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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叶子龙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一直到１９６２年离开中南海。本文是作者根据采访录音写成。 据叶子龙回忆，也就是在１９３８年末至１９３９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又多了个头衔，军委主席秘书。 据另外一些材料记载，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期间，斟酌考虑让陈伯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设秘书想法的形成，约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之间。 １９３９年春夏之交，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但同时还兼着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他还是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最初只是布置给他主编时事问题丛书的任务，他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后来除了完成毛泽东指定写的书、文章外，他并不整天跟随在毛泽东身边。 时至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４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惭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党员从４万增加到８０万，军队从４万扩充到５０万，党的机关也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中央急需一名既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才干，并为各单位熟悉、尊重的干部，协调联络相互间的工作。 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当他得知任弼时即将从共产国际归来，遂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提议很快经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通过。而任弼时上任后操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他和毛泽东商议后，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出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毛泽东亲自提名由王首道任处长，副处长为已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 当时也是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并未调入中央办公厅，依旧是中央军委机要科的科长。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９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方面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到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的问题，指出秘书处工作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及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项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会议决定调陶铸被调去临时工作、胡乔木等人到秘书处工作。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田家英经胡乔木的推荐，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在笔者问起叶子龙刚当毛泽东秘书时，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有秘书时，叶子龙说：“哦，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王明有秘书，是廖鲁言，我们打过多次交道。” “周恩来呢？后来的五大书记呢？是否都有自己的秘书？”笔者又问道。“五大书记那时差不多都有像我这样的机要秘书了，跟着周恩来的是康一民，跟着刘少奇的是吴振英……不过那时都叫参谋。我还被称过参谋长。噢，解放战争时有两个姓叶的参谋长，大叶参谋长是叶剑英，小叶参谋长就是我。”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离开了延安，与陕北、山西之敌周旋，并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战事，那是叶子龙他们收发电文最频繁忙碌的一段时间。叶子龙说：“那一时期电文往来的确密集频繁，而且由于当时电报、文件发送的制度没有形成规范，还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然而也正因为发现了差错，我们设法防范，又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 当笔者要他举个例子时，他说：“我就给你讲讲电稿、文件传阅过程中，领导人署名画圈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吧。” １９４８年３月里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叶子龙说：“大概还没有来吧。”可胡乔木说他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勾，所以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本就没看过”由于上面只有勾勾，从勾勾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谁没看过，谁也分辨不清。 这时，还是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下圆场，说是画勾这种方法有缺陷，许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谁看了谁没看，就分不清楚了。没记准谁看了，谁没看，责任不全在叶子龙。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就没再深究。 为了改变这种谁看了谁没看搞不清的状况，叶子龙新想出了个办法，从此他在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电报文件上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这样一来，谁看了谁没看一目了然。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第一任主任，叶子龙却记不太清楚机要室是什么时候组建起来的了，他说大概是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至向北平进发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机关和军委的机关都很难截然分清，因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是军事的最高指挥者。军委有机要部门，中央书记处也有机要部门，这两个机要部门都为中央书记处服务。 据部分老机要人员回忆，原延安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一是中央机要科，一是军委机要处，一是中央情报部的机要科。１９４３年，中央机构精简，三个部门合并为中央机要科。科长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协理员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后来，这个机要科又提升为机要处。 转战陕北时，中央分了前委、后委、工委。中央机要处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机要人员组成临时机要科，科长辛心宽，由叶子龙负责，跟随毛泽东和前委；但大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机要处的大部分人员，都与后委、工委先行离开了陕北。 当时前委的全班人马统称“三支队”，后变更为“九支队”，“昆仑纵队”。昆仑纵队下设四个大队，临时机要科属第三大队。三大队的大队长最初是龙飞虎，后来归纵队参谋长叶子龙直接领导。 １９４８年春，前委、后委、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合后随之合并。四五月间，中央机关进行调整，成立了中央书记秘书处，伍云甫任处长；叶子龙任副处长，兼机要科科长；副科长是李金德。 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工作量越来越大。为中央领导服务机关的扩大、细化、规范等工作提上日程。也就是在从西柏坡到北平那段时间，中央重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叶子龙跟随毛泽东一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 １９４９年入夏后，毛泽东搬进中南海。 几乎在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毛泽东就向有关人员布置了准备出访苏联的任务。因此次出访恰在斯大林寿辰期间，所以要带些贺礼，从延安时起就兼管毛泽东生活的叶子龙，也就承担起了采购礼品的任务。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毛泽东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赴苏的火车，同行的人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忱、沈剑新、汪东兴等。 “您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同为毛泽东工作多年，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我们虽都为毛泽东工作，但具体工作有些差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的工作比较相似，也经常合作，相互间了解的多些。我和他们接触多少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没有太深的交往。” “那么多年了，总有些感觉吧”叶子龙说感觉不能说一点没有，对陈伯达，他不能给其一生做什么评价，但他同陈打交道的感觉是，陈的襟怀不够磊落，心胸比较狭隘。 与对陈伯达的印象相反，叶子龙对胡乔木却颇有好感。“抗战后期和转战陕北那段，我们有时住得很近。见面总要打打招呼，像前面说的关于电文的事，胡乔木还帮我做了解释。” “胡乔木平时不苟言笑，很少说话，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他在毛泽东身边很不容易，毛泽东想到什么，要讲什么，布置一下，胡乔木就得连夜赶出来。警卫部队的班长张思德在安塞烧炭，因炭窑坍塌而牺牲。部队要开个追悼会纪念他，我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事先没有准备讲话，是即兴漫谈。事后胡乔木把讲话整理了出来，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有许多文章和讲话，是胡乔木执笔或整理的，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可他从不居功、不自傲，我认为，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摘自《目击历史——关于当代中国大事伟人的口述实录》 ------------------ 网络图书|http://dhls.126.com|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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