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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元，从一个73岁的老人复出开始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刊出了这样一篇社论：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 这就是华国锋著名的“两个凡是”。后来我们知道“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4月10日，身处江湖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信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涛、“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纪元，从一个73岁老人的复出开始了。 二、转折点 我们现在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是怎样实现的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中央工作会议伟大成果的集中反映。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忌，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另有9人列席，一共290人。 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在三中全会上确立下来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经过发展，后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对如何改革开放进行了探讨。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材料，作为参考。 在这个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全会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认为，只有采取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会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正式确立。 三中全会深入探讨了农业问题。 全会公报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化的目标。对于“农业学大寨”，则一字未提。 公报强调的是：“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这就从宏观决策层和大环境方面对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给予了鼓励。 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 三、“小岗之夜”——凤阳农村里诞生的一个神话。 1978年12月的那个晚上，夜色昏沉，冷风如刀，而在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一间油灯摇曳的小棚子里，却有20名农民正双目炯炯，满头汗水，神色严峻地签写了一份契约。 每个姓名都按上了血手印，契约上另加三个图章。 历史证明，这份契约是惊天动地的。现在，它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珍贵文物，已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GB54563。 这就是“小岗之夜”——凤阳农村里诞生的一个神话。 背景是这样的。 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京向中央主席华国锋痛陈农民的贫困绝望，并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但华国锋不同意，他认为只有人民公社精神更深地灌入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 了解了这些情况，你就会对小岗之夜“惊天动地”的意义有进一步体会了。 当然，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1978年毕竟不是1962年了。 华国锋、万里二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常万里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插话中再次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缓和地站在邓小平一边。这等于合二人之力，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制度挑战。 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措施。在万里支持下，安徽省农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并以省委文件名义于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指出：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之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内容，为安徽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壮了胆。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文件指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对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作了突出的报道，给予支持。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被冲破，是因为它完全解决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于本来就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 在省委紧急会上，万里激动他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激烈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个大胆的决策，有如及时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扭转了被动局面，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 于是才有了“小岗之夜”的一纸契约。 四、特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未久，也就是1979年初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经广东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并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直接向中央提出了这一项建议。 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 邓小平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要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要求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研究，推动两省制定方案。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3月，谷牧再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当时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甫生、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具体安排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同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特区诞生不久，国务院相继调整批准四个特区扩大面积，增强了特区的实力和窗口功能。 1980年9月至11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率领代表团，赴六国考察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取国外经验，研究我国特区开发管理办法，取得了成效。 1981年5月至6月，在谷牧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统一了对特区的认识，并为特区制定了一整套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优惠，简化出入境手续，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和金融政策，引进外资，制定特区法规。特区行政体制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等等。 7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发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文件为四个特区的建设统一了思想，提供了指导原则。后来特区的整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在这个文件基础上发展成熟的。、至此，四个特区建设全面展开。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全薪的事物不理解，甚至怀疑。 有人问：把外国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吗？ 有人问：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还有的人甚至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之外；其它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色的。 针对这种种“左”的疑问和指责，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杨尚昆、王震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 经过考察之后，邓小平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的这次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但鼓舞了特区建设者的信心，而且为围绕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 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结合特区开发建设发表重要谈话，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说，厦门特区地方大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他还提出要再开放几个城市，要开发海南岛。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一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从大连到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两步开放沿海地区经济。第一步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第二步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的步伐。 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准备之后，199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五、革命的呐喊 邓小平在1986年9月29日对来访的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 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为了适应新时期多方面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政治体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这篇讲话，深刻地揭露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并获得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 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指出：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我们国家有很多大的毛病，是不是由于个别坏人如“四人帮的搞乱所导致的呢？在当时，很多人是这样看的。 邓小平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更为根本的制度层面。他在这个重要讲话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在这里，邓小平批评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他郑重地提醒干部和群众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这简明而有力的概括，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在讲话中猛烈地批评了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的五种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特权。 他在讲话中论述了这些弊端的危害，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邓小平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邓小平指出，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力义务观念薄弱，“官工”“官商”，“官农”的体制和作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不承认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及宗法观念所导致的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邓小平认为，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曾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获得广大的拥护。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成果和发展。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立刻全面实施和展开，这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任务艰巨紧迫；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复杂，党内尚未就一些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正如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所说的：“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 但是，对于第一次思想解放来说，毕竟获得了最重要的突破。 后来，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机构正是政治改革的前奏曲，所以可以认为，小平同志最初关于政治改革的倡议，便是革命最早的呐喊之一。 一、姓“社”，还是姓“资”？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通讯。 在这篇通讯中，作者以满腔激情，生动地描写了88岁高龄的邓小平自：月19日到23日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在文章中披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部分重要内容。由于这篇文章写的是最热的热点，并且文笔优美，所以人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 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重要报纸陆续转载这篇通讯。 热心的读者一个一个地数着先后转载此文的报纸和没有转载此文的报纸，并以此为依据，猜测着各机关和各地对邓小平南巡的态度。这是有中国特色政治的一道风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回答了几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南方谈话丰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和最终完成。在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这一理论写到了党的旗帜上。 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几年来的实践，深有体会他说，学习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是改革开放的再动员，是加快建设的再推进。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着深刻的创造性和鲜明的针对性。 就当时国内情况来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反贪倡廉工作，稳定了国内局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1990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人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5年奋斗目标，并勾画了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建设蓝图，提出了今后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6％，到本世纪末一定要实现“翻两番”的基本要求。 1991年11月，党中央召开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再次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提出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稳定了农村的形势。 到此，从1989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基本结束。治理整顿克服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整顿了经济秩序，取得了成绩。 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开始顺利实施。 但是，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也存在问题。由于种种原因，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4％，1990年比上年增长5％。发展速度慢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邓小平提醒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邓小平之所以说这样一番话，乃是因为此前社会上已出现了一股极左的思想。一时群众的呼声很高——姓“社”，还是姓“资”？ 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如果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就可以解决，那真是太方便了。大家问就是了。 没有经过尝试，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 这是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发展、死抱着僵硬教条的理论。 而且，“问一问”，是问谁呢？问实践吗？不是。这是理论家们不同意的。问了张三李四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的，行吗？也不行。 我们的理论家也是不同意的。只有问他们，”请他们来裁决才算数。 这就不仅仅是主观主义的僵硬了，而且有点武断霸道的色彩。 这种“问一问”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 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中国也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一步又一步摆脱了贫穷，一步又一步走向富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思潮只能导致中国的贫穷。愚昧与落后。 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左”的代表性观点，除了“问一问姓‘社’姓‘资’”之外，再一个，就是维护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坚持“左”的一套的人，明明知道，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10次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一次：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龚育之同志考证，这是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 第二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第三次：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第四次和第五次论述，是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起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确认必须“逐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两年前，这种观点还是受到公开批评的，1984年10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邓小平讲话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9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全会上讲话，又称赞了这个文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市场取向的创新，只不过暂时还沿用着商品经济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概念。 第六次：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要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七次：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1987年2月6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吗？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第八次：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这里没有在字面上说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对宏观控制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新要求。 第九次：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十三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这当然包括多年来形成的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和思想。 第十次：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邓小平的意见以及相关指示应该说已经很明确了。 二、邓公南方之行 北国“春寒料峭”，干脆巡行向南，于是有了邓公的南方讲话。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批驳了假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谬论。 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横加干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结合创办特区的实践，进一步指出：那些起劲地鼓吹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他说：了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人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在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在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在体制上，在人们的观念中以及一些部门的实际利益当中占有优势。虽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十几年，但是不少人的思想还是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缺乏勇气突破。 “左”倾思潮的代表人物祭起姓“社”姓“资”的旗帜，拼命反对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硬拉在一起，更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和政治雷池。 其实，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说明计划经济不利于促进生产力持续地不断高效发展。 邓小平正是对大量类似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思考，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他一语击破“左”的障眼法，把人们的思想从禁区当中解放出来。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由此发挥开来，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以紧迫的责任感，催促改革开放要大步前进。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提出了抓住机遇的命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了台阶式发展战略。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要求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两手抓，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不能手软。 他在南方谈话中还就组织路线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邓小平特别指出：“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 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因而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南方谈话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后来，《邓小平文集》第三卷出版，压轴终卷的一篇赫然就是，“南方谈话”，这一铁的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发表的谈话，乃是新的时期标志着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是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三、淘金！淘金！淘金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贯彻、落实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经济发展有如搏战激流的鲤鱼，冲天跃起，跳上新台阶，跃过了龙门。 这一年2月28日中央将南方谈话以中共中央1993年2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下发和传达。 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南方谈话精神，就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部署并发表了会议公报。 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一个中心小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会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应用这些手段，加快商品经济发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到中共中央党校，对省部级学员班发表讲话。他的讲话以农村改革与发展为主题，批评了“左”的思潮，要求大胆推进改革开放。 反“左”成为此时中国政界、经济界和理论界的热点。 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由市场引导。所以有人说：“这一天，是股市的真正诞辰。” 结果是：从21日到23日，仅仅三天，股票价格一飞冲天，暴涨570％。 其中5种新股市价面值狂升2500%至3000％。 狂升的股市，造就了杨百万这样一群新的靠股票发大财的富人。 现在，神话到处流传：“某某发啦！”“某某买股票赚了上千万！” 人心都搅得痒痒的。乱乱的。 人们蜂拥而上买股票，8月份，深圳股票交易所发生抢购股票风波，那是后话了。 从3月到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谈话的方案。 5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作为中央4号文件下发。 在加快改革方面，提出了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快物资。商业体制改革，深化经营体制改革，积极扩大市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要求。 在扩大开放方面，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边城市，形成周边对外开放的格局后还要继续办好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加快内陆对外开放步伐，省会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扩大开放领域，拓宽外贸形式。 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催动下，由沿海地区带动，全国出现房地产开发热和开发区热。 这一次，广西的一个风光秀丽但过去不大出名的小城成了房地产的热点，这就是北海市。这里虽然起步较晚，但美丽的沙滩既长又宽，况且交通方便，又会发展海南的物资出海口，堪称广西的一颗明珠。种种经过夸大的前景和捞钱机会。勾引了无数来自内地、台湾、港澳的房地产商及投机者来到这里。当时热闹的情形，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像过去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一般，买地、卖地、盖房子、卖房子。 人就在当地，地还没来得及圈，更不要说开发了，买地的已经转了几道手。每一道都要狠捞一把。这里又成了继股票之后制造新富人神话的地方。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发了大财，当然，在泡沫破灭之后免不了又有人倒霉，那也是后话。 至于开发区，更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大热特热。人们把大片的地圈上铁丝网，就算开发区。幻想着几年之后这里就要变成香港那个样子，至少也要出现省城那般设施。 6月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发表重要讲话。 十四大召开在即，各界都知道，总书记的讲话将是十四大报告的基调，所以格外重视。 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 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 他说：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 他说，要尽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江泽民针对新的经济体制的几种提法，说：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他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在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这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接受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江泽民的讲话，振奋和鼓舞了改革的锐气。 十四大召开之前，改革开放的浪潮继续涌向高峰。 企业改革和配套改革深入发展。 6月，国家科委，体改委决定在北京、沈阳等五个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人才分流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 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快速发展。 同月，财政部决定在九个城市、区率先进行分税制改革，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广。 9月，国家计委宣布，从1993年起，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工农业出口计划指标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通知。转换机制，重点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不折不扣地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这个条例，是推进改革，促使企业走向市场的一个重要决定。 一系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大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态势。破除“左”的干扰之后，1992年成了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的改革年。 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催动中国经济跃过了高速增长的龙门。 淘金！淘金！淘金！ 四、走近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实现了令人振奋的新突破，在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左”的障碍，开辟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 在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期间，江泽民就强调：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邓小平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概括和重要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圆满地体现了这个要求。 报告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取得了多方面重大成果。 政治报告第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以南方谈话为灵魂，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九个方面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回答了近一两年来“左”倾思潮对邓小平理论发动的挑战。 报告评价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五年之后，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表明这个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更加深入人心。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九个方面新概括是：1、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已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9、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这是到1992年为止，对邓小平理论最新最全面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 十四大之后，89岁的邓小平亲自审定文稿，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前出版的两本《邓小平文选》经增补后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 五、“软着陆” 膨胀，膨胀，谈“涨”色变，怎么办？ 为了尽可能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中央决心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委派懂经济的朱镕基以重任。 1993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灵活利用利率杠杆增加储蓄。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等16条措施，要求各地立即贯彻落实。 紧接着，自7月初开始召开全国金融会议、财政税务工作会议，贯彻落实16条措施。 宏观调控开始在全国实施。 与1988年的治理整顿相比，这次宏观调控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但又综合利用了调整利率。加强法制等手段，是行政、经济和法制的统一，比1988年的措施更为多样，更适合复杂的需求。这标志着我们的宏观调控正在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化。 二、掌握了适当的力度。紧，不是紧到底，不搞一刀切。对于那些效益好的有市场的企业，在紧缩银根的同时，该给予资金支持的还要支持，不像1988年那样一下子“冻结”。 三、放也不是不分目标的撒手全放开，而是有选择的放。总之，宏观调节的用力点是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此，这次宏观调控被国内外称为“软着陆”。对于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复杂的经济状况来说，经济“软着陆”当然要比“硬着陆”好。虽然字面上都是“着陆”，但“硬”坠下来显然容易伤筋动骨。 实施宏观调控之后，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好转，物价涨幅降了下来，出口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经济增长仍然保持高速度。事实证明，“软着陆”获得了成功。 在改进宏观调控的同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3年8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们又把它称为“五十条”。 又是一个三中全会。是历史巧合还是有内在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的改革决定多数都与“三中全会”有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用多说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重大突破的好文件。 十四大之后，人们希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有一个明确的表述。“五十条”就满足了人们的这一要求。 因此，可以这样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五十条”，是把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画出了一张通往这个目标的路线图。 据文件组织者和起草人之一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为了写好这个文件，组织了有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同志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共350多人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为文件提供内容。 在起草过程中，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多次听取汇报，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并多次召开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座谈会，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五十条”分为十部分，分别讲述了八个方面的改革目标与主要内容。重点是第二至第五部分，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五个环节。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二、统一的市场体系，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又是现代企业运行的必然结果。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过程中，重点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规范。 三、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器；要改革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改革。 四、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共同富裕。 五、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要有基本保障，又要适合中国国情。从1993年到1994年，改革大步突破。 一、“1992年以后” 事关改革大业，有一篇题目叫做《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不能不提。这篇文章，也有人称为“1992年以后”——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小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合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这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70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年代以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或许，这是后来公开的第一封向改革大业“宣战”的万言书。当然，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它同邓小平理论已背道而驰，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历史现在已证明，邓小平理论是伟大的、正确的，是方向和旗帜，是不可动摇的，那么，这篇“1992年以后”也就无须再加推详了。 二、私营 私营，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国家，它像下雨一样，开始的时候稀稀疏疏，似落非落地掉下几点，逐渐纷纷扬扬，一阵紧似一阵，终于连成一片，这就是私营企业。 政府的官员从来没有说过“搞活”私营企业，也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用在国有企业的心血分出几分给私营、可是，私营企业却在以快得多的速度成长着。到了1995年的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个体工商企业已经有2400万家，有4300万雇员。 在这里工作，此外，还有至少700万人受雇于大约60万家私营企业的老板。 我们国家的个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均由私人来投资和经营，其区别仅仅在于两者的规模略有不同。按照政府的规定，个体企业的雇工在7人以下，私营企业的雇工在3人以上，最多者可达数百人。作出这种划分的理由，据说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一个例证，将3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在80年代，北京人开始把个体以及私营的老板叫做“大款”。 到了90年代，“大款”之说已经风行全国。在现代汉语中，“大”为多，“款”为钱。据说拥有百万乃至数千万元财产的“大款”当以百万计，其衣食住行之豪阔，如花园别墅，奔驰轿车等等。为今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私营，一向被认为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水火不能相容，并且不被法律所允许，直到80年代初期，还属被批判和被肃清之列。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在夺取了大陆中国的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义不容情地消灭了原有的私营经济。这个步骤由1950年对官僚资本的大规模的没收开始，到1956年对小企业主的强制性的兼并最后完成，整个的过程，被共产党叫作“对城乡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7年，大陆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额中间，属于私营经济的部分，只余0．1％，所以共产党能够宣布其“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又经过60年代的“文革”，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上已经绝迹。 私营经济的死灰复燃，是30年以后的事，80年代，共产党再一次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从表面看来，乃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令意识形态的压力大大减少，“资本主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魔鬼。不过，从政府官员的立场上来看，令他们对私营经济又痛恨又无奈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本身的两个大问题，非由私营经济不足以缓解：一个是整个中国日益膨胀的失业率；另一个是国营企业中普遍的低效率。 前者，依据官方后来的统计，在70年代末，失业率为5.3％，以中国城镇之总劳动力来计算，则当日失业人数约为数百万。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统计，由于人多地少的局面以及农业的季节性，中国农民一年之中的工作时间不足100天，换句话说，他们一年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不能生产的，或者叫做失业。若将这一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则大陆中国的失业者可能会在1亿人以上。如果坚持公有经济一统天下之初衷，则须由国家以足够投资来解决失业的问题。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一位官员估计，每年至少要拿出400多亿元，为国家财政所难以负担。这表明共产党在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明白，仅仅依靠公有经济无法解决中国大陆的失业问题。 而国有企业中弥漫的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行为，成为最令人头痛的一件事。这种局面造成了至少30％的企业亏损，每年的亏损总额当在数百亿元人民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有经济失去了信心，所以有人说，“什么国营（赢），分明是国输。”人们期待着更加活跃的经济因素成长起来。“我们的新战略就是开辟新的经济生长点。”辽宁省的一位官员这样说。这里是中国北方国有工业的大本营，过去几十年中曾有过无数的辉煌，而今天，他们却深深感叹自己为“国有”所累。所谓“一个新的经济生增点”，就是私营经济。 尽管如此，私营经济在我们国家始终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理直气壮。随着政治风浪的迭起鼓荡，私营业主也在这中间一会儿耀武扬威，一会儿惶惶不可终日，中国人所说“私营经济是政治风向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就是在说这种情况。 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由其上交给政府税额的增长趋势来证明。1990年，这个数字为120亿元；1991年179亿元；1992年，200亿元；1993年之后增长得更快。增幅也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不难设想：掌管国体的某些人一方面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装进国库，承认私营经济正在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另外一方面又屡屡对私营之超过公有的增长率流露出担忧：倘若非国有经济之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状况不加以扭转，社会主义的基础会不会动摇？ 这多少可以表明中国在蓬蓬勃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面前所流露出来的矛盾心情。 三、所有制 1995年8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提出一项经济报告，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估价。 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说：“经济‘软着陆’的目标正在实现。” “软着陆”是中国人形容自己的经济形势时用的一个词。意思是：让“过热”的经济平稳、和缓地回归正常的水平线上。有如一飞冲天的飞机，缓缓着陆于正常跑道，而不是一头摔将下来，机毁人亡。 “硬着陆”的最典型的例证是1989年的治理整顿。它在大约半年当中把通货膨胀率降为大约3％，但却造成了生产的不能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及市场销售的普遍下降，也即当日人们所说之“疲软”。 这一次，情况大不一样。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1992年至1993年的增长高峰和通货膨胀高峰之后，从1994年开始回落。这一年，通货膨胀率大致为10％，回落了大约1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也渐渐回落至10％左右。这是一个“软着陆”的典型案例。其“着陆”的行动从1993年夏季开始，大约持续了24个月，结果形成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和一个不大高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苏、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等人认为，中国人对西方市场经济这一套了如指掌。他们甚至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中国。 施蒂格利茨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经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访美的上海市长徐匡迪说：“我看你们中国领导人才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操纵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有如中央政府所说，是“宏观调控”。 自从1993年6月下旬，中央政府颁布了“十六条”，稳定便成为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目标。 当时的经济局势，看上去有一触即发的危险：通货迅速膨胀，投资螺旋上升，信贷几乎失去控制，人民币不断贬值……很明显，治理经济过热成为当务之急，姓“公”姓“私”的争论暂时地搁置一边。 副总理朱镕基主持金融大局，宏观调控大幕开启。“十六条方针”的目标是，在短期内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迅速升温的经济。其具体措施，包括货币、金融、财政、汇率和投资管理等等方面。 核心的问题是金融。 短期的办法在行政指令之下行于全国。 接着是颁布长远之计。1994年初，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办法一起出台……由于“软着陆”的成功，宏观调控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但是，没有人会料到，一些久已埋藏的问题，由于这一局面浮现出来。 中国公有制经济内部之百孔千疮的局面，从此再也不能掩盖国有企业首当其冲。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截至1996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13276亿元。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1300多亿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增加的贷款几乎全部增到了仓库里。 也说明了，我们的很多机器，是“为仓库开动”，不是“为市场开动”。 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为仓库开动”的机器全关了。 于是，工业领域里，“压”、“限”、“关”、“停”之声，不绝于耳。 让国有企业来应付这种局面，它能好受么？ 1995年上半年，国有企业集中的某些地区，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减少了23％。 全国38万多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虽然也在下滑，但其下滑的幅度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下滑。 1985年,15个大中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金利润率为22·4％，到1994年，降为2．7％。 企业不能赚钱甚至亏损，成为让政府最头疼的问题，90年代，总计全国的企业亏损，每年以大约15％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逾500亿元，利润总额当中大约47％的部分被亏损抵销，而全部亏损中，国有企业占70％以上，其亏损额分别为：1990年，348．8亿元：1991年，367亿元;1992年，369亿元；1993年，452．6亿元；1994年，482．6亿元。 政府的报告说，“软着陆”宣告成功，但是，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显严峻。 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宜勇主任说：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宏观好微观也好”。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宏观调整的政策实行之前，曾经有人说：“微观好，宏观不好”。现在，人们评价目前的经济状况，常说：“宏观好，微观不好”。 宏观好不好？人们大致有定论。微观好不好？人们至今还在说三道四，没有一个结论。 199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抓大放斜。 “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 “放小”，就是将一般国有小企业，扭亏无望的。产品无市场的，将之或者兼并、或租赁、或承包、或卖掉、或破产。 在全国800多万家企业当中。有32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府所说“抓大放斜的对象。 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者只有1．4万户，其余均为小企业。 即使是1．4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中央政府的计划，所谓“抓大”，只是1000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已经实行的种种办法证明，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 从经济的局面来看。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路；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就成了是否要化“公”为“私”，而这已涉及到了所有制问题。 捍卫“传统之道路”，还是开辟“新兴之道路”？ 四、跨世纪的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不出世人所料，这个报告的主旨，也就是江泽民在“五·二九”讲话当中阐述的精神。其中很多话，比如关于“旗帜问题至关紧要”的一段话。中国改革“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一段话、“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出路”的一段话，与“五·二九”讲话完全一样。 也有一些话，“五·二九”讲话中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在报告中公开重申，比如“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细。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最有新意：第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重申10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 第三，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江泽民在报告中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称为邓小平理论。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江泽民回顾了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过程，回顾了1992年冲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过程，尽管他没有使用“第一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样的提法，但是他接着说：“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加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说：“这样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段。江泽民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 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10个方面：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对于十五大，让我们引用官方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又一次思想解放。”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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