹潮卷去”，当年参加过“五四”的人，现在所余无几了；即使像我这样与“五四”略微沾了一点边的人，健在的也不多了。既然与这场运动发生过一点关系，那么责无旁贷，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写下点什么。这里，我就以六十年前的那股劲儿，写一点我在“五四”六十年后的感想吧。 “五四”时代，我还是个“小”大学生，没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集会，也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犹如站在海边的人会感受到海的气魄和海的力量一样，处在这场伟大运动中间，我也感受到了它那磅礴的气势和雄浑的力量。那时，马列主义已经传到了中国，在十月革命炮声的震动下，奔突在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像岩浆一样喷涌了出来。学生走上了街头，工人、农民走上了街头，各界爱国人士也走上了街头。汹涌的人流，像裂岸的惊涛，冲击着军阀的残暴统治；“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划破令人窒息的黑暗，给中国带来了新生的曙光。人民，人民的力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回想“五四”那个时代，对比今天社会主义的新生活，真有两个天地之感。六十年来，我们祖国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但是，社会主义好，能不能说今天的一切都好了呢？ 还不能这么说。我永远忘不了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是的，前进需要砍倒拦路的荆棘，胜利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怎样排除障碍，战胜困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得更快一些呢？我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么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又是这么一股力量，一股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力量，这股力量再次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今后，我们还要依靠这股力能排山、势能倒海的力量，去夺取“四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外国朋友和我们的年轻一代，都有请人在纪念本上留言的习惯。近年来我常常给他们写下两句名言，这是我在几十年中所逐渐认识到的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两句话是： 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周总理：“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 是的，我们有创造世界历史的能力，我们是回答问题的历史的主人。我们的先辈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要做到每个人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以大局为重，在各自的岗位上，想四化，学四化，干四化，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四化上，为实现这个近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而拿出一股子拚命精神来。一个人的成绩也许看不大出来，但是九亿人民的努力合并在一起，对国家甚至于对世界的贡献，就不会很小了！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Ｒａｂｉｎｄｒａｎａｔｈ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是印度文化的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的热情诚挚的朋友。在他诞生的一一八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民，作为他的敬慕的读者，和他的部分诗文的翻译者，我向他献上我的最诚敬的怀念！ 泰戈尔的艺术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写有诗集五十本以上，长篇和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剧本二十余种，此外还有文学、哲学、政治论文、回忆录、游记、书简等著作，为数极多，同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和画家。 我接触泰戈尔的著作，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 我在一九二一年以后写的所谓“短诗”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着他的《离群之鸟》（ＴｈｅＳｔｒａｙＢｉｒｄ）这本短诗集的启发。 从他的著作中（虽然我没有全部读过），我深深地认识到他是印度人民最崇拜最热爱的诗人。他参加领导了印度文艺复兴运动，他排除了他周围的纷乱窒息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他们的疾苦，听取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有时也自己用英文译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散文和诗歌。 从他的散文、小说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印度作家是怎样热爱着自己的、有着悠久的优美文化的国家；热爱着这个国家里的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着这个国家的雄伟美丽的山川。从这些诗文的行间字里，我们看见了提灯顶罐、巾帔飘扬、神情抑郁的印度妇女，田间路上流汗辛苦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和波涛一同跳跃喧笑的印度孩子，以及热带地方的郁雷急雨，丛树繁花 我们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新中国成立后，我作为中印友协的理事，曾三次访问过印度，我还到过泰戈尔的故居，寂乡（Ｓａｎｔｉｎｅｉｋｅｔａｎ）的国际大学。瞻仰之余，我更深深地觉得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素朴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因此他的诗在印度是“家弦户诵”，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 中国人民对他是感谢和怀念的。一八八一年他写过一篇《死亡的贸易》，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一九一六年他在日本曾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行动。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又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诗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并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一九六一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他对于发扬印度文化和争取民族独立，对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曾编译出版过十卷《泰戈尔作品集》。我曾根据英文译本，翻译了他的诗集《吉檀迦利》（Ｇｉｔａｎｊａｌｉ）和《园丁集》（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剧本《齐德拉》（Ｃｈｉｔｒａ）；以及几十首的诗，和几篇短篇小说。我参加这项工作，不但是为了表示我对他的敬慕，也为了要更深入地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写作的艺术。 我没有会见过泰戈尔，一九二四年他访华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学习。回国后，听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说，“在泰戈尔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很留恋。在车子离开旅馆之前，我的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ｌｅｆｔ？）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ｍｙｈｅａｒｔ！）” 多么深情而有诗意的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也在这里献上我们对他的一颗敬慕的心！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序这部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是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少数民族文学编选组》的几位教师，为了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献礼而编选的，他们翻阅了《人民文学》，《新港》，《内蒙文艺》，《新疆文艺》，《边疆文艺》，《广西文艺》，《贵州文艺》等刊物，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专集，从中精选出包括二十个民族的三十七位作家的三十九篇作品。这部小说选是三十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一朵新花！观赏之余，我对于编者的辛勤努力，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文学体裁，如诗歌、戏剧、神话故事等是早已形成了，至于短篇小说的形式，却是解放以后才涌现的；就这部选集来说，除个别作家外，几乎都是解放后三十年中才拿起笔来写作的新人。他们是把从事文学创作和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同义语来理解的。他们一经拿起这个武器，就尽上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发挥这武器的作用！ 当我们展开这幅绚丽多采的生活画卷时，我们看到了充满时代精神的、我国各族人民所走过的光辉道路。在这道路上前进着的人物，个个都具有生动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气派。这些人物的背景更是奇伟壮丽；这里有青绿无际的草原，有万年积雪的高山，有连绵葱郁的原始森林，有秀雅玲珑的竹楼茅屋 在使人激动的人物和引人赞赏的背景之后，我们还听到了马啸、鹃啼、泉流、松响 而高出一切之上的，却是那对党和毛主席的颂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歌，和各族人民在集体劳动中的欢歌。 这三十多篇的作品，篇篇都充满了突出的民族性格，浓郁的本地风光。看完了这些作品就像到我国天南海北的民族地区作了一番巡礼，又像披阅了这些地区和人民怎样地从奴隶或农奴的痛苦生活，在党的指引领导下，奋起斗争而进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这对于我们广大人民在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上，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研究、观赏文学作品，必须读者自己去阅读，分析，别的人是很难代庖的。在这里我只提出几篇，如玛拉沁夫（蒙族）的《花的草原》，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普飞（彝族）的《辣椒》，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的《森林里的歌声》，陆地（壮族）的《一对夫妻》，谭良洲（苗族）的《拦路歌》，张承志（回族）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关庚寅（满族）的《“不称心”的姐夫》，李陀（达斡尔族）的《愿你听到这支歌》等等，都是很引人入胜的作品，其余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历史在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斗争的人民，也在不断地前进。游泳在生活的激流中的作者必然会在激流的浪尖上欢呼前进。我深信在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四个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的少数民族的一代新作者，在二十世纪之末，必将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初版。）《晚晴集》后记 这本散文集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之后的作品。 散文是我所喜爱的文学形式，因为它短小自由，可以随时随地挥写自己的感想；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之中，我连这种短小的文章也写不出来了，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才第一次迸出了我的哀痛的心声！这年的十月，粉碎了“四人帮”，一声霹雳，雨过天晴，山川又明丽了，空气又清新了，多年不见的朋友又相逢了，我心里积压的情感又涌到了笔尖。我写了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有在十年中死去的朋友如老舍先生等的文章。这本集子里忆悼的作品多了一些，恐怕也是自然规律，自己年纪大了，朋辈自然也多“老成凋谢”，再加上“四人帮”文艺专政的十年，雨打风吹，就更显得零落了。但是就在发现了在暴风雨中凋落的花朵之后，也发现了在润湿的泥土里萌茁的幼苗！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给我们带来了文艺的春天。我们都要向前看，我愿和我的健在的老友和新生的力量在一起，在文艺园地上继往开来，开出一个柳暗花明的局面！因为我们热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是需要几代的文艺工作者，来为它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的。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晚晴集》，散文、小说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初版。）三寄小读者通讯八 亲爱的小朋友： 节日好！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但是在这一春天里，我一刻也没有把你们忘掉，特别是看到春草绿了，春花开了，想到在春天里生气勃勃地锻炼着、学习着、工作着的我国的两亿小朋友，我对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总是充满着希望和喜悦。现在借着向你们祝贺节日的机会，告诉你们我最近遇到的很难忘记的一件事。 有一天早晨，我出去开会，因为是雨后初晴，这大院里的地上还是很滑的，我只顾低头看路，忽然听见前面有清脆的声音叫：“老爷爷，慢点走，等我来扶您！”抬头看时，原来是一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梳着双辫的小姑娘，正在追上一位老爷爷，扶着他的胳臂，慢慢地走过一段泥泞的路。 等到走上了柏油大路，老爷爷向她点了点头，她才放了手，笑着跳着向前走了。这时马路边有几个小孩子，正在围住一棵新栽上的小杨树使劲地摇晃。这个小姑娘走过去，不知道对那些孩子说些什么，孩子们都放了手，抬头看着她不好意思地笑着。她笑着拍了拍每个孩子的头，正要往前走，又看见马路上散落着一些纸片，那是走在她前面的那个男孩子边走边撒的。她就停下来，把那些碎纸一片一片地捡了起来，三步两步地追上前去，把这些纸塞在那个男孩子的手里。他们站在路边说了几句话，我也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看见那个男孩子先是低下头，后来又点了头，最后他们两人又说又笑地向前走去。 我想再跟她走下去，但是我开会地点和她要去的学校不在一条路上，我们必须分开走了。而我还是站在路口望着他们并肩走去的背影，久久舍不得离开。 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只在短短的几分钟里，短短的一段路上，她已经做了这几件好事，那么，在一天、一年、一生中，她该为人民为国家做多少好事呢？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而且坚信，只有现在的“三好”学生，才能胜任地负起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任务。 关于怎样能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小朋友们一定都听得很多，在此我就不多说了。因着那位小姑娘的启发，对于怎样做到工作好，我倒有点想法。小朋友们不但在家庭里和学校里有许多工作可做，而且在社会上也可以做许多工作。就像我看到的那个小姑娘，她在上学路上，就扶着一位老大爷走过一段难走的泥路；还说服了几个小孩子，要他们爱护绿化城市的树木；还帮助她的同学，要他爱护公共卫生和整洁的市容。 她不知道我跟在她后面，她不是做给我看。她的这些良好的表现是从她所受过的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里逐渐养成的。习惯成自然，她的良好的一言一行是多么自然，多么可爱。 小朋友，让我们都向她学习，一个小朋友每天做几件好事，那么两亿小朋友会做出多少好事呢？我们祖国面貌的日日更新，还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小朋友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像我所看到的这样闪光的儿童形象，不妨也写出来让我们互相学习吧！ 再一次祝你们节日快乐！ 你们的朋友冰心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２日创作谈 我从小就喜爱文学，但也一心一意地想学医，从来没有想到要走上写作的道路。 我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写作的，先是作为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写些宣传文字，发表宣传文字，这时奔腾澎湃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我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处处都有使人窒息的社会问题。我开始写了一些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之类，用“冰心”的笔名发表了。后来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作下去，理科的功课拉下了许多，我就索性转了系，改学了文科。 这以后不久，我又开始写《繁星》和《春水》，那是受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收集起我自己的“零碎的思想”，严格说来，那是不能算为“诗”的。 我在大学毕业后，一九二三年到美国留学以前的几天，开始写了《寄小读者》，那本是准备给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朋友们看的。北京《晨报》的编辑先生建议把它在“儿童世界”栏内，陆续发表。我比较喜爱散文这个文学形式，书信尤其是散文中最活泼自由之一种。我也喜欢小孩子。这就是我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写《寄小读者》，从一九五八年又写《再寄小读者》和一九七八年又写《三寄小读者》的原因。 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都因为那时我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对于自己周围的内忧外患，既感到悲愤和不满，又看不到前途的希望与光明，这造成了我的作品日渐稀少的原因。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我看到了党领导下的朝气蓬勃的国家，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我感到了“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以后还未感到的自由和幸福。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有了走马看花的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好几个友好国家和人民，关于这时期的见闻和感想，我都用散文写了下来。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文章开始，我又拿起笔来。粉碎了“四人帮”，给文艺工作者以第二次的解放。丙辰年清明的“四五”运动，又给我这个文艺老兵，以极大的鼓舞力量。我从来认为创作来源于生活，是时代生活的反映，同时创作必须从真挚的情感出发，抒真情，写实境，才能得到读者的同感与共鸣。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必须和前进中发展中的广大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广大人民之爱憎，成了自己的爱憎，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创作的视野，提高创作的境界，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我愿以此自勉，来赶上比我年轻的先进者们！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文学》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５日第４期。） 给下一代提供精神食粮——读复刊后的《儿童文学》近年来我的脑子里总在萦回着儿童读物的问题。似乎年纪越大，就越珍爱我们一生中所居住、工作、旅行过的地方——我们的社会、国家，甚至于世界。在我回忆着自己从儿童时代起，这几十年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在这漫长的道路上有什么东西在支持鼓励着我们不断地前进？这时，我就不能不想到维持我们身心健康的精美的精神食粮问题，我更不能不想到我们将来的国家主人——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应该给他们准备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使他们得以健康地茁壮成长，来承担起我们所未做过的伟大的事业，来完成我们所要达到的四个现代化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们为儿童准备的精神食粮中的一种——《儿童文学》，请老师、家长和儿童们来品尝一下，给我们提出改进的意见。 《儿童文学》创刊于一九六三年，它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诞生的，由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儿童刊物。它通过儿童喜爱的各种题材和样式的文学作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革命后代，同时也团结了儿童文学工作者。培养了许多新人。老作家茅盾同志，曾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读〈儿童文学〉》的文章，他满怀热情地以家长的身份，对儿童文学的作者们表示了感谢，也提出了要求。他衷心盼望为儿童写作的新人将不断出现，愈出愈多，为祖国的两亿儿童提供更多更精美的精神食粮。他的这篇文章，使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受到了很大的鼓励。 但是，刚刚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儿童文学》才出了十期，就被林彪和“四人帮”扼杀了。他们抡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斧，在文艺的百花园中劈头砍去，连《儿童文学》这棵柔嫩的幼苗，也未能幸免！刊物被诬陷为大毒草，许多作者遭到了打击迫害，培养青年作者的活动，被责为阴谋放毒。刊物被迫停刊了十年之久！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儿童文学》才得以和对精神食粮如饥似渴的两亿儿童重新见面。今年下半年起，它将正式改为月刊，实现我们多年来的愿望。这真是小朋友们的一件喜事。 最近，我以爱惜欣慰的心情，把在十年之后重新发行的几期《儿童文学》细细地读了一遍。我的春潮般涌起的感想，是说不完的！我看到有十年前为儿童写作的作者，现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深的体会，继续为儿童创作。更可喜的是涌现了创作儿童文学的一批新人，这些新作家在这十年之中，在痛苦，在思考，在发现。这些在“四害”横行时期锻炼出的新人的作品，是我们在十年之前所想望不到的。让他们来为两亿儿童烹调精神食粮，在我，是满意和放心的！ 这几期的《儿童文学》，总有几百篇作品，我不能详细地介绍了。如今我只提一些在我读完掩卷之后，脑中仍留有很深的印象的，来同大家谈一谈。 早已成名的作者，十年之后越写越深刻，越写越精炼了！ 像王愿坚的《伟大战士的足迹》（第一期）和白桦的《小溪奔向大海》（第七期），是反映老一辈革命家伟大事迹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主题鲜明，人物写得也好，好处在深刻、曲折而又流畅，读了使人敬仰低徊，不能自已！胡奇的《老玉米》也写得很好。老玉米这个孩子是个极其逗人喜爱的形象，他仿佛就是我身边的孩子中的一个。这篇故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短。现在的孩子们都忙得很，短文章可以使他们见缝插针，拿得起，放得下。同时，我认为短文比长文更不好写，剪裁洗炼，要用上不少的“匠心”。柯岩的诗《陈景润叔叔的来信》（第五期）我也很喜欢。看起来合理，读起来顺口，结尾也很有力。柯岩的诗，我一直就很爱读，尤其是她的儿童诗，活泼，带劲。 新作家的作品，有刘心武的《玻璃亮晶晶》（第一期）值得一读，作品写粉碎“四人帮”前后，同学之间感情的变化。 隔着玻璃，孩子的心灵是亮晶晶的，望到了二十三年后光明的未来。韩静霆的《捕蛇将军的后代》（第二期）给我们以新的知识。知识童话应该写得这样地有趣动人。李凤杰也是一位新作者，他的《诚实》（第七期）讲的也是“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故事，一个诚实的孩子怎样勇敢地保卫着他们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师。故事和文笔都很动人。再就是谷应的《阿灼的小刀》（第五期），这个故事里套着一个故事，显得造局很新颖。一个受过“四人帮”毒害做了坏事亟想改过而又不敢承认的孩子，听到了他所偷到的小刀的原主、藏族儿童阿灼，因为掩护红军而被敌人杀害的故事，终于感动得承认了错误。故事的发展是用孩子的几封信来叙述的，效果也不错。 最后，我还要提到几位老作家，像叶君健，金近，贺宜，刘厚明 也都为《儿童文学》写了童话、小说，他们是不需要我来介绍的。他们为儿童写作，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谈到童话，在第五期里共有十篇，儿童们的反应很好。在第四期还有七篇外国儿童文学。这些短篇十分适合儿童的需要，他们从故事里知道了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生活习惯。从阿根廷故事《一本字典》这段故事里，他们会为一个穷孩子做了好事而不敢让父亲知道，这个奇怪的情节而感到难过。还有英国作家写的《机器人福里戴》是篇科学幻想小说。儿童们对这种故事是最感兴趣的。第六期里有三篇散文和游记：张鸣的《漫游西沙》、开华的《草原猎狼》和杨明渊的《擒野牛记》。这些作品也会引起小读者们的兴趣和激动。 孩子们爱看的东西，大人们往往也会爱看，会谈论出他们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和希望。我们热诚地希望大人们也来看《儿童文学》，同小朋友们讨论讨论，给我们提出意见。我们复刊不久，该做而未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读者们对我们的评论，就是把《儿童文学》推向前进的巨大动力！致郭风① 郭风同志： 散文专号五册早已收到了，而且都被人拿去了！感谢你！ 你的好几封信，我也都收到了，人事劳劳，光阴草草，一直未得复你。现在正在开政协常委会，不久就开人大，同时又有许多外事活动，因为头晕，今天请了半天假，给你先写回信（中新社还未把“公报”送来，也不亟亟）。这里已有许多朋友看到《我的故乡》，一般反响还可以，已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讲些鼓励的话，这都是你这位大编辑督促之功！你还到过杨桥巷和花巷去替我“寻梦”，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机会自己去一趟！你的一些文章，散见在报刊上的，我都看到了，好得很，还要写下去，人的岁数大了，文章往往由绚烂渐归平淡，这是炼冶的结果，是个进步是否？文代会总得在人大以后开，那时等着你来。先寄上再版的《小桔灯》，附有插图，①郭风，作家。福建莆田人。１９３８年开始主编文艺刊物《铁鸟之群》。１９４１年到永安华安通讯社任编辑。１９４５年到福州改进出版社任《现代儿童》主编。１９４９年后，主要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１９５９年任福建文联常委，秘书长，《福建文艺》副主编。１９６０年起任作协福建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相继出版了《叶笛集》、《山溪和海岛》《红菇的旅行》等十多个集子。 后面又加上四篇《再寄小读者》，出版社给的书不多，因此我送的也不普遍。《榕树》丛刊的稿子，以后再说。我欠的债太多了，债主盈门，奈何？乡亲总会原谅吧！匆匆。祝笔健冰心六、五 文章的第６页第２行还有错字，是我自己记错了，我的外叔祖父大名是维宝，不是廷宝，有机会更正一下吧。我的童年 我生下来七个月，也就是一九○一年的五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着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衣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父亲四岁丧母，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时，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可见她在我们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她说上海夏天很热，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说我背上的那块蓝“记”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沿着黑色烤绸的边，看去既凉爽又醒目，母亲说她太费心了，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就是太素淡了。的确，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我又因为从小男装，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现在，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两三年中，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母亲谈到夏天夜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亲回到家来，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总是亲昵地称他为“萨统”。（“统”就是“统领”的意思，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朱总”、“彭总”、“贺总”差不多。）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记得有一次，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他笑说：“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问：“谁叫打？用什么打？”他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说： “绳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划着说：“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我着急地问：“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他摇头笑说： “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我问： “那就不疼了吧？”他说：“那就好多了 ”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妹妹，不几天就夭折了。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爬上床上去亲她的小脸，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我问妹妹哪里去了，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 一九○三——九○四年之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我们搬到烟台，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们到了烟台，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这一副对联，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本课文！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问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吗？”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集龚”的对联，是： 胸中海岳梦中飞 谢天谢地，因为这副很短小的对联，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四人帮”横行，我家被抄的时候，它竟没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 现在再回来说这所海军医院。它的东厢房是病房，西厢房是诊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门房里还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大概是退伍军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炉旁边，和他攀谈。西厢房的后面有个大院子，有许多花果树，还种着满地的花，还养着好几箱的蜜蜂，花放时热闹得很。我就因为常去摘花，被蜜蜂螫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给我上的药，他还告诫我：花是蜜蜂的粮食，好孩子是不抢人的粮食的。 这时，认字读书已成了我的日课，母亲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师，母亲教我认“字片”，舅舅教我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从“天地日月”学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动场地，我对于认字，就没有了兴趣，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冰心全集》自序中，曾有过这一段，就是以海军医院为背景的： 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我的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不久，我们又翻过山坡，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盖在山坡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是个四合院，住着筹备海军学校的职员们。这座练营里已住进了一批新招来的海军学生，但也住有一营（？）的练勇（大概那时父亲也兼任练营的营长）。我常常跑到营口门去和站岗的练勇谈话。他们不像兵舰上的水兵那样穿白色军装。他们的军装是蓝布包头，身上穿的也是蓝色衣裤，胸前有白线绣的“海军练勇”字样。当我跟着父亲走到营门口，他们举枪立正之后，父亲进去了就挥手叫我回来。我等父亲走远了，却拉那位练勇蹲了下来，一面摸他的枪，一面问：“你也打过海战吧？”他摇头说：“没有。”我说：“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他站了起来，扛起枪，用手拍着枪托子，说：“我知道，你父亲打仗的时候，我还没当兵呢。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的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这几句带着很浓厚山东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回想起来，住在海军练营旁边的时候，是我在烟台八年之中，离海最近的一段。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鱼雷，说是“海天”舰沉后捞上来的。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我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习，我非常尊敬而且羡慕那位乐队指挥！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渐渐地进入了角色！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 我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夜曾写过一篇叫做《海恋》的散文，里面有： 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 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由浓黑而银灰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 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就在这个期间，一九○六年，我的大弟谢为涵出世了。他比我小得多，在家塾里的表哥哥和堂哥哥们又比我大得多；他们和我玩不到一块儿，这就造成了我在山巅水涯独往独来的性格。这时我和父亲同在的时间特别多。白天我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念一点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也从营里回来，他就教我打枪、骑马、划船，夜里就指点我看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 一九○八年，我的二弟谢为杰出世了，我们又搬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来。 这所房子有东西两个院子，西院一排五间是我们和舅舅一家合住的。我们住的一边，父亲又在尽东头面海的一间屋子上添盖了一间楼房，上楼就望见大海。我在《海恋》中有过这么一段描写，就是在这楼上所望见的一切： 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 在这时期，我上学的时间长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主要的还是因为离海远些了，父亲也忙些了，我好些日子才到海滩上去一次，我记得这海滩上有一座小小的龙王庙，庙门上的对联是： 四海安澜 因为少到海滩上去，那间望海的楼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这房间算是客房，但是客人很少来住，父亲和母亲想要习静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 这时，我们家塾里来了一位女同学，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伴，她是父亲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儿名叫李梅修的，她比我只大两岁，母亲说她比我稳静得多。她的书桌和我的摆在一起，我们十分要好。这时，我开始学会了“过家家”，我们轮流在自己“家”里“做饭”，互相邀请，吃些小糖小饼之类。 一九一一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父亲得到李伯伯从上海的来信，说是李梅修病故了，我们都很难过，我还写了一篇“祭亡友李梅修文”寄到上海去。 我和李梅修谈话或做游戏的地方，就在楼房的廊上，一来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们的干扰，二来可以赏玩海景和园景。从楼廊上往前看是大海，往下看就是东院那个客厅和书斋的五彩缤纷的大院子。父亲公余喜欢栽树种花，这院子里种有许多果树和各种的花。花畦是父亲自己画的种种几何形的图案，花径是从海滩上挑来的大卵石铺成的，我们清晨起来，常常在这里活动。我记得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那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肄业，夏天就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他从烟台回校后，曾寄来一首长诗，头几句我忘了，后几句是： 忆昔夏日来芝罘照眼繁花簇小楼清晨微步惬情赏向晚琼筵勤劝酬欢娱苦短不逾月别来倏忽惊残秋花自凋零吾不见共怜福分几生修 小舅舅是我们这一代最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还拉我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组织赛诗会，就是：在开会时大家议定了题目，限了韵，各人分头做诗，传观后评定等次，也预备了一些奖品，如扇子、笺纸之类。赛诗会总是晚上在我们书斋里举行，我们都坐在一边旁听。现在我只记得父亲做的《咏蟋蟀》一首，还不完全：床下高吟际小阳笑尔专寻同种斗争来名誉亦何香 还有《咏茅屋》一首，也只记得两句： 久处不须忧瓦解雨余还得草根香 我记住了这些句子，还是因为小舅舅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做诗也解脱不了军人的本色。父亲也笑说：“诗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用词赶不上你们那么文雅了。”但是我体会到小舅舅的确很喜欢父亲的“军人本色”，我的舅舅们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们在赛诗会后，往往还谈到深夜。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我们就越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偷来看时，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 我们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赶紧送回原处。 一九一○年我的三弟谢为楫出世了。就在这后不久，海军学校发生了风潮！ 大概在这一年之前，那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到烟台海军学校视察过一次，回到北京，便从北京贵胄学堂派来了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学习。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着争夺一项锦标，一两年中蕴积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这一场风潮闹得很凶，北京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员郑汝成，来查办这个案件。他也是父亲的同学。他背地里告诉父亲，说是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亲是“乱党”，并举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员——其中就有萨镇冰老先生的侄子（？）萨福昌 而且学校图书室订阅的，都是《民呼报》之类，替同盟会宣传的报纸为证等等，他劝我父亲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父亲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递了辞呈。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 这里，应该写上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在这年的十月十日发生了！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１９７９年７月４日清晨年１月出版。）等待 我拿起话筒，问：“×楼吗？请你找××来听电话——我是她母亲。” 听到最后一句话，对方不再犹疑了。这位从未识面的同志，意味深长地带着笑声说：“她走了。她留话说，她还是和往日那样，回家去吃晚饭，她还会给您带‘好菜’来呢！” 我问：“她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她和她姐姐，还有她们的孩子，都去了，还带了照相机。” 我放下话筒，怔怔地站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不放心 我又放心，说到底，我放心！ 昨天晚上，我们最好的朋友老赵来了，说：他的一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 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祷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姥，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 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四十七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进了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春冰已泮，而丛树枝头，除了几棵松柏之外，还看不到一丝绿意！一阵寒冷寂寞之感骤然袭来，我们在水边站了一会，就在长椅上坐下了。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壮丽庄严的场面，唱出了一首首高亢入云的战歌 这时忽然听到了沉重的铁锤敲在木头上的声音，我吃惊地抬头看时，原来是几个工人，正在水边修理着一排放着的翻过来的游船的底板。春天在望了，游船又将下水了，我安慰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大雨之晨。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 我早年是想学医的，并没有想到要写作，更没有想到要搞儿童文学。我是一心一意地想学医，数理化成绩也不错。另外，我对汉文也并不十分喜欢。因为中学里的汉文课，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 后来爆发了五四运动。那年我十九岁，在女学界联合会任宣传工作，参加了这个伟大运动，因而，理科的功课，特别是实验室的功课旷了许多。同时我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就把五四运动经历的所看到、听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写成了几个短篇小说，在北京的《晨报》上发表。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求学，当时北京《晨报》开辟了“儿童世界”一栏，他们叫我在留美期间给孩子们写稿，这就是我写《寄小读者》的经过。 我在家时整天在孩子中间，家里我是大姐姐，我有三个弟弟，他们的朋友也很多，一群一群的到我家玩耍，多的时候达一二十个，我很喜欢他们，我为“儿童世界”写的《寄小读者》就是给他们看的。 我远渡重洋到美国后，又生病住了医院。在我孤寂清闲时，就很想家，想祖国，想亲人，也想少年朋友们，就更想给孩子们写东西。这个医院有一所儿童分院，我也有机会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并写了他们。出院后，几乎与孩子们隔绝，没有生活，只好写点自己抒怀的东西，写到后来，觉得不成功，也就没有继续下去。 《再寄小读者》写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当时在作协开了一个会。作家们互相挑战，有的说要在一年里写出几个剧本，有的说要写几本小说，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就来一个《再寄小读者》吧！”我满口答应了。 一九五八年前后，我出国的任务比较多，就觉得我应该给广大的孩子们写些国外的见闻，来增加他们的知识和对于外国的了解。因此，《再寄小读者》的内容，大都是反映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以及外国的山川人物，其中也有反映我们祖国社会新风貌，和我自己的新感受。 《三寄小读者》是写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为儿童写作的意义，也愈来愈明确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不能写，也不敢写，更没有兴趣写。现在不同了，在拨乱反正、人心思治的形势下，我们九亿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挺进，而我国今日的两亿儿童，正是二○○○年的生力军和主人翁。 这些孩子是刚从“四人帮”一手造成的黑暗、邪恶、愚昧的监牢里释放出来，来接触清新的、耀眼生花的民主与科学的光明、善美、聪慧的空气和阳光！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来珍惜和培育这些蓓蕾，一面扫清余毒，一面加强滋养，这无比艰巨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上，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时机，勇敢而愉快地担负起这无比光荣的责任。我的能力和岁月都很有限，但是瞻望将来，我觉得我必须为创作儿童文学献上我的全部力量！ 搞儿童文学要不怕别人讥笑、议论。有人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儿科”、“下脚料”来对待，这是不对的。其实，“小儿科”在医院里是最难的一科，因为病人不会对你说他的感觉。 因此儿童文学也是最难写的。有些作家把儿童文学当作敲门砖，写成功了一些，就跳到大人文学那儿去。我是替这些人惋惜！我一直觉得给孩子们写东西很快乐。有些中年、青年人对我说：“我小时候就看过你写的东西。”有的人还对我背诵我写的文章中的一些词句。我听后总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虽然没有写好，而他们并没有把我没有写好的东西忘掉！ 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们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平起平坐。你要是不喜欢孩子，而勉强去写，你就不会写出能使孩子们感动的东西来。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担子真是不轻呵！ 有人开玩笑地问我：“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有一颗童心？”有人还称我是“母爱专家”。就此，我还联想到有人把“童心”、“母爱”、“人性”当作儿童文学的禁区。什么叫“童心”，什么叫“母爱”、“人性”，我也说不清。但我认为，搞儿童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要有人的感情，要写出人的性格。这根本不应该是禁区。“母爱”，写你自己的母亲对你的爱。当然可以写，现在写这样文章的人不多了，很可惜。我们不要回避“母爱”，不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拿它当作人生哲学。我过去错误地认为天下的母亲都会爱天下的孩子，其实不然，爱是有阶级性的。有一次，我曾看见过爱自己孩子的母亲，毒打一个小丫环，我才明白了，爱是有阶级性的。 要描写孩子，必须要了解孩子，接近孩子，尊重孩子。小孩子的特点，既有共同的，也有个别的。即使同一个父母所生，也不一定有同样的个性。比如在家庭里，爷爷奶奶爱最大的孩子，而父母则爱最小的。中间的往往很乖，要是不乖，就不容易适应环境。所以说，要了解儿童心理，你一定要接触儿童，熟悉儿童，要尊重他们，了解他们的自尊心，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玩具，也不要随便和孩子们开无意义的玩笑。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接近你，做你的朋友，向你交心，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同志叫我谈谈如何提炼主题，组织情节，我随便地谈一谈。解放以来，我写作中碰到的最费劲的一篇文章就是《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我改了七八次稿，我和毛主席没有个人接触，连握手也没有过，只有在会议厅里见过他，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我都读了，他对于中国人民所作的丰功伟绩，太大太多了。我不知从何写起！于是我只好从远距离来看，想想毛主席哪句话最感人。我深深感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第一次把人民当作人。我给外国朋友题词，常常引用毛主席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时，全国并没有乱，因为有广大人民作党中央的坚强后盾！这证明了毛主席对于人民的评价，是一条千古不灭的真理。 谈到想克服短篇小说一般化问题，我认为还是必须深入生活。只有深入了生活，从生活中寻找你所描写的人物和主题。一句话，一切从生活出发，就不会一般化。同样两个孩子，由于家庭环境、条件不同，由于作家性格不一样，所写的作品也不会一样。为什么出现一般化，一句话：还是没有生活。 创作儿童文学作品，还要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儿童最富于幻想，所以我们写东西要写出儿童心中美好的幻想来。只有这样，儿童们才喜欢看。做到这点也并不难，关键还是要接触儿童，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我不会做报告，以上都是回答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初版。） 谈谈《蚂蚁铺路》和《给鸡打针》看了几十篇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少年作文比赛的文章，觉得每篇都有它的好处，若是每篇都介绍一下呢，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那样做。现在只能挑出我看过之后印象较深的一两篇，来谈谈我的读后感，这两篇就是北京四中初一王强同学写的《蚂蚁铺路》，和昌平县大面SB屯小学五年级吴英剑同学写的《给鸡打针》。 这两篇文章都不太长，而它们的题材很新颖，思路很流畅，结构很谨严，写情写境也很真实，使人极感兴趣地一口气地读了下去。 《蚂蚁铺路》是从一群小朋友在月光下看见蚂蚁爬树而注意到蚂蚁的活动引起的。小朋友们对于昆虫的活动，尤其是集体的活动，最感兴趣。我自己小的时候，看蚂蚁搬家或打仗，就会在地上蹲一两个钟头，而引出种种感想。这篇文章里是讲小朋友们看见蚂蚁成群结队地爬树，有人就想法堵住它们的去路，于是用胶水在树腰涂了一圈，蚂蚁在上面的下不来，在下面的也上不去，就乱做一团。一只比较小的蚂蚁闯了上去就粘上了，而拼命地挣扎着，亏得有小妹妹小梅把它捏起放在地上 其他的蚂蚁却有秩序地都往回走。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看到昨晚树上涂过胶水的地方，却有一条沙子铺成的路。原来在下面的蚂蚁运来了沙子，铺成了使伙伴们能够脱出困境重返家园的一条路！作者被它们百折不挠团结一致的战斗精神感动了，他“忽然觉得树干上这条窄窄的沙子铺成的小路，好像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下面他又联想到“ 美好的共产主义的建成需要铺路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平坦的”，也会遇到许多险阻，“但是，只要我们有蚂蚁铺路的精神，一定能够铺出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通篇一口呵成，紧紧抓住蚂蚁铺路这段事情，全神贯注地写下去，从一件很小的事，得到很大的教育，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写法！ 《给鸡打针》里的这个“我”，是很关心集体的，他听见前院鸡舍里嘈杂的声音，就赶忙去察看。当兽医和饲养员招呼他帮忙逮鸡来打针的时候，他也欣然接受了，但鸡舍里的臭气使他感到恶心，而逮起鸡来，也更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段描写得很好、很真实，“当我接近鸡群下手要逮时，鸡群‘轰’地一下子炸了营，乱飞乱撞。鸡毛、尘土全被卷了起来 鸡屎、尘土弄了我一脸，呛得我喘不过气来。飞起的母鸡在我头上乱碰乱撞，有一只母鸡竟在我头上落了下来，蹬了几下，又飞走了，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一段在昏暗狭小鸡舍里逮鸡的困难情景写得十分逼真。下面还写他突然一滑，坐在地上，裤子上和双手上都沾满了鸡屎，“我的脸上流淌着汗水，用手擦擦汗水，汗水和鸡屎混在一起，更加腥臭难闻。”这对于一个没有当过饲养员又爱干净的孩子，的确是一种考验，但是他听了饲养员的一席话，想到这群鸡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如果不给鸡打预防针，染上了病，就是很大的损失时，他就不管这些了，他终于把几百只鸡都送到兽医的手里，完成了给鸡打针的任务。最后他写“当我走出鸡舍时，满天的星斗显得格外明亮，它们不住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对我微笑，又像在跟我说什么，我心情愉快地朝家走去。”我认为这个结尾也写得恰到好处。 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问我作好文章的方法，我一直认为只有写真实的事物和感情的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也只有写真情实境的文章，才能活泼生动；因此作文既不能模仿抄袭，也不可矫揉造作，把真情实境自自然然地叙述下去，又能以小见大，像以上的这两篇作文那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著都翻译过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文，他可翻译英法名著，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我自己能够阅读原著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著中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著。 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的名著，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青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 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做好现代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工作。“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就是严老先生提出的，但要达到这三条标准，就非得把中外语文都学深学透不可。 我还要提醒青年人，“博览群书”决不等于“闭门读书”，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把我们的学习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和努力就没有了目标，我们自己就成了空头的学问家。还有，身体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健康的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学习。德、智、体三者本来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相防相克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 当我收到今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翻起书来看文章目录，赫然地发现有黑体字的《正红旗下》老舍的长篇连载字样，顿时使我仿佛看见老舍先生复活了，又在案前奋笔疾书 。我连忙翻到了页数，一口气读了下去。 编者告诉我们说，老舍这篇自传体的遗著共十一章，八万多字，看来仅仅是开头部分。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但夺去了老舍先生的生命，而且使这部有特殊价值的作品也遭到了夭折 我兴奋而又感慨地、断断续续地看了《人民文学》的三、四、五期，还没有看到他把开头部分写完，因为他还没有写 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没有写到他的贫穷的家也惨遭洗劫，不满周岁的作者，幸而被扣在一只空箱子底下，没有丧失了小小的生命！现在老舍先生死去了，这故事如何发展，我们永远也读不到了，这真是千古遗恨呵！ 这篇《正红旗下》和老舍笔下的解放前中国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愤激，充满了哀愁，而这愤激和哀愁又都用他惯用的尖刻和诙谐的笔法描述了出来，使人读了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觉。这个长篇最动人之处也就在这里！ 他说：“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他从这“来历不小”的“小子”的降生写起，描述了围绕这一个穷旗兵家庭的一切，连带着描画出当时的“旗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对于“生活艺术”，——“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对于衣、食、住、行的想法、看法、做法，写得入木三分。他们都“关着钱粮”，都有“铁杆庄稼”，都会吃喝玩乐，还都爱面子。他引他大姐夫的话： “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他们逢年过节，做寿、办满月、玩鸟、养蝈蝈儿，都舍得花钱，“办婚丧大事的人，往往倾家荡产。”还有风俗习惯上的如“都尊敬姑奶奶”，“儿媳的身份就和女仆差不多”等等，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老舍不但会写人，而且会写景，他笔下的当时北京的春天和秋天，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写不出它的可爱和可厌之处。 凡此种种，我也不能多引了。总之，读者一定要自己去找这篇巨著来看看，才能尝到作者挥毫时的辛酸意味！ 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老舍先生用他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以活泼动人的情节写出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一条真理，就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而老舍自己，由于出身在清皇朝“残灯末庙”时期的“穷旗兵”的家庭，对于同受剥削压迫的汉族人王掌柜，回族人金四叔，都有着休戚与共、甘苦相关的深厚阶级感情。他写王掌柜的体会时，是这样说的： 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 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且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 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了他们的朋友 他们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做朋友。 他还用他二姐的口气说：“像王老掌柜与羊肉床上的金四把叔叔，虽然是汉族与回族人，可是在感情上已然都不分彼此，给他们洗洗做做，并不见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大伙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儿，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 ”老舍先生说：“到后来，我懂了点事的时候，我觉得二姐的想法十分合于逻辑。”这逻辑就是：“一般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因此，在老舍的满月那一天，卖苦力吃饭的汉族的王掌柜，送来了一对猪蹄，使他“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 因为呀，他是汉人”。还有回族的金四叔送来了两吊钱，祝他长命百岁，使他“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多么深厚的民族之间的阶级感情呵！同受剥削、同受压迫的人民之间“互相友好”，是“谁也挡不住” 的，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所说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主要因素！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三寄小读者通讯九 亲爱的小朋友： 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正是北京晴空万里的秋天。窗外灿烂的阳光穿过杨柳的浓荫，射来一层层淡烟般的光雾！多么好的天气呵！我怀着无限欢悦和爽朗的心情，来给我的久违的小朋友们写这一封信。 这一夏天，我没有给你们写过一个字，但是我知道全国有许多小朋友，在祖国的山巅海隅过着夏令营的生活，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知识。其他的小朋友也在此长期的休假中，做了些有益的户外活动或游戏，看了些长篇的小说或读物。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小朋友假期生活中的一切，都使我满意、欢喜。 “四人帮”打倒了之后，在小朋友们的学习生活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你们不但努力学习，还养成了爱看课外书籍的习惯，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但同时我也觉察到有的小朋友比较重视读书而忽视体育，个别的还把文化学习和体育运动对立了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你的身体柔弱，无论你书读得多好，学问多深，将来工作起来也没有精力。处顺境时既会感到力不从心，处逆境时更会感到消沉颓丧，这对于现在我国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大好形势，是极不相宜的。 我不妨把我自己少年时代关于看书和室外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说给小朋友们听听。 我从小是在山边海隅长大的，在山路上骑马或在浅海上划船，都给我以最大的快乐。就感到和大自然接触，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的阳光下，总使人心胸开朗，精神振奋，学习起来头脑也加倍清醒，学得快也记得牢。但在风晨雨夕，我出不去的时候，就关起门来找书看。那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多少儿童读物，我在大人书架上所能找到的小说，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英国作家迭更斯写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述》，等等。我一口气看了下去，坐久了，眼力用多了，就觉得精神恍惚、天地异色！特别是看到书中人物受折磨、受苦难的时候，如《水浒》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块肉余生述》中，孤儿大卫受到后父凌虐的一段等等，我就伤感抑郁，不能自已。这时候，我就赶紧放下书本，跑到户外去，让天上的雨丝风片，来洗掉吹散我的愁绪，来恢复我的精神。 小朋友比我小时幸福多了，你们现在不但有许许多多的儿童读物，可供你们翻阅，而且也不像我小时没有过学校生活以前，只能单独地在户外活动。你们在学校里的体育课是集体活动，可以训练整齐严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班际、校际比赛中还可以培养出团结合作，勤学苦练的良好作风。这巨大的效果，在二十年后，你们做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时，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那时你们就会满意地说：亏得我们小时候，积极参加了健康有益的活动，使得我们胜利地对抗了资产阶级的东西，锻炼了意志，坚持了学习，才有这么多的精力，来为人民作出应有贡献！ 话就讲到这里吧，祝小朋友们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 我这一生中，没有在上海呆过多久，但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因为它的一切都和我心幕上的亲爱的人的面庞，联系在一起！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曾跟着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住过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么地区，但那两楼两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高的大门，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区，是冒险家的乐园，街市旅馆，喧闹不堪。我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再次赴美，从上海上船，这时我住在新亚饭店，因为这间饭店，曾划出一层楼来，专给不打牌，不摆酒的客人居住，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难能可贵的！我给这饭店题签名本时，曾写着说，“因为有了新亚饭店，使我不怕再经过上海”。 也就是这时候，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在他家里做了极好的福建菜，给我饯行，就在这次的席上，我会见了我所尊重而未见过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话说回来吧，一九二七年，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工作，测量局在华界，我们的家就住在徐家汇，和父亲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时我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只在年假暑假，才回到上海去。这时期，也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只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汇家里，会见了我的小弟弟的朋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这是我和他们结交的开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亲在上海逝世了。我们议定不把她的遗骨运回福州，而把她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抗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北平逝世，解放后他的遗骨也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因为：“上海是中途，无论我们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国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参拜。”现在听说虹桥公墓已经迁徙，父母亲的遗骨也不知道迁到哪里，但是我的心却仍旧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它是整齐，宁静，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庄严！我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和六十年代的初期，陪日本女作家松岗洋子和三宅艳子两次南下参观的时候，都住过上海的上海大厦（前百老汇大厦），和平饭店（前华懋饭店），和锦江饭店等，这些饭店现在都是很安静而又整洁。我陪日本朋友参观了上海的少年宫，参拜了鲁迅墓 这其间，我的朋友靳以和巴金还陪我去逛了豫园，参观了园内的点春堂，那本是小刀会的驻扎地。我们在九曲桥上徐步，他们给我介绍了上海解放前后的许多奇险而壮丽的人民革命的场面和事迹。他们还请我到城隍庙吃酒酿圆子和面筋百叶，据说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小吃——这些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此外，我还短期地经过上海，看见了许多我所爱敬的亲朋，这蜻蜓点水般的波纹，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荡漾。上海，的确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热切的希望 我没有能够自己参加这个“儿童文学创作座谈”的盛会，但是我翘望南天，能够想象有五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济济一堂，热烈地讨论如何为新时代儿童写作的盛况。我从心底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翁们——我国两亿多的儿童们欢呼，高兴！ 我十分同意上海师大附小倪谷音老师的建议。倪老师要求作家同志们多写一些描写有新时期特点的少年儿童形象的作品，为我们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她说，我们现在找来找去只找到铁木儿、张嘎、海娃、刘文学 虽然这些是少年儿童可以学习的榜样，但毕竟是以前时代的，我们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教育工具”而苦恼，请多写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吧。 作为小读者的家长，我愿在倪老师的建议书上签上我的名字！ 现在写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是不少的，例如我最近看到的，在这次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短篇小说征文中，就有几篇时代气息很浓，孩子大人看了都会感动的作品，如杭州市张微同志写的《他保护了什么》，北京夏有志同志写的《买山里红的孩子》，和北京罗辰北同志写的《一张电影票》等等。我觉得以有新时代特点的儿童形象，作为题材，不但可以写短篇，也可以写中长篇，因为儿童文学的中长篇，总要比写给大人看的短小简练一些。 孩子们真的太需要中长篇小说了，我发现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在认识了一两千个汉字以后，就开始在大人的书架上，寻找长篇小说看了。他们的求知欲是那样地旺盛，一旦掌握了文字这个工具，他们就感到短篇的东西，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我们自己十一二岁，甚至比这年纪还小的时候，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吗？ 我们的确更加欣赏和我们的生活更吻合的作品，从我们熟悉亲切的生活中来的正反面人物，我们对他们的爱憎就更强烈一些，对人物周围的环境也更了解一些。但在我自己的儿童时代，的确没有这样的作品，我所寻找到的短篇的只有《聊斋志异》，长篇的只有《西游记》。 但是在一九五三年，一位初中一年级的小朋友，曾给我以启发，他对我说他最爱看《西游记》。我问他是否每一段故事，包括章回首尾的诗词，和中间的比较艰深繁缛的战斗描写，他都看得懂？他笑着说，“遇到这些地方，我就跳过去不看了。我看的只是他们师徒四人一路走去，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惊险或有趣的事情，这就总引着我继续看下去 而且孙行者和猪八戒这两个‘人’写得多活，简直就像我们有些同学那样！”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写了《陶奇的暑期日记》，以陶奇为线索，写了她的周围在这一暑期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写实际生活，还有作者的世界观来引导，有了正确的歌颂和批判的标准，这作品才能收到像倪老师所说的“为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的效果。 在这里，我不谈什么“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和“必须热爱孩子”等等儿童文学作家尽人皆知的起码的常识，但从现在的儿童中长篇小说中，以学校生活为题材的仍是少数这个事实看来，没有“深”入生活，和不探求儿童的兴趣所在的作者，还是有的，抄袭模仿的东西，孩子们是不爱看的。 七十年代的书中人物，讲着四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话，干着四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事，孩子们的批语是：“假的，没劲！” 学校是新时代儿童聚集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特征像万花筒一样，千般万种，色彩鲜明，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同，个性特点不同，在目前这一段时期里，他们身上有的还带着林彪、“四人帮”时期的余毒，又有了大大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迫促，各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的环境，都给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反应和感受。这里面，可写的东西就多了，生活在招手，作家们怎么样呢？ 我对于我们的中青年作家抱着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是最多产的一代（中年的如刘宾雁同志这一代，青年的如刘心武同志这一代——虽然拿五四时代在二十岁左右就大胆提起笔来的人看来，他们就是老年和中年人了），过去二十年，十年的压抑、混乱的生活环境，把他们锻炼得更成熟更智慧了。 他们痛切地回顾过去，就不能不热烈地瞻望未来，他们一定能为现代新儿童写出我们所看不到和想不到的、有深度和广度的有益于现代祖国儿童健康成长的中长篇作品来！ 那么，我这个老人，是否就撒手不管了呢？也不是，我们也有自己可以写给儿童看的东西。儿童的食物有多种多样，他们吃着富有营养的三餐，他们也爱吃些点心和零食，有时还需要吃点“药”！不论是点心，是零食，还是药，我愿贡献上我微薄的一切。追念罗莘田先生 北京语言学会议决定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并约他的生前友好，写纪念文章。在被约之列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限的哀戚。 罗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将二十一周年了。这二十年之中，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在一阵动荡漂摇之后，像莘田先生和我这样的“世纪同龄人”，已所余无几了。而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对于祖国有着最大的希望的话，还是从和我一般大年龄的人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还健在，这棵雪后挺立的青松，将对我说出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这个时期的事情，比如说：在他病中我们去探望了没有？他的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四十余年前我们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他先认识了莘田先生。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从青岛开会回来，告诉我说：“我在青岛认识了一位北大语言学教授罗莘田，我们在海边谈了半天的话 ”我知道他们一定谈了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因为文藻这个人若不是谈到专业，而且谈得很投机的话，他和人的谈话，是不会谈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来，还是抗战军兴，北京各大学南迁以后。一九三八年，文藻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尤其是自称为“三剑客”的郑天挺（毅生）先生、杨振声（今甫）先生和罗莘田先生。罗先生是北京人，对于我们家的北方饭食，比如饺子、烙饼、炸酱面等，很感兴趣。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回忆回味他的故乡的一切！ 第二年，我们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去的时候，他更是我们的周末常客。呈贡是一座依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 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莘田先生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我们家孩子们的保姆——富奶奶，也是满族——那时还兼做厨娘，每逢她在厨下手忙脚乱、孩子们还缠她不放的时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说：“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到山上玩去！”直到现在，已经成为大人的我们的孩子们，一提起罗伯伯，还亲昵地称他做罗奶奶。 莘田先生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早有定评，我是不能多置一词了。而他对于他的学生们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的。当我们住在昆明城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到“三剑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里，书桌上总摆有笔墨，他们就教给我写字。这时常有“罗门弟子”如当时的助教吴晓玲先生、研究生马学良先生等（现在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友）来找莘田先生谈话，在他们的认真严肃而又亲热体贴的言谈之中，我看出了他们师生间最可贵的志同道合的情谊。吴晓玲先生曾对我讲过：在四十年代后期，莘田先生在美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就是讲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自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却听不得别人对于他学生们的一句贬词。我曾当着莘田先生的面对文藻说：“我知道怎样来招莘田生气。他是最‘护犊’的，只要你说他的学生们一句不好，他就会和你争辩不休 ”莘田先生听了并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来。他是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老师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莘田先生每到重庆，必来小住。我记得我曾替他写的一本游记《蜀道难》做过一篇序。如今这本书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从日本归来，莘田先生是最早来看望我们的一个。他和我们的许多老友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舒畅和快乐的气氛，给我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话再说回来，像莘田先生那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工作、热爱给中国带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考验之后，在拨乱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会有一番充满了智慧而又乐观的话，对我们说的。我们从他在我们心幕上留下的一个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不朽的形象里，已经得到了保证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张洁小说剧本选》序 北京出版社的编辑约我为张洁同志的第一本集子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我对“张洁”这个名字发生了兴趣，是从看到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里她写的《有一个青年》开始的。我觉得她笔下的这个青年，似乎是我所熟悉的“野蛮”而又可爱的大孩子之一。这个大孩子因为得到了“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的关注和指引而奋发上进的故事，看了使我安慰、喜悦。同时，这个青年之所以得到这个姑娘的关注，还是因为她看出了他在那“粗鄙的没有教养的行为后面，还有一颗追求向上的心”。 张洁以满怀的对这个时代青年的爱护和同情，写出了下面的十分沉痛的话： 在十几年前就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