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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阿敏举证 1998年9月29日，税务调查人员向涉嫌偷逃税的歌星毛阿敏举证的听证会，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 嘉兴市是著名的丝绸之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间里很多镇都大办丝绸纺织印染厂，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杭州、嘉兴、湖州这一带养蚕业同邻省江苏省的养蚕业展开了剧烈的竞争，曾在两省相邻的地域多次引发过蚕茧大战。近代史上，嘉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先在上海举行，以后又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开完的。所以，南湖之船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要象征之一。更加之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多有骚人墨客的题咏，所以，嘉兴市也堪称一座名城。 金秋时节的嘉兴市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听证会是在一间可容几十名听众的会议厅举行的。听证会开始时会议室早已座无虚席。 为什么向毛阿敏举证的听证会要在嘉兴开？这是因为，嘉兴市是税务机关所指定的毛阿敏涉嫌偷逃税的违法行为发生地。 听证会开始后，调查人员首先指控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即纳税人毛阿敏同8个扣缴义务人共同偷税的事实。之后，税务调查人员对毛阿敏同扣缴义务人共同偷税行为一一进行举证： ——在江苏省连云港演出中，毛按假合同申报纳税的申报表和完税凭证； ——在河南安阳演出中，毛同安阳电视台签订演出收入5000元的假协议； ——在浙江义乌的演出中，是按假合同征收毛税款1000元的完税凭证； ——在四川乐山演出中，毛与乐山电视台签订的演出报酬1.6万元的假协议； ——在浙江江山演出中，有毛阿敏签字的收入3000元的虚假纳税申报表； …… 税务机关认定，毛阿敏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税法有关规定，毛同扣缴义务人共同构成偷税，税务机关拟对毛处以所偷税款3倍的罚款，共计81.33万元。 调查人员指控结束后，毛阿敏的代理人即北京谢朝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谢朝华、陈凤山，就调查人员提出税务违法事实及相关问题进行陈述和申辩。代理人认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毛阿敏的税款应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毛阿敏不负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代理人申辩道：在本案中，毛阿敏取得的是合法的税后收入，偷税责任应由具法律责任的扣缴义务人承担，毛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并认为税务机关将纳税人毛阿敏作为处罚对象是错误的。 针对毛的代理人的申辩，税务调查人在答辩中指出：毛同扣缴义务人共同实施了偷税行为，偷税责任理应由毛和扣缴义务人共同承担。根据税法规定，毛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作为纳税人，毛阿敏应取得全部收入足额的完税凭证才算完成了纳税义务，共同偷税所偷的税款是毛阿敏的税款。对于共同偷税中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之间收入如何分配，以何种形式负担税款，不改变共同偷税的本质。毛阿敏通过扣缴义务人共同签订假收入合同，填写虚假的纳税申报表和报告表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依照《税收征管法》，其行为已构成偷税。 在最后陈述阶段，毛阿敏的代理人认为，对毛的处罚过重。代理人称，退一步讲，即使偷税是毛同扣缴义务人的共同行为，对双方处罚的轻重程度，应该是扣缴义务人重于纳税人，或两者一致。现对扣缴义务人的罚款是1倍，而对纳税人的罚款是3倍，使当事人难以接受。 税务调查人对此作的说明是：毛同扣缴义务人共同偷税，法律责任应当共负。对毛阿敏处以较扣缴义务人重2倍的罚款，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毛在1989年因偷税被税务机关进行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偷税；毛此次偷税数额巨大，涉及地区广，影响很坏；毛在税务机关对其进行税务调查期间离境，对抗调查和逃避法律责任。 毛的代理人在听证会上还说，毛阿敏通过其代理人表示：对自己签订假合同的行为追悔莫及，并借此机会对自己的行为向大众表示深深的歉意。与此同时，毛的代理人还说，毛希望通过这次听证会能辨明有关责任，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能被税务机关采纳，她将继续行使法律赋予她的权利。 在1989年曾因偷税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过的毛歌星，因何再次涉嫌偷税被税务机关再次行政处罚？ 毛阿敏是如何因涉嫌偷税被阻止出关，又如何潜出境外的？ 毛阿敏此次偷税是如何被察觉和被查处的，偷税数额有多大，具体偷税的手法、情节怎样？ 为什么每年必参加春节晚会和其他大型演唱会的毛歌星，从1997年以来，再也不见露面？ 毛阿敏潜出境外后，本人或通过其代理人又因何多次向媒体表示，她不存在偷税问题，甚至连被阻止出关这件事的本身也加以否认呢？ 毛阿敏潜出境外后，虽多次声称要在大陆一些城市举办演唱会，但却始终“只见楼梯响，不见其身影”，为何不敢回大陆来？ 直至听证会上，毛阿敏通过代理人，一方面对同扣缴人订假合同追悔莫及，一方面又声称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能被税务机关采纳，将继续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她到底还有何动作？ 要解开以上谜底，说来话长，容作者向广大读者一一拨开迷雾，让事物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吧！ 对于首都机场，毛阿敏熟悉得像在自己家一样。她没想到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她把机票及有关证件递给边防检查人员，一位边防官员接过来，看看说：“你不能出境了……” 1996年6月8日，这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这一天依然是北京夏季常有的晴天，晴空远阔，看不到一丝云彩。太阳火辣辣地烘烤着大地，连年久旱的首都，显得干热干热，连路旁的树叶也有些打蔫。每周的双休日已实行一年多了，人们对实行双休日刚开始的那种新鲜感兴奋劲儿好像已淡化了不少，马路上的汽车流和自行车潮比平时明显减弱。也可能是燥热的天气使得人们懒于外出的缘故。 (二） 歌星毛阿敏打算今天从首都机场飞回香港。 毛歌星在紧靠北四环的亚运村有一套起居室，每次来北京她都住在这里。 这儿离机场不远。特别是号称“国门第一路”的机场高速公路通车后，从她的住所到机场既顺畅又快捷。今日的北京打的士很是方便，更何况她是有人开车送行的，当然更不用慌忙。 计算好了途中及办手续的时间，毛歌星卡着点出发了。此刻，她正飞驰在“国门第一路”上。两旁，她所熟悉的树木、花草、高楼大厦和各种内容的巨幅广告牌，都从她眼前掠过，飞速地向后退去。 坐在空调开得很足的轿车里，毛阿敏似睡非睡地斜倚在车座的靠背上。她此时的心情很好。虽然前几天有些身体不适，但调养几天后已经完全恢复了。更主要的是，这次一回到大陆，同以前每次的情况一样，不断有一些她所熟悉的中介人牵线搭桥，有好几处约请她去参加商业性演出。这使她精神振奋。 熟悉这位红歌星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她自1992年从上海红古路的住地注销户口而移居香港之后，一直是频繁地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她如此穿梭般奔波忙碌，当然主要并不是探亲访友，而是为了在大陆那一次又一次、一场又一场的收入丰厚的商业性演出和有时候应友人之请的近乎义演或就是义演的演出。每当一想到眼下自己仍是大陆最走红的歌星之一，而且身价依然在看涨，就不由得心旷神怡、傲然自豪。 的确，她完全有理由感到高兴。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现实：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陆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飞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艺界放开搞活以后，艺术也越来越商品化，在剧烈的市场竞争的推动下，一些走红的影星、歌星、笑星，也包括一些有影响的节目主持人，都是忽地身价百倍。对此，毛阿敏本人是亲身体会到了的。 她当然不会忘记，80年代的中期，那时她还是刚露头角的小星，一场演出下来，多则上千元、最多几千元，少则几百元。眼下是什么行情，她的一场演出报酬，早已涨到四五万！六七万！！甚至八九万！！！ 对此，广大群众虽议论纷纷，深感心里难以平衡。但歌星、笑星、影星们则大多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好比到商店买东西，名牌自然价高。再说，我有要价的自主，你有还价的自由，成交是彼此都愿意的结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有什么心里平衡不平衡！ 正是受这种水涨船高的推动，像毛阿敏这类明星身价虽然天天看涨，依然是忙得不可开交。 比如，在大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少城镇越来越时兴举办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名目繁多的“节”，诸如“樱花节”、“琼花节”、“牡丹节”、“荷花节”、“菊花节”、“梅花节”、“银杏节”、“葡萄节”、“苹果节”、“烟花节”、“风筝节”、“服装节”、“大佛节”歌星毛阿敏打算今天从首都机场飞回香港。 毛歌星在紧靠北四环的亚运村有一套起居室，每次来北京她都住在这里。 这儿离机场不远。特别是号称“国门第一路”的机场高速公路通车后，从她的住所到机场既顺畅又快捷。今日的北京打的士很是方便，更何况她是有人开车送行的，当然更不用慌忙。 计算好了途中及办手续的时间，毛歌星卡着点出发了。此刻，她正飞驰在“国门第一路”上。两旁，她所熟悉的树木、花草、高楼大厦和各种内容的巨幅广告牌，都从她眼前掠过，飞速地向后退去。 坐在空调开得很足的轿车里，毛阿敏似睡非睡地斜倚在车座的靠背上。她此时的心情很好。虽然前几天有些身体不适，但调养几天后已经完全恢复了。更主要的是，这次一回到大陆，同以前每次的情况一样，不断有一些她所熟悉的中介人牵线搭桥，有好几处约请她去参加商业性演出，这使她精神振奋。 熟悉这位红歌星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她自1992年从上海红古路的住地注销户口而移居香港之后，一直是频繁地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她如此穿梭般奔波忙碌，当然主要并不是探亲访友，而是为了在大陆那一次又一次、一场又一场的收入丰厚的商业性演出和有时候应友人之请的近乎义演或就是义演的演出。每当一想到眼下自己仍是大陆最走红的歌星之一，而且身价依然在看涨，就不由得心旷神怡、傲然自豪。 的确，她完全有理由感到高兴。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现实：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陆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飞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艺界放开搞活以后，艺术也越来越商品化，在剧烈的市场竞争的推动下，一些走红的影星、歌星、笑星，也包括一些有影响的节目主持人，都是忽地身价百倍。对此，毛阿敏本人是亲身体会到了的。 她当然不会忘记，80年代的中期，那时她还是刚露头角的小星，一场演出下来，多则上千元、最多几千元，少则几百元。眼下是什么行情，她的一场演出报酬，早已涨到四五万！六七万！！甚至八九万！！！ 对此，广大群众虽议论纷纷，深感心里难以平衡。但歌星、笑星、影星们则大多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好比到商店买东西，名牌自然价高。再说，我有要价的自主，你有还价的自由，成交是彼此都愿意的结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有什么心里平衡不平衡！ 正是受这种水涨船高的推动，像毛阿敏这类明星身价虽然天天看涨，依然是忙得不可开交。 比如，在大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少城镇越来越时兴举办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名目繁多的“节”，诸如“樱花节”、“琼花节”、“牡丹节”、“荷花节”、“菊花节”、“梅花节”、“银杏节”、“葡萄节”、“苹果节”、“烟花节”、“风筝节”、“服装节”、“大佛节”……都免不了要请毛阿敏去演唱她那独具一格的流行歌曲。 也有一些地方的电视台搞什么××频道的开播式，一些影剧院、俱乐部搞各种各样的演唱会、大奖赛、庆祝会之类，也总想到请毛阿敏去登台表演。 甚至是一些公司、宾馆、酒店的开业典礼，还有挣了大钱，一忽儿成了大款的老板，搞的本公司成立多少周年的庆典，也不惜重金请毛阿敏去作压轴节目的表演。 这种时兴的做法，据说是为了提高本地区本组织的知名度，是扩大对外交往、发展经济的需要。但广大群众却都一针见血地讽刺说，完全是为了提高这些地区和这些组织头头知名度和愉悦耳目的需要。要不怎么“台”也搭了，明星也请了，“戏”也唱了，吹了半天订了多少合同，引多少外资，且不但有的地方经济没搞上去，倒是从群众口袋里拿走了不少钞票。话虽这样讲，但像毛阿敏这类知名度大、身价高的明星们越来越忙，确是不争的事实。 明星们忙虽则是忙，但忙的钞票源源不断往口袋里流，则虽忙而乐此不疲矣。正像刘晓庆在她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中所讲的那样：“一场、二场、三场……第一天就演了四场，但没人喊累。第二天开始演五场，连续三天。”“大家都喜气洋洋。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感受是共同的。” 毛歌星当然也不例外。因为每次从大陆返回香港时，她个人名下的收入又增长一大块，岂有不高兴之理？正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者也。 人的心情好，时间也过得特别快，转眼之间，歌星已来到了首都机场。对于首都机场的一切，包括国内候机室、国际候机室、购物部，乃至于停车场，乃至于树木花草，她都在不同季节来往过，观看过，熟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因为，在没有移居香港前，她曾多次从这里乘飞机去外地演出。移居香港后，也没少从这里进进出出，升空降落，从未遇到过什么麻烦。 她没想到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她丝毫也没有这样的预感。 果然，像往常一样她很快办完了托运行李的手续。但没料到通过边防检查时，却遇到了麻烦。据她本人叙述，经过是这样的—— “请您稍等一下”，当毛阿敏把机票及有关证件送边防检查时，一位满脸稚气的小战士很有礼貌地对她说。毛歌星不免一愣，只好等待对方向她说明手续或证件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 “昨天刚进来一个毛阿敏，你这个毛阿敏今天又出去，可能是假的”，没多久，一位年长些的边防人员对她这样说。歌星既好笑，又诧异：“难道真的有人假冒我毛阿敏的名不成？”但她相信这肯定是一场误会。如果真是这样，就不难弄清事实的真相。 “地地道道原件原装、真真实实的毛阿敏就在这里，难道还怕假冒的鱼目混珠不成！”她心里想：“真假孙悟空也有原形毕露的时候，更何况我一应证件俱全，何惧他人假冒”。她满怀信心地等待马上就真相大白事情的发生。 毛阿敏何曾想到，税务机关已掌握了她未结清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为此，国家税务总局于1996年6月7日正式函请公安部对她采取阻止其出境的措施。公安部边防局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已向各海关发出了相应的指令：阻止毛阿敏出境。以上边防人员只不过进行必要的核对罢了，毛阿敏在未结清税款之前不能出境早已成定局了。 “你不能出境了”，正当毛女士在琢磨眼下自己处境时，对方进一步明确通知她。 “什么原因？”她有些急了。 “你有未结清个人所得税问题。”对方答道。“你的证件要被扣下，你可以到国家税务总局去领取。”对方进一步补充道。 毛阿敏知道这些边防人员只不过是奉命执行公务，同他们多讲也没用，便不再言语，只好取回已交付托运的行李。但是，此时歌星已是哑巴吃水饺——心中有数了。现在，她只好无可奈何地返回住处，再考虑自己下一步行动了。 带着一种惶恐与沮丧的心情，毛阿敏想起了1989年因偷漏个人收入调节税受到查处的往事。毛阿敏找人向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打探消息，总局回答：请她自己去讲清楚。“税务机关的答复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毛想。情况不明，毛的心里更没底了…… 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毛阿敏也许早已料到，总有一天难免。但发生在今天，似乎比她凭感觉发生的时间来得早。所以，她对此有些缺乏思想准备。现在，当她乘兴而来、扫兴而归的时候，她已隐约预感到，证件被扣这件事情的背后，将有难以理清的头绪，将有难以解脱的“麻烦”，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也非一朝一夕所能了结的。 带着一种惶惑与沮丧的心情，毛女士在往回走的汽车里开始苦苦思索…… 自从1989年因偷逃个人收入调节税受到税务机关的查处以来，总的讲运气不错，很快便更红、更忙地活跃于中国歌坛，但自己从此对纳税的问题算是谨慎的： 一是各地的演出收入都坚持必须现金支付； 二是原则上都通过中间人的手交父母亲或本人； 三是收款一般不打收据(个别例外)，以免留下痕迹； 四是付款必须同时见税票，但税额是否完全依法计算缴纳则不重要。 “难道说这还不谨慎、严密吗？”歌星这样想：“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怎会出岔子？”她有点茫然。她又把自己这几年在各地的演出收入情况，很快在脑海中过了一次“电影”，仍然没弄清楚是在什么地方，哪个人手中、哪个环节上出了纰漏，而导致了事情的败露。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问题正是出在这句中国俗语所揭示的哲理中。原来，这些年大陆一些“大腕”明星的演出报酬紧追港台明星，高得吓人，票价也就太离谱，一张门票动辄几十元、上百元，甚至几百元，普通老百姓哪敢问津。但举办单位不但不可能赔本，而且举办的目的就是要赚钱的。票便只好硬性往一些企业和单位摊派。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单位的头头们碍于情面，怕搞坏了关系，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有的企业效益不好，不但发不出奖金，甚至连工资也隔三岔五地不能按时拿到，对掏这些冤枉钱哪能没意见？！但这些意见给单位头头们提也没有用，就只好以信访的形式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再加上一些举办演出的影剧院、俱乐部和体育场馆，对举办演出收入分配太不公道，头头们拿得太多，也容易生出些是非来。所以，“风”就这样一点点地透了出去。 原本以为支付演出收入和纳税这类事情，是严格控制在极小范围的“秘密”，殊不知没过多久，就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所以，税务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收到的诸如少数人私分演出收入，明星取得高收入偷税的举报信件，一天比一天多。毛歌星等人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也是这样被检举出来的。 税务机关不但掌握了毛阿敏偷税的问题，也了解到：毛阿敏1992年6月18日从部队复员后，先是将户籍迁入了上海，但很快便从上海的住处又注销户口而移居香港。移居香港以后的毛阿敏仍常回大陆演出。而1996年的6月份，毛阿敏正在北京。 根据这些信息，国家税务总局于6月7日函请公安部，请其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阻止其出境。 接国家税务总局函后，公安部随即向各口岸下达指令，对毛阿敏采取阻止其出境的措施。 对于这些情况，毛阿敏并不了解，她一路上思来想去也不得其解。 回到住处后，毛阿敏思绪很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使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终于想到了是否要找人商量一下。她仍有些拿不定主意，内心处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此时此刻她确需找自己的朋友、熟人商议一下，特别是那些曾为自己在各地的演出牵线搭桥的中介人、经纪人，还有一些演艺界的老友，想听听他们对这些事的分析和意见，以决定自己当前应做哪些事情，要采取哪些对策。 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让别人很快就知道自己因涉嫌偷税而被阻出境这件事。如果事情能很快解决，别人会认为自己太沉不住气了，有损歌星的形象。而且，知道的人一多，就难免让新闻媒体捕捉到信息，更会惹出种种麻烦来。 就是在这样一种两难境况下，毛歌星思索着、困惑着、掂量着，始终拿不定主意，只好熄灯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毛阿敏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她马上就拿定了主意。她已想好了，当务之急是先摸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对如何处理自己问题的“底”。另外，如果能见到总局的主要领导人，当面陈述一下自己的情况，也许对问题的处理有好处。主意已定，歌星很快开始了行动。 毛阿敏开始向她要找的演出中介人、经纪人和演艺界的朋友拨电话。在电话中，她尽量简要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目前的处境，而且注意讲话的语气和节奏，以免让人听出自己的紧张和烦恼。又要让接电话的人明白，希望他们通过各种关系、途径和方式，去摸摸“底”，自己的问题将会如何处理。她还特别强调：“我在香港有好多事情等着要办，如能见总局主要领导人的面，我一定要表明，希望问题能尽快解决，使我能尽快返回香港。” 总的情况是不错的。接电话的这些朋友和熟人都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他们在电话中对歌星进行了一番劝慰，说相信她的问题能很快妥善解决，对此尽可以放宽心，当前，特别要注意身体…… 听到朋友、熟人们的这些表示和劝慰，毛歌星现在心情好了些。她相信，自己所希望的信息将会很快反馈回来。 果然，现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领导开始接到了一些询问有关毛阿敏问题的电话。最早的一个电话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一位先生打的。 这位先生是毛阿敏的朋友，也认识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他在电话里向总局有关领导打听，毛阿敏被阻出境后，对她有什么说道，她的问题能否很快得到解决。歌星其他一些亲友，或打电话，或托人捎话，也向总局领导询问，问题将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毛阿敏可不可以到总局见见主要领导人，谈谈自己的情况。 对于这些询问，总局的回答是同样的：毛阿敏有未依法结清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她应该到当地的税务机关去讲清楚，而不是向总局领导来谈自己的情况。 受托打听消息和摸底的这些人一听便明白：要求面见总局领导的要求被拒绝了，问题肯定不那么简单。这答复使他们多少有些意外。歌星本人获知这些信息后，更是感到失望和烦躁。 毛歌星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托友人去打听消息，原本指望能摸到这样一个“底”：税务机关掌握她本人在税收方面的问题有多少，比如是何年何月何时，在什么城镇的影剧院或某公司、某宾馆、某酒楼，演出收入中有多少没有纳税，该补多少税。如果交了这样的“底”，毛阿敏可以马上去照补税款不误，甚至是加收滞纳金或罚款也认了，反正可以很快完事走人，一切就好办了。 “税务机关的答复简直叫人摸不着头脑”，毛歌星心里这样想：“也许税务机关早已调查我的全部情况，那可糟了。”她想到自己通过关系托了那么多人去打听消息和摸底，竟然一无所获，可真是“关系失灵，摸底未果”，情况不妙！她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心慌意乱，也更没“底”了。 怀着试探的心理，毛阿敏来到了北京市地税局，毛说“这些地方的演出收入都是税后款，但我了解到支付演出收入的单位没有按规定纳税，我现在已替他们补缴了税款”，接谈的税务干部平静地倾听毛关于演出的回忆，从他们脸上找不到任何她想要的答案。走出楼门口，心情紧张的毛阿敏软瘫在地上…… 毛阿敏想靠关系、托熟人去到税务机关打听消息和摸底这一招，未能达到目的。而且从税务机关反馈回来了她必须到当地税务机关讲清自己的问题的信息。这使毛歌星进一步陷入惶惑之中。她反复琢磨后预感到税务机关可能掌握了自己的大量问题。 “干脆主动到税务机关去交待清楚，争取从宽处理”，歌星忽然动了这样的念头。 “不！头脑不能太简单。”她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过分盲目。随之，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几年我的演出遍及全国各地，地域和时间跨度都这么大，不好好回忆，连我自己也一时想不全、记不准，税务机关会如此神通广大，能掌握我的全部问题？”她对此颇有怀疑。 “既不能太被动，也不能太盲目，还是试探一下好。”歌星忽然又这样想。她最后决定先亲自到税务机关试探一下，视情况再做处理。 就是抱着试探的想法，6月14日上午，这是被阻止出境的第六天，她亲自来到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这里是北京市地税局的临时办公地点。它坐落在东四北大街107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因为，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分设以后，北京市地税局暂时还没有产权属自己的办公大楼。这座临时办公楼是暂租用的。房东是北京市电视机设备厂。临街的门脸上挂有五、六块工厂、机关的牌名。“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牌名挤在中间，很不起眼。这里并没有作为执法机关威严的任何象征，从临街的门口走进去，要走十几米才有一个电视机设备厂的厂门，这里仍然挂的电视机设备厂的厂牌，再往左拐走出二十多米，才是北京市地税局临时租用的办公楼。而且这座楼只有五、六、七层是北京市地税局租用的，其他的楼层仍由电视机设备厂自用。院子里的空地狭小，停几辆车就挤得满满的。若不是涉嫌偷税问题，歌星毛阿敏肯定不会光顾这里，别说是毛阿敏，就是普通老百姓，又有谁会注意到此地有这样一个税务机关的存在！ 驱车前来的毛阿敏，今天无论是穿着打扮、心情神态举止谈吐，都无法同她演出时光彩照人的形象相比。 她穿着既不华贵，也谈不上高雅，脸上既未涂脂抹粉、眉眼也不曾施黛描墨，甚至连口红都没搽。眼皮略微红肿显出有点疲备的神态。 因为，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分设以后，北京市地税局暂时还没有产权属自己的办公大楼。这座临时办公楼是暂租用的。房东是北京市电视机设备厂。临街的门脸上挂有五六块工厂、机关的牌名。“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牌名挤在中间，很不起眼。这里并没有作为执法机关威严的任何象征，从临街的门口走进去，要走十几米才有一个电视机设备厂的厂门，这里仍然挂的电视机设备厂的厂牌，再往左拐走出二十多米，才是北京市地税局临时租用的办公楼。而且这座楼只有五、六、七层是北京市地税局租用的，其他的楼层仍由电视机设备厂自用。院子里的空地狭小，停几辆车就挤得满满的。若不是涉嫌偷税问题，歌星毛阿敏肯定不会光顾这里，别说是毛阿敏，就是普通老百姓，又有谁会注意到此地有这样一个税务机关的存在！ 驱车前来的毛阿敏，今天无论是穿着打扮、心情神态、举止谈吐，都无法同她演出时光彩照人的形象相比。 她穿着既不华贵，也谈不上高雅，脸上既未涂脂抹粉，眉眼也不曾施黛描墨，甚至连口红都没搽。眼皮略微红肿，显出有点疲惫的神态。 下车之后，毛歌星面前既看不到欢迎的人群，也见不到鲜花、笑脸；耳中也没有听惯了的掌声和欢呼声。可以说一切都是枯燥乏味的。 如果对比她到各地演出的情景，那真是反差太大： 到各地演出时，歌星和随行人员为了赶时间，经常是空中飞来飞去。一下飞机便有专人迎接。 有的地方为了表示对这位红歌星的礼遇，同时也显示一下当地的富有和大方，甚至是不惜租用“林肯”、“凯迪拉克”等富丽堂皇的名牌车迎送她。 她们一行下榻的地方，自然是当地高档的星级饭店。 特别使她感到既得意又嫌麻烦的是，在有的地方，往往是她刚到宾馆，还来不及喘口气，当地最高长官就迫不及待地来会见，甚至又照相、又留言，不胜其烦。 更有一些追星族，为一睹她的芳容，后追前堵，前呼后拥，要求签名，要求合影，好不狂热。 对于这种环境，这种气氛，她虽然有时也觉得累，感到烦，但内心还是高兴的，作为歌星，谁不喜欢别人的抬举和捧场呢？眼下的过分冷清，使她产生一种孤独感，觉得很不是滋味。 歌星带着一种失落感走进了北京市地税局办公室，才把放纵的思绪拉回来。她举目一望，同她接谈的税务干部女性占了一半，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这使她多少有一种亲近感，毕竟女同胞之间更容易理解和沟通。 对方很客气地给她让了座，并马上倒了热茶。落座之后，她偷眼扫视一下几位税官，她发现每人都怀着诚意，丝毫没有装腔作势的派头，她的心情安定了些。 毛女士首先说明今天来地税局的意图，接着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被阻出境后几天来的情况。几位税务干部只是静静地听她的陈述，没有人打断她的话。最后，她用一种小心试探的口气说： “我回忆了一下，这几年我在大陆的演出活动不多。我的记忆中只是在浙江和湖南演出过几场。”由于她自己也感到这是在编谎话，讲话的底气不足，连声音也不由自主地有些沙哑。 几位税务干部相互对视了一下，没说什么。但她分明感觉到他们好象在说：“可笑的谎言。” 于是稍顿了一下，她有些掩饰地说：“由于时间长了，有些事自己也可能记不清了，希望税务局能给我些指点和帮助。”讲完这些，她又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位税务官，想从他们的表情中判断出对自己谈话的反映。 在座的每位税务干部脸上都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女税官对毛说： “由于时间比较长了，要一下子回记得一点不差不错也不现实。但所有的演出都是你亲身的经历，你本人肯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只要你认真回记，是不难讲清楚的。我们相信你会这们做的。” 从对方的谈话中，她已找到了答案：税务干部察觉了她今天明显的试探意图。但他们没有直接点明她讲的谎话，而是给她留有余地，鼓励她争取主动。走出税务局大门，她心里想的是这次试探未能达到目的，看来不好轻易过关。 自第一次谈话过了一星期后，6月21日，毛阿敏再次来到北京市地税局。 几位税务干部相互对视了一下，没说什么。但她分明感觉到他们好像在说：“可笑的谎言。” 于是稍顿了一下，她有些掩饰地说：“由于时间长了，有些事自己也可能记不清了，希望税务局能给我些指点和帮助。”讲完这些，她又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位税务官，想从他们的表情中判断出对自己谈话的反映。 在座的每位税务干部脸上都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女税官对毛说： “由于时间比较长了，要一下子回忆得一点不差不错也不现实。但所有的演出都是你亲身的经历，你本人肯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只要你认真回忆，是不难讲清楚的。我们相信你会这么做的。” 从对方的谈话中，她已找到了答案：税务干部察觉了她今天明显的试探意图。但他们没有直接点明她讲的谎话，而是给她留有余地，鼓励她争取主动。走出税务局大门，她心里想的是这次试探未能达到目的，看来不好轻易过关。 自第一次谈话过了整一星期后，6月21日，毛阿敏再次来到北京市地税局。 在这期间，为了准备今天的谈话，她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活动。首先，找了一些曾为她演出充当过中介人、经纪人的朋友核对情况，并统一了对税务机关说法的口径。其次，由她本人出面和委托他人代办，在北京海淀区地税局和外地税务机关，对一些演出收入未依法纳税的，主动补税(这些在以后笔者还将详细向读者做交待)。 由于采取这些主动的行动，她自感心里有些底了。她已打定主意，今天先看税务机关对自己的这些行动有何反映，再决定自己如何采取行动。这样，她对今天同税务官们谈话似乎增强了信心。 但没想到一开始，意外的情况动摇了她的信心。刚落座，北京地税局的干部就主动向她介绍，今天同她谈话的有国家税务总局的一名副处长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毛阿敏注意到，这名副处长上次谈话就已在座，她不由得在心里思忖： “为什么今天要特意介绍有总局的干部在座，这里有什么暗示，有什么画外音？” 这一情况有点出乎她的意外，使她原有的想法和打算受了点干扰。因而没等听税务官员们做何反应，自己倒先开口了，而且有点语无伦次： “上次谈话后，我同别人核对了一下……不！主要是我自己认真回忆了一下。”她差一点把自己同一些中介入、经纪人彼此统一口径的事也顺口讲出来，不由得埋怨自己糊涂，只好赶快掩饰：“你们可能不了解，我没有记日记或写备忘录的习惯，回忆难免有差错。但我现在已想起来了，除上次讲到的我在浙江、湖南有过演出外，在山东、江苏、山西、广东等地区也有。可能还有辽宁、湖北……”顿了一下，她想看对方有什么反应。但对方显然都在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语的意思。她接着讲下去： “这些地方的演出收入都是税后款，但我了解到支付演出收入的单位没有按规定纳税，所以，我现在已替他们补缴了这部分税款……”她再次顿了一下，但税务官员们仍只是在认真地听，她又接了下去：“我保留向这些单位索要所补这部分税款的权利。以后将在适当时候以适当方式索要。据我的回忆，我的演出收入涉及到的纳税问题就这些。”她本想就此结束自己的陈述，但又想到别把话说绝了，便补充了一句：“如果税务部门认为还有没谈到的，请指出来。” 待毛阿敏陈述完之后，从税务官们脸上仍然是找不到任何她所希望的答案。税务干部只是向毛阿敏指出，她所谈的情况并不是全部，具体情节上也有很大出入，比如签订假合同的事就没有谈到。他们希望毛阿敏尽早讲清自己的全部问题。 听了税务官们的谈话，毛阿敏知道，对她采取的一些自认为是很主动的行为，税务机关并没给高度评价。倒是指出了自己交待问题有不彻底、不真实的地方。特别点出了她刻意回避的假合同问题，使她再次受到了震动。她想到，自己打算很快了结这段公案而返回香港去的想法已不现实，还不知要延宕多长时间，因而不免伤心地落下泪来。而且，也可能是连日来没能很好休息，也可能心情紧张的缘故，走出楼门口，在准备上车时，毛阿敏不知怎的，竟软瘫在地上，陪同毛阿敏前来的一位女士只好搀扶着她上了车。上车后歌星心情是复杂的，连她本人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 为了统一口径，毛拨通了北京的经纪人的电话：“老贾吗，税务局说我的演出收入没有依法纳税，6月8日我从首都机场出境就因此被阻止，扣留了我的回乡证。纳税的事我向来谨慎，没有税票我是不肯演出的，如果少纳了税我可是不知道。”…… 走出北京市地税局大门，毛歌星不由得想：“前一阵算是瞎忙乎了。没想到今天同税务官员们的谈话竟一点没用上。”她的这些想法，既不无道理，却又不全面，如果仅从统一说法的口径以对付税务机关的角度看，的确没多大作用；如果从全面弄清她本人的问题看，还是有帮助的。关键是歌星当时同四面八方的紧张联络动机有问题。 自出境被阻以来，刚开始，毛阿敏只想托亲友打听信息和摸底，以求问题尽早解决。在此招未能奏效，且税务机关再三要她主动讲清自己的全部问题之后，她才想到，必须找为她演出牵线的中介人、经纪人碰碰情况，同一些演出公司的经理和演出承办单位的相关人员沟通沟通彼此的信息。她当时这样做的目的至少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可以核对自己演出收入及纳税情况，以采取某些主动的补救措施； 其二，了解税务机关对自己问题的掌握程度，以确定相应对策； 其三， 说法上彼此统一口径，防止互相矛盾，让税务机关抓住辫子。 在税务机关已明确要求她讲清自己的问题以后，她更感到必须抓紧做好联络沟通这件事。 但是，由于歌星的演出活动遍及各地，沟通联络的难度不小。好在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使时空变小，距离缩短了。 于是，歌星赶紧翻箱倒柜，查找名片，翻通讯录。一阵紧张的劳动，要与之联络的电话、BP机或大哥大号码基本都找到了，歌星如释重负。 “谢天谢地！”她想：“当时保留下这些‘联络图’，主要是为演出活动的方便，今天可有更重要的用途了。”她立即开始了紧张地同四面八方的联络。 “喂，你好！老贾吗？”歌星演出主要经纪人之一，北京的贾××接到了电话：“我在××地方一共演出×场，演出收入××万元，都是税后款，对吗？”贾听到了电话中传来的歌星熟悉的声音，但不知道她为什么打电话问这方面的事情。但想到为毛介绍演出，自己从中得利不少，赶紧回答道： “没错，是你讲的这样。这事不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吗？干吗现在还提这些？”贾以为毛对自己交给她的钱有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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