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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第一年》揭示了学子们狂乱而富有色彩的第一年学院式生活：从令人望而生畏的应用案例分析报告到与有影响的商业机构间的千奇百怪的恳谈；从明星教授的实力描写到为获得教授们的注意而使用五花八门的手段，里德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令人着迷地描述了教室里的斗争、不成文的规矩和沿袭下来的传统。 时间已是8月底，再过8天新生适应周就要开始了，我计划去拜访一下泰勒和曼迪，我在加州认识的两位老朋友，并且顺便办一些与入学有关的事情。 在我到达泰勒和曼迪那儿时，已是黄昏时分。那天晚上我们又邀了托兰斯和萨莉夫妇一同吃晚饭，托兰斯是泰勒的同班同学。在哈佛的校园生活中，班显得非常重要，因为第一学年的所有12门必修课全班90余人都是在一起上的。整个学年同一个班的同学都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教授们，而不是学生们，在课与课之间要变换教室。 “听起来这简直像我在小学时一样，”当我们在坎布里奇的一家最正宗的墨西哥餐馆中坐下时，我这样说道。 “这算不了什么，”托兰斯说，“上学时你坐在指定的座位上是什么时候？” 我尽力去想。高一时上英语课？不，肯定是高二时上英语课。“你在开玩笑吧？”我问道。这时我注意到曼迪和萨莉知情似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嗯，”泰勒委婉地接道，“事实上不能说是指定座位……” “是的，”托兰斯插话说，“是你自己挑自己的座位。” “只一次。”泰勒又说道。 “只一次？” “希望你不要计划开学前一天的晚上要睡个痛快。”萨莉笑着对我说。 接下来他们告诉我哈佛商学院一个悠久的传统—达尔文进化论式的座位选择方法。每年秋季开学正式上课前一天的晚上，教学楼的大门不上锁。从凌晨开始，一年级新生争占教室座位的大战就打响了。每个班的教室中的座位按先来先得的原则进行分占。唯一的限制是一旦你坐在某个座位上，那么在此后的一学年中它就属于你所专有，任何情况下别人也不允许和你调换座位。 “你最好在5点之前赶到教室。”萨莉劝我。 “是的，”泰勒接道，“天阶的位子5点半时准保坐满。” 这话使我不解，疑惑地问道“天阶？” 接下来我又听说了哈佛商学院的另一个传统。原来是在每个班上课的阶梯教室中，学生们根据每排座位相对于讲台的位置分别给予不同名称。每排座位均呈马蹄形，环绕着中间的讲台，有两条过道穿过这些座位，将每排座位分为左、中、右3个部分。教室内最后一排的座位被称为“天阶”，因为它位置最高，离讲台最远，可以俯视下面所有的座位。正因为是“天高皇帝远”，坐在“天阶”上的同学在班上经常搞一些恶作剧，比如传递幽默或讥讽性的字条以对某个同学在班上的发言或表现进行品评以及评议并公布每周的“班级奖”等等。“天阶”前一排的座位被称为“警示线”，其位置和优势比“天阶”均稍逊一筹，但比其它排座位要好。对一个会挑座位的同学来说，如果得不到“天阶”，一定要保住“警示线”的座位。正中间的一排座位坐上去之后正好和教授正眼相对，所以绝不是理想座位。最前面的一排座位因为位置最低而被称为“爬虫阶”，其上一排的座位被称为“花园阶”，因为爬虫是在花园的地下生存。教室中的两条过道也分别被称为“太平洋”和“大西洋”，因为它们就像海洋一样给两边互相传递字条时造成困难。当教授面对学生时，教授右边的过道被称为“太平洋”，左边的是“大西洋”，左、中、右的位置自然也就照此而定了。 从泰勒和托兰斯的谈话中我还得知教室中的最佳位置是“天阶”右边从“太平洋”数第二个位子，因为这个位置既容易引起教授的注意，又不会引起过分的注意，在教授指叫回答时最安全。之所以选择右边，是因为大多数教授习惯用右手在黑板上写字，通常他们在黑板上写字时总是向左扭头往后右方看，如果这时你举起手想回答教授提出的问题，就很容易被教授注意到。另外，坐在过道旁边的人要承担“跨洋”传递字条的义务，被教授看见容易产生负面印象。这样，“天阶”右边从“太平洋”数第二个座位便是教室中的最佳位置了。 新生适应周即将结束，流传了整个星期的传言得到了证实，那就是半夜起来抢座位的白马一去不复返了，从今年开始，新生的座位将由学校指定安排。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第一堂课是两个课时的伦理课，教室8点15分开门，8点30分开始上课，一直到12点30分下课。伦理课是上课第一天中唯一一门课程，分两个部分，决策和伦理价值观。但是奇怪得很，伦理课只上3周，并且是哈佛商学院唯一一门不评分的课程。 那天夜里我时睡时醒，最后醒来时已是早上7点钟了。等我到达时，已有一群人正在围看一张贴在教室门边的座位安排表。我在“警示线”上发现了我的名字，并且是左边第一个座位，紧临着“大西洋”。 这时我看到教室的门边站着一个人，长相粗犷，留着长发，虬髯飘垂。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正要进入教室时，他看到我并向我伸出手来。“早上好，罗伯。”他对我说。我微笑着向他问候，同他握了握手，然后就穿过教室走到我的座位上。等我坐下来才忽然意识到刚才问我早上好的那家伙就是我们的教授！还是在夏天时我曾经按学校要求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并附加上我的一幅照片寄给了学校。调查问卷上的附信说该问卷将用来帮助教授们对我的背景有一个感性认识。这个教授居然在上第一堂课之前就能凭照片认出每一个同学，对此我甚感惊奇。 8点30分整，我们的教授迈进教室，教室里座无虚席，每个人都按时到达。教授站在教室前部的中央，扫视了一眼，全场鸦雀无声。突然他吼叫道：“让冒险历程开始吧！”有几名同学发出不自然的笑声，多数人仍沉默无声。“从今天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干，但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求在座的诸君为自己热烈鼓掌，因为你们大家都做出了十分出色的事情今天才能坐在这里，你们应该得到鼓掌欢迎！”这句话打破了大家的沉默，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没有人表示异议。 这位教授名叫萨姆·卢伯克，他接着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背景、课程的有关情况以及哈佛商学院的一些情况。他风度极佳，讲话极富感染力。然后他开始谈论我们的情况，时而引用一些同学们填写在调查问卷上的一些内容。“你们中有一名同学，”他说道，“在调查问卷上写了一句妙语，现在我愿意把与在座的各位一同欣赏。”他开始引用原话：“我喜欢挑战、成长和激励。”他一边说着一边迈步登上台阶走向“警示线”。“请推动我—”教授这时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停顿，才接着说道：“使我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他停在一个坐在“警示线”中间的同学面前，“克拉克先生，”教授问道：“你MBA生涯中的第一堂课由你做开场发言算不算是一个足够的挑战？”可怜的克拉克同学几乎要昏过去了，此时大家哄堂大笑。卢伯克的讲话完美无缺，就像CBA电视台大腕主持人大卫·莱特曼主持晚间电视节目一样，真是棒极了。 克拉克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结果作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对案例的分析发言。卢伯克对他的模范发言表示感谢，然后问大家有什么要补充。至少有7名同学举起手，争先恐后地要求发言。 泰勒和托兰斯曾告诉过我，一旦开场发言结束，当那个做开场发言的同学在角落里颤抖的时候，其他同学争夺发言机会的战斗就开始了。不管发言内容有多少中肯贴切或者是纯粹的迂腐空话，只要发言就能得到课堂参与分。尽管教授一再言明课堂参与分不是根据发言次数而定，每个人仍然是极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课堂发言机会，以使自己能在同伴中脱颖而出。 同学们争夺课堂发言机会的表现因人而异。有的人耽吩时审时度势，制定了一套什么时候发言、怎样发言以及发言频度的策略；有的人在发言时首先肯定其他同学的正确见解，然后指出不足，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人采取“鲨鱼战术”，如果有一名同学的发言不甚妥当或显得可笑，他就唇枪舌剑，将对方批驳得体无完肤，用打击别人的方法来为自己得分。最终，每名同学的名誉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堂讨论时的表现。问题的关键是课堂参与情况在每门功课的最后得分中占多达50%的比例。 现在，第一次课堂讨论正在进行。我记得泰勒曾告诉我说一定要在伦理学的第一堂课上保证至少有一次发言。一是这样可以使你养成一个在课堂发言的习惯，伦理课不计分，可以避免因过于紧张而怯场；二是第一堂课很多人害怕面对大家发言，所以更容易得到发言机会。但是Ｉ班的同学几乎没有人害怕发言，个个争先恐后。正在发言的同学话音刚落，就有几十只手伸向空中。有许多同学甚至在其他同学正在发言时也一直举着手。尽管这种做法有点粗鲁，但据说早已屡见不鲜。 课堂讨论一直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每个人都发过言，我本人持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做了几次不太重要的发言。最后卢伯克教授通过告诉我们实际发生的事情结束了当天的案例分析。 我们的最后一堂伦理课可以说是这个学期的一个里程碑，最后的这个伦理课案例也将成为这门课的戳记。这是一个关于一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的故事。他利用休假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尼泊尔做漫长的登山之旅。他曾经攀登过喜马拉雅山，一直梦想着沿这条路线故地重游。旅行开始一个月后，他们登上了一处高18000英尺的山口。再往上爬已很困难，以前在一个海拔低得多的高度这位银行家就曾因为高山反应而不得不下山。幸运的是，他们决定继续前进的那天早晨预示着是个好天气。 爬过那座山口之后就有人因高山反应而不得不停止登山。这时来自另外一个登山队的一名队员从山上走下来，他肩上背着一个几乎赤裸的苦行僧。他将背着的苦行僧放在这位银行家的脚下，然后说道：“看到没有，我对他已经尽力而为了，您带着挑夫，还有夏尔巴人做向导，我把他交给你了。”银行家和他的同伴们给苦行僧穿上衣服，接着发现有个日本登山队在他们身后牵着一匹马正在走上来。银行家这时考虑了一下高度，决定继续向上爬，他的几名同伴在将苦行僧往下移动一段距离之后，也跟了上来。那个日本登山队拒绝将他们的马让给那个苦行僧，只是给了他一些食物和水，然后又开始登山了。尽管每人都帮了那个苦行僧一把，但是谁也没有对他及其安全承担全部责任。并且没人知道那位苦行僧能否活着走下山去。 这个案例涉及到每个当事人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结果使得课堂讨论十分热烈、活跃。最后卢伯克教授做了一个总结发言。然后他向全班大声问道：“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呢，同学们？”他从衣袋中掏出一叠美元纸币，一边说：“快承认吧，你们想发家致富！”每个人都发出会意的笑声。等笑声停止后，卢伯克说使我们每个人来到哈佛商学院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追求财富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罢了。等我们毕业后支配我们职业生涯及决定的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而金钱也只能是这些因素中的一种。 他要求我们在做决定时不要过分考虑金钱上的因素，而忽视或者忘记道德因素。接着他表示相信我们，说道：“我看过你们寄来的背景简介，也看到了在过去的3周中你们努力解决问题的情形。我对你们充满信心。我相信Ｉ班，我要在Ｉ班投资！”说完这话他将手中的那叠钱往桌上一扔就快步走出了教室。片刻惊呼过后，教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钱呢？在此后的几天中，大家在餐桌上每次都讨论这两个问题。（事后发现卢伯克教授的那叠钱是100张一美元的纸币，共计100美元。） 就卢伯克的用意很快就产生了好几种理论。有些同学猜测他想让我们把钱捐献给一个信誉良好的慈善机构；有些认为他让我们每人拿一美元愿怎么花就怎么花；另外一些同学则认为他是在试验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因此我们应该将钱还给他。事实上，卢伯克教授并没有说他希望我们怎样处理这些钱，他的用意是用这种方式激起我们的讨论，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我们花费很多时间来讨论如何才能使这笔钱更好地用于学校或者社会。 建立一个“苦行僧基金”的想法逐渐形成，即将这100美元作为底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每名同学每年都向这个基金捐款。有人指出，如果在第一年每人捐10美元，第二年捐20美元，第三年捐30美元，依次递增。这样，等到我们欢庆我们的第25届同学联谊会时，这笔基金将达800万美元之巨，这个数目还仅仅是在将投资回报率估计得很保守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到时候怎样使用这笔基金尚无定论，但是这个想法的确很有吸引力。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大家的支持，这笔基金算是卢伯克教授投资100美元的方式并用来救助未来的苦行僧也被大家默认了。 星期五要进行技术与运作管理学的期中考试，考试时间将持续9个小时，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同学们可以将试卷拿回宿舍去做，考试内容是分析一个案例并且回答有关该案例的一系列问题，到目前为止这门课所讲到的所有概念和方法都将涉及到。泰勒曾经告诫我说千万不要为案例中的数字所困扰，并且最晚也要在3点半之前开始正式答题。 星期五早8点整，Ｉ班的同学们都围聚在教室的讲台旁，等着领取考卷。我领到考卷后直奔克莱斯格餐厅，买了两杯咖啡，然后立即返回宿舍。考试中所用案例的标题是“乐哈伊谷工业公司”（简称为ＬＶＩ公司）。该公司主要产品是锻造件，但面临着很多问题，诸如产品交货期过长、库存控制问题、不合理的流程设计以及工厂结构等等，不一而足。我仔细阅读了案例并做了详细的笔记。 9点50分时电话铃响了。我呆呆地看着电话机，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考试时不允许同其他同学交谈。会是谁打来的呢？铃声响过4下之后，我的电话答录机开始启动了。原来打电话的是我在华沙工作时的一个朋友，她在这之前已经给我打过3次电话，都没能够找到我。我想应该接这个电话，于是伸手拿起电话。 “你好！” “你在监听打来的电话，对吗？” “不是，我现在正在考试之中。”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带急躁情绪。 “那么，我还是以后再打吧……”她犹豫地说道。 我看了一下表，管它呢，我还有七个小时呢！于是说道：“不要担心，考试并不很难，再说，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通话了。” 打完电话之后，我继续进行考试。在10点40分时，我开始答题。10点40分就可以开始答题，我情不自禁地为自己欢呼。心中盘算着我不久就可以吃一顿轻松的午餐，到下午两点时我就可以去莎德体育馆去锻炼身体去了。 但是实际上，我两点钟时并没有去成莎德体育馆，那一天我根本就没有去成。 我甚至连午餐也没有吃上。自10点40开始答题一直到下午快临近5点时我才完成答卷。当我开始打印答卷的时候，再过几分钟就到5点钟了。我跑步迈向奥尔德里奇教学校，终于在5点之前把答卷交给了办公室。 考试结束了，大家都需要尽情放松一下。Ｉ班的同学们在一个同学的宿舍里开了一个啤酒庆祝会，考试的折磨消失了，很多人兴高采烈，但也有一些同学对考试结果十分担心而闷闷不乐。 （摘自《哈佛第1年：哈佛商学院的真实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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