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邓小平在寻找精神原子弹；南京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的投稿，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凡是派”措手不及，与实践派对峙二十天后，败下阵去。 1．“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 揭批“四人帮”必然使人们想起1975年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些历史。如今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应怎么看，汪东兴说，他（指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同“四人帮”再怎么斗争也算不得英雄，整顿工作再有成绩也是错误的。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名誉。人们迫切希望他早点站出来，盼望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有个公道的说法。可是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继续搞，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案不能翻，其他的就更不用说，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定的案。 人们感到拨乱反正雷区密布。无论是知识分子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吐吐气，还是各级干部想重新考虑一下各项政策，都感到心有余悸，怕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怕为17年翻案等大帽子压到头上来。 还有更具体的问题。1978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农民包产到户的消息，饥饿的农民想用他们的实践冲破“两个凡是”。但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赶快加以阻拦，他说这是右倾，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还有急待安置的百万回城待业大军，急待纠正大批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换上去或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总之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都只能这样永远“待”下去。 正如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飚所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感觉则是：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气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了回去。他担心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 2．用什么来检验真理 邓小平代表亿万颗焦虑的心，首先站出来讲话了。 请熟政治风云变幻，果敢雄才的邓小平看出“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从而达到推行“左”的一套。他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5月，尚未正式复职的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因为，第一，华国锋已讲过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按照“两个凡是”，这是说不通的。第二，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此之前（4月10日），邓小平还提出要用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暗示“凡是派”搞的是只言片语。后来在十届三中全会（7月21日）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想用“整个体系”去对付“凡是派”的“个别词句”。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问具体条件抓住毛泽东的某些词句不放，其前提是承认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引用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是“四人帮”的惯用手法。这种批判对揭露“凡是派”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错误态度无疑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如果遇上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理论，困难就来了。 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你怎么完整准确，都理解不了它的正确性。何况“体系”也要通过个别词句表达出来，到底哪些词句代表毛泽东思想体系呢，看来区分体系和词句也不能扳倒“两个凡是”。 在区分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采劝凡是”的态度恰恰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是“实事求是”不管多么根本，也还是毛泽东的一个“只言片语”。如果“凡是派”找出另外的只言片语，比如说“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那又怎么办？可能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前，并没有在“实事求是”上多做文章。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还以举例形式触及到当时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意见，加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毛泽东的有些观点的理解作了纠正，如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爱护出发，同时还发挥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如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小平在这里的方法是把毛泽东的话区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认为正确的应肯定，错误的要否定。邓小平还注意到一个分寸，即正确是毛泽东的主导方面，错误只是部分性的。这对“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当然是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话都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种“两分法”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7年8月和9月，邓小平开始把批判锋芒指向另一个更具爆炸性的问题——“两个估计”，即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两个估计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两个凡是”，是不能动的。但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问题在哪里？第一，《纪要》中引了一些毛泽东的话，但“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第二，“《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第一句是说毛泽东的话在这里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被别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第二句指出有的错误不是属于毛泽东本人的。这还是“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关系，那么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果断地回答：“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说，像这样重新评估17年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但邓小平“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他只是说红线为主，并没有说黑线是否存在。他以为只要红线为主，案就翻过来了。哪知他这一“照顾”马上为“凡是派”提供了口舌。1977年底，1978年初，《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文重提黑线论，只是提法更巧妙。他们不否认17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在肯定了这一点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声称：“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7年不再是黑线专政了，而变成毛泽东的红线同刘少奇的黑线作斗争的17年。“凡是派”在这里也搞了个两分法，结果使邓小平的两分法失效：黑线还是黑线，而红线本身永远是不会错的。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在整个1977年都环绕只言片语做文章，或用一些正确的“只言片语”去否定错误的只言片语，或证明某些只言片语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这方面的成果还是不妙。例如这年5月《人民日报》披露：1976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发表的那篇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经查对原稿，其中有关“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泽东的原语，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主席语录”。人们以为这下“文革”的理论基础动摇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伤害“两个凡是”，相反证明毛泽东的话是不会错的，要是错了，一定不是毛泽东的话。更要紧的是，毛泽东说了那么多的话，要都这样一句句地鉴别真伪对错，那该要到何年何月！ 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出好消息：从迟群的笔记本中查出，1971年毛泽东关于17年估计的谈话有如下语句：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执行错误路线的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家是教师，还是要尊重嘛……。这些讲话竟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现在找出来了，广大知识分子才得以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缓过气来。可是人们会问：如果“四人帮”把这些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或者如果迟群干脆把笔记本烧掉了，使得后人永远见不到这真理的阳光，那该怎么办？ 无论是用正确的“只言片语”，还是强调“整个体系”或者区分“主导方面”，都不能叫“凡是派”缴械投降，即使是点出“实事求是”这个根本之点，也还是要差那么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批判的一方没有超出理论自身的范围。要从根本上制服“两个凡是”，必须跳出理论，从理论之外去谈理论问题，即把问题提到真理的标准上来谈。 3．胡福明“发现”真理 1978年的报刊杂志，稍作统计，不难发现，出现最多的人物自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出现频率最多的名词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随后拨乱反正也已开始，但思想的禁锢依然严重。 这一切，都是源于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 为打破这一禁锢，提供原子弹的不是邓小平，也非胡耀邦，而是与他们有着同样想法的一位小百姓——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 胡福明老早就意识到，批“两个凡是”，目的是为了否定文革，扎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穿了是要批评两个主席，因此正面冲击难以奏效。他苦苦思索，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触及“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有所触及，但不能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的要害是：毛泽东的话天经地义地是真理，毋须实践检验；毛泽东的指示、讲话、批示、圈阅、同意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毋须实践证明，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 经过一连数天的蚊叮虫咬，胡福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既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用公开提“两个凡是”。他为抓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 1978年4月的一天，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发到《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杨西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支笔，对理论问题颇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排位仅次于张春桥。但在“文革”中，他的命运无法与张春桥同日而语，差一点没被红卫兵整死。 1976年以后，杨西光复出，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杨西光是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由当时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推荐，调到《光明日报》来主事的。胡耀邦早在1977年12月就提出研究党史的两个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央党校还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就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杨西光也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觉得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内容，然后放到第一版发表。 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时，了解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吴江等人也在写此类文章，于是也被组织进来共同修改。修改后的文章突出批判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条文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当年的“红小鬼”、毛泽东的通信员及团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几十年，早已与邓小平结下革命友谊。“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邓小平路线的追随者。邓小平和卓琳就曾是胡耀邦的婚姻介绍人。所以，“文革”中江青的手下曾贴出大字报，称：“邓小平、胡耀邦除了工作打得火热外，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就在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与毛泽东思想的本义相背离，“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来信，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胡耀邦此时也在考虑如何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大颠倒再颠倒过来。 也就是把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首先是要把理论、思想上的是非搞清楚。如果说，邓小平是从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提出问题的话，那么，胡耀邦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他是具体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入手，搞清是非的。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就曾搞了个著名的《汇报提纲》，在提纲中提出并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不仅与“左”的生产力观点相悖，而且触怒了正在批“唯生产力论”的“四人帮”。但是，这个论断，既可以视为是历史转折前的一次理论较量，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序幕。 一到中央党校，胡耀邦就筹备了复校开学工作，并开始揭批林彪、“四人帮”，力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有一个好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战线的阵地，他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 《理论动态》的第一期的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文称：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之久运动的直接的指导理论。 当时可谓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容任何怀疑的，人们只能天天学习，活学活用，进行“实践”。严重的是，粉碎“四人帮”后还是这个调子，直到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纠正这个调子。而《理论动态》在1977年7月，即在党的十一大前夕，则提出“继续革命”问题的质疑，这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乃至政界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而发表这篇文章本身需要多大的勇气，负多大的责任，对于谙熟中国政治的人们来说，是不会不懂的。 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需要首先从思想理论上突破。只有停止“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 《理论动态》一开始的印数很少。第一期只印了400份。全部是送给了地方和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送给部队的一部分领导，以及校内有关人员，但发送范围和领导干部的名单，都是由胡耀邦亲自决定的。 《理论动态》第一期就送到了邓小平手里，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是向“左”倾理论发起进攻而打响的第一枪。也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7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党员，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对此，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明态度：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要解放思想！并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大家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绝大多数学员同意这两条原则，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整个党校，在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的思想指导下，思想活跃，大胆发表不同意见。 所以，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改好后，送胡耀邦审定。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商定，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胡耀邦对这个方案欣然同意。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先后十易其稿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特约评论员”很容易使人们想到这篇文章有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手。其实编辑们想出这个名称还有一层考虑：当时凡中央报纸上的重头文章若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都必须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而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就可避免送审。 经事先商定，《光明日报》发文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在文末注明“新华社5月11日电”。而实际上，地方上也有《辽宁日报》等十多家省市级报纸同时全文刊载。这样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引爆的这颗原子弹，很快即由北京向四面八方幅射。等“凡是派”警觉过来，已为时过晚。此文直指“两个凡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讨论。 据杰斯·布莱报道：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辨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国锋请示应付的方针，华国锋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4．对立的二十天 “两个凡是”的要害一下子被击中了。谁也不能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妙就妙在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理论充当真理标准的可能性。凡是派的神话被打破了。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不是真理还要由今天的实践来判断。这样所谓凡是毛泽东的话都不能改变就不能成立。由此延伸，毛泽东亦不免有错误。 既然毛泽东亦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拨乱反正就理所当然。这个延伸结论吻合了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屈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理，自然也引起“凡是派”的恐慌。 文章见报的当天，就有个“凡是派”发觉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当晚他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了个严厉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提倡人们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汪东兴缓过神来。5月17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斥责刊登这种文章的人“没有党性”。次日，汪东兴又把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找来吹风，由他奉命向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打招呼，要他们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不要随着风转，还要他们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卷人”，“不表态”。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积极地支持了这场论争。5月19日邓小平开始表态。据说《光明日报》发文时，他没怎么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他才找来看了看。看过后邓小平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坦言了他的看法：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说话时，又针对“凡是派”指出：只要你讲的话和毛泽东的不一样，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冲着这一思潮而来的。邓小平一年来所寻找的正是这个武器。一年前他曾针对“两个凡是”先后两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对“凡是派”构成威胁，那是因为实事求是还没有提到实践标准上来，没有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现在邓小平从民众的智慧中发现了这种联系。因此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共讲三个问题，用了一个篇幅讲实事求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的文风是反对引经据典。但为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次他破例地像一个严谨的考据学者详细引证了毛泽东从30年代反对本本主义到60年代强调社会实践的原话，在文章中仅直接引语就多达17段，这在邓小平的全部著述和讲话中是唯一可见的。邓小平的引证工作做得很艺术，他几乎把毛泽东所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措辞都醒目地搬了出来，如教条主义是懒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是把马列主义看成能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用以指导革命，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小平的引证还特别注意把实事求是引伸到实践标准上来，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知识的真理标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思想“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必须“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最后邓小平落到实处，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据统计，在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全国共计发表了650篇专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无疑是最出色、最有份量的一篇。 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凡是派”仍不服输。6月15日，汪东兴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不点名地批判关于实践标准讨论的文章。这时社会上盛传《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改组了。还有人攻击《理论动态》，说“四人帮”时有“梁效”，现在是党校，这下完了。“凡是派”攻击强调实践标准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质问说共产主义要到将来才能实现，现在还不能被实践证明，难道就不能算作真理吗？为了回答这类挑战，胡耀邦又组织吴江等人写出第二篇重点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该文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采取曲折方式，先在《解放军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这一方案得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罗瑞卿为此文先后6次与胡耀邦通话联系，他还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该文除论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检验真理、发展理论的过程，还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两个凡是”，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而它更尖锐、更辛辣。第二篇文章的发表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再起。7月份，科学界和理论界先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两次气氛热烈的讨论会，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国。 这时汪东兴急了，他在山东开会向省委负责人约法三章：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转弯。邓小平把张平化找去，针锋相对地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9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针对“砍旗”一说，提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指出：“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而是假高举，形式主义的高举，真正的高举就是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实践派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阵地，“凡是派”手中只剩下一个《红旗》。汪东兴给《红旗》的方针是一花独放，不卷入当前的讨论。 在汪东兴的控制下，《红旗》沉默了5个月，没发一篇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后来实在沉默不下去，就组织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汪东兴也要求把问题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他希望保锥红旗》这块最后的阵地，可是后来谭震林杀了进来，终于没有守祝原来，《红旗》打算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时发几篇纪念文章，约谭震林写写毛泽东当年怎样领导井冈山的斗争。谁知谭震林把它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编辑部要他修改，他不但不改，还提出两个新的“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说这两句话，是他思考两个月的结果。后来官司打到政治局，邓小平作了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一改，如《红旗》不愿登，要转《人民日报》登。 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这一卷入，使“凡是派”失去了最后一块阵地。华国锋对各省市负责人的指令也是不卷入，不表态。他还批评表了态的省市。 但他无法扑灭这场大火。“实践派”与“凡是派”还在论战。 7月1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上制造的混乱。7月11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学校、研究机构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160多人，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标准。周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在会上讲了话。周扬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邓小平畅谈开动脑筋 就在论战犹酣之际，邓小平又在东北点了一把火。1978年9月16日长春。上午9时，邓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场。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不断向与会者招手致意。这是他第三次踏上长春这块土地。 在座的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早在1958、1964年邓小平曾先后两次到长春视察工作。每次他都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与干部群众交谈，听取意见，指导工作。这次他刚刚访问朝鲜归来，就又风尘仆仆来到长春。这时，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宣布开会，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再一次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以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全场，便开始讲话。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接着分析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所有在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在这方面，思想要解放。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工业也是这样，要使所有搞工业的，哪怕是一个小厂，也要开动脑筋。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毛主席总是提倡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 在详尽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后，邓小平把话锋一转，转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他说：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第一个提出了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靠的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到这里，邓小平略微停顿了一下，吸了几口烟，又以宏亮的声音说道：林彪、“四人帮”搞阴谋、干坏事，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搞的那个小本本，可是害死人哪！他搞的那个《语录》，不能系统地反映毛主席的思想。 他举例说，在那个小本本里，关于党的建设的语录里，就没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语录。这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很重要的内容，但在那个《语录》里是没有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任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思想混乱，给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理论工作、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以致我们要扫除这些垃圾还得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意义。 怎样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情况，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各种新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主席在60年代初期，就提出“给一个矿，让日本开采”。 这次金日成同志也对我说，他回忆毛主席曾跟他谈过，用外国的资金，开发我们的资源。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把什么都说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建立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使我们有条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如果说毛主席没说过的，我们都不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 就是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会场里十分肃静，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口茶水，接着充满自信地说：现在我们有毛主席没有遇到的条件，我们抓住了这个条件，利用这个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果只是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列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会僵化嘛！从现在有些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引起争论呢？主要是思想僵化。现在世界不断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了。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我们的任务，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讲话中，邓小平还针对当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出批评。他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比如他一年搞一次评工记分不能学，取消集市贸易不能学，取消自留地也不能学。现在全国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在谈到吉林省的情况时，邓小平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也有好的典型呀，象榆树的小乡，永吉县的阿拉底大队，你们自己的典型更可贵。就每一个专区、县来说，都有自己比较好的典型，把这些比较好的典型加以推广，大家都向他看齐，就了不起，这也是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全国所有地方都要把地搞得平平的，不完全搞平是不是就算完不成农田基本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需要平整的地方就不要平整，不需要搞梯田的地方就不要搞梯田。 在谈到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死人，要鼓励上进，不吃大锅饭，不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总是那么几个一样是不行的。要建立各方面的考核制度，各级领导干部、管理干部都要考核，这就不是铁饭碗了，不合格的人是要被淘汰的。他还以美国、南斯拉夫为例，指出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的产品不能几十年一贯制。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老老实实地学，要搞实事求是，不行就是不行，要承认差距。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尽快提高我国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号召大家摆脱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现实情况出发，让实践去检验，冲破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本本，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独立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深入浅出的论述，使与会者感到心里像开了扇窗户，亮堂了。 在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邓小平加重语气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一批闯将，没有闯将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行的。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过去打仗，要打胜仗，没有一批不怕死敢于冲锋陷阵的人是打不胜仗的，革命要有一批闯将，我们不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要超过国际水平，至少是接近国际水平，没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能行吗？人才最重要，特别要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没有一批这样的闯将，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爬也爬不上去。 邓小平的讲话，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十年浩劫，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落伍了。中国要赶上去，就要加快步伐，大胆地往前闯。 在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时，邓小平说，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困的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困的一部分。毛主席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想一想，解放这么多年，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要根据现在这一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最快的发展，使国家财富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 邓小平从战略高度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 6．各级首长对一个理论问题表态 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而且，在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盛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这一现象非常引人注目，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盛市及各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 有人曾对新华社发稿时间作过一个统计，最早表态的是8月27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 《人民日报》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天才论和实践论之争》。 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天才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障碍。扫除这个障碍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历史前进的需要；如果有人认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妨碍“高举”，那只能说明，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列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实践，不怕批评的。 至此，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大多数盛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大批理论工作者，都结合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以及本人的思想实际，阐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原理，回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指出40多年前，毛泽东就曾写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实质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这场讨论的意向十分明确，那就是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去说明毛泽东晚年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从而，必须否定这套理论和政策，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不是一般问题的争论，而是大是大非的争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的争论，更是一个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问题的争论。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历史实践证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全面肯定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有害的。它提倡现代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阻碍历史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同“两个凡是”的争论，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它涉及到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启迪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根本观点，确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在当时和今后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理论建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是继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统一了人们对“四人帮”路线极“左”实质的认识，促进了从理论上、思想上对林彪、“四人帮”极“左”理论的清算。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这场异乎寻常的讨论时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越看越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是一项“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事实亦的确如此，是这场讨论为邓小平赢得了党心民心，为三中全会的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推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铺平了道路。 ------------------ 书 路 扫描校对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