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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震撼世界的9天 1998年6月25日晚，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随着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手拉手走下飞机舷梯，踏上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古老而又文明的中国大地，一个历史性的瞬间终于来到——克林顿对华9天的国事访问正式开始了。 据报道，克林顿访华9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6月24日启程飞往中国，6月25日傍晚抵达西安，6月26日参观村落和兵马俑博物馆，6月27日至6月29日在北京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参观故宫和长城等。6月30日至7月1日在上海与企业界人士会晤等。7月2日，游览桂林漓江。象鼻山等。7月2日晚至7月3比访问香港。 从6月24日到7月3比这将是震撼世界的9天。这9天注定了将不同寻常，这9天注定了将被载入史册。 截至到编者发稿时，也就是截止到6月28日止，克林顿总统已来华3天了。那么，在这过去的3天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且让我们分头来着： 1998年6月25日，晚7时20分，克林顿总统的专机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7时37分，满面笑容的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希拉里手拉手走下飞机舷梯，与迎候在旁的陕西省副省长贾治邦和夫人热情握手，互致问候。两名西安少年儿童向总统夫妇献了鲜花。 随后，克林顿总统一行离开机场，前往西安甫城门，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和夫人在此迎候，并陪同美国贵宾参加了西安传统的旅游项目——仿古迎宾入城仪式。这种礼宾仪式近年已举行过数次。 西安市市长冯煦初在古城门前向克林顿赠送了象征西安人民友好情谊的“金钥匙”。克林顿总统高兴地接过钥匙，表示感谢。 冯煦初在仪式上致欢迎词，他说，热情好客的西安人民欢迎克林顿总统阁下和夫人访问古城西安。 克林顿总统在仪式上说，他期待着通过这次访问，了解更多有关中国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伟大贡献。中国有“令人自豪的历史。有明天的希望”。 他说：“美国人民佩服你们的成就，你们的经济，你们勤劳的工作。创造性和远见”。“作为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家，中美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 1998年6月26日，克林顿夫妇和女儿在中午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后，下午到了“世界第八大奇景”之一的秦始皇兵马俑。克林顿夫妇获得前美国总统里根一样的“特权”，走到兵马俑一号坑底，在兵马俑群中仔细观察制作材料和工艺。 后来，克林顿一家又在下和村农民杨西安家的庭院中小坐片刻，并未入屋。总统一家与杨西安家人在庭院简单交谈后，滴水未进，便在杨家的门外，和六名村中的代表交谈。 1998年6月27日，上午9时整，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受到在这里等候的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的欢迎，双方亲切握手。两位中国少年向克林顿总统和夫人献了鲜花。克林顿是继尼克松、福特、里根和布什之后，第五位在任时访华的美国总统。 两位元首在分别介绍了参加欢迎仪式的中美官员后，走上了检阅台。由6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先后奏响美中两国国歌。此时，鸣礼炮21响。 随后，仪仗队队长正步走到检阅台前，向克林顿报告：“总统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之后，在江泽民主席的陪同下，克林顿走下检阅台，踏上红地毯检阅了由176名官兵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9时14分，欢迎仪式结束。两国元首走进大会堂，开始举行正式会谈。 此后，从6月28日到7月3日的5天里，克林顿总统还将访问中国的上海、桂林、香港等地方。既然过去的3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那么，此后5天里将要发生的一切也注定了会牵动全世界几十亿人的心弦。 当然，克林顿总统的对华访问还在继续，我们也还不可能知道未来的5天之内，具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的是，克林顿总统的访华是划时代的，在美中关系史上是里程碑式的。正如如外电纷纷指出的那样，“历史把一个跨世纪的发展机遇赋予了中国”，同样地，历史也把跨世纪的发展机遇赋予了整个世界。所以说，从1998年的6月25日到7月3日，这9天将是震撼世界的，这9天没有理由不被载入史册。 距7月3日还有5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新纪元 1998年3月16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鹏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98年3月18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为国务院副总理。 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与四位副总理一同亮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日本时事社、共同社、美国美联社、法国法新社等外电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且让我们分头来看：3月16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选举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历时10年，担任了两届总理职务的李鹏今后将站在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立场上，努力加强作为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的作用。 江泽民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同时再次当选为国家军委主席。 可以认为，胡锦涛在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之后，将在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等党内工作的同时，协助江主席工作。此外，他还将积极参与外交活动。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和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都因年事已高而引退。 刚刚投完票的河北省人大代表郭先生说，希望新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在谈到已经成为人大委员长的李鹏时，这位代表表示：“作为总理，他了解人大的工作，而且身体健康，是称职的。” 在这次人代会上，代表们要求“重视法制”的呼声很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构的职能将是李鹏所面临的课题。 代表们普遍认为，江泽民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传播者。这意味着，他能够在保持党对社会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1994年春天，江泽民发动了反腐败运动。 中国官方报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核心。他是个善于交际和精力充沛的人。 3月17日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被决定为中国国务院总理。在宣布的一刹那，会场上响起了热烈掌声，由此可见，为克服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难题，人们对“铁腕总理”寄予厚望。 坐在主席台上的朱镕基随即站起来向代表们致意。会场上再次响起掌声。这时，朱镕基走近前任总理李鹏的坐席，微笑着与他握手，表现出新总理的风度。 一位香港代表说：“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出色的领导人。” 日本三和银行驻上海分行负责人川又先生说：“大家都看到了他对上海和中国的经济所做的一切。” 在今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张万年和迟浩田将军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大会还选举博全有，于永波，王克和王瑞林将军为中央军委委员。该委员会是由江泽民本人任主席的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3月18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决定了以朱镕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由于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部长减为29人，其中新部长有23人，有两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人被任命为负责主管经济的部长。这种人事安排显示了朱总理对改革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关于副总理的人事安排，除继续留任的李岚清、钱其琛和吴邦国外，又增加了温家宝，由原来六人改为四人。据认为，李岚清作为第一副总理将统管全面经济工作，钱其琛主管外交，吴邦国负责工业和国有企业，温家宝主管农业和金融工作。 朱镕基的新政府看起来精干、年轻。人数减少了30％，政府成员平均年龄下降了四年。 包括朱镕基总理和副总理，国务委员及部长在内的国务院共有38人组成，平均年龄为59岁，而上届政府成员是56人，平均年龄为63．7岁。 新政府中有三位女士，而上届政府中有两位。她们是国务委员吴仪。教育部长陈至立和科学技术部长朱丽兰。新政府中还有四人是少数民族。 3月19日，时事社发表述评“中国新体制的前景”：中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19日闭幕。江泽民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朱镕基取代任职已10年的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中国领导人将率领12亿人民跨入21世纪，新体制今后将迈出怎样的前进步伐？为此，我们对中国面临的国有企业改革等内政课题以及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作一分析。当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以98％的高票获得通过时，人民大会堂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的确，精简四分之一国务院部委这一改革方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强有力支持。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权力、名声和财富就会接踵而来。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之所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蔓延，与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异常艰巨的，堪称“一场革命”。过去，中国曾多次尝试进行改革，但最终都走上了“压缩、膨胀、再压缩、再膨胀”的老路。机构臃肿造成了目前这种状况：三四十个老百姓供养一名行政官员，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消耗在干部身上。 膨胀的官僚机构不仅对财政造成压力，而且还阻碍了经济活动，滋长了以权谋私的风气。中国将在三年内精简一半的公务员，问题是如何安置精简下来的一大批人员。 国有企业改革是人代会的又一热门话题。在改革过程中，失业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峻。在传统体制下，企业拥有一支庞大的从业人员，并且还要承担职工住宅、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福利负担，企业显然无法摆脱亏损的局面。人人都知道企业首先必须裁减剩余人员，然而，问题是如何安置日趋增多的失业人员。 去年，全国有近一千万的工人下岗。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中央领导人在人代会分组计论会上多次强调要全力解决好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为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政府还新设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能否解决下岗和再就业问题，事关中国改革的成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17日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开始便高兴地宣布，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将于6月底访华，中国对此表示欢迎。中国方面曾希望美国总统提前访华。由于此事已决定下来，中国新体制在外交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近几年中国着重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开展了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是通过推进多极化来打破美国的一极统治，而仅依靠传统的重视第三世界的外交，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 在不久前的伊拉克危机中，中国站在反对使用武力的海湾国家一边，与同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法国联合起来，阻止了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攻击。 朱镕基总理将出席4月初在伦敦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同日本、欧盟等国家开展首脑外交。届时，中国新体制的外交活动将正式开始。此外，在人代会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也将于4月访日，为江主席秋季访日和日中友好创造良好的气氛。江主席还将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 作为大国外交的主要活动之一，中国将迎来克林顿总统的访华。中国打算同美国加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美国彻底放弃遏制政策。 二、大国之路 3月19日上午是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尾声，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成为这次大会的高潮。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富有务实精神，现代意识和个性色彩的演说，给人大代表，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相信所有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都会被领袖们的直面现实所感动，都会为领袖们的决心和信心所鼓舞。 “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烙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江泽民主席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入正题即突出，“忠实地遵守宪法”的思想，不仅使人们品味出国家主席宣誓就职的庄严感，也透露出将加强依法治国的重要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李鹏委员长在随后所做的闭幕式讲话中，也用一半以上的篇幅阐述依法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的权力。” 听罢江主席这篇约一千字的讲话，还有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文采飞杨，充满激情和鲜明的个性，充满必胜的信心。“要奋斗要发展，就会有困难有风险。但是，任何困难和风险都无法阻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必将胜利地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朱镕基总理在90分钟的中外记者的招待会上，充分展示了一个大国政府总理的自信。坚定、博学，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征服了在场的600多名记者，也必将深深地感染所有收看电视直播的观众。“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坦率、直诚，令人感叹的话，体现出新任总理对国家，对人民沉甸甸的责任感。的确，对新上任的朱总理来说，未来五年任期内的日子决不会是轻松的，而对保持经济增长，尽量安排就业，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解困，金融风险防范等诸多现实经济问题，他要做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因此，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用“惶恐”来形容自己出任总理的心情，即唯恐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连续几天，国内外舆论对我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评价颇多，颇高，尤其是对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媒介评论如潮。海外有报纸甚至用“英雄造时势”表达对中国新领导人的期望。不少身为省部级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新上任的朱“总理表示由衷的赞佩；一位与朱总理接触过的基层代表，则用“确实在行”这样朴素的语言表达对新总理的信任和拥戴。从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的提名获得通过时代表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也可感觉到，人民代表对朱总理寄予厚望。 既然众望所归，我们有理由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中国人民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3月24日上午主持召开第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会议通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工作分工，讨论通过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调整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方案》，讨论通过了修订后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朱镕基在讲话中，首先要求国务院全体的工作人员，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历史的重托。 “朱镕基说，本届政府总的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制定的跨世纪战略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朱镕基指出，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跨世纪的五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进入攻坚阶段和决战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相当多的棘手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工作任务重，难度高，风险大，同时又前景光明，充满希望。这五年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就可以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上届政府在李鹏总理领导下，成绩显著，为今后的工作创造了好的条件。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大为增强，外汇储备和粮食等重要物资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回旋余地明显加大。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全有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我们过去经受住了国际国内种种严峻挑战和考验，也一定能够在新的挑战和考验中赢得胜利。 朱镕基强调，做好本届政府的工作，第一年是关键，务求初战必胜。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必须认真完成，特别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坚决执行中央研究的方针，确保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八，物价涨幅低于百分之三，人民币汇率稳定。要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主要是适当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增加农林水利建设投入，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稳定和加强农业，保证农业生产有个好收成。加强扶贫攻坚工作，争取今年再有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积极引导居民消费，拓宽消费领域，特别要重视开拓农村市场。要努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继续深化外贸企业改革，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加工深度，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稳定吸收外资规模，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第二，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要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三大改革事关全局，中央分别提出了三年要达到的目标，必须如期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已经明确，要继续认真落实。要建议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这是实行政企分开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对企业领导人考核、奖惩、任免制度的一个改进。要着力抓好纺织行业的改革和扭亏解困。要按照甲央的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监管职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步伐。医疗保障制度和完善财税制度等五个方面的改革。国务院将要召开会议，对这些改革进行具体部署。在实施中，要把握好各项改革出台的时机和步骤，精心组织，使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相协调，实现稳中求进。 第三，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切实抓好再就业工程。这是国务院今年要抓的一件大事。要集中力量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占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宣传和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广开就业门路，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各级政府要充分体谅和理解下岗职工，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第四，把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做细、做实、做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抓紧实施，做到不动摇，不走样，不变调。要真正转变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该交给企业的权力要下决心交出去，不能只在部门之间搞权力转移。各部委的内设机构，领导职数要减少，人员要精减，“三定”工作在年底以前完成。新组建的机构要抓紧挂牌工作，内设机构调整较大的部门，要尽快理顺职能，正常运转。省级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也要加快制定。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各个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间断，国有财产不流失。现在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所有干部都应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的办法，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和企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朱镕基最后说，本届政府的任务十分繁重和光荣，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国务院组成人员，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的斗志，坚定信心，励精图治，高效廉政，做好跨世纪的一届政府工作。 朱镕基提出五项要求：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第三，要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朱镕基还与大家约法三章 ：第一，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第二，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第三，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及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不为各部门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国务委员迟浩田、罗干、吴仪、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以及国务院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上，王忠禹和人事部部长宋德福分别就规则和方案作了说明。 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一、一个人与一个世界 翻开一本广东某县最新的干部花名册：部委局办共73个，正副职领导508人；其中，县委办公室主任1正14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正13副，建设局与人事局的局长分别为1正9副。在这个处级县中，科级干部近1300人；其中县纪委与组织部这样的副处级单位，科级干部分别为25人和19人；县口岸办公室共有编制9人，正副主任就有一人。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一针见血指出：“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这组数据足以证明机构非改不行。” 顺德市市长冯润胜曾为两个现实而困惑：顺德是甘蔗产地，特设农委、农办、农林局和糖业局等4个机构管蔗农。冯润胜因此感慨：“农民该听谁的呀！”另一现实是，外商洽谈投资会上市长出面谈判，项目谈成由市长签字，奠基或剪彩还由市长舞锹弄剪；全累市长一人，别人不顶用。冯润胜又感慨：“我是哪家企业的法人代表？我究竟是谁呀！” 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是8000人养1个官员，唐朝是3000人养1个官员，现在是40个人养1个公务员。食者之众，生者之寡，国家财政自然入不敷出。” 新总理朱镕基被错划为“右派”而下放劳动，他51岁时才是副市长。也许独特的人生经历，在他的行为中体恤民情是非常突出的一面，他反对机构臃肿给百姓增加负担，更痛恨腐败官员滥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他个人也以清正廉洁著称，早就宣布：“不题词，不剪彩，不吃请。”另外，朱镕基的一贯风格是雷厉风行，他厌恶层层扯皮和有令不行，他把盲目指挥重复建设视为“万恶之源”。他任上海市市长时就提出“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在吸引外资方面只设立了一个“外资委员会”。因此，建立一个廉洁、公正、精干、高效的“小政府”是他内心深处的愿望，也是他人生阅历的深刻积淀。 记得1993年那次机构改革，只有轻工部与纺织部改为“总会”。当时这两部委的中低层官员曾抱怨“部长太软”。但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参加纺织总会成立大会时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这次只搞了两个总会，不过瘾。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透露一个重要信息，中国正在从韩国经济遭受灭顶之灾上得出结论，大集团与金融及政界一体，互相牵连太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说：高层人士也充分意识到，政府向企业直接投资，或以审批项目方式迫使银行贷款，是形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一位更重要的人士透露，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中央高层开始全面解剖经济引导原则，包括近几年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比如，韩国大公司曾被作为大型国企发展的最好模式，并且认为政府直接重组大型集团是一条捷径；为实现这些意图，国有银行应该重点扶持国有大集团，把一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大型国企优先上市，进行直接融资，等等。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仿效“韩国模式”。韩国企业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型的企业集团与金融界融为一体，形成“财团”；韩国政府为扶持大“财团”，又与其结为紧密联系，进而形成“财阀”。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高度负债的大财团接二连三倒闭，排列前20位的企业一共破产7家，并迅速累及金融界和政府，导致整体经济危机。 有些迹象已经表现出来，仅在几个月前，中国的各级政府还率领各种代表团前往韩国学习，探索在中国如何建立财团，现在已经戛然而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媒介上纷纷发表言论，一致的观点是“韩国的财阀制度不可缺。 中国之所以对韩国感兴趣，是因为两国在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韩国遭受的灾难警示中国不能这样下去，要避免重蹈韩国覆辙，企业与金融与政府的三位一体就必须分解，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小心翼翼地剥离。 很显然，革除政府机构的诸多弊端与吸取韩国危机的教训，现在不可做，又不必速成。尽管新总理朱镕基的一贯行为表明，他不回避问题的矛盾，并且敢于处理重大问题。但这一次背水一战地改革政府，并且力求一气呵成，绝不能仅仅归结为他个人风格的体现；他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导人，他习惯于知难而进，但他知道一夜之间不可能创造奇迹。那么，朱镕基为何急于大刀阔斧推进国企和机构改革，为何口出慷慨悲壮之辞，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既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又承受着国内各种经济矛盾的蕴蓄。国内外两种巨大压力正在汇合而一，对新总理朱熔基构成严峻挑战。 二、临危而出山 中国的运气很好。亚洲四小龙的金融危机并未重伤中国这条大龙，中国成为这场风暴的一个安全岛。但朱镕基指出：“我们对金融危机必须有足够认识，现在对中国的防范能力估计过高，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没有充分估计。” 当记者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金融风暴的能量是否已完全释放？他巧妙地回答：“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其实，亚洲金融风暴的滞后效应在中国已经显现，外贸出口明显下降，国际资本流入锐减。 出口下降加剧国内生产企业的外部困境，它们正经受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打击，因此要求“人民币贬值”呼吁一浪高过一浪，但均被国务院顽强地顶了回来。 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所承担起的责任，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挺身而出支撑危局，对深陷经济危机的亚洲国家恢复信心起着重要作用、一旦人民币贬值会再度引起亚洲其他的货币贬值，使它们在经济萧条中更难以自拔。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提前访华，这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美国媒介报道，美国政府认为“在保持亚洲政治经济稳定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但是，国内企业的困境着实令人担忧，所以朱镕基决定对国企实施大手术，并承诺3年内救活它们。可很多国企对此信心不足，并且没有做好推向市场的准备，因此新总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强势推动，同时还需要给企业创造一个自我摆脱困境的宽松环境，制止行业经济部门盲目干预企业。 银行的坏帐也是炸药包之一。前不久，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刘鸿儒去日本专门研究如何消除坏帐，日本银行家告知：“先制止不良贷款天天发生，再将现存坏账由银行慢慢消化。”刘鸿儒颇有同感，这位中国人民银行前任副行长，曾对政府部门乱批项目并强迫银行贷款倍感无奈，他曾恳求国家计委有关领导给银行一些选择的权力。刘鸿儒讲起这段往事时说：“我希望他们在审批项目时别一个萝卜一个坑，能否多挖几个坑，让银行选一个放萝卜，但他们说做不到。”刘鸿儒认为，用国有银行贷款用于发工资，根本就没有打算还。刘鸿儒说：“这样下去，坏账天天发生，旧账未了又添新账，银行非破产不可，金融危机迟早爆发。只有尽快拿掉政府部门的投资审批权。让银行真正有自主权，直接与企业打交道。银行哪个人乱放贷款，就让他去坐牢。” 更为彻底的金融改革正在启动。新总理朱镕基宣布，银行与政府将加大分离度，政府部门不得再逼迫银行向亏损企业贷款。然而，下岗工人由此又将增多，社会潜在的震荡在蕴蓄。 大量吸引外资是支撑中国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在以往的外国对华投资中，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占很大比例，如今其自身难保，对华投资势头大减。不过；中国有可能成为欧美资本看好的避风港，因为资本必须在流动中增值，而资本正蹲在中国门口观望，中国试图抓住这个机遇，并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最近，美国壳牌公司与3家中国公司合资兴办炼油厂的项目获得批准，这个投资额达50亿美元的项目是迄今为止外国在中国最大的投资项目，它曾经被锁在有关部门的抽屉里达几个月之久，现在又奇迹般重见天日。 不过，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香港菲西亚公司对欧洲在华投资的4000家企业进行调查，目的是了解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未来市场的投资环境。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企业抱怨，中国的经济主管部门不仅难打交道且颇多麻烦。德国企业说：“在合资企业作出任何一个决定时，中方的合资伙伴都要征求不懂业务的主管部门批准，许多事情遭到拖延而难以进展。”还有，60％的企业认为，政府部门营私舞弊现象普遍，它们在中国开展业务受到诸多干扰。总之，经济部门的干预与腐败成为投资环境的不良因素之一，这些公司暂时放弃了增资计划。 拯救国有企业，遏制银行坏账，吸引欧美资本，均把政府机构改革推到一个紧迫位置。而亚洲金融风暴又使国内各种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是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朱镕基必须以大刀阔斧的改革来防止国内经济危机爆发，但疾风暴雨式改革必使失业大军扩大，为缓解就业压力就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确定为8％，略低于去年8．8％的增长速度，这虽是1992年以来最低的，但比其他亚洲国家要高许多。 目前，8％的增长率成为一项至高无上的任务，因为这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低目标。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意味着大中型国企更加不景气，伴随而至的是下岗职工增多。据保守估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就要增加，又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严峻考验。但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从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指数看，今年可能达不到8％的增长目标。 原因很简单，在1997年8．8％的增长指数中，有3个百分点是靠外贸出口支撑的，如今受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影响，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三大支撑：出口、消费和投资。出口和消费今年内很难有出色的表现，那么只有加大投资给经济增长以“强大的刺激”，但国家财政连年赤字，庞大的政府机构已把有限的资金吃光了，无法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剩下的办法是松动银根，采取较具扩张性的金融政策，但中国历来一松动银根，各级政府就乱上项目，大搞重复建设，制造一堆没有效益的项目，致使银行坏账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转了一圈又回到机构改革的紧迫性上，必须压缩财政开支，挤出一部分资金扩大内需，同时让银行摆脱各个部门控制，使投资产生有效需求。 从操作层面看，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成功地操作经济“软着陆”，是巧妙地交替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两种手法，而“宏观调控”又带有较为明显地行政命令痕迹，这只有形的手遏制了盲目的投资需求，而“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又逼迫企业提供有效的需求。如果要大刀阔斧调整经济，势必强化“宏观调控”，这就更需要一个高效精干的经济管理体系。 临危受命，朱镕基是总理的合适人选，但总理不是好当的。中国经济目前必须迅速攻克几个顽症，新总理的困难不仅仅是这些沉菏已久的顽症，而是要在一个困难时期对这些顽症实施手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减缓，因此改革实际上是在逆境中进行，而中国正在承受失业问题的阵痛，推行急剧改革势必加剧阵痛，朱镕基很清楚，他被国外难题所包围，三大改革在操作上一旦失手，哪怕是不大的失误，都有可能出现社会震荡，原本应该更小心地谨慎行动，但亚洲经济危机对中国构成的严重压力，已没有时间让新总理有条不紊地处理国内经济矛盾，他只能以最快速度完成一系列改革动作，防止正在冲击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 一位观察家认为，朱镕基现在处境是“人气很旺，余地不大”。 朱镕基不仅是三大改革方案的直接设计者，而且把自己置于第一线总指挥的角色，他没有给自己留有余地。朱镕基一贯风格是以硬碰硬，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新政府：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哪怕以个人的“粉身碎骨”为代价，也要推动中国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三、挖萝卜 3月17日下午3点，九届人大河南代表团爆发出一个小冷门，全国包装标准专家张釜钩率一群人大代表已经五次建议改进我国水泥包装质量。去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率领35个人大代表质询国家建材局，但有关方面承诺了却不办，于是张玺钧再度发起群体质询。国家建材局有关负责人在长长的答复中，有一句道出实情：生产企业觉得改进包装会提高成本。正因如此，尽管经过3个小时的质询，但“张玺钩”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答复。他终于明白，自己挑战的不只是生产厂家，也不只是建材局，而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拍案而起道：“非改掉你们这些行业主管部门不可，你们保护的是落后。” 这次机构改革中最惹人注目的是，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开始瓦解。人大代表普遍认为，拆的不仅是9座小庙，而是一座大庙的9根支柱。 痛快是痛快，但改革阻力可想而知。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起来都很困难。 3月9日，山西省朔州假酒案主犯被判死刑，这给人们提了个醒。3月10日，就有人大代表建议“酒类实行专营”。于是另有代表评价：“此时提专营，纯粹帮倒忙。”道理很简单。国家烟草专卖局官员曾私下对记者说：“新闻界现在猛攻‘吸烟有害’，这非常好。你们攻得越猛，烟草越有必要专卖，我们的位子就越稳。” 中国经济目前存在不少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体系并未完全形成，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没有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大手——官员操作。这些都会成为各部委存在的理由，讨价还价的筹码。 权与利是一对孪生兄弟，削权等于减利。据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馄介绍：有权就能生钱，1995年全国预算外资金收入高达3800亿元，这些钱多是各部门乱收费弄来的，本应通过税收入国库，结果滞留在部门的小金库里，变成“第二财政”。然后，滥发实物，增加奖金，提高福利，小金库的钱源源不断变成个人实惠。正因如此，机构改革剥夺的是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 受到既得利益冲击的不仅是撤并的机构，它们并非势力单保在零点调查公司对1012名企业家的调查中发现，仍有25％的人希望保留产业主管，它们全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此情绪反映出一定比例的企业家对市场压力的恐惧感，依然留恋原来享受的资源分配特权，渴望行业主管部门继续撑住保护桑尽管他们同样抱怨婆婆管得宽，但婆婆也有温暖体贴的一面。 国家计委附近的“烧鹅仔美食城”，被一位局级干部描绘成“伤感之地”。他说：“我们的好时光过去了，它也好景难长。”说此话时，“烧鹅仔”依然火爆，包间全部客满，大堂座无虚席，门外塞满外地牌照的豪华轿车，毫无衰败之气。 国家计委那位司局级干部这样感慨：“早年间，中国经济部门中最掌实权的是计委和经委。1988年到1998的10年，我经历了这两个部门的一个完整轮回。1988年国家经委撤销，经委人员各奔东西，一部分并入我们计委，他们当时真有一种失落感。1992年，国务院成立生产办公室，一批老经委人纷纷归队，生产办后改为经贸办，1993年经贸办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到1998年，整整10年过去，专业经济部门大批并入经贸委，计委反倒成了缩编部门。这几年，外人对我们计委已经有一个评价：计划计划，墙上挂挂。如今改成发展计划委员会，干的更是墙上挂着的东西，这回轮到我们失落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一直是政府部门的行政附属物，经济运行的主体是无所不管的行政部门，国有企业只是大大小小的生产车间，国营企业实际是“官营企业”。在这种经济运行体系中，国家计委便是大脑中枢。企业的生产计划原料供给。产品调拨，乃至人员编制和利润分配，全由计委一根指挥棒调遣，权倾一时。 正因如此，有人这样比喻：“全中国只是一家大工厂只有一个厂长就是计委。” 这次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要职能从直接制定生产和分配计划，转为从事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宏观规划。地位仍重，架子照大，但职能虚了，权力轻了。 据说，在这次机构改革方案的设计时，有人还提出韩国模式，韩国的经济主管部门是经济企划院，有些类似我国计委的形态。前不久，韩国的经济企划院与财政部合并，成立财政经济院，为确保国民经济发展与财政预算相协调。如果中国的国家计委也向这个方向发展，仍是一个颇具实权的部门。 公平地说：经委当年的撤销是一种历史必然，计委今天的削弱也是一种历史必然。经委过去主要管微观调度，当企业自主权逐步扩大，它的职能必然淡化，计委的鼎盛时期恰是计划经济的顶峰阶段，现在搞市场经济，计委当然也要弱化。 尽管经贸委的一些老人还脱胎于国家经委，但经贸委早已人是而物非。日本《东京新闻》记者迫田胜敏分析：从中国经贸委目前的框架看来，非常类似日本的通产省，是一个产业的管理机构。实际上，国内观察家早就注意到这种迹象：1992年，国务院经贸办就曾派大批官员去日本通产省考察，这就是一个铺垫。且不论经贸委能否变成通产省，7部委并入经贸委改成国家局，理顺关系颇为棘手。诸如行文程序，过去各部均有自己带国徽的大章，盖了就管用；如今各国家局自有略小一点的国徽章？前者等于把原来的各部独立行文改为内部行文，处长审批后报国家局再报经贸委，一个章便可号今天下。后者等于是个“桔柑体制”，外面包一张“经贸委”的椿皮，里面各瓣独立。新老机构的并轨运行复杂而繁琐，一环疏漏就会形成权力真空，旧庙拆了又找不到新庙门。下面来人可就转了问。 如果按照通产省的框架来套经贸委，那么经贸委将成为一个经济总协调部门，原有所有经济部门将被统领在一起，这意味着现在归经贸委管辖的国家局也将是过渡的产物，它们最终的归宿可能是行业协会，变成略带政府色彩的社会中介组织。 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通产省全称“通商产业时，内外贸全归其管辖，并且管得非常细致。另外，机构设置也带有产业划分的痕迹，比我国过去产业主管部门的“条条”还要细。而且，日本通产省与大企业大财团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打电话到经贸委几个处室，询问他们对经贸委未来框架与职能如何构想。答案几乎一模一样：日本通产省但经贸委也有人对此并不乐观，一个40岁左右的处级干部审慎地说：“日本通产省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行政机构，那么它设1万编制，并使每个人加班加点工作才能胜任，说明市场经济的管理是相当庞杂而细致的，它需要设1万个坑按上1万个萝卜。我个人认为，通产省是大市场与大政府的构架。” 据记者了解，即将并入经贸委的部门，目前总人数在250O人以内，如果精简一半之后只剩1200人左右。经贸委即使全盘接受，再加上现有六七百人，也就是不到2000人的编制，这只是日本通产省1/5的人数。相对日本通产省来说，可谓“小政府”。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开会期间，是地方官“跑部”的佳期，因为各部要员一般此时不离京，人头齐整。3月初，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陆续到京，距开会还有两三天，那些身为代表的父母官岂肯错过天时。 轻工总会成立了一个机构办公室，工作是找局长处长逐个谈话，核心内容是各局各处应保留什么职能，结果没有一个局或处说自己应削弱职能。其实，这种谈话没有什么价值，国家经贸委大职能尚未明确，即将归其下辖的轻工局又何以确立职能，底下的部门更无从谈起，当然要维护现有职能和既得利益。 此次机构改革是国务院的自我革命，因此必须自上而下才能完成这场革命。而且上下必须步调一致，上改下不改，改了也白改，下动上不动，动了也白动。 机构改革的最重要目标是政企分开。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说：“今后三年内，将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明确地划清界限。那么，政府部门现在还管什么？” 记者去请教国企老总们，他们回答：政府部门现在已经不干预了，但企业又没有完全松绑的感觉，政府干预原来是一只有形大手，眼下也变成一只无形的手，说不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向企业伸出来。深圳市一家大型国企的董事长说：“企业不得不寻找一些变通办法，自己创造宽松环境，比如，现在大型企业实行条块管理，在块块上归当地部门管，在条条上又有行业主管部委，行业部门不同意的事儿就找地方部门批，地方上不同意就找行业主管部门批，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另外，一些企业已建立与国务院直接联络的通道，当主管部门设卡时就去国务院拿通行证，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 政府机构确实存在职能错位，政府管生产，企业办社会，不该管的乱插手，该管的没管好，用一句俗话比喻：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企业不想管的，政府都该管；企业想管的，政府都甭管。 世界银行最近推出《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的报告指出，有效的政府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以促进身份起催化剂作用。 职能转变有一个新旧部门权力交接问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事实：云南开远糖厂1983年申报一个技改项目，结果成了盖着588个公章的胡子工程。这个项目历经若干次机构改革，原有的各主管部门盖了一轮公章即将审批，不料机构改革调整了各部门的职能，新主管部门不认原主管部门的账，只好又盖一轮公章；眼看大功告成，各机构职能再次调整，还得重新盖一轮盖章。 更需小心的是，政府权力的丧失与新权力的扭曲。中国原有计划管理体制正在衰退，它将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一部分权力交给政府的新型宏观调控部门，这本来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新的管理部门有个消化过程，社会也有一个接受过程。可惜，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车到山前，政府必须迅速调整职能。重庆市一位官员私下担忧地说：“现在地方一大部分精力用于安抚下岗职工，大幅度精简人员会显得人手不够，而职能全移交给社会保障部门，他们管得了吗？一旦出现权力真空，便会出现失控局面。” 四、怎么办？ 那位国家计委的司局级干部，早在春节前，已获悉机构撤销后，决定放弃仕途，调到北京市一家投资中心。他精明地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被安排到另一部门，至少需要2年才能全面理顺关系；如果去上学再另起炉灶，等于把过去2年打下的基础付之东流，而重新回到起跑线上，年龄又不占优势；最现实的选择是找一个半官半商的事业单位，凭借熟悉政策和官场套路，迅速脱颖而出。既然抱负难展，但求个人实惠。 在人大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那天，上海市长徐匡迪对新闻界轻松他说：“下海多挣钱，呆在机关里干嘛？”国家体改委的张其光处长认为，时代不同了，目前绝非下海良机，整个国家都找不到投资热点，个人去哪儿寻找暴利行业？经济形势已大大不同于1993年，人人发财的机会很难寻觅。 原纺织部的一位处长范平（曾用名），1993年机构改革时下海，他的经历是当年官员下海的一条典型轨迹。范平回忆，1993年适逢第三次经商潮席卷而来，个个鼓舞人心的传闻铺天盖地，尽是一夜暴富的成功范例，由此形成一种挡不住的巨大的诱惑。也正因此，第三次经商潮的典例特征是官员下海。当时，纺织总会的分流计划主要是部属公司，范平的第一步是迈进“公海”。这些公司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背景；做的是官家生意，管理层依然保留行政级别。范平认为自己第一步是迈得恰如其分，很快便适应官员经商的运作方式。在“公海”里涮了几年，范平觉得初习水性便自创公司，可能经营得一塌糊涂，他这才发现官员思路与商人思路有本质的区别，遂又回到一家国有公司任副总经理。在他之前，一大批下海官员早已纷纷上岸。范平的体会是：“下海前一定做好两种准备，一是积累社会资源，下海后非常有用，人头熟好办事；另一是不要以为在海里涮几下就能成为经营人才，从官员到商人有段很长过程。 除非你是天生的商人，误上官船。” 据记者了解，许多部委都有自己办的公司，都是上次机构改革为人员分流而设立的。起初，它们靠各部委的一些特殊政策红火过一阵，如今多不景气，没几个效益好的，所以此次安排精简人员能力有限，更何况十几个部委都被撤销，靠山都没了，今后的日子更艰难。 在人大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那天，上海市长徐匡迪对新闻界轻松地说：“下海多挣钱，呆在机关里干嘛？”国家体改委的张其光处长认为，时代不同了，目前绝非下海良机，整个国家都找不到投资热点，个人去哪儿寻找暴利行业？经济形势已大大不同于1993年，人人发财的机会很难寻觅。 轻工部最后一任部长曾宪林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他在任期间建起40余个行业协会。当改为总会时，按国务院方案只需精简100多人，所以人员分流未遇太大的障碍，一些司局级干部挺乐意去某个协会当理事长，级别不变，收入增长，在退休年限上也较为宽松。这些行业协会如今还挺好过，弄一个产品或技术展览会就够吃一两年的，搞一次国际展览还可国外兜兜风。 轻工总会这次精简并不轻松，如果减员50％，那么总会至少有150人要转岗。尽管轻工总会人员的年龄结构偏老，在3年内将有100人左右离退休，但所剩“富余人员”仍难安排。各种协会目前大多自称“维持生计”，而且从企业借调人员成本更低，因此是否成为精简人员的载体是个疑问。 机构改革中最敏感的是人员分流，因为涉及每个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发展。国家体改委的张其光处长分析：干部下岗比工人下岗更难安排，工人有个活干就行，干部是支使别人干活的，总不能让干部从工人干起，去当打工仔吧！ 一位部长秘书告知，他的“一号首长”最近表面上很平静，不知心里是否闹腾。部长告诉他，活动也没用，这是天命，一静应万变最好。部长要动，秘书也有点心慌，但部长承诺要把部里的同志安顿好，也算有个交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秘书认为，部级这一层不会成为机构改革的阻力，在讨论部门是撤是留时，他们会据理力争。 一旦成为定局，他们也就偃旗息鼓。秘书说：“部长们的退路不用愁，车子照坐，房子照住，子女基本安排妥当，有病去高干病房，到人大或政协谋个位置议议国是，关键在于自己调整心态。”秘书还透露：“部长现在谢绝采访，觉得说深说浅都不合适，只暂时答应中央电视台一家，还要看情况。”部长说：“到电视上露最后一面，也算跟全国人民道个别。” 秘书不打算跟部长一起退二线，他认为自己是年轻的处级干部，到哪都是“工头儿”，领着人干活，不愁谋不到一份好差事。他分析：“部里的年轻人根本不用急，有位置则干，没位置再去上学。这时候，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怎么调整自己都有时间。难就难在那些50岁出头的司局长，熬到他们这一级已成职业官僚，除了画圈别的都不是特长；派到大企业去当巡视员，又面临知识的全面更新：换个部门哪有那么多空位子，至少降半格使用；如果提前退养，不仅面子不好看，一切原有的待遇也全没了。” 据记者了解，国务院序列目前有公务员3．3万人，按照精简一半的指标需分流1．7万人，其中有2000人即将到年龄而自动离退休，仍有1．5万人需要安排。 在各部委中大约有300名正副部长，他们的安排不应成为问题。一些正部级干部已走进全国人大和政协。另一种安排办法是金融、财税、工商、司法等需要加强的系统，尽管有的国有银行的行长才是副部级，但现在副行长的职位也可派副部级干部任职，这叫“高配”。还有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部级干部将充任大企业巡视员，拟选拔100名巡视员，目前只有42位部级干部做为人选，尚缺58位。另外，在各部委中，司局干部有1000多人，每位部级巡视员下设一个办公室配若干人员。有一种说法，他们当中有一大批人将去充当大企业的总会计师，以制约企业普遍造假账的恶劣现象。国有银行总行的职位可以“高配”，分行一级也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司局级干部的分流已基本妥当。 人员分流的步骤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方案一宣布即刻离岗，避免拖延生事。第一个载体是接受培训，有消息说国家行政学院的教室已经腾出，准备安排第一批司局级干部，培训时间分为半年。一年或两年。然后，再将接受培训的干部陆续调往企业。 在此次机构改革方案中关于精简人员的安排问题，没有鼓励官员下海的迹象。首先是“带职分流”，精简的公务员原有级别和待遇不变，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安慰；再是“定向培训”拿着工资去上学，去学财务审计及工商管理等专业知识，这是一个缓冲阶段；然后是“加强企业”，经过培训的干部肩负着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使命，终有一个最后归宿。 新总理朱镕基有两句话：一句是“今年内必须离岗”，另一句是“三年内负责到底”。从分流的总体思路看，特别提出“加强企业”，绝无“加强基层”，显然国家机关干部的分流不是层层往下压，而是一步到位于企业。如此设计是为满足一对供需矛盾：目前企业人才匮乏，干部素质普遍不广，而国务院机关集中大批优秀人才，仅博士硕士学位，就占总人数的10％，机关又人浮于事，一个人干两个人看，大量时间消耗在扯皮上。 在人代会上，来自黑龙江的代表张举大声呼吁：“各部委精简人员不要层层往下压，给下面造成新矛盾。”然而，来自温州的代表钱兴中也四处宣传：“温州的私营企业非常欢迎分流干部加盟，它们认为配合民营企业的行动，己制订灵活政策。可以给分流干部安两个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温州。” 把国家机关干部大批派往企业不是没有阻力，深圳一位国企老总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询问是否要往企业派“监事”。北京朋友告诉他，现在是广揽人才的好机会。那位老总却说，最好派没本事的人来作监事，理由是派几个既精明又懂行的只会指手划脚，大企业养几个京官不算什么，待遇也可高一点，关键在于别碍事。 还有一个虽小犹大的具体问题，官员分流是否携带家眷，带财安土重迁，否则两地分居，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也将在3年内完成，人员精简也势在必行。目前，全国各级政府有530万左右公务员，如果简一半就是200多万呀！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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