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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部分有识之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强烈感受到了如下趋势：亚洲太平洋时代正在降临。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的焦点已开始聚向亚太地区。同时，当今世界正在被一个事实所震撼：沉睡了一百五十年的东方巨龙——中国——已经苏醒！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促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且又广泛的变化。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地位、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处的战略地位、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使中国的未来走向对冷战后时期的世界和气与秩序、东西方文化关系、南北经济秩序、美国的经济利益、美中关系和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关系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设计的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切中了贫穷中国的要害和根本，成功地改变了计划经济的支柱——人民公社，建立了以农户家庭为经营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了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尤其是成功地吸纳了一亿两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但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农村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激励了中国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促进了社会资源和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非国有企业产值几年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同时，城市国有企业部门不断加大改革力度，试行了租赁制、拍卖制、破产制、股份制，推动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化。股份制改革迅速进展，到１９９４年为止，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已达两万六千家左右，其中工业企业占百分之四十八，商业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一；同时，全国城镇股份合作制企业累计达到十三万多家，农村乡镇企业也广泛推行了股份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７０年代末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促使中国经济初步融入了世界市场，尤其是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的重要窗口。而且，中国低廉的劳工成本，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政策与局势的相对稳定，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中国。自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间，中国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２５００亿美元，包括１２００亿美元外国贷款和１３００亿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帮助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１９９４年中美贸易总额已达五百亿美元左右，中国玩具、鞋类、服装及电器开始占领美国市场。根据美方计算，美国对中国的存在争议的贸易逆差额在美国对各国贸易逆差额中居第二位。中国市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开始对世界市场供求产生影响，中美贸易成为影响美国旗业界、消费者利益及民众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政策相结合，共同成功地带动了中国的经济从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非国有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价格体制改革之后市场价格体系基本形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评价格已经放开；大多数商品的供求已由市场来决定；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已经出现。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开始承认经济活动多元化、非垄断化、经济决策分散化的必要以及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很显然，计划控制手段向宏观调控手段的改变、经济的初步自由化、非国有经济的扩张、要素市场的出现，都标志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 十八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经济出现了跳跃式成长，国民生产总值以百分之九点五左右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居同时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首，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五百美元，１２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中国可望跨入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世纪。 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首先，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一代在择业时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倾向于实现自我的现实主义。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运用自己的特长想方设法赚钱。另外，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开辟了中国社会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为封闭多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８０年代以来，二十余万中国学子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和科技，再反馈回国内，深深地影响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改革过程中，港台同胞与侨胞的投资、探亲和旅游活动亦成为一股推动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巨大动力。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旗请的大量外国专家学者不仅带来了技术和知识，而且也扩大了民间交流。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近年来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也有相当大的进步。面对外资大量进入，私人经济活动全面铺开，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公营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人口大规模流动、经济犯罪、企业破产、证券金融业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纠纷等），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律成为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法制建设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今天的中国，经济走向自由化、市场化，社会日益多元化。可以预见，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及人的现代化将一定能在２１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今年初，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又一本"大趋势"——《亚洲大趋势》出版。人们立即发现，其中一个重点正是"亚洲大趋势中的中国"或者是"中国大趋势中的亚洲"。作者预言，世界轴心将由西向东，亚洲必将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在这个亚洲重心中，龙头是中国。中国人来了用多久的时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正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构新体制、不断与"国际惯例"接轨之际，正当中国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更加坚定的信心争取实现几代中国人共同追求的理想——民主富强的中国之时，一种刺耳的声音从美国的舆论界传出：美国要带头"遏制中国"。 １９９０年前后，苏联和东欧的政权体系相继解体，二战后形成的整个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同时又感觉到自己也在衰落。宿敌的瓦解促使美国着手寻找其冷战后时代的新的国际战略，包括重新考虑其对日关系，对欧关系，对俄关系，对东亚的关系和对第三世界的关系。纵观美国政府近几年的对华政策和美国舆论，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的不断进步和现代化，美国才企图围堵中国。 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曲折跌宕，大体可以概括为三大时期。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０年是全面对抗时期，美国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把新中国和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不仅拒绝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断绝了一切经贸往来，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而且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边境。自７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末，中美关系由解冻到建交到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发展基本是顺利的。自１９８９年起，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摩擦多于合作。对美国战略界来说，前苏联的阴影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使他们深感不安。１９９０年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就开始对中国的国力作出重新评判，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成长为世界的第二位或者第三位，从那时就有舆论开始谈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的战略界对中国的考虑日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实际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强大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的日益突出。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这个现实非常敏感。在他们看来中国也是一个天然的世界大国，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大国，她更真实的表现为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越来越像是一个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综合性大国。所以在西方战略家看来，中国越来越真实，已不是原来他们所想象中的贫穷落后的中国。西方的决策层在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现在越来越着眼于中国实际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他们看来，这种影响不仅仅改变中国的特性、刺激中国扩张的冲动，同时也在改变亚太地区原有的有利于西方的均势格局。美国现在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即世界经济和世界发展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亚太地区被认为是一个对２１世纪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区。所以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角度来讲，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和渗透能力，发挥它一定的影响，进而掌握和控制这一地区的走向，作为角逐２１世纪的战略砝码无疑是头等重要的。所以它必然会注意到在这一地区总体背景上中国的角色。 第二个方面，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问题仍然是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很多学者和战略家认定中国是在专制的意识形态之下，一个专制的、共产主义的、且不断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的中国，在亚太世纪的总体背景下的复兴，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踏实。 美国对华政策渐带"遏制"色彩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美国９０年代以来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倒退性的转折。中国已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关系顾问们认为是美国的潜在敌人。因此，遏制中国以及极力破坏污毁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特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正是在此问题上，美国政府极不尊重１２亿中国人民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紧锣密鼓地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达到其牵制中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１９８２年中美发表了八一起公报，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经过一段时间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在１９９２年之前，美国基本上遵守了它的承诺，台湾海峡也维持了１０年的稳定。然而就在这一年，先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租军舰，接着美国政府又决定向台湾出售１５０架E—１６战斗机。这是冷战后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开始，自此台湾海峡的和气稳定便日益成了问题。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访台，打破了１４年来不准内阁官员访台的禁令；１９９４年９月美国政府允许台湾在美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升格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２日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美国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鼓励了台湾当局对内允许分裂活动合法化，对外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为台独创造条件。随着台独势力的扩大，台湾海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了。 同时美国在外交上支持台湾的"扩大国际空间"政策，帮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至少在客观上鼓励了台湾当局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活动。１９９４年美国宣布"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能够听到台湾声音的机会。"为帮助台湾重返国际舞台，美国还支持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美国的这种外交支持鼓励了台湾当局的所谓的"务实外交"、实际上的"银弹外交"活动。 除此之外，美国１９９２年以来不断扩大对台军售，包括舰用火炮系统、反潜装备、巡航导弹防御装备、反导弹防御系统、战斗机、战斗机电子设备、预警飞机、攻击直升机、坦克等武器，总价值７５亿美元。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助长了台独的野心，使他们低估台湾一旦独立导致海峡军事危机的可能性。台湾当局也狐假虎威，近几年来多次宣布："台湾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安全"。 美国支持并鼓励台独连美国的新闻记者也直言不讳。美国《时代》周刊上曾有一篇报道这样写到："无论是出于蓄意与否，美国已经鼓励了这样的（指台独）想法，比如去年允许李登辉踏上美国国土，今年初向台湾海峡派遣一支海军，以及允许对台湾的支持成为一个国内政治问题等等"。美国防部部长佩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在决定派遣两艘航空母舰群驶往台湾海峡时威胁说："（中国人）应当知道，虽然他们是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第一位的军事力量是美国。"美国依仗着它的"世界上最好的海军"（佩里语）扬言要全世界"都要记住这一点"。美国的狂妄和傲慢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美国要调整对台政策，挑起台海危机？其关键在于台湾海峡适度危机符合美国冷战后的国家利益。这一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可以拖延中国统一进程，减缓中国崛起速度，有助于美国保持并加强它在东亚和西太平洋上的军事存在，并企图达到以台湾来牵制中国的目的。 美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其根本原因是它害怕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这个冷战时代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必然衰落。这对美国的反华势力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确保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防止世界上出现对美国霸权地位可能形成重大威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尽管越来越力不从心，美国政府仍然不肯从"世界警察"的交椅上下来。近年来克林顿政府在其许多重要文件特别是每年都要发表的国情咨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中都反复强调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国不愿见到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免直接威胁到它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出于对中国的极大误解和偏见，美国尤迫害怕经济上发达起来以后的中国会走上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扩张。但是对中国来说，她要解决近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吃穿住行以及其它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其经济腾飞已刻不容缓，其现代化进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类最伟大的一项试验，也是一项浩大而持久的工程。中国要崛起，亿万中国人的福祉系之；美国要遏制，事关维护它已经习惯的霸权地位。这将是一场以多种形式展开的、由美国发起的而中国被迫接受的国际较量。 在这场国际较量中，台湾是无法置身事外的。它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它必然是一颗棋子，但又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基本上，台湾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回归中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参与抵御西方的遏制和气压；要么依靠西方，尤其是美国，作为反华阵营的尖兵。应当指出，台独和国际背景的联系不仅仅是间接的。台独思潮从出笼到泛滥一直都是得到了西方和日本反华势力的直接鼓励和支持的。二百年前的拿破仑曾告诫西方列强让中国这头狮子沉睡吧。现在这头狮子醒来了。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西方世界忧心忡忡，于是有了所谓的中国问题。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肢解中国，让中国四分五裂。这是西方搞垮前苏联的重要策略之一，现在他们希望故伎重演，而台湾分离的局面正好给了西方以可乘之机。如果西方对此不加以利用，一旦台湾统一于中国，那么中国就会更加如虎添翼，就会更快地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在西方看来这是威胁它们的既得利益。有鉴于此，西方对台独势力给予各种各样的鼓励和支持。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培植出了李登辉这种政客，千方百计地满足国际反华势力的期望。他之所以有恃无恐，恰是因为他明白他背后有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他所不能完全把握者只不过是西方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支持台独罢了。 因此，今天的台海危机决不仅仅是历史上国共之争的延续，也决不像有些人希望我们所相信的，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对抗。从根本上讲，它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反抗列强压迫和遏制、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新篇章。 美国舆论："遏制"中国 如果说近几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有"遏制"的色彩，那么美国的舆论界和战略界则公开宣扬"围堵中国"。美国舆论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一个对美国最具潜在威胁性的敌手，中国与美国之间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对立都在被突出。只要看一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等美国主要报刊，便可以发现，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以来，以相当的敌意来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军备问题等的文章大大增加。《纽约时报》上曾有一篇专栏文章认为中国是继纳粹德国、苏联、伊拉克等之后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个敌人，美国要像对待前四个敌国一样以军事的和综合的手段把中国打败。《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ｒａｕｔｈａｍｍｅｒ）的那篇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彻底反映了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心声。该文把中国比为"１９世纪晚期的德国"，一心追求权势。同时不惜编造事实制造"中国威胁论"。该文还提出了一个遏制中国战略的具体内容：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延长美日联盟等等。最后文章提出"现在是施加压力并保持压力的时候了"。这种露骨的、敌意强烈的文章既误导了美国公众也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公愤，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起消极的影响。１９９６年３月４日的一篇美国《商业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ＥＥＫＬＹ）以中国为封面故事，内文则以《不受约束的巨人》比喻中国。 文章一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震憾着世界，还指出"人们往往容易夸大中国的经济威胁。其实，直至现在，中国虽有惊人的出口，但在重工业和尖端科技两大类，都仍未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表示"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不受约束的、不按固定规则行事的经济巨人，在世界贸易中可能会带来的冲击，使得西方分析家们大为震动。” 同时在学术研究上美国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在各种场合向他们的读者与听众们描述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威胁"。９６年４月，设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外交研究所的亚洲部主任在一所美国大学做了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对美国的世界第一地位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中国将会在２０１５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没有一个已经处于世界第一位的国家会甘心情愿地眼见自己世界第一的位置被别人取代。所以，报告认为美国不能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视而不见，必须采取行动，包括支持台湾的独立，从而达到牵制和削弱中国的目的。 这种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美国大学讲坛上也颇有市场。美国中西部一座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曾做过一个题为"在２１世纪美国是否仍能保持世界第一"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冷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美国要在２１世界仍然保持和发展这些优势，它必须尽早认清并战胜"四大挑战"。该教授认为这"四大挑战"将考验美国能否继续保持它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包括三个外部挑战和一个内部挑战。三个外部的挑战分别来自欧共体、日本和中国，一个内部挑战来自"美国国内的腐败势力"。来自欧共体的挑战主要是经济上的，但不是不可调合的威胁，因为欧共体和美国有着"相似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自日本的挑战也主要是经济上的，因为日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和市场，只要美国施压，日本一般都会让步。该教授认为唯有来自"中国的挑战"是最严重的，因为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十分巨大。 更广泛地说，像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文明冲突论"这样大的结构性理论的提出，也给"围堵中国"的舆论提供了学术上的背景、刺激和支持。亨廷顿是哈佛大学教授，１９９３年夏他发表了一篇引起世界反响的论文，题目叫《文明的冲突？》（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f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在该文中，亨氏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当今世界中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巨大的分歧以及冲突的决定性原因将是文化的。虽然民族国家仍将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冲突将出现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以及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支配世界政治"。作为美国的一名战略家，亨氏把这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主要表现概括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正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与具有日益增强的愿望、决心和实力的非西方对抗"。 亨氏对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也直言不讳。他说，"在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所做的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被当作反映国际社会的利益来提交给世界。西方常用的"国际社会"（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y）这个词本身也已变成了一个婉语性的集体名词，为实际上反映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行动提供国际合法性。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气它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西方一方面促进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时将西方认为对自己合适的经济政策强加到其它国家身上。实际上，西方正在通过利用国际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资源，通过保持西方的支配权、保护西方利益和促进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观念等方法来掌握世界。 亨氏还为西方提出了一些可供近期和长期采用的具体手段来确保西方的优势地位。他认为西方在其内部应加强合作和团结；将那些与西方文化相近的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纳入西方范围；促进并保持与俄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文明之间的局部冲突上升成为文明之间的战争；限制儒家文化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减缓西方军事力量的削减并保持西方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家文化国家以及伊斯兰国家内部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等等。总之，亨氏认为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实力上正在日益接近西方文明，但是因为二者在价值观念和利益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要求西方在与非西方的关系中要保持必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保持其利益。 姑且不谈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论"来概括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冲突的性质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该观点在西方战略界颇有影响，特别是用西方和非西方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待国际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认同。他们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最大的敌人，就是现在非西方世界的反西方的思潮和行动的综合体。 对美国传媒上近一两年来有关中国的剖析，一位华人评论家这样写道："此中既有对可能失落的忧虑，也有故意制造的中伤，发出无可奈何花将落的哀叹，更有你这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竟成了强劲的对手的酸意。自然也少不了岂可让你跑到前头的霸气"。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 近期，在克林顿政府对华举止失度以及美国媒体的一片"遏制"之声中，美中关系成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探讨的热门。 １９９６年２月初，美国贝克研究所在休斯顿举办了题为《中国、美国和亚洲：美国政商界面临的挑战》的讨论会。美国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贝克、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以及密执安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里伯索尔等相继发表意见。 ３月２９日，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华盛顿共同召集研讨会，就美中关系和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参加讨论的有美国政策官员、国会议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助理国务卿洛德、众议员佩洛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学院院长哈里·哈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康纳布里等知名人士。 ４月５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分析今后美中关系。哈里·哈丁、前中央情报局长威廉·科尔比、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纳德蒙·塔帕托等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在短短两个月内举办的这些重要级研讨会说明，美国朝野深感正确处理美中关系已是迫在眉睫。大部分专家认为美中关系已到了危机的边缘，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今年４月１１日发表的由外交关系委员会组织一百多名专家研究撰写的题为《恢复平衡：美国与亚洲的接触》的报告中指出：美国没有能够认真地处理与冷战结束后的亚洲的关系。“美国在这一地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适应中国日益兴起的大国地位。"报告建议美中首脑每年举行一次会晤，并提出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应异口同声，态度一致，"绝不能让受雇于人的游说集团来决定美国的政策。” 今年４月２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文章。文章指出，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美国如果想遏制中国，这将超出美国的能力，耗尽美国的财富、无论美国如何对待中国，都无法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不应该轻率地处理美中关系。 基辛格还指出美中关系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六届总统出于维护美国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美国将敌视中国定为长期国策，大部分亚洲国家将认为美国是无事生非，应当为挑起对中国的冷战负责。 在这些讨论会上，不少专家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美国不应插手，不要企图在台海危机中捞好处。中国问题专家塞力革·哈里森认为台湾问题是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不应插手。只要有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就难以解决。美国坚持所谓的"不岂不倚"的政策，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台湾一方。１９９４年，美国允许政府部长访台，给台湾一种暗示：美国欢迎台湾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地位。１９９５年，允许李登辉访美，对康奈尔大学进行了一次充满政治动机的访问。１９９６年，美国又派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游弋。这一切不但破坏美中关系，而且加剧了台海危机。他认为，美国应立即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主动向中国重申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决心，并且表明在一定时间内停止对台出售武器。 不少专家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模糊、混乱和错误叠现，是造成美中关系紧张和陷于危机的主要原因。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克林顿在对华政策上再三失策：一是先把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联系在一起，后又脱钩；二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几乎没有进行过高层接触或对话，缺乏高层交往；三是１９９４年对台湾政策的修订，本末倒置，不得要领。他强调，"中国人看美国的台湾政策不过是要看美国到底是支持台湾独立还是中国统一，或是有其它什么目的。"哈里·哈丁还要求克林顿政府停止这种模糊的对华政策。 多数专家认为美国应该用长远眼光来看待美中关系，奈斯比特在他的《亚洲大趋势》中作为一个美国人也忠告说："如果美国对待亚洲目光短浅，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尽管如此，也有一些人仍然为偏见所囿，比如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就是极力鼓吹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偏袒台湾的一个代表。另外，我们仍应该看到，尽管某些专家能够做较实际的判断，提出较可行意见，但他们所维护的依然是美国的利益。 对美国而言制定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将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的估计，即一个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祸还是福？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修正其错误的心态，不应该把中国大陆力量的兴平视为对美国必然的威胁，并且批评中国"老是占美国的便宜"。应该指出的是，这几年中美之间出现大大小小的风波，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除了一些现实利益的冲突外，美国舆论界和美国国会某些议员对中国的误解至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要真正了解一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体系，不同价值观念的异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发生误解本是难免的。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两国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问题是设法缩小鸿沟，还是刻意用品见和无知来扩大差异？ 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到底是不是美国的必然威胁呢？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强大后必然走上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其实这完全是对中国的误解。姑且不谈中国的军事开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仅从历史上看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唐时期也是如此。任何尊重事实的美国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近代史以至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只有被侵略、反侵略，而无任何对外侵略和扩张。美国的权威汉学家费正清早就强调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外向型、扩张型的民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秦代开始一直到清代之前，历代王朝基本上都修建或重修长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防御工程，这一史实说明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到了清代，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到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一百年中，中国更是倍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的欺凌。在过去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四十年中，中国并没有因为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增加它的对外扩张性。到８０年代，中国更是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去作别人的领袖，不去干涉世界上更多的事情。而且，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国政府认为解决中美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分歧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双方进行平等的、友好的、坦诚的对话和合作，按照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 至于中国发展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在此我们不防摘录一段１９６０年５月毛泽东主席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时的一段谈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蒙哥马利：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泽东：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哥马利：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泽东：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哥马利：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泽东：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 毛泽东：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哥马利：我同意。 毛泽东：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哥马利：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美国那些鼓吹"遏制"中国的谋士们，美国那些叫嚷着要"保卫"台湾的议员们，中国是威胁，还是被威胁，不已经是很清楚了吗？ 如上所述，美国近几年来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色彩，美国的舆论界和战略界大谈"围堵中国"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近二、三年中美关系的确如行蜀道，诡异多变。但是有一点必须认清，那就是，还不能肯定说在政策上美国政府已经形成了围堵中国的政策。一个原因是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比较缺乏明确的战略，外交被认为是他的弱项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蓬勃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对于美国资本有诱惑力，要放弃在经济上打入中国大市场的机会转而实行"遏制"政策，会遭到经济界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用完全遏制战略来对付中国，恐怕极难做到，作为一个大市场，中国在经济上对于正在衰退的西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如果实行完全的遏制，就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自动放弃中国这块市场，这种战略恐怕会遭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界的反对，实际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正处于举岂不定的阶段。一部分人主张接触，一部分人主张遏制。克林顿政府曾多次被批评缺乏长期的有远见的对华政策。据此可以认为美国政府仍然有待于制定出一个长远的适合２１世纪的对华政策。 美国政府一直否认它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而是"积极的接触"政策。但是美国的舆论界和战略界确实在大谈"围堵"中国，我们对此矛盾到底应该怎样看？ 几个月前《瞭望》周刊上有一篇评论文章，题为《我们如何认识和面对世界》。该文认为"接触和遏制，表面看来是对立的，实质上是一致的，接触这个词，美国人的概念是参与进去，使其按自己的意图发展。弄明白这点很重要，就不会一听到接触就通体舒泰，而一听到遏制就火冒三丈了"。这种观点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无论是"接触"还是"遏制"，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用中文来诠释"接触"就是美国继续对中国搞和气演变，妄图"引导"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遏制"就是直接对抗、牵制、限制中国的发展，以达到"逼垮中国"的目的。"接触"和"遏制"都是为了改变中国，减少西方心目中的所谓的"中国的威胁"。 尽管如此，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复杂性要求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要采取谨慎理性的态度。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两个大国，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仅影响两个国家而是影响整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中美之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传统、价值体系以及一些现实的利益冲突，中美关系出现摩擦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 近年来，由于美国奉行带有遏制性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鼓吹，尤其是阻止中国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制造"银河号"事件，肆无忌惮地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利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以及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玩"危险游戏"，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１９９６年６月，一本题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强烈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书在一些大城市成为畅销书，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感到美国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在上述问题上美国的短视和错误做法，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主权情绪。尽管有些人的言辞似乎过份情绪化，也许并不代表主流意见，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中国民间的某种自发的厌美情绪。可以断言，若是美国一味地对中国推行"遏制"政策，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会向美国说"不"。 当今的中国青年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开放也是最稳定的时代，风雨沧桑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现代化之路。中国能否成为２１世纪的强国有赖于当今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青年一代更应该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在经济、技术上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很大。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我们仍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只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制夷"，而是与西方和气共处，平起平坐。我们只有坚持理性而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通过对西方的接触和学习，才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国富强的步伐。这要求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对华政策，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还是很必要的，在认识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我们要力争避免出现盲目排外情绪。 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再三失策以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加深，许多在８０年代强烈追求美国文化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到了９０年代产生了较强的非美情绪。１９９５年８月在中国进行的一场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的大型调查结果表明，有８７．１％的受访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实际上这种情形在其它非西方国家也很普遍。早在１９９３年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就写道：在过去，非西方的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大多是受西方影响最深，在西方名牌大学受过教育并且吸收西方价值观念的人，而那些社会中的一般民众通常植根于本土文化而不为之变。然而今天这种关系正在反变。精英分子反西化（ｄｅｗｅｓｔ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本土化（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现象正在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中出现，而同时在那些国家的民众中西方（通常是美国）文化、生活方式和习惯却变得越来越流行。 本书将着重分析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揭示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非美情绪的原因。或者说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说"不"？尽管自今年７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后，中美关系有确实改善的趋势，我们希望美国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以诚意和努力避免出现更多的误区，从而制定出一个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性对华政策。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 书香门第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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