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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毕业于Ｂ外语学院，一到美国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关照”。一日一名威风凛凛的大汉来访，客气之中藏着“杀气”。 “都是公开的秘密，Ｂ外毕业生不少分配到间谍部门工作……” 大汉说，眼睛盯着我。 “是吗？”我心里直乐，“阶级斗争”之火在国内倒是熄灭了，在这所谓自由王国里，人家“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挺紧。我上学时是有名的“书呆子”，的确不知道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所以觉得挺新鲜。 “那么你认识这个人吗？”看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大汉递过来一张照片。 照片不大清晰，似乎是从某种证件上复制的。照片上一个青年女子，甜蜜又有几分顽皮地笑着。 “不认识。”“文化革命”的经历告诉我，无论干过什么，只要觉得不妙，能不承认就不承认。 “那么，打扰了。”大汉起身，仍不失礼貌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便扬长而去。 我撒了谎。照片虽然模糊不清，但那笑容，那神态却是我非常熟悉的。她叫冉湘。 那是１９８２年，我研究生刚毕业就接了英文系三年级的文学选读课。在讲英诗的时候，系里正巧放了录象教学片《索非的选择》。这部影片当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曾经很轰动。影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波兰妇女索非，二战劫后来到美国。她一生中充满了这样和那样的选择。以往求生的欲望使她选择出卖信仰，肉体，甚至自己的亲生骨肉。到美国以后，一种宿命的追求使她选择和一个精神病人相爱，最后俩人双双服毒自尽。 影片的色彩，音乐，情调均属上乘，观后我长时间沉浸在强烈的震撼中。其中有这样一组情节最使我流连：索非到美以后，在英文补习班。 课上，教师希望大家课下读一读爱弥丽·迪金斯的诗作。 图书馆。索非向图书管理人员查询：“我想借爱弥丽·迪金斯（ＥＭＩＬＹ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的诗作。她是１９世纪美国诗人。”她怯生生地问。 “简直荒唐！查尔斯·狄更斯分明是１８世纪英国小说家，决不是什么美国人，更不是女的！”图书馆员鄙夷地说。 望着图书馆员的狰狞面目，索非感到仿佛回到集中营，只觉一阵晕眩，便昏倒在地。 醒来，索非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男子的怀里，一个陌生人的怀里。他说：“别动，我会照顾你的。” 他们来到男子的住处。他像医生一样替索非诊断并宣布索非主要是营养不够，需要补一补。入夜，他们吃完可口的晚餐，傍着红蜡烛依偎着靠在床边。他找来一本书。索非打开一看，正是爱弥丽·迪金斯的诗集。 他用动听的男低音朗诵着…… 那几天我正给学生讲迪金斯，所以上课时有学生问我是否记得电影里那首诗。我说当时没能记下来，但可以查查。回到家我找来所有迪金斯诗集，但几个小时下来竟一无所获。我又去图书馆找来《索非的选择》原著，心想书中肯定会有，岂不知翻遍全书连那首诗的影子也找不到。我这是第一次讲课，最怵学生不把我当回事。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在学生面前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不知道或没办法。看来这次要栽了。 傍晚，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我仍闷闷不乐地想这事。 “老师，您找到那首诗了吗？”一个女孩子拦住我。 我知道这是我班上的学生，坐前排，笑起来，两个眼睛一眯，好似两弯新月，显得开心极了。我心里给她的雅号是“月牙儿”。 “……”我摇摇头，不知怎么回答她。 “您看这首对吗？” 她递给我一张纸，纸上是手抄的一首诗。我半信半疑地看看她，又看看纸，再看看字，然后，试着往下读：ＡＭＰＬＥＭＡＫＥＴＨＩＳＢＥＤ，ＭＡＫＥＴＨＩＳＢＥＤＷＩＴＨＡＷＥ；ＩＮＩＴＷＡＩＴＴＩＬＬＪＵＤＥＧＥＭＥＮＴＢＲＥＡＫ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ＡＮＤＦＡＩＲ．ＢＥＩＴＳＭＡＴ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ＢＥＩＴＳＰＩＬＬＯＷＲＯＵＮＤ；ＬＥＴＮＯＳＵＮＲＩＳＥ＇ＹＥＬＬＯＷＮＯ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ＴＨＩＳＧＲＯＵＮＤ．我虽然对影片中的诗句毫无印象，但第六感告诉我，正是这首。 “你叫什么？你从哪儿找到的？” “我叫冉湘。看录相时我坐得很前，仔细听，记下来的。” 我听了，觉得挺惭愧。 第二天，一上课我就将这首诗抄到黑板上，大家都很喜欢。我就自己的理解讲了对这首诗的感想，但同时又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由联想。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看到课堂气氛热烈，我心里很高兴，也很感激冉湘。这时有人问我能不能将这首诗译成中文。这下可触动了我的神经。我师从张雨石，最信奉老先生的“诗歌不对译”的主张。张先生认为洋诗中译和中诗洋译无疑是给“慈禧太后穿西装，让莎士比亚着马褂”，四不像。他生前总是说，诗乃艺术最高境界，任何形式的改变都是不尊重艺术的表现。无论作诗读诗必须要懂原诗的语文，而且应当精通才是。张先生学贯中西，但从不译诗。他还常常引用美国当代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的名言：“ＰＯＥＴＲＹＩＳＷＨＡＴＩＳＬＯＳＴ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诗歌乃经翻译则韵意尽失的艺术）”来说明问题。于是乎，我操起张雨石，福罗斯特的大棒，乱抡一通，直吓得学生们伸舌头，做鬼脸，教室里静得象坟地一般。 傍晚时分，我同往常一样来到公用电话亭给未婚妻任军虹打电话。军虹是海军总医院的住院医生，这一周值小夜班，我们约定每晚七点半通电话。 电话亭外照例有几个人在等，冉湘也在。 “陈老师。”见到我，她似乎挺高兴，“月牙儿”里跳跃着一丝顽皮。 “陈老师，今天大家都说你比“四人帮”还“四人帮”，简直是文化专制！” “哪里，哪里，一家之言么！” “本来，我自己还试着译了那首诗，指望老师指正呢。” 我想，也好，正好借此机会告诉她，为什么最好别译诗。 “好，拿来我看看。”我笑着说。 她怔了一下，说：“哎呀，我拉宿舍了。可是我都记下了，背给你听行吗？” 我向她点点头。 “请筑造一张宽大的床，让它带着神圣威严的力量，安息在此，等待最后的审判公允而恰当。 顺其然枕园，垫方，切勿让日出的黄噪音划破了这土地的宁祥。” 我的眼前升起了那间燃着红烛的小屋，升起了索非饱含热泪的双眼…… “老师，……”冉湘期许地望着我。 我能说什么呢？她译得这么美。 “I11LIKE11IT！11BUT11DON'T11TELL11OTHERS11I11SAID11IT!（挺棒的！但别告别人是我说的）”我们俩都笑了。 “这俩人怎么回事？打无线电话回家打去，这儿等着打有线电话呢！”后面的人不耐烦了。 糟糕，我一看表已八点多了。眼前立即浮现出军虹气鼓鼓的杏仁眼。 任军虹是张雨石先生的外甥女，我是在先生家认识她的。军虹的父亲是某大军区副司令员，所以她女承父业，十三岁就当了小兵，十六岁作为工农兵学员去第二军医大学学医三年，毕业后分配到海军总医院，现在已是团职主治医生。和军虹熟识主要在张先生生病住院以后。靠了军虹的关系，张先生住进海军总院干部病房，成了军虹的病人，每次去看张先生总能碰上她。用“明快”来形容军虹很恰当，她一双杏仁眼又明又亮，她说话快，走路快，干什么事都快。她是个见面熟。见两回面就敢跟人开玩笑。我当年常穿一身中山装，便成了她的“攻击目标”。 “小陈你是不是一来拜见恩师就换上这身行头以显你忠厚老实是不是？” 我很少跟女孩子说话，顿时闹个大红脸。 “攒钱娶媳妇也不至于这样作践自己你说是不是你说？”她仍然不依不饶地说。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挺欣赏她的这种性格。 对先生病情的关切把我们连到一起，加之先生和师母都从中撮和，我们便开始谈了。说来也怪，就在我们确定关系的那天，先生过世了。这事后来跟妈讲了，妈说不怎么吉利。 那天在电话亭碰上冉湘以后，我们似乎熟悉了许多，此外我也觉得她并不象我一开初得出的印象那样，总是那么快乐。她那对美丽的“月牙儿”里时常会闪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阴影。这究竟为什么呢？ 期末的一天，我正在宿舍改考卷，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冉湘。冉湘是学习委员，我猜想她是来登记同学分数的。 “冉湘，你来登分吗？我还没改完呢！”我说。 “不，老师，我来向您道别。” “都考完了？”我想她是来在放假前向我道声再见。 “不，老师，我要走了，离开学校，出……去……” 我意识到，她可能要远行了。我让她进来，用疑问的目光望着她。 冉湘低着头，不正视我的眼光。 原来，冉湘周末去青年游行社作导游，认识了一位美国男子，俩人一见如故，很谈的来。结果，两三天下来，这位老外便放弃了到其他地方游玩的计划，一头扎在北京，并向冉湘发起强烈进攻，说了非冉湘不娶。 “他，这个男的，有多大年纪？”我问。 “五十出头吧。他的经历很丰富，他当过兵，去过越南，还当过俘虏。后来，他干过救生员，警察，中学教师，新闻记者，消防队员。他去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人，经过那么多事……” 我递给她一杯饮料，她喝了一口，抬起头，迎着我的眼光。 “老师，您还记得电影《悲惨世界》开始的那段画外音吗？‘大海是宽阔的，但是，人的胸怀是比大海还要宽阔的’，可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那样的胸怀？我一直在找，我觉得现在我找到了。” “你爱他吗？” 她看了我一眼。 “我很信任他。” “家里同意吗？” “妈听了差一点背过去，两个哥哥也不赞同，他们主要嫌他年岁太大，还……” “你父亲的意见呢？” 一听这话，冉湘脸色大变。她抬眼望了望我，我简直无法形容那眼神所包含的内容，象是求助，象是无奈，象是说：别折磨我！ 我正想岔开话题，只听她喃喃道：“我也许根本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当年妈是下决心要把我做掉的，可那天她一进医务室，看到手术室里脏兮兮的，就想改天吧。结果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把我给生下了。生我以后，妈的身体就垮了，是爸爸带我长大的。爸爸非常喜欢我，从小就能平等待我，记得我刚懂事，他就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和我一起读《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千零一夜》，稍大点，就让我念《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简爱》。我很喜欢《简爱》，还常常学小简爱的样，爬到窗台上，躲进窗帘后，想像自己是个小精灵…… ”冉湘说到这儿，笑了笑。 “你父亲做什么工作？” “爸爸是桥梁工程师，但他酷爱文学和写作，他写过诗，小说，散文，但从不愿拿去发表，他说，在文学方面他只是个忠实的‘票友’，能喜爱一样东西就是最大的乐趣。我长大以后，我们更成了好朋友，我们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后来……“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我的心提了起来。 “一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回到家，妈和哥嫂们都在看电视，我问爸呢，妈说去重庆出差了，说是今晚回来。等到晚上十一点，听到敲门声，开门，涌进一群人，领头的是党委书记和院长，妈一见这阵式就站不起来了。他们说爸爸坐的飞机在山西附近失事了。一瞬间，我突然看什么都是血红血红的。” “后来，我和哥哥一起去了现场……就拣了一个扣子，小时候，在爸爸怀里我总爱玩他外套上的扣子，所以我认识那些扣子。直到今天我也不敢相信，活生生一个人一下子就变成这么一个扣子。” “我失去了爸爸，也丢了魂。要是他在，我一定不会这么孤单。” 我忙安慰她，回家好好跟妈妈，哥哥们说说，他们会理解的。 “他们不会的，他们觉得这个女婿给他们丢脸。” “难道，就嫌岁数大点？” “不，主要是，我告诉过他们，我的大朋友由于越战，精神受过刺激，我不能骗他们。 但我绝不能再失去他！” 我本想劝劝她，再好好考虑考虑。但是她眼睛里的光芒告诉我，一切都无济于事。但我的心是沉重的。 她站了起来：“老师，我要走了，跟他走了，不送我几句话吗？” 我一时语塞，眼睛落在书架上那本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我抽出那本书，递给她：“我很喜欢这书，给你做个纪念。” 其实，我更喜欢扉页上，用莎士比亚的话作的题记：“ＰＯＯＲＷＯＵＮＤＥＤＮＡＭＥ，ＭＹＢＯＳＯＭＡＳＡＢＥＤ，ＳＨＡＬＬＬＯＤＧＥＴＨＥＥ！（你这个受伤的名字，我的心就是一张床，请你来歇息！” 我多么希望冉湘未来的丈夫真正有着宽大的胸怀和肩膀，为他那心灵上创伤累累的妻子提供一个宁静的港湾。 冉湘走了。 我终于未能跟任军虹成婚，原因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到美国Ｓ大学已经整整三个月了。早来的同胞有一句顺口溜：一月新，二月凉，三月不想爹和娘。意思是，刚到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新鲜，所以日子过得很快。过一段时间（大约到了第二个月），便回过味来，思乡，思亲，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等问题接二连三袭来，加之得不到同情和及时的帮助，心里就感到挺“凉”的，但只要坚持下来，再过一段（大约到第三个月的样子），就会慢慢习惯，并逐渐喜欢新生活的。这个“公式”不知对别人是否适用，对我则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十分不舒服，而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首先是，我以前在国内的那些“朋友”、“义气”等概念到这里可要大打折扣了。我到这个学校主要是由于一个朋友在这儿。五年前，霍普金斯博士到Ｂ外语学院教书，感到很不习惯。我主动去陪他散心，帮助他解决种种生活上的不便，彼此成了好朋友。回国以后，他也多次鼓动我出来念书，说来了可以住他家。我也就拚命往Ｓ大联系。好不容易联系成了，因为有一阵国内去美国的机票不好买，想请他帮着买张机票。结果我一连三封信都石沉大海。万般无奈，我花了一百多块给他挂了国际长途，老兄一听是我就火了：“告诉你，我没有义务给你买机票！” 我一听他误会了，马上解释我已联系到资助，只是请他代买一下。 “干这种事不花时间吗？不用花钱打长途电话吗？你应该自己去办。要知道在美国没有人提供免费午餐！” 当然到了之后，他对我的接待也就可想而知了。时至今日，三月有余，他老霍家的门朝哪儿我都不知道。 一次偶然提起这事，免不了发几句感慨。我的“二房东”——一位比我早出来两年的上海同学——用几乎是鄙夷的口气打断我的话：“这是美国，没有免费午餐。你简直没ＳＥＮＳＥ！” 他动辄便说我“没ＳＥＮＳＥ”，相当中文里说人“不识相”。有时候，我真想朝他那扁平的脸上揍一拳。 一到Ｓ大，经学生联谊会的安排，我到他这儿来住。我们俩合住一套公寓。这套房子有一间客厅，一间大卧室，一间“小卧室”，当然“二房东”居大，我居小了。到现在我仍旧怀疑我住的这间是个储藏室，因为没有窗户，面积也小得可怜。公寓的月租是＄２５０美元。“二房东”让我出＄１５０，说什么这儿是市场经济，不想住可以“另觅它处”。我新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当天不安顿下来，就得住马路。心想先住下，过几天再找找看。 “二房东”当然没有让我得逞，搬进来的当晚，他就让我签一个他拟好的租约，上面说好要住必须住满一年。我只有签了。笔还没放下。“二房东”又递上一张电话单和一张电费单，让我付账。我说，我还没住呢，怎么这些东西都来了？没想到，他老兄小眼睛一瞪：“真没ＳＥＮＳＥ！这是美国，任何费用都要预交，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子？” 拿着这两张单子，我不得不连忙转过身去，因为我的泪水已夺眶而出。我不是心疼钱，况且这花不了几个钱，我只是觉得伤心：人在异国他乡，你的朋友，你的同胞就这样对待你。国人将留学比作“洋插队”。我因为“土插队”过，所以有资格说，这决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土插队”那时候，苦是苦，但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里是愉快的。那时候只要一听你是知青，走到哪里都有饭吃，都有炕睡。哪里像现在这样受委屈。 Ｓ大地处芝加哥市郊，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很不方便，“二房东”有辆旧车，但要搭一趟很不容易。付油钱不说，还要看尽脸色。所以，我们几个新来的都很发愁，也想方设法自己解决困难。化学系小张一日试着骑车去，结果让一个卡车逼到路边的壕沟里，摔断了胳膊。 我试着走过一次，结果单程就花了两个小时，心想实在赔不起时间。无奈，只有就近去加油站买一点最简单的食品将就，混一天算一天。 学习上也很成问题。我虽然在国内号称搞英美文学，但实际上也只是搞熟了一两本国内老先生编的文学选读，再去“卖”给学生。对原著及其背景知识都了解得很少。到了这儿读博士，教授自然假设你已熟知所涉作品的一切，因此便旁征博引，并要求学生在同等水平上应答，大部分英美学生当然问题不大，苦就苦了像我这种“半瓶子醋”，于是只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日日挑灯夜战，直读得想吐。 最难熬的还是节假日和周末。美国学生都回家了，整个大学城沦为一座鬼城，这地方乌鸦又多又不怕人，人一少更成了它们的天下，这里那里黑压压的一片，“呱呱呱”地豁出命来叫，凄凉极了。这种时候，我一般先把几份领馆给我们订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翻来复去看几遍，然后斜躺在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直到昏睡过去。 转眼到了“感恩节”。这天我正发愁如何打发这漫长的假日，接到一个电话，说教堂为国际学生开ＰＡＲＴＹ，车接车送，问我去不去，我自然欣然前往。 说是开ＰＡＲＴＹ，实际上也就是几张长桌子上摆了食品饮料，大家各取所需，然后站着聊天。突然，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她——冉湘。她穿着很随便，牛仔裙，奈克鞋，印着Ｓ大字样的绿色运动衫。十年前，她留着长发，现在剪短了，像个男孩子。她显然是那群人的中心，侃侃地谈，朗朗地笑。我告诉自己别认错了，但那对“月牙儿”，那笑容可掬，又淘气烂漫的神态再一次证实了我的判断，更何况还有那次联邦调查局的“关照”呢。一时间，十年前的那次竟夜长谈，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到美以后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我仿佛面对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相隔咫尺，却不敢举步前去相认。 我一直等到ＰＡＲＴＹ快完的时候，看到冉湘取了外套往外走，才走上前去。 “嘿，冉湘！”我兴冲冲地叫住她。 “……？”她抬起头，眼神里带着诧异，仿佛不认识我。 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只觉脸刷一下红到脖根，不知说什么好。啊，美国，多么伟大的国度，踏上你，人便能六亲不认。我匆匆道声对不起，扭身就往外冲。耳边不断响起我那教授“朋友”和“二房东”的训斥：“没ＳＥＮＳＥ，没ＳＥＮＳＥ，没ＳＥＮＳＥ，没ＳＥＮＳ……” “ＥＸＣＵＳＥＭＥ（对不起），ＳＩＲ（先生）！” 她“蹬蹬”地跟我跑了出来。 我转过身，面对跑得气喘吁吁的她。 “ＹＯＵ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ＹＯＵＲ ＢＡＧ．（您忘了您的书包）”真是，一着急，连书包都忘了。我连忙道声谢，又要转过身。 “WHY ARE YOU SO UPSET？（您为何如此不安呢？）PEOPLE MADE THIS SKIND DO FMISTAKE SALL THE TIME！（认错人是常事呀！）”听她一口浓重的美音，看她那诚恳的样子，我也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 “Ｉ＇ＭＳＯＲＲＹ。（对不起）”我道了歉。 “我叫凯瑟琳，请叫我凯西。”她伸出手。 “我叫陈杰中，才来的。”我握了握她伸出的手，也用英语回答。 “我在图书馆工作，东亚部的。” 我刚想问点其他的，一转念，心想这是否又是没ＳＥＮＳＥ的表现，便打住了。 “您开车来的吗？”凯西看我不说话，便主动问。 她这一问提醒了我，我来时和好几个人同搭一位美国老太太的车，说好九点在原停车位集中，过时不候。刚才那一阵子，我把这事全忘了。我望着无垠的夜，不知说什么好。 我摇了摇头。 “我送您行吗？”她说。 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车穿过校园的时候，凯西开得很慢，走到任何一个她认为有意义的地方，总要停车几分钟在车里给我讲几句。 “瞧，那是毕加索的‘烈火凤凰’。” “这个是纪念原子弹试制成功的雕塑，献给费米博士的。” “往右看，那就是亨利·莫尔的‘斜躺的人’。” 三个月来，琐事纷扰，我从未有兴致来凭吊Ｓ大的这些“名胜”。虽然此时是在夜晚，透过车窗也看不到什么，但几个月来我是头一次感到如此放松，舒心。 到家了，我道了谢，又不知该不该客气一下，请她进去坐坐。正犹豫，只听她问道：“明天有安排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其实，想也不用想，我没有地方可去。 “去过唐人街吗？” 我又摇摇头。 “明天，我们去唐人街，上午九点我来接你。” 说完，不等我做任何反应，便驱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一睁眼看表已经九点了，想起与凯西之约，慌忙翻身下床，三下两下洗漱完毕，衣冠不整就冲了出来。 凯西靠着她的小红车，象是等了一会儿了。她一身“秋季新潮”：乳白色的短风衣，墨绿色的宽松羊毛衫，红底大黑格长裙，中腰褐色皮靴。见我慌慌张张的样子，她笑了，弯弯的眼睛里闪着一丝顽皮，活脱脱一个冉湘！ 汽车上了滨湖大道以后，凯西又象昨晚一样充当起“导游”的角色。待了一会儿，她往音响里放了一盘磁带。顷刻间，强大的电子音乐在车厢里炸开。一个男子声嘶力竭地唱：“路灯像黄色的雨点纷纷扬扬，将夜和雾撕开又合上，我从窗里爬出来到街头，像崭新的银币闪闪发光。” 听这人唱歌，我不由地想起鲁迅在《孤独者》里对那个吊丧人的描写：“他嚎啕着，像一只受伤的狼……” “这首歌叫《闹市区的火车》，连续四周名列全美摇滚乐榜首。歌手叫ＲＯＤＳＴＥＷＡＲＤ。”凯西的介绍，打断了我的思绪。 “闹市区的火车上拥挤不堪，咯咯笑的女子处处可见，她们想离开自己的小世界，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你向她们招招手，她们便像甲虫一样走散，这种人怎能走进你的心间？” 不知怎么，多听一会儿，就能慢慢听出点味来：一个失意的男子，面对无情的都市诉说着心曲。 “如果我要选一个人去爱恋，这个人只能是你，我的心肝。 告诉我，今晚火车上能否再见？ 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都要来火车上等你，每天夜晚。” 电子音乐忽而震耳欲聋，忽而气弱如丝，我庆幸自己心脏还好。 第二首歌。一听音乐挺柔和，我问：“这首是谁唱的？” “不记得了。”她说。 我闭上眼睛，想松弛一下神经。 轻轻的歌声，一句句飘来：“ＡＭＰＬＥＭＡＫＥＴＨＩＳＢＥＤ，（请筑造一张宽大的床）”难道是爱弥丽·迪金斯的诗？我惊奇地睁开眼，凯西目不斜视地注视着前方。 “让它带着神圣威严的力量， 安息在此，等待 最后的审判 公允而恰当。 顺其然 枕圆 垫方 切勿让 日出的黄噪音 划破了这土地的宁祥。” 听着听着，我突然有所顿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要去苦苦寻觅？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应该像诗中所述：“顺其然”，别再去划破今日的宁祥。思绪至此，我浑身上下感到无比的轻松。也是时候了，第三个月到了么！ 环顾车窗外，我们已接近芝城市中心，希尔斯塔楼，士兵体育场，谢得水族宫扑面而来。 八月三十日一稿于迪坎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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