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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怀特·密尔斯（C．Wright Mills）认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掌握在三种相互合作的精英手上：政府的、实业的和军界的。菲狄兰·朗得勃格（EerdiC nand Lun－dberg）更具体地指出，美国是由它的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加尔布雷思告诉我们，公司的“技术结构”（techC nostructure）是经济事务中的支配集团。 加布雷·科尔克（Gabriel Kolko）提出了一个许多人心中怀有的疑问： 难道一个由十分富有的少数人组成的集团有权按他们决定的、适合于他们利益的方向指导工业（从而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经济）吗？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他说。为什么？因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掌握在一小部分经理手中，他们在企业里拥有重要的所有权份额。据他估计，最大的200家公司被人数不超过2500的人所控制。”这些人——既指导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又控制了公司的结构——是美国经济精英阶层里最重要的一个集团。” 问题提得不错，回答却不够好。在头等位置上，2500人的领导几乎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再加上100家最大的非工业的、金融公司的经理的相应数字，以及譬如说每个产业里最重要的4家大公司（它们并未列入最大的200家公司）的经理们的数目，那么总数将上升到至少4000人。2500到4000人占据了经济的关键位置——读出这句话时，既不让人感到惊讶，也不会给人多少启发，它不过好比说，有2500至4000人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人们或许甚至会对它的数目之大感到惊讶：在任何多头政治中，都只有一个总统或总理；一个议会或立法机构的成员也仅有数百人。 科尔克的答案的更重要的缺陷体现在一个事实上，即在任何大的制度中，直接的或近似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所有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这一点早在本世纪初时已被莫斯加（Mosca）、米切尔斯（Michels）和帕累托所阐明。 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这个决策精英（他们的存在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受到大众化控制。在此问题上，密尔，朗得勃格，加尔布雷思，还有类似他们的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说。 无论如何，我们在前几章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已发现大众化控制中的某些重要突破口。然而我们尚未取得全部答案。除了对大众化控制的普遍障碍已作出的详细说明外，还有一个不吉祥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在市场或在政府中，大众化控制总是循环的。可能的情形是：人们接受了灌输，通过购买和投票提出要求，这种要求不是别的，正是决策精英已经安排给他们的东西。那些假设用来引导领导人的决断，原来是由他们自己确立的。 更具体地说，实行多头政治的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的特权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政府对多头政治实行控制的一个竞争对手。另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在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政治中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已经见到，它允许实业家们在多头政治的许多争斗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考察过这两种可能。但是现在假定，由于一种特别方式，实业界的影响甚至更加根深蒂固。想想下述的可能性：实业家们完成了对公民们的灌输，从而公民们的决断不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实业家们的利益。公民们这时变成了实业家们的盟友。实业界的特权地位被广泛接受。在选举政治中，无需任何重大的斗争。这种循环是多头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可能，对此我们尚未作出足够的论证。 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的说服，它不是那种自由民主抱负中的相互说服，而是倾斜的、有时几乎是单方面的说服，它由实业、政府和政治的领袖推行，引导那些无法像领导人那样随便调度舆论宣传工具的普通公民。我们将会见到，说服在此采用了至少是训导式说服或“教育”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每个普通的大众媒体都负荷着实业界意识形态的一个沉重货物。” 领导人对公民决断的塑造 我们已经见到，实业家们以别人无法做到的巨大能量投身多头政治，迫使多头政治的决策制订同有特权的实业家控制相互一致。这样一种不成比例的关系——我们已作了记录——成为灌输的主要证据。然而，从各种各样不成比例的参与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模式，它们对于理解控制循环中的灌输和相应的可能性是重要的。 次要问题上影响政策 三种循环模式中最微小的一种，是在所谓“次要问题”上，实业家们对多头政治的参与。与对待首要问题的立场不同，这时他们在多头政治里发生争执而不是达成协议。实业家们在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例如，长期的冲突使美国的小实业脱离了大实业；所以，制造业全国联合会脱离了能吸引大公司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讲，实业家们这时是不一致的，他们使公民们服从于竞争性的信息，而不是臣服于灌输。 使实业界特权地位合法化 以第二种参与形式，实业家们试图说服公民们，让后者相信他们通过特权地位行使的控制是多头政治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控制合法化。在这种控制形式上，他们不对政府提任何要求，他们也不要求公民们在任何问题上加入他们一边。他们仅仅是依靠灌输方式，使公民们忽略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点上，实业家们是一致的。 像他们通过媒体明确传递的信息那样，实业家们试图把私有企业同政治民主联系起来，使对前者的攻击等于对后者的攻击。例如，在英国产业联合会的一个意向宣言中，民族、民主、自由和私有余业全都缠绕在一块；它宣称，“个人自由的保留对民族国家的福祉是根本的”，它将积极反对一切“破坏性的”势力，它们削弱了“（一般地讲）英国的安全和（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安全。”在美国，他们把实业界代表派去参加或领导许多自愿的组织，如联合基金会或红十字会，而在某些版本的民主理论中，这被说成是赋予民主的一个决定性的特点。他们还向公立学校提供大量教材，这些东西不是讨论党派政策的地位，而是用私有余业的民主版本灌输孩子。 所有使他们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这些及其他的尝试，表面上都是很高尚的，远非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他们常作为教育的目标被广泛认可，他们传递的信息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政府官员多半会通过向公民输送同样信息的方式予以合作，有时甚至极为热情。例如，1976年，美国内政部长托马斯·柯兰普（Thomas．S．Kleppe）宣称：“今年是挥舞旗帜、挥舞自由企业旗帜的一年。” 在使其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同时，实业家们占有利用多头政治对次要问题的宽松控制的优势地位。政府在次要问题上的决定（它们事实上符合实业家特权的需要）比较容易打上公共色彩，看上去仿佛它们真是多头政治过程的结果。所需的一切，是实业家直接通过多头政治的这条路线，让它出现在立法听证会和利益集团的其他讲坛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公开的。在法国，计划委员会在它的计划早已发生效用以后才把它的文本送交国民议会，议会的权衡与决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和象征性的。 他们在使其特权地位合法化的道路上到底还走多远？这既是有争议的问题，又是依照国情而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在法国和联合王国就比在德国和比利时较弱；在美国则相当严重。一种自我庆贺的语调从一个冷酷无情的公司副总裁嘴里发出： 美国实业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和权势。总体上看，实业家们代表了我们社会的领导集团之一。这里没有贵族地主、古代的骑士或党派精英的竞争，很高的社会地位常常以实业界谋求的手段和位置为基础……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赋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在使用这个权力时，他们被允许拥有广泛的处置自由。 他们的权力不只限于经济事务。他们对有关社会共同体福祉的所有事情发表意见，他们的建议是有份量的。” 取消政治争论 在第三种参与形式中，实业家们利用他们的巨大影响，试图创造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张，它将从政治生活中取消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不是要求对重大问题取得一致，而是要求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政治沉默。这里，他们在多头政治中的参与进一步向着灌输的方向发展，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它使大众化控制减弱并发生循环，就是说，使得大众化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在这种活动中，正像为使特权地位合法化所作的努力那样，整个实业界趋于用一个声音说话。它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声音的挑战。在所有多头政治中，大中型公司对我们所谓的“首要问题”——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抱有类似的看法，其中包括，私有企业，公司高度的自主性，保持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现状，把工会需求限制在与实业利润一致的范围内。通过灌输方式，他们试图避免让所有这些问题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在首要问题上，公司的声音得到政府许多官员的声音的配合。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政府官员处在特权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潜在的交叉火力下。他们宁愿从政治中取消那些会产生严重麻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实业家们憎恨屈服。既然政府官员的任务就是谋求实业家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不想让私有企业的根基成为现实争论的政治问题。 在英国，塑造决断以维护根基的问题已由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所明确提出，这个法案给相当一部分劳动阶级以选举权。一个英国议员觉察到，劳动阶级现在“手中已提有权力，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使自己成为形势的把握者，所有其他阶级在他们手心里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其结果，就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年，英国保守党人建立了保守党和宪法联盟全国委员会，开始出版大量内容不变的对劳动人民宣讲的传单手册。这一努力从那时一直沿袭下来。在它的其他各种目标中，保守党的信息携带了两个要旨：劳动者完全有理由赞扬他们社会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应当委托保守党领袖保护这些制度。 中学和大学一直是大公司在首要问题上确立看法的特殊目标。例如，在美国： 由全国电灯协会组织的电力公司，不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国会议员，而且发起重要攻势以控制对公立学校的核心的教育内容。高中和语法学校的教师们被这样一些材料所淹没，这些材料旨在强化对类似“电的奇特之处”和“千瓦的神奇故事”这样的课题的教学。每本小册子都含有精心设计的批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容。这个协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如果不是公开的）方式，确保从使用中抽下掺杂了与教义不符合的课本，并编写和使用比较有益的代替品。学院的教授们，那些众所周知的低收入者，得到协会给予的补充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不会偶尔用比从前更多的同情口吻讲授有关公用事业部门的内容。公共图书馆、部长和各种公职领导人都迁就电力公司的宣传努力。 实业界对塑造决断的影响 人们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影响着他们。它显示了我们是如何学习讲话、阅读、写作和思考。不过它有时也指出，虽然公司在首要问题上向公民们灌输了大量信息，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可与之竞争的信息的有力挑战，公民们不知怎么却未屈服于这种灌输。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是因为公民们以某种方式拒绝了实业界的信息而接受了其他的信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但它还没有少许证据。公司已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公开的和隐蔽的。他们的信息源通常是看不清楚的。一般地讲，大量信息是通过一个新故事或播音节目、一本杂志上的文章、一部电影、一篇社论、一次政治演讲或一次谈话，被间接传递到公民那里的。只有一小部分信息公开来自于实业界的某个源头。 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认为，公司对重大问题的信息多半是通过大众媒体传递的，因为它对于改变决断相对地说没有效果。有的研究证据否定了这种怀疑。比如，人们对媒体的某个宣传运动的效果，是以它在一周内使4％的响应者对石油工业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加以衡量的。又如，对于历时近5个月的总统竞选宣传（这期间来自两个政党的相互冲突的宣传交叉偏向选民），衡量的方式是看它对5％的研究对象在党派立场上变化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宣传的累积效果的确可以是很大的，若它仅仅是偶尔受到相反宣传的挑战，而且坚持了不是5个月而是公民的一生的话。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文献里，找不到任何内容能作为对它的效果加以怀疑的根据。 不仅如此，既然它赞赏这种现状，公司在重大问题上对决断的塑造通常是肯定而不是改变决断。在此基础上的媒介宣传运动甚至更加有效。有时还有这样的论点：产品和劳务的广告可以左右人们的反应，普通人很容易根据信息的敦促去做手边的事情（一个人直接上街去购货）。在重大问题上，公司的政治说服只需要更为容易的反应。一般而言，它不要求公民做任何事情，任何令他烦恼不安的事情。 它通常要求的不过是，公民们继续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一切，既然他们从孩提时代就被告知要相信它们。前面说过，说服——它是信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无意识的条件（我们在后面关于社会阶级的那一章将看到这方面的证据）——在每个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制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是把它们作为应受检验的制度，而是当成可以测试新政策和制度的正确性的尺度。当新政策和制度出现时，像普遍发生的那样，关键的判断过程被简化和缩短了。在一些社会，新教伦理终归是对私有财产、私有企业和公司自主权的支持。培养孩子的实践也历来如此，它强调个人的自决。体育竞技的竞争总是被等同于市场生活，或者反过来，市场生活总被与体育竞技等量齐观；因此，有些人认为，对公司自主性的约束，在某种含糊的意义上，好比给一个竞赛者放上一个仲裁的障碍。在他们影响公民决断的努力时，实业家们经常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呼唤深深根植于人们内心的感情。 大众媒介的影响也遭到了抵制，其根据在于，个人的影响而非舆论和广播的影响是绝大多数个人的政治决断形成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确实没有给政治作品和广播加以认真注意。但如我们所见，他们受到与他人交往的影响，而这些人阅读和收听大众传播物。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受到更加喜欢阅读和收听的其他人的影响，不论在媒体中还是在人际交流中。 像埃尔蒙·诺帕（Elmo Roper）——或许他的说法比他呼唤的内容从概念上看更有魄力——指出的，存在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追随者，伟大的传播者，次要的传播者，次要的公民参与者和次要的政治惰体。因此，大众宣传媒介对个人影响的后果，是公众观点形成阶梯上的相互交换。 受约束的决断 如果商业信息是作为实业家大力参与选举政治的一个后果而传播开来的，那么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决断，这种决断对商业企业、公司、私有财产和其他根基不会造成什么麻烦。的确如此。虽然决断在欧洲的多头政治里不像在美国有那么多的约束，但它们仍然处处受到限制。公众的观点与主要倾向是一致的，离经叛道的只是少数人的见解。 一致性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现象。 领导人和观察家总是对他们认为有成就的东西鼓掌喝采，也许他们并不完全懂得他们喝采的到底是什么。当英国有了社会党人参政的头一回经历以后（这一经历也许被人指望会改变英国的制度），洛德·巴尔夫（Lord Baleour）自鸣得意地说： 我们已更迭的内阁，尽管属于不同的党派，但从未对社会的根基产生分歧。显然，我们的整个社会机制已预先假设人们会是这样的，从而在任何时候它都可以安全地承受任何的争论。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从政治中取消集中计划的问题。 下一章将证明，尽管存在普选权，多头政治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有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作了较多的改变。 很少有哪个多头政治（甚至是政治上活跃的国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重大改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公民们相当忽视这些问题。面对机会不均等的大量客观证据，罗伯特·兰恩（Robert E．Lano）仔细观察过那种认为机会大体上是均等的人。他们仿佛无视导致收入差别的现实世界的因素。“几乎未提环境中占压倒性的力量，只是偶尔谈到疾病、某个养家糊口的人的死亡、衰老、迁出城镇的理由，诸如此类。” 在大不列颠，最近的一份调查向供调查的选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收入政策的假设选择。他们愿意为特殊的技能付酬吗？或者，他们宁肯保证最低收入者有一份合理的工资吗？还是应当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只有10％的被调查者选择更加平等。关于英国劳动阶级态度和观点的最近的两份研究，一致同意下述发现：不论是狭隘的主张还是广泛的见解，都使劳动阶级服从较高地位的阶级。——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在那里，它的19世纪的许多领导人还担心，普选权会造成收入和财富的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的要求，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对选民大众具有明显的好处。这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现象之一，即选民大众所投的票很像他们的领导精英投的票。他们为自己要求的东西极少。 其他证据也给人启发。苏德兰特（Sutherland）在他关于美国的白领阶层犯罪的报告中，用各种翔实的材料表明，由公司经理们承担责任的犯罪，尽管从法律上无法区别是否比普通公民的犯罪更严重，可被法院、议员和公民视为属于不同范畴的事情；对这类犯罪，惩罚是很轻的，减轻惩罚的气氛使它们容易被开脱，起诉的办法也不一样。 它本身证明了公司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没有对两种犯罪的差异作什么分析，他的研究并未激发出对他提出的问题的深刻揭示，公民们也没有认真地考虑减少差异的问题，尽管它偶尔引起愤怒的抽搐。这一切再次成为决断受到系统的约束、从而使一定问题被压制下去的证据。 此外还有一点零星的证据。它的表现是：当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的性行为、婚姻、穿着打扮和谈吐风度等等方面近些年来发生严重的不稳定时，建立在政治—经济组织之上的决断却保持了持续的稳定。很显然，在某些条件下，人们会突破旧的思维模式，甚至是极其迅猛粗暴地，但是，无论是战争，国与国的军备竞赛，还是通货膨胀、失业，或是原子毁灭的威胁，都未能为有关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的决断开拓一个更广阔的范围。 不过，决断绝不是丝毫没有松动余地的。在有四五个政党的制度下，其中一个常常是共产党，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另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的政党。另一方面，多数有效的政治竞争，仍将在一个狭窄的次要问题的政治范围内照样继续下去。共产党本身将经常——像实际表现那样——赞成在狭窄的变化范围内的政策，而不是有特色的重大改变。共产党常常不得不为承认议会政治付出代价。 对异议者决断的约束 即便重大问题上的异议或改良的决断，也受到明显的束缚。罗伯特·黑尔伯诺勒（Robert Heilbroner）指出，“大家都力求使自己有关社会变化的建议适应于占主导地位的实业秩序的约束。”因此，在可能提出的许多事例中，美国的煤矿工人协会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施加压力，要求加强煤矿安全立法。矿工们并不是没有道理地反对加强矿山安全。他们只是担心他们的职业，万一公司最终被迫实行安全措施并负担这样做的较高成本的话。在他们的受约束的心中，不可能真的容纳一种可供选择的改变——因为安全措施是由政府基金付账的，是用给予煤矿公司的补贴、或用给予工会的补贴付账的。他们无法突破他们固有的想法，即公司会对煤矿安全负责，要求公司去做任何超出盈利许可外的事情将会造成相反的后果。与此类似，在任何多头政治中也没有认真讨论过，是否可以让工资突破与生产率的联系（抵消的办法是减少对商业企业的补贴），从而不必争论企业盈利是否构成提高低收入的障碍的问题。 持异议者的决断还受到了或许可以称为公众争论中的“平衡”神话的束缚。不少公民对自己承认“每个问题都有两面”的想法感到骄傲，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实质上同其他方面隔绝的东西，在那些方面，他们仍然保持着要么当聋子，要么充耳不闻的状态。在美国，“同等时间”广播的立法，一般地讲是为了保护两个倡导者——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广播时间。这两个党在政策的范围和连续性上紧紧地站在一块。那些自由的报刊专栏作家——他们是某些报刊竭力推荐出来同保守观点抗衡的——提出的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观点的“平衡”就这样呈现给公民们，其狭隘的竞争对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基础没有造成什么改变。 没有必要的观点一致 为了实现其目的（对于它，实业家自己可能也只理解了一半），公司在重大问题上对公民决断的塑造不必实行思想专制，甚至无须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统一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完全不需要这两者；需要的仅仅是说服公民，不要提出某些问题，不要对某些政治问题提出要求。所以，在诸如公司自主性这类问题上，它如果说服公民相信，这个问题不值得消耗脑力，或者它的复杂程度让人泄气，或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煽动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公司的自主性是件好事——如果公民相信这中间的任何一个，公司就成功了。任何人都会照此办理。 因此，一份有关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价值观的详细调查结果发现（它进行了25项经验研究，任务是确认价值观的一致是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征），“存在着的不是价值观的协调一致（它维护了劳动阶级的屈从），而是在关键领域的不一致（在那里具体的经历和含糊的多元主义可能已变成了激进的政治）。”价值观比保守主义更容易产生混乱，混乱足以保持重大问题上的寂静无声。 核心信念的必然 可是，我们能够指望任何社会对它的根基发生争议吗？有哪个社会这样做过？难道通过承认每个社会都留有共同的核心信念的印痕，我们不能消除在重大问题上决断受约束的证据吗？它们确实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我们不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或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发现任何比在多头政治中更大的决断多样性。 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说明，重大问题上的决断在多头政治中受到约束，在其他制度内没有受到约束。我们要说明的是，哪怕在多头政治中它们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这个分析的意义在于，操纵决断的控制机制存在于这些制度之中就像多头政治过程本身一样是根本的。因而它们把一种重要的循环引入了（不论好坏）依靠多头政治的大众化控制。 鉴于多头政治的制度对多头政治控制的理想追求，受约束的决断在这种制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最要紧的不是核心信念的存在，而是约束究竟如何形成——靠谁或什么办法，围绕什么问题和为何围绕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在本章的分析中一直试图理解的内容。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约束，我们的分析应回溯到这些制度中领导权的双重性，回溯到实业界由此产生的特权地位，回溯到实业界在多头政治内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注意，不能忘却这个联系的意义，至少从逻辑上讲，一个社会有可能在重大问题的一致决断上为了共同利益而站到一起，它不导源于任何社会集团的任何特权地位。重申一遍，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受约束的决断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多头政治的方式受到约束的。这种约束同经常为这些制度辩解的民主理论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在多头政治里，核心信念是受操纵的和一边倒的观念相竞争的结果。 对操纵决断的限制 美国人阅读什么和不阅读什么的调查告诉我们，美国也许代表着决断一致化的一个极端事例。美国没有像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报刊杂志那类异端的大众传播媒介。从传播体的发行量看，像“民族”或“新共和”一类的中左出版物，或者像“每日世界”一类的共产主义报纸，属于巨人中的侏儒。 麦考尔杂志（Mclall’s） 800（单位：万份） 时代 400 纽约时报 84．6 竖琴师（Harper’s） 37．9 大西洋 32．6 新共和 14 民族 3 每日世界 1．4 在美国可能没有广泛发行的激进派报纸，因为不存在想阅读它的广泛的读者群。但是，这正是我们的论点所在。 在西欧的多头政治中，一些公民和主要的政治领袖同样考虑着比美国人范围更广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抉择。英国工党的某些领袖——如奥得·斯加基尔（Arthur Scargill）、诺曼·阿特金森（Norman Atkinson）、安东尼·韦基伍德·本（Anthony Wedgewood Benn）等人——正在重新振兴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从前的工党激进主义，它是工党多年来随着它的崛起和行使政府权威而加以压制的东西。欧洲人比美国人更经常地争论集中计划、收入和财富的重大再分配，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他们讨论一种对公司权限的范围更广的限制。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愈来愈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说服。如果说这种接受乍一看可能不太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所以被接纳，是由于它们放弃了革命目标——，那么它毕竟证明了一种在美国无法做到的宽容性。我们后面还会见到，有关公司内部旨在增强雇员控制的改革，在美国以外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讨论。 甚至在美国，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石正受到争论的侵蚀。次要问题上的政治改革含蓄地引发了重大问题的可供讨论的方面。公司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多于1890年，或1932年，或1946年。它们现在又一次受到出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而提出的新限制的要求的推动。我们看到，收入分配正在改变，哪怕是以冰河移动般的缓慢。公司在操纵决断上的优势并未使大众化控制完全循环。 在多头政治里，对公民决断的约束远未达到（是否有必要这样说？）大规模垄断进程的目标，这种大规模垄断进程曾经使得过去的法西斯主义制度和现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大众决断受到控制。如果说在多头政治下政府、政党或公司官员的声音比持异议者响亮得多，那么前者并没有使后者沉默不语。 而且，媒体并非铁板一块。比方说，美国的电视，给了激进分子、抗议者和批评家至少一小方天地。它对非正统、新奇古怪和非常规的边际容忍，也已为下述现象的存在所证实——女权运动活动家、嬉皮士、瘾君子、改邪归正的罪犯、同性恋者（他们或她们重新写下自己生命的历史），以及成百万各种观点的提倡者。即使把政治激进主义与性混乱、犯罪、吸毒和偏执狂并置起来（这无论在报刊或电视广播中都相当普遍）是一个让激进集团的政治信息丧失名誉的办法，但传播媒介并没有把民众完全封锁起来以防止他们受到对实业界、公司和现状抱有敌意的观点的污染。 在大学里，就正统的全部发展趋势而言，学生们在他们能主动阅读的那些范围并未受到多少束缚。读马克思著作的大学生比读亚当·斯密的人更多。甚至在公立高中，对一个学生来说，从政治光谱里取样检验也不太难，虽然学校的教程可能会阻拦他。多头政治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十分紧凑的循环。 当与权威制度下对公众观点的控制相比时，受约束的决断就算不上是一个严重的现象。它所以称得上重要，仅仅是根据民主的抱负作出检验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设计出大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它以自由方式——像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定义一样——实行了非暴力的权威竞争），是人类取得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享有自由的公民们来说，难以想象什么是观念的不平等竞争，政府如何远未实现思想自由的更大目标、而靠它完成仅在此时才有可能的大众化控制。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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