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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首先否定“文革”，但否定“文革”的同时，毛泽东怎么办？社会上掀起一股反毛泽东的逆流，邓小平一锤定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己的历史。 1．邓小平否定“文革”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文革的看法。毛泽东坚持他的“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所谓三分错误，毛泽东指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邓小平说，“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批倒一切、全面内战已经是很大错误了。 而实际上，他要否定的还不止这八个字。他的目标不只是把毛泽东的“三七开”颠倒过来，而是根本否定“文革”，否定“文革”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1977年复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清除“文革”流毒。 邓小平决心纠正“文革”错误，构成他与“凡是派”冲突的主题。 “凡是派”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宣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下一步抓纲治国的方针，一是集中批“四人帮”，二是继续批邓，三是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凡是派”不知道他们想在维护文革的前提下既批“四人帮”又批邓小平，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打算从揭批“四人帮”入手。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和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凡是派”的共同点。可是“凡是派”领导的揭批“四人帮”，很令人失望。他们首先规定“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按照这个定性标准接连抛出的三个批判材料都不触及“四人帮”的极左实质。“凡是派”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起，二是维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为了打破“凡是派”的战术，邓小平主张：把“四人帮”和林彪联系在一起。他于1978年6月指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四人帮”和林彪在历史问题上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1966年那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生前总认为“四人帮”批刘、林有功。批刘少奇“有功”不假，批林彪有功很成问题。第一，林彪挨批时已经身败名裂，不批自臭。“四人帮”的批林另有用意，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恩来）”。至于批林本身，他们只限于批两头而不批中间，即只批林彪过去的历史和后来搞反革命政变的《571工程纪要》，而对林彪的“极左”路线则全包了下来，生怕批了林彪的极左露出他们的实质。林彪和“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横行于“文革”十年，因此邓小平说：“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不清历史旧帐的问题。” 退一步，即使这是旧帐，也非解一解不可。因为这样一“解”，势必触及到“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触及到整个文革的十年的历史，进而触及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这一“解”就完全改变了“凡是派”的部署，使揭批“四人帮”转入邓小平所希望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横行，把一切都搞乱了。我们现在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邓小平知道否定“文革”仅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还不够，还必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后一方面在“凡是派”面前最难以通过。但是1978年下半年全国上下广泛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邓小平开辟了道路。正是这场讨论给邓小平提供了重新评价十年“文革”的是是非非的有力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决策，到底对不对，也要由实践的结果——“文革”后果来检验一番。这个武器在1978年底连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结出了硕果。 邓小平知道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否定不仅不能真正达到彻底清除文革的后果的目的，还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增加前进的阻力。所以邓小平把他的清算工作的重点放在具体否定上，致力于纠正文革的具体错误，一样一样地来，而不忙于作政治结论，辨理论是非。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就是一个很具体也最有力的否定。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仍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主张“不必匆忙去做”，“要认真的研究工作”，“要经过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后来，这个评价经过了3年零6个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才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式作出。在涉及到九大的合法性时，邓小平也作了个抽象的肯定，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间还是有个党存在”。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甚至还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反修防修，似乎毛泽东是好心办了坏事。“好心”可以安慰一大批人，“坏事”（通过改正）可以拯救一大批人。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邓小平常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因为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年的问题。 2．为假冤错案平反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打倒一切”、“全面专政”的口号，冤狱遍地，骇人听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冤假错案共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加上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人，涉及近1亿人口。广东省有28000多起所谓反革命案件。河北某县因一个所谓的“新国民党案”，全县12万人口中有4400多人被诬陷，长期关押的有2200多人，迫害致死的400多人，致残的530多人，扫地出门的1500多人。此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打击的还有100万人以上。 要给这么一大批人洗清沉冤，恢复名誉，其中困难和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来自“凡是派”、极左思潮的阻力。在“凡是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邓小平只能因势利导，在反对“四人帮”的口号下开始平反昭雪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6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首先得到解脱，是因为他们“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如果因为涉嫌反对其他人，特别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获罪的人，要获得解脱就很困难了。因为“两个凡是”挡了路。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有意识地推动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1978年9月20日，平反工作的具体组织者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历史遗案进行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在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推动下，1978年下半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步步深入，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三次重大成果；第一，对文革期间被定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恶攻”案件，进行认真清理，据实平反；第二，对在“四清”运动中一些地区和单位对一些干部的错误定性和错误处理，据实纠正；第三，对19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属错划的予以平反改正。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胜利，也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重大突破。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例如为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事件中被拘捕的388人经复查没有一个反革命，全部释放，恢复名誉。还为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一案平了反，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平了反。 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中号召：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在邓小平的有力推动下，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势如破竹，一年之内，290万人平反昭雪，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这一年内得到平反的重点人物有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陆定一、周扬等。大案的平反活动有：为1959年后历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了右倾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对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5、6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复查平反；对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冤杀错杀的上万例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定名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反昭雪，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等罪名。恢复他仍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至此，文革的冤假错案全翻过来。但邓小平有错必纠的原则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一直伸展到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历史遗案。他先后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了反，为40年代延安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为30年代根据地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还重新评价了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早期领导人的功过，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总之，邓小平几乎把中共的历史重新写了一遍。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前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应该得到平反昭雪的人和事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怀着惋惜和哀痛，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丧生的民族精英们补开着追悼会，催人泪下的哀乐一遍一遗地低回在中国大地上。那些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曾为新中国诞生挥汗洒血，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共高级干部，以及部分党外人士的骨灰盒，被一批批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死者的亡灵得到告慰，活着的人纷纷庆贺正义战胜了邪恶。 邓小平复职后仅3年多点时间，就使几千万人洗清了沉冤，恢复了名誉，幸存者恢复了工作，有的还得到了经济补偿。 中国人历来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由后来者平反前期的冤假错案的事古已有之。按照这个规律，毛泽东留下的大量冤假错案，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这样虽然无情地暴露出党过去犯的错误，但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这个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能力。既然党有能力改正像文革那样的错误，那么它曾经犯过像文革那样的错误又有什么要紧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的举动，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拯救了一个有60年历史的党，使它避免了像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党那样的命运。 3．一阵否定毛泽东的嗓音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端。农村分田分地正忙，平反冤假错案，地富反坏右摘帽，南方建了一个特区……但旧痕迹还残留着，各种思潮也撞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中国还不能全心全意搞建设 杂音始自国外。 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西方的少数舆论家们仅凭借他们的主观臆测和所谓的“政治敏感”，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一时间，“中国正在非毛化”的舆论四起。 “非毛化”是“非斯大林化”的换称。“非斯大林化”是西方某些舆论对原苏联从赫鲁晓夫起开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模式的现象的理论“概括”。 1976年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外事记者马休斯报道：“人们看到华（国锋）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 而同年11月，中国芭蕾舞团在联邦德国访问演出时，有些极端分子打出了大幅标语，拥护“四人帮”。 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非毛化”的言论不断出现，即使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也未曾减少。 1977年8月26日，《匈牙利民族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开始非毛泽东化的时代”。 1978年3月22日，美国《前卫》周刊发表文章宣称，（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导人遭到了严重打击。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推行这条路线的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 这表明：西方舆论提出所谓中国“非毛化”问题并不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而早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就出现了。 而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后，国外评论猜测的，主要是说中共中央领导层有分歧。他们的一个主要根据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此长期没有表态。 对国外的误解和谬传，中国当时就给予了反驳。后来中共中央采取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措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宣传工作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从1978年5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后，特别是1978年7月1日发表了毛泽东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又发表了周恩来的重要文章《学习毛泽东》以后，国外舆论起了明显的变化，这一个时期，所谓“非毛化”的议论逐渐减少，而“非神化”、“正毛化”的议论是普遍的、大量的。基本是三种观点：第一，中国不是搞“非毛化”，而是拨乱反正，摒弃“极左偏向”，把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了的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恢复本来的面目。如，1978年7月10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对已故主席的贡献重新进行讨论，不是为了降低这位前领袖，而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情况与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毛主席仍然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 第二，中国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根据客观实践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保留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抛弃某些错误的或过火的东西。例如：1978年7月9日，法新社记者比昂尼克的文章说：“中国没有在使自己‘非毛化’，它只是在纠正一些错误。它是在消除把毛奉为一个没有错误和使人麻痹的神的形象。但是毛将仍然是中国的列宁。……说‘非毛化’的各种谈论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中国没有放弃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而是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走上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采取了新的重要措施，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8年12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伦敦大学教授施勒姆的讲演稿中说：“我认为，如果把毛主席从1956年开始，努力开创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的道路’以来，二十年期间的发言和政策作个全面研究，从中作出恰当的评价，那么可以说，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现政权正实行着比毛主席晚年那时的政权还要更接近毛思想遗产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斯拉夫和日本记者都认为，三中全会“比十一大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路线”。 就在国外舆论评论中国是“非毛化”还是“正毛化”的时候，国内也出现并流传着一些甚为有害的观点、倾向。 在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 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前，几个极右的分子，打出一幅标语，要求“坚决批判中国共产党”，“彻底批判毛泽东”。 哈尔滨建工学院一学生刻佣下里巴人》小报，把党和人民划分为“官方”和“民方”，否认党的领导，要求“结束党的特殊地位”。 某诗人在1979《诗刊》第3期上写下了“宁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不歌颂救世主”的词句，引发了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评价。 1979年11月，在由北京及外地等12所高校社团发起并轮流主编的名为《这一代》的创刊号上，刊登了组诗《愤怒出诗人》。其中一首《桥》，把“愤怒”直指向党和党中央，诗中的“桥”是指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桥，作者写道：桥，是一条国境线！领袖和人民，被它隔开在两个邻国。诗中用大量语句把“愤怒”从领袖一直发泄到3500万党员身上。 1979年，某大学历史系一学生撰写《历史的罪人》一文，影射毛泽东是历史的暴君，其制造的历史悲剧比封建王朝大千万倍。 与此同时，一些深受林彪、“四人帮”思想毒害的人甚至一些残存的余孽，趁机散布流言蜚语，以种种形式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倒退”。 在这些观点、思潮面前，党内不少人漠然置之，甚而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某种程度地支持。 邓小平警觉了，党中央警觉了。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已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 毛泽东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在他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较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然而个人崇拜也由此滋生，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毛泽东被“神化”了。 4．毛泽东曾想搞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 毛泽东非常在意他百年之后，继承者对他个人，对他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很在意在某种评价下中国的前途。 所以，毛泽东决心搞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1975年11月4日，他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定的调子是：“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并提出由邓小平作这个决议。 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意思是由他来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的一个诱因，但决议是做不成了。 毛泽东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临终前，他选择“老实人”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并嘱托“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果然不负重托，他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邓小平在他第三次复出前后，就始终坚持“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人民，指导工作，指导事业。 也就是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对“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不同理解，而引致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但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等人质疑“文化大革命”，质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而使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继续延伸。 一场新的、更深刻的讨论启动了。 本来，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既原则又谨慎的说法。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做些研究工作。他的话实际上已告诉了世人一个明确的讯息：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要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文化大革命”。 但当时国际上十分关切的舆论，尤其是国内的种种错误的言论、思潮，给邓小平和党中央以极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要求今后对来自“左”和右的错误思潮进行深入的批判，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他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我们的旗帜。 至此，党中央已很明确，要实事求是地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5．叶剑英拉开序幕 1979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些人开始有步骤地总结建国30年的历史，并在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意见，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中写出了关于30年历史总结的意见稿。1979年9月2日至28日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这个意见稿再作讨论和修订，决定在建国30周年庆典上发表。 1979年9月29日晚，人民大会堂，在隆重的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长篇讲话。 叶剑英说，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于“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郑重指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四条主要教训：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上。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叶剑英的长篇讲话，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党史和国史的第一次全面的、客观的回顾和总结。他在讲话中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叶剑英的国庆讲演，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国外新闻界敏感地观察到：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反思”历史。 叶剑英的讲话实际上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成立文件起草小组。这项工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1980年2月后）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亲自主持，指定由胡乔木任文件起草小组组长，邓力群等数名理论工作者参与起草。 6．邓小平讲：中心意思是三条 从1979年11日到1981年6日，整个决议的起草与修订历时两年，全国和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邓小平更关注起草工作，这是他最重视的文件之一，关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苦战了几个月拟出了《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讲《决议》总的要求、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犯了错误。在讲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最后说道：“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祝”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对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做了设计：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了对建国后头十七年历史的看法，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 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1980年6月，决议草稿出来了。邓小平仔细看完决议草稿后，感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象一个决议，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提出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邓小平指出，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对毛泽东的评价，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清建国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所以，不仅仅是邓小平，全党都是十分慎重、严肃的。 1980年7月，起草小组将按邓小平指示精神修改过的决议稿交中央书记处讨论。 中央书记处是在1980年2月23日至25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恢复成立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在1956年至1966年间就担任着这一职务。并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是在这次全会上，胡耀邦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这不仅是适应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 会议同时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中央书记处一成立，就直接领导着决议起草工作。这次讨论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们都主张决议一定要客观、历史，功与过一定要分清。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1980年10月，《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扩大到党内军、部级高级干部，进行讨论。 讨论的意见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现象，特别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 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者是极左主义者。” 还有人激动地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决议》起草小组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于10月25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发觉人们思想认识上有偏颇现象，必须统一思想。 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说到此处，邓小平非常严肃： “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写。”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议起草小组又作了修改。到1981年3月，决议稿的轮廊基本定了下来。 这时候，决议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由于劳累而再次病倒。年近七旬的胡乔木是毛泽东的六大秘书之一，从1941年到1966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整整25年。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由他负责起草的。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 对胡乔木来说，毛泽东既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是直接的领导他的上级，又是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引路人。有人就曾说过：“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毛泽东对胡乔木确实关爱有加。而胡乔木对毛泽东则有知遇之恩，历其一生，对毛泽东敬重和景仰不减，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迫害，遭到毛泽东的冷落。 龚育之等人曾说：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帮助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许多任务。随着经验的增长，他在协助毛主席的工作上愈来愈默契，毛主席对他的使用也可以说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这是十分难得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乔木同志与毛主席这样的秘书与首长的合作关系，也是不多见的。 历史的重任又一次落在胡乔木身上。又有谁能比胡乔木更加熟悉，了解毛泽东呢？ 决议通过后，邓小平曾动情地说：“写这个决议确实不容易。 起草这个决议的同志，乔木同志，确实是颇费苦心。” 对胡乔本来说，最费苦心的就是“文革”十年这一段怎么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提出上述两大难题要解决一下。 胡乔木认为，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成功。 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既然政治挂帅一切，而阶级斗争又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结果就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实际上，建设是不能光靠政治就能搞成功的。” 第三，“在国际方面也有这种因素。反霸权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范围也扩大化了，表现在‘九评’中。这转而又影响了国内的斗争，并且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第四，“国内因素还有一个，即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从制定第一个宪法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开始还明显一些。以后，人大、司法机关等等，慢慢就不起作用了，司法部经过多次批判甚至被取消了。” 第五，“在党内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信过份突出，这有好些标志。粗一点讲，庐山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林彪上台后掌握军队，首先在军队范围内搞个人崇拜……这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准备作用。林彪这样搞，加上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又把影响扩大到军队以外了。” 第六，“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的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若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 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文艺上批《李慧娘》、《谢瑶环》，哲学上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是不寻常的。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非这样办不可，而且全党都非这样办不可。《清宫秘史》的批判没有能开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来补课。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 胡乔木还就毛泽东思想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第一，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如，对毛泽东的名篇《实践论》，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说明它的地位，它的价值怎样。 第二，群众路线，也可以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 第三，三大改造，当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四，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里首先就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国外还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对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革命的劲头。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深入的分析。 第五，自力更生为主。 第六，两条腿走路。 第七，还有两类社会矛盾。 第八，还有反对大民族主义。 第九，还有一个反对大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 第十，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胡乔木提出的上述问题，无疑是起草决议中不容回避、不应回避、必须做出回答的重大问题，胡乔木的真知灼见对解决和回答这两个问题无疑产生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至此，决议的最主要问题：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决议的定稿已指日可待了。 1982年6月1日，胡乔木的七十寿辰，决议也已通过，他写了一首自寿诗：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这也是他的真情流露吧！ 7．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与中国共产党正在紧张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时，全世界都以极大的兴趣或者说疑问关注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 港台的报纸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拿不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在此时，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娜·法拉奇提出要采访邓小平。邓小平很爽快地答应了她。法拉奇是一位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她以独特的方式采访过全世界几十位著名政治家，而且，每次都获得成功。同行们都称她为“时髦的记者”。 美国、越南战争正酣时，她只身闯入河内，实地采访越战，而且又单飞华盛顿，弄得美国官员头疼。 中东战火绵延，危机四伏，她又来到神秘的中东，紧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和约旦国王候赛因，让他们谈论中东的和平进程。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中南海连续两次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这是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之后，第一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国家重大问题。邓小平也深知法拉奇提问向来尖锐、泼辣，也难倒过许多著名政治家。他清楚会见法拉奇时每句话的份量，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着国家。 邓小平想借一位外国记者的笔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当然，法拉奇的名头大更好。 法拉奇提问果然尖锐，一开始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此问有因，也大富深意。 1980年7月30日，人民大会堂前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被摘下，两幅永久性的巨幅标语也被摘去，引来许多责问和疑问。 同样的行动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间相继开展。 毛泽东的画像被从门眉上摘下来，从教室里取下来，毛泽东的塑像被拆除，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要么被覆盖，要么被清洗，总之一句不留。 十几年前，各地比着把毛泽东像雕得坚固宏大，现在拆除可带来了大麻烦。据说河南、湖南等地和有些部队，因塑像太坚固不好拆除，使用了炸药。 邓小平的回答也很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说，过去毛泽东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泽东的尊重。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此前的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下发到全国各地，要求坚持“少宣传个人”。其中，一段文字专门讲到宣传毛泽东的问题，通知说，毛泽东的画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种做法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法拉奇紧接着更尖锐的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五个手指”的所指，便他并不回避，指出：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邓小平说，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校“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邓小平用锐利的目光盯住法拉奇，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泽东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他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法拉奇是有备而来，她抓住邓小平曾说过的话来反问邓小平：“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许多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到底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问得很深刻，邓小平也没有回避：“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是发热了。”他接着说，“由于教训总结得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校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当回答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时，邓小平表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苏联的一场悲剧。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仅过了三年，苏共二十大上，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几年疯狂地列举了斯大林的诸多罪状。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是一个暴君，是一个热衷于搞个人崇拜的狂人，甚至是一名屠杀党内干部的凶手。他咬牙切齿地批判斯大林的一切，把斯大林的遗体逐出列宁墓，把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改名。赫鲁晓夫此举，影响了苏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了整个世界对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看法。 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则坚持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毛泽东曾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邓小平正是循着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来评价毛泽东的。他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我们党的一贯看法。及至后来苏联剧变解体后，江泽民就说过原因之一是苏联先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又丢了列宁这把刀子。 在谈到抓“四人帮”的情况时，邓小平主动谈到，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泽东自己的意愿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来奇来了个顺手推舟。 邓小平回答说，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突然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与你不同，从来没有被打倒过……”邓小平知道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来，不等她说完，他就动情他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又对法拉奇解释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不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法拉奇极力尝试把话头扭转到邓小平自己身上，她问：“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小平从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法拉奇最后问邓小平：“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显然，这是一道十分难答的考题。但邓小平提供了满意的答卷，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法拉奇两次采访共进行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在对她的提问回答中，邓小平不推脱责任，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客观的评价，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法拉奇的采访报道，把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时间，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发表评论。 有的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在邓小平会见法拉奇后不久，中央警卫局把这次谈话向警卫局的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和战士都觉得这样好，能够接受。 中央警卫局的战士们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职责就是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警卫局的干部、战士能接受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意义很大。此后，中共中央许多人也纷纷发表讲话，表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1980年11月，开国十位大将之一的黄克诚在中纪委一次会上，坦诚评价毛泽东功过。 从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起，先是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紧接着又被撤销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后来就受到“左”倾错误的长期迫害。但是，这位老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承担责任，这样作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981年3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指示和四千人的讨论意见，对将修改后的文稿提交政治局、书记处人员和部分德高望重的干部再次征求意见。 1981年3月3日，陈云对决议修稿改发表了两条意见：第一，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第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的上述意见，在3月5日，很快由邓小平转达给起草小组。 同月，陈云再度就决议起草发表以下几条意见：第一，关于建国以来的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第二，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第三，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第四，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 3月24日，陈云就此事又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听了陈云的意见，说：“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 1981年5月，经过修改的《决议》讨论稿提交到由75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用10个半天时间，进行了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把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当作《决议》的前言部分。 后来，在正式成文的《决议》中就当成了“回顾”部分。有了这部分，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决议》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8．不要再讲华主席党中央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重大变动也在酝酿之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华国锋的职务变动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华国锋的地位已开始动遥随着“两个凡是”的被批判，华国锋也不得不就“两个凡是”问题作出检讨和说明。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提出“不要宣传我个人”，以后不要再讲“党中央华主席”，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则被普遍认为是短暂的“华国锋时代”的结束。 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人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像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国锋在信上划圈。 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的一位学员于1978年12月29日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对红星养猪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把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其实三中全会当时提出“少宣传个人”，主要是针对历史的教训和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而提出的。 鉴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进行调整，并正式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五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 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要职。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切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与会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谈到华国锋身兼数职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 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无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许多人提出，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 经过1980年8月和10月的两次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这一意见，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 1980年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会议，华国锋走进会场时，他已从人们的目光中感到了压力。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 但人们很清楚，他的检查中捎带着许多辩解。由此，便引来其他委员发言中对他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及他在这次会议的发言提出了批评。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政治局会上作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 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 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五条表现：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所有人员都在会上发了言。 与会者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这些批评意见集中在：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有功劳，应予肯定；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并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三中全会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从未主动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人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 华国锋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有一个人心平气和地同华国锋面对面地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回头环顾大家：“他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还进一步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不适当的。 在会议上，许多人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适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他认为在六十多岁的人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人将来接替。当然，只有六中全会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 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前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4000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这样，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改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就没有能够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但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位。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和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上，他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自九大以来，华国锋就一直是中央委员，这近30年在中共历史上少有。他亲笔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仍镶嵌在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上。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对《决议》讨论稿根据会议讨论意见进行改写后，将仍在3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因为决议要写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问题，就有人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的名字？邓小平说：“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的工作。” “同时，按现在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他还说，当然这些事华国锋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可以说，华国锋的去职及新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对决议早日定稿和对1976年到1978年这段刚逝去的复杂历史的科学评价，提供了相当宽松的政治气氛。 9．乔木同志，确实煞费苦心 历史已进入1981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是又有许多新事物涌现的一年。人们关心的事情很多，当然也很关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否拿得出来，拿出了会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他说，“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 1980年10月，决议草稿在4000名高级干部中讨论了20天。 1981年3月31日，决议草稿又送达中共中央52位主要负责人手中征求意见。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70多人对决议稿讨论了12天，修订后于5月16日基本通过。 邓小平说，为了早点把搞子拿出去，再搞4000人的讨论无必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下后，提到六中全会。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邀请7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对决议稿进行讨论修改。之后，又征求了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看法和意见。至此，决议稿基本成熟和完善，可以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对决议稿给予了高度评价：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我们原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还谈了很多。这已是他第9次具体地对决议发表意见。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他也确切地是这次历史决议的总设计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及他的同志们的杰作终于向世人展现，时值“七一”前夕。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委员114人，列席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6月27日，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共38条，分为8个部分。主要内容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决议回顾了党的60年的战斗历程，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明确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正确路线。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新时期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完全否定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比以往的提法更准确、更符合历史真实。 决议认为，党的建国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在领导上犯了“左”倾错误，除此还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党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和经验；毛泽东在他的威望达到高峰后，逐渐骄傲，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而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于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决议的核心部分，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决议分清了大是大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上所指出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 同样的，历史决议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1981年5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乔木曾披露过一些决议稿的内情，细心的读者也可以从决议原文中找出来。 胡乔木所透露的重点是“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他解释说，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重意义。中国共产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愈来愈神圣化、神秘化。党的历史决议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人。中央在批评华国锋错误时开始决定不用路线错误，很得人心。原来考虑在这个决议中最后用一次，后来大家认为最好还是从这次决议就不用。用起来要引起许多困难和纠纷。哪次算路线错误，哪次不算？在这些路线斗争中究竟谁们是正确的，谁们是错误的？每次路线如何起止？这次决议用了，以后如何停止使用？在停止使用时要不要承认这次决议用得不对，因此又得对决议加以修改？ 想来想去，只有就此不用，恢复马列传统和我党原有传统是上策。 早在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就详细谈了他对“十次路线斗争”的看法。不妨原文照录：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 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至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表明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推倒，采取搞阴谋、搞交易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胡乔木还解释了何以“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不再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在决议上也说得很清楚。 决议中一些细节他也说到了：如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还有，比如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过去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样说很正确的，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这样就不好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并列。所以在决议稿中换了一个说法，实质上并没有变化。 这次历史决议要郑重讨论毛泽东的错误，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样，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怎么解决？ 成文的决议是首先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用的都是毛泽东自己的文字，并经过了反复核对。这些论点列出来后，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即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性质和程度上已同“文革”前大不一样。决议稿的论断：毛泽东发动这嘲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是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所坚持的东西。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最初这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参加讨论的人也不满意，觉得稿子起点太低，许多问题说不清楚。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再指迷津。他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在答问法拉奇时，邓小平也说，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胡乔木亲自执笔，深思苦虑，终于写下了绝妙一笔：“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背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曾请党外人士对决议稿提意见时，有的党外人士就说，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后来邓小平所说，“乔木同志，确实煞费苦心”，当指此节。 从1979年11月21日到1981年6月，决议从起草到获得通过，整整22个月，距今也整整16年了。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而且“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这个重大决策的魄力和远见”。 这是江泽民的话，他还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件事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奋斗的历史，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这是小平同志作出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万代的大事。 10．最后一任党中央主席 1981年6月29日结束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倍受关注的大会。 其一是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的人与事的是非功过作了一个公认的结论。 其二是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已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被选举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中央领导层的变更，是对1980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果的公开，是对一个事实的承认。但仍然引起了轰动。 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是众望所归。国内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公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1979年元月，以副总理身份出访美国的邓小平，享受着红地毯的待遇。当他和美国总统卡特并排站在白宫草坪上，面对整个世界时，没有人怀疑他的领袖地位。 所以那次的政治局会议，就有许多人推选或者盼望邓小平同时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拒绝了，他推荐了胡耀邦，政治局会议接受了。 也就是说，从1980年12月6日起，胡耀邦即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日常工作，只不过不用正式名义。 1981年6月29日，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时年66岁。 次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不设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只设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被选举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是最后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文家市是一个小镇，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曾停驻这里。就在文家市的一所叫里仁学校的教室里，决定上井冈山。 1929年冬胡耀邦在家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5月，中央红军解放浏阳县城，正在县城中学读书的胡耀邦受党的派遣，回乡担任乡团支部书记等工作；1932年5月被调到湘赣省委做儿童工作。1933年1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了各种工作。“红小鬼”即从那时喊出。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 1934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后来一直留着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1937年5月，胡耀邦在延安抗大，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胡耀邦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斗争，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1952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非常注意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实事求是，朝气蓬勃”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1962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遭到残酷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75年重新出来，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领导科学院的整顿，并主持制定了《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就《汇报提纲》作了说明，并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后来这个著名的文件被“四人帮”作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批判，胡耀邦当然也难逃厄运。 1977年，胡耀邦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领导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当时人称“胡青天”。 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同时被免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 它的设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如同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在会上所说的：中央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二线，这样做好处很多，除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之外，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不会影响一群，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 关于书记处的职权，邓小平说，它是管全局的，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都得管。叶剑英说，书记处就是要准备接中央的班的，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清楚地表明，党中央把“管全局的”和“准备接中央的班”的工作交给了胡耀邦负责。 对于自己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至于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邓小平对胡耀邦这一讲话是予以肯定的。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1981年7月1日，党的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人士万余名参加。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这是他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 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阵容已齐，核心是邓小平。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了政治局常委的建议，确定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到十二大时，除华国锋没能再进入常委会外，其它六名常委的排名次序跟十一届六中全会相同。到十二大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就正式形成了。 对于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点，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即有清楚的说明。胡耀邦说：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我之所以首先要讲这一点，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党还有一些建党前期的老革命家健在，并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实在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幸运。他们的健在和长寿，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大事，确实好办得多。即使我们突然遇上十二级台风，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胡耀邦说，决定我当党的主席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和建国以来一些重大事件和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对中央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 书 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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