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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丝绸之路 美国同中国最终的关系是在贸易领域。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已把发展商业视为实现社会进步和追求其它文明的途径。 今天，正在修筑一条越过太平洋的新的丝绸之路。同马可·波罗时代的那条通商道路一样，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也可能会成为一种纽带，这种纽带是政治活动家所不能理解的，它会促进思想复兴。我们两个大国只要共同努力，就能创造一种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希望，能提高创造力和生活标准。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停止像冷战时期的理论家那样对待对方。我们必须抛弃过去一个世纪的观念，承认我们两国人民具有相同经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借助我们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缔造一个稳定、进步的２１世纪。 ——美国休斯顿电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休斯国际公司总裁加雷尔·张《填起新丝绸之路上的凹坑》 １９９６年１月９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 回顾历史，中美两个大国开始进行第一次交往恰恰始于经贸关系。１７８４年８月３０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过一万三千英里的航行抵达中国广州港，用４０吨花旗参换取了当地的丝绸和茶叶后返回纽约。这宗易货贸易打开了两个带有不同文明的大国关系之门。而谁又曾料到，２００多年后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美经贸关系又成为启动面向新世纪的两国关系的动力源。正如加雷尔·张所言，中美两国正在构筑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修建这条新丝绸之路的首要基础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市场，而这一庞大的新兴市场无疑会给准备重振经济雄风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吸引力。美国负责经济、商业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琼·斯佩罗说过"由于出口如今几乎占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的１３%，因此，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贸易。"作为美国目前第６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又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或许当年尼克松走下飞机与周恩来总理实现"巨人的握手"时，虽意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但他可能从未想过中国会在短短的２０几年里一跃而成为新的经济巨人，成为令人垂涎的新兴大市场。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的确令世界为之激动，令世人为之眼花缭乱。当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的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却平均以每年９％左右的速度递增。很多国外专家预测，中国大陆在未来的１６年中，总体经济规模和国民生产总值将排名世界第三。美国兰德公司预测，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在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８兆６，２７１亿人民币。世界银行推算，只要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６％—７％的实际增长，到２０２０年，以中国大陆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的购买力将高达１４０单位，稳居世界第一，远高于美国的１０９单位和日本的４３单位。诚然，国外专家的计算方法于中国的现实仍有很大差距。中国自己的估算是在２０００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１０００美元左右，还属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中国的市场吞吐量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１９９５年１—１１月，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已达２４５１．５２亿美元，其中出口１３１５．３４亿美元，进口１１３６．１８亿美元。１９９５年１月—９月，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２３５０８个，协议外资金额５０５亿美元，实际实用外资金额２４９．６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在世界上也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关于中国的大市场，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８日的英国《独立报》曾刊登贝利·莫里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市场将如何改变世界》。莫里斯在文章中感叹道："总是能一鸣惊人的查尔斯·戴高乐曾经说：'一旦中国醒过来，世界将会颤抖。'现在，在断断续续沉睡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亚洲巨人正在觉醒——世界也真的在颤抖。” 对这一点，７个工业国集团的外交部和贸易部看得非常明显。尽管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坐到世界问题的谈判桌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人们感觉到了它的影响。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经济部门不断增加的迹象表明，中国是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生机勃勃的"第四发展极"的中心。大中华经济圈中的国家越来越想扮演一个准备到２００２年在国际明星界与美国经济对峙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这个第四发展极兴起的影响是巨大的。大中华经济圈是与欧洲、日本和北美三极经济逆周期运转的。自从１９６２年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７—８％，预料在今后１０年内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甚至速度更快。预料到２００２年大中华经济圈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国内价格计算将超过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并且是印度和前苏联的三、四倍。用一种不同的尺度——联合国的标准国际价格比较——来衡量的话，大中华经济圈可能在今后１０年结束时超过德国和日本。 中国的出口纪录是其经济取得引人瞩目的增长的主要原因。自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出口从毛时代受压制状态大幅上弹，起增长率是国际贸易增长率的两倍。迅速增加的外国投资支持着在很大程度上由香港企业家推动的这种趋势，他们在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把制造业转移到国内。台湾、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企业家也仿效他们，到中国寻找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世界银行的新预测表明，今后３年大中华经济圈的进口额将增加１０００亿美元，绝对超过日本。 尽管７国集团中几乎没有人愿意认为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动力，但是在这方面的记录现在是显而易见的，大中华经济圈正在提高其主要贸易伙伴增长潜力。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马京西亚目前向中国的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３％，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占３％，智利占１．８％，日本占１．３％。另外１０个国家向大中华经济圈的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１％以上。 这一点当然有助于中国在亚洲——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当高工资的台湾、韩国和香港的就业机会越来越遇到危险时，亚洲国家首先感觉到中国的吸引力。中国自８０年代改变了出口初级产品的方针以来，开始生产老早源于亚洲的产品，尤其是运动鞋、玩具和服装等。当泰国，尤其是马来西亚进行调整，把更多的生产改为重工业和高技术时，整个亚洲掀起阵阵涟漪。 这种涟漪最终将扩大到工业化世界。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西方的就业机会遇到危险。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继续增长下去，中国的经济实力变得更加强大，工业化国家也会面临重大调整。中国朝另一些它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家具、塑料产品、基本机床、电子设备——转变将促进发达世界向尖端技术和高增值产品的转变，这将是一种痛苦的转变。 人们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几乎没有怀疑。但是，对于它按人均收入衡量的实际发展情况猜测颇多。根据用购买力来估计的人均收入对大中华经济圈国内生产总值所作的各种预测大相径庭。世界银行估计，１９９０年的该区人均收入是１９５０美元，有些学者认为比这个数字低，只有１３００美元，而另一份获得广泛宣传的调查报告——现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问题的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该报告撰写者之一——认为高达２２００美元。根据萨默斯——赫斯穆的计算方法，２００２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约１０％。但是人们对这一结论的争议很大。 比较可靠的预测是，中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一种咄咄逼人的发展状态，因此将既是全球发展的源泉，也是造成引人瞩目大调整的因素。在今后１０年内，世界经济很可能不得不对大中华经济圈的兴起采取对策，就像几十年前对日本做的那样。这就是必须把中国包括在国家俱乐部内，而不是继续将它排斥在重要谈判桌之外的充分理由。” 莫里斯的感叹可以说是代表了不少西方人的心态：对崛起的中国大市场既感到欢欣鼓舞，又对未来中国的经贸走势甚是担心。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今日之中国大市场只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益于与之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贸易。 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牵动了庞大的资金与产品的需求。据世界银行推算，在２０００年以前的５年时间内，中国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为２８００—３７００亿美元，而由于中国国内资金紧缺，中国旗均每年需要引进９０—１５０亿美元的外资。同时，中国在发电、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领域也亟待国外先进的产品设备进行补充与更新换代。 腾飞的中国经济不仅带动了生产资料和资金市场的庞大需求，而且也引发了国内消费市场的革命。可口可乐公司中国部前总裁弗兰顿·梅伊在谈到中国的消费时说：“中国是亚洲软饮料市场的第二大消费国，估计在９０年代将增长４倍，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而据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１日罗马尼亚《今日报》报道： 今天，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视听市场，同时又是西方最难征服的市场。 众多专业人士和分析家一致认为，在视听领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它在专业排行中仅次于拥有３０００万有线电视用户的美国而屈居第二，它的电视观众每年以高达５００万的速度递增。虽然它的４０００个电视网有些陈旧，但是，它已经开始在电视领域开发光纤网络技术。……中国的电视频道数量稳定增加，目前中国电视频道总数已经达到７５０个。最近，上海开通了中国第一个英语频道，其观众人数为１亿人。 亚洲电视节目分析家弗赖曼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电视节目每年的播放时间已累计达到１７５０万小时。 鲁珀特·默克多曾经成功地在中国开办了音乐电视台，香港电视制作人蔡先生在"不要性也不要暴力"的宗旨下也在中国开办了自己的ＣＥＴＶ电视台。 海外商业人士无不对中国大市场的兴起寄予厚望。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德国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市场占有份额同德国在全球贸易一样达到１１．５％，那么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增加２．２％，创造５０万个就业机会。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中田庆雄在该会机关报《国际贸易》新年号上撰文认为中日应加强战略性经济合作。日中应努力争取在５年后使日中年贸易额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１００亿美元。 美国商家自然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１６％，在航空、发电、电讯设备、化学品和农产平方面表现强劲。在美国５００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５０家在中国大陆设厂，投资领域包括农业、轻工、食品、纺织、机械、电子、交通运输、建材、医药、金融、商业等２６个行业。到１９９６年末，在对中国投资的美国旗业中，有１２家公司的投资额超过１亿美元。其中，摩托罗拉公司又在中国天津耗资５．６亿美元兴建半导体晶片装配厂，其在华总投资达１２亿美元；大西洋富田公司已在中国完成了中国最大的海上天然气开发项目，在华总投资额达６．２５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已在中国１６个地区生产饮料产品，投资总额达５亿美元；阿莫科公司参与南海石油开发，投资额达３．５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共有３家分公司，另外两家分公司正在设立之中，其在华总投资达２．５亿美元；联合技术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分别在中国生产电梯和空调设备，投资额为２．５亿美元；百事可乐公司在中国已有１２家饮料厂、２家生产乳酪的合资企业、１００家肯德基特许经营店和１９家比萨饼快餐店，总投资额为２亿美元；路神技术公司在华投资１．５亿美元，有７家合资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有１４家合资企业，投资总额为１．５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在华投资１．３亿美元；惠普公司投资额为１亿美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华有６家合资企业，总投资１亿美元。 中国的市场是巨大的，但从西方来华的新丝绸之路上却充满竞争对手。连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加滕也不得不承认，对华贸易潜力是巨大的。"至少，到本世纪末，中国计划每年进口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商品。获得这笔贸易的竞争是残酷的。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的总统和首相们已经表示要向中国提供数以１０亿美元计的低息贷款，条件是中国购买他们国家的产品。” １９９５年，中国制定的"九·五"计划使美国工商界再次盛吹"中国风"。１０月，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布朗率领一庞大的工商代表团访问中国，跃跃欲试，准备借我"九·五"期间重点发展基础设施之机，利用美国在此方面的相对优势与欧日争夺中国市场。布朗在北京与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共同主持了美中商贸协会第九届年会，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包括环境、电讯、药物等在内的五项合作协议及其他美商感兴趣的协议项目。另外，双方就组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指导小组、设立商业专利及商标办事处等事宜达成一系列协议。 离开北京后，布朗在香港会见了在港的２５０多位美国重要商界人士。在会见中，布朗语调激昂地强调：商业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为双方的利益所在。应该说布朗在香港的讲话是一语见的。经济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本已超越政治与军事因素，而中美两国又已都将发展经济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目标，双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经济贸易关系互补性无疑创造了这样一种前提，使得两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完全可以重新设立新的战略合作基础，将经贸合作当成连接面向２１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新纽带。这也就难怪当这位器具历史洞察力的美国商务部长不久在一场空难中罹难后，中美两国以至国际商界都为之感到悲哀。 然而，正如古时的丝绸之路要经历沙漠荒山的艰难旅途一样，中美正在修建的新丝绸之路也是布满荆棘，更令行者担忧的倒不是中美两国天然的经贸差距与不和，而是一些美国人在这条新路上有意埋置的路障与挖掘的陷坑。 《华盛顿邮报》在１９９５年底曾刊登《日本将不再是敌人》的文章，预计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对美贸易最大的顺差国。的确，不少美国人一谈及中美贸易，第一个反应便是所谓的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据美国官方统计，近年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比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要快得多，其结果导致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大幅递增，１９９５年已高达３３７．５亿美元。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格雷格·马斯泰尔和安德鲁·绍莫塞吉在１９９６年６月的《国际经济》中撰文指出，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５年，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总的表现与６０年代末期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积累大量贸易盈余的情况颇为相似。两位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表明中国的许多政策看来在仿效日本在６０年代所实行的，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而中国方面则坚持中美间并无此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某些人士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受人蛊惑，他们对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大肆渲染，声称美国对华贸易存在着巨额逆差，并借此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横加指责。""美国的贸易统计极大地夸张了美方逆差的幅度，美方并不存在所谓的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面对３３７．５亿的统计数字，究竟谁是谁非？恐怕只有用事实来给予公证了。 首先，美国的贸易统计未能反映香港、台湾和外国旗业集团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直接受益者的事实。即美国人有意或无意间将造成对美巨额顺差的罪责全都甩到中国大陆的头上，而不顾外商企业（其中包括美国旗业）的加工贸易和香港的转口地作用是对美产生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数字被夸大了，因为这一数字并没有考虑美国出口到香港然后又转口到中国的产品，以及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据中方统计分析，中国对美出口的６０％和自美国进口的３０％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同样据美国资料分析，中国货物只有２０％直接运往美国，而８０％都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由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构成和贸易过程的特殊性，出口货物经由香港转口的平均增值率高达４０％，即若中国出口值为１美元，香港转口到美国或美国进口值增加至１．４美元。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还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产譬如玩具和服装的转口增值率甚至超过１００％。 但依美国的计算方法则是一方面将普通过香港等地转口到中国的产品从自己的出口账上划去，而却将中国通过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的产品硬全部记到中国的出口账上。一进一出，一舍一进，美国商务部和海关的统计方法实在太高明了，恐怕在国际上还难寻此统计惯例。因此，仅仅因为双边贸易中存在的转口及转口增值率，１９９５年美方就夸大了贸易逆差１３０亿美元，相当于夸大６０％。 这种连中小学生都明白的算式却偏偏难倒了美国的统计专家，其中奥秘自有人知。对此，不少美国的经济统计权威机构或专家也有不平。他们认为，若将这种贸易结构考虑进去的话，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将增加，而从中国的进口额将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贸易逆差将大为减少。根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学会的数字，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第三季度，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至少被美国政府夸大了３２—３４％。如果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更新的统计，美国的统计把对华贸易逆差夸大了约５０％。美国商务部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７５％是经过香港转口的。商务部的研究报告估计，中国通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金额中，约２９％是在香港增值。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商投资额不断增长，但大部分外商投资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是以外销加工为主。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仅１９９５年１至１１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就达９５９．７亿美元，接近全国进出口总额的４０％。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估算，中国近三分之二的出口产品是加工贸易产品，在中国的增值仅占约２５％。还有一些海外研究机构分析，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国内增值率仅为１０％至２３％。中国的统计资料显示，１９９５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７０％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又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是对美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赚取的主要是微薄的加工费，靠加工贸易出口的实际收汇相当有限事实表明，实际的商业利益并未随着贸易顺差一同转移到中国大陆，而参与这一过程的港台和外商企业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直接受益者。 其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中国大陆产品取代了美国从亚洲"四小龙"的传统进口，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总体贸易平衡状况仍基本维持原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迅速，主要原因在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劳动力成本随之上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能力下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迁往中国大陆进行生产。由于这些企业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依赖于传统的销售渠道经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因而"四小龙"的对美贸易顺差也转移到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对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总体贸易平衡状况并末发生明显变化，只是由于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使美方逆差的来源地发生位移，美国在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同时，对亚洲"四小龙"的逆差相应减少。自１９８７年，美国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总共增长了２１％，年增长率不足３％。 以美国的鞋类进口为例，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５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鞋类增长了２９４．４％。同时，美国从韩国和台湾进口的鞋却下降了７８．８％．如果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作为一个整体的话，美国则在五年中从这个整体的进口共增长了２０．２％，也就是说，每年的增长率为４％。从中国进口的鞋实际上取代了那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地区）的产品。当前，进口的鞋类已经占领了美国国内市场的９０％，而美国国内生产的鞋则仅限于那些外国供应商无法填补的领域。 服装贸易是反映这种贸易转移的另一个例子。在这个领域，中国实际上正在失去美国的市场。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美国从中国的服装进口额增加了４７％，即每年增加９．４％。同时，从香港、韩国及台湾的进口却下降了５．９％。如果将这些国家（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从其进口的增长率为８．６％，或者说每年的增长率还不到２％。美国从中国的服装进口实际上正在下降。与其它进口产品相比，服装的进口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来说都下降了。１９９５年从中国进口的服装比１９９３年降低了１１．８％。在这一期间，中国服装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从１２．２％降到１０．１％。中国服装在美国市场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进口已转移到成本更低、受美国纺织品配额限制更少的国家了。 如果一些美国人仍坚持认为，上述统计是"中国人的狡辩"的话，那倒不妨听听美国专家的论述。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库斯·诺兰在对有关资料作了分析之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得出如下结论：美中之间迅速扩展的贸易远不像那些逆差数字显示的那样有害。实际上，它对美国经济总的影响"是积极的，尽管这种积极影响大概不是很大。"他写道，来自中国的进口气"所排挤的大体上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而不是本国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和工人从对华出口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诺兰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玩具、鞋类等产品的确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工业在美国已经几乎绝迹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气所排挤的大都是从墨西哥、韩国和台湾等地进口的产品。” 诺兰在报告中指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是轻型制成品。他在对４６０个产品类别作了仔细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体上是从那些因工资升得太高而丧失竞争能力的国家手中夺去了鞋类、服装和电子产品这样一些低价商品的市场。 诺兰在研究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４年美中贸易迅猛发展时期出现的情况时发现，这一时期内，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同在美中两国在所有产品类别中的竞争能力自始至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会有数字相比，高出１０９亿美元。但他发现，在这１０９亿美元中，只有９亿美元是挤占了美国产品的市场，其余的都是排挤了其他国家产品的结果。而且，对美国产品的这种负面影响还因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加以及出口产品公司所付的较高的工资而抵消了。 最后，中美贸易结构与数额的差异反映了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与发达的美国经济的互利关系。从下面这两张根据美国权威机构公布的数字勾划的中美贸易商品的构成表格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是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的则主要是精密机械、飞机和化肥等技术及资本附加值极高的商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美国至今尚未完全解除对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当然有岂不可推卸的自身责任。 中国过去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及现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条件已经成熟，问题是这个组织准备何时让中国加入？中国没有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最后期限，因为这不取决于中国。世贸组织应明确作出让中国加入的决定。 中国不能加入世贸组织，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损失，但对世贸组织同样也是一个损失。我不久前在巴黎时曾讲过，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那么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ＷＴＯ）最好改名为地区贸易组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简称ＲＴＯ），没有资格称之为世界贸易组织。 ——１９９６年６月李鹏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采访时的讲话 记得８０年代中，一声"狼来了"的呼唤曾引发多少中国人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期盼与担心。当时，步入改革之路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事务知之甚少，却又带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入关时所特有的恐慌，渴望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融，准备着与国际经济惯例的接轨。然而，多少年过去了，中国仍徘徊在乌拉圭回合之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大门之外。中国人对复关的心理已由为国外商品大潮冲击下脆弱的民族经济的担心转为对复关与加入世贸组织的高门槛的无奈与不满。而世人皆知给中国人树立这一高门槛的正是一直坚持"要将中国经济纳入国际轨道"的美国。 自１９８６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以来，关于中国复关及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年复一年，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磋商与讨论。可是，１０年过去了，仅仅由于一个美国的漫天要价，蓄意阻挠，中国的"复关"问题也就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日程表上成了一个老生常谈。这种现象恐怕是关贸总协定史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对于中国的复关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坎特１９９６年曾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有过这样一段阔论：在我们讨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时，对贸易的公开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我们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再次既看到机会又看到责任。克林顿总统在去年秋天同江主席进行会谈时重申支持中国在作出商业上可行的承诺的基础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让我在继续谈这方面的问题时强调关键的一点，乌拉圭回合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所谓的单一承诺。这意味着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处理的所有经济问题是所有成员国已接受的单一的一揽子权利和义务。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一份可以挑挑拣拣的菜单。要在关于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讨论中取得进展，中国必须停止设立新的壁垒来代替那些以前已撤除的壁垒，停止制定使它同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脱离的政策。 而美国将仍然是注重实际的和务实的。我们的实质性做法是同中国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做法一致的。克林顿总统在同江主席进行会谈时清楚地说明，美国随时准备谈判一项真正的增加贸易的协议。 要使这个可能性变成现实，美国准备尽自己的责任，但是，中国也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责任，接受一个大国的负担。中国的诺言和中国的各种保证必须变成行动和现实。这是通向和气、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唯一桥梁。” 坎特的官话虽算直接，但多少还有些含糊其辞，美国阻挠中国复关的真正目的与考虑并没有说清。而作为学者的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则直言不讳了。这位学者１９９６年１月７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题曰《中国在敲门：他们想要加入世界经济之中，但是他们会不会按照规则办事？》，在这篇长文中，曼宁认为：贸易争端、台湾问题等已再次使人们对美中关系提出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这件事情的中心是冷战后的世界面临着最深刻的争议问题之一，即随着中国作为新的全球强国崛起，它是会按照规则办事还是会随意歪曲规则？ 如果美国政治领导人要在感情上作出反应并设法"惩罚"中国的所作所为，那是容易做到的，现在已为春季在延长贸易最惠国地位的问题上令人厌烦的辩论作好准备，这肯定会是一场不适当的斗争，我们已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已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年贸易额为五百亿美元，现在开始争论我们是否要同他们进行贸易，未免有点晚了。更好的途径是作出头脑比较清醒的反应，这可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立场坚定的谈判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北京非常想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将是衡量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如何行事的一个重要基准。 可以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和军事强国崛起是冷战后新出现的国际关系体制面临的最大结构性挑战之一，看来成为美中贸易争吵的许多争议问题确实是全球性争议问题，情况必然是如此，因为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十分重要，贸易额相当大，因为在我们带头冲击时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给予有力的帮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往往会淹没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争端之中，这些争端包括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核扩散问题，这些争端常常使美中关系出现对抗气氛，没有明确的轻重缓急次序和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已使美中关系降低到出现一系列恼人的事情而使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十分困难，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大缺点，这使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可能得不到解决，可以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决定中国是否能与外界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是否遵守全球的经济行为准则？ 政府现在有机会纠正十分混乱的对华政策，美国必须坚持"出于严格要求的爱"的立场，它将强其实施全球的商业准则，我们还必须叫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继续参与其事，以便使中国认识到我们的严肃态度。 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北京已经是世界上第十位贸易大国，它在全球的贸易额达到２８００亿美元左右，１９９５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３８０亿美元，今年的对华贸易逆差可能超过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仅仅在知识产权这一个领域，美国的激光唱盘和音像制品的制造商一年就损失十多亿美元，因为中国政府无法执行一项制止盗版行为的协议，这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十分庞大而且具有地区性，突出的表现是北京下达的指示不被理睬，举例来说，在去年三月签订知识产权协定时在华南被关闭的七家工厂当中的６家已重新开工，关于削减监狱劳改犯生产的产品的协议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这种倒退可能导致美国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实行贸易制裁，美国副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上月访问期间警告说，"中国不能指望美国人民支持签订新的协议，如果旧的协议得不到执行的话。” 全球贸易的准则基本上是由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和执行的，世界贸易组织提倡自由贸易并为欠发达国家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想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作为外汇储备达７００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之一来参加，而是作为人均收入低的欠发达国家来参加，这将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 首先，如果让北京按照自己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就会树立一个先例，放松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党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其次，宽松的市场准入标准不会起推动中国进一步对其混杂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的作用，而会加强中国的中央集权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第三，随着中国的贸易顺差跃增到新的高度，这将会助长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在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即解散大约１５万国家有工业企业，对金融系统实行现代化并实行法治——已冻结的时候，如果同中国达成不要求加快进一步市场化的协议，那既不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好处，也无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关税改革和决定允许它的货币可以兑换。但是北京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上必须加快履行它的责任，这些问题是： ——市场准入。尽管１９９２年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而有进步，中国仍有许多贸易壁垒，包括对许多工业品征收高得惊人的关税，此外任意规定和平视性的测试制度和标准以及为各个工业部门规定的一大堆"国家计划"造成限制外国参与许多部门的非正式壁垒。 ——透明度和一致性，中国继续使用许多策略，包括行政指导，专门的采购交易和限制进口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暗中规定。此外，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仍然违反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按本国对待"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表现出它能执行适用于各个地区的和各个省份的全国一律的贸易政策。——服务，外国公司无法在银行业、保险业和信息技术方面进入中国的一大部分市场。 简单地说，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坚持高的要求是值得为之斗争的，界线应划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划在贸易最惠国待遇上，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同中国在东南亚出售使局势不稳定、损害美国战略利益的军事技术问题一起应当成为我们双边议程的中心议题，这些问题应当成为衡量这个中央王国是与世界体系融为一体还是与此相反的重要基准。 世界根本不能容许一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按照自己规则办事，为了保住国内对美中的积极经济关系的支持，必须有一种较为互利的贸易关系，美国公司和工人需要明确的全球贸易准则所提供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在中美关系的好坏业已涉及重大利益的时候，任何达不到这些要求的协议将对信心造成损害。 在某种意义，曼宁的文章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在复关问题上对华政策的代言辞。美国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其国家利益构成威胁，担心强大的中国对世贸组织的规则置若罔闻，因此而要求中国以所谓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并企图胁其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按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线路图，在市场开放、外贸体制改革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是否已具备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准？中国的市场果真如美国政府或学者所言是那样壁垒森严吗？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是否已经达到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凡此这些，即使按美国人的思维逻辑推断，即所谓的以数字和事实说话，也完全可以证明美国人在中国复关问题上的的确确是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漫天要价。 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坚持在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不能给予或全部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坎特声称："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因而不能使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待遇。从某些有限的方面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从其它几乎所有方面来看，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坎特先生此言差矣！"经济大国"绝不等同"发达国家"，这恐怕是搞经济的人都明白的一个事理。根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５年发展报告》公布的有关数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达４２５６亿１千１百万美元，在全球排名仅次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居第１０位，但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中，中国以４９９美元的低水平位居第９５位（参加排名的共１３２个国家或地区），在按购买力评价测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国以２３３０美元居第７９位。人均国内中产总值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再以一些重点项目的单产计算，中国也不能算是个发达国家。１９９４年，虽然中国的煤炭、水泥、粮食、棉花、肉类、钢铁、化学纤维和发电量等居世界前列，但用人均指标来衡量，中国在农业项目上的产量大部分刚刚接近或略超世界平均水平，而粗钢的产量仅为世界人均产量的一半，原油、发电量和食糖等人均产量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１/３。从经济结构和消费水平等方面看，中国依然属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迄今有６５００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所以，联合国发布的《１９９４年人类发展报告》再次肯定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地位。 一个在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排名如此靠后的发展中大国竟被美国硬推进发达国家的队列，其中的奥妙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以发达国家的名份进入世贸组织，中国将失去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该享受的某些贸易保护或优待。否则，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难以纳入世贸组织的规范轨道。这正如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６日，英文《亚洲周刊》上的那幅漫画一样：在一辆标有ＷＴＯ字样却只有前轮的轿车内，山姆大叔与ＷＴＯ负责人坐在前排驾驶着飞奔的汽车，而后排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只能以脚代轮，疲于奔命。这样一部前后不一的车子怎么行驶的确令人担忧。漫画无疑反映出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操纵ＷＴＯ，强行将发展中国家并入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贸轨迹的无奈。由此而联想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如果强行将中国按发达国家身份拉入ＷＴＯ，那中国这样一部沉重的发展中经济列车一旦在ＷＴＯ的高速路上跟不上规定时速的话，受损的恐怕将是整个世界经济。 至于中国市场的关税或非关税门槛是否真如美国人形容的那样高不可攀，我们还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为履行关贸总协定中有关降税的协议并促进中国经贸体制向国际规范靠拢，从１９９１年起，中国全面取消了出口补贴，使中国的外贸企业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１９９２年起，中国又连续多次大幅降低进口商品关税。 １９９２年１月，中国单方面降低了２２５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取消了全部进口调节税。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中国降低了３３７１种进口商品的关税，使中国关税总水平下调了７．３％。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国再次降低２８９８种税目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平均降幅为８．８％。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宣布，从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期中国将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３０％。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降税范围将涉及４０００多个税目，占中国关税税目的２３，同时取消１７６项配A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中国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说，中国明年还要进一步降低关税，甚至可能会让人民币在一切商业交易中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中国原来是计划在４年之后再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 １９９６年初，中国国务院宣布：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将逐步降低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１９９６年４月，中国关税削减后的新税制开始实施，在此税制下，中国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为２３％。 如此大的降税幅度，如此紧密的降税频率在国际经贸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国际标准衡量，１９９２年，中国的名义关税水平还是较高的，仅次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明显内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与巴西的水平相当。１９９６年的新税制使中国的关税水平居发展中国家之中。而从实际关税征收水平看，１９９４年中国实际关税征收仅为３．３％，占名义关税水平的１２％。１９９５年实际关税征收率降至２．７％，不仅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甚至也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所有这一切只能表明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已根据自身条件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非如美国政府及某些新闻媒体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 在外贸体制方面，中国正向统一、规范、透明的方向继续改革与发展。１９９４年中国对外汇、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１９９５年，中国又相继取消了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制，减少了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进口商品配额有偿招标管理办法，扩大了配额商品有偿招标品种范围。为了保证外贸法的全面贯彻实施，中国政府正在起草一系列与外贸法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包括外贸企业许可制度条例、外贸代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等。 曼宁先生在其上面的那篇文章中曾提出中国不顾１９９２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市场准入协议，任意设立贸易壁垒，阻碍美国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放性，中美专家与学者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双方政府间的指责与反驳也接连不断。中国政府是否如某些美国人所言，故意设置各种壁垒不允美国的商品顾利进入其市场呢？在此我们可暂时将冗长乏味的数字与法律条文搁置一旁，留予有耐心的读者在那汗牛充栋的文献中继续查阅，而仅举一个简单的中美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争执，便可管中窥豹，知道中美之间究竟谁对谁非了。 １９９６年１月，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访华后发表讲话称，他未能说服中国取消长达２３年之久的禁止输入美国西部小麦的禁令，以便让更多的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他还威胁道："我认为中国不买美国的小麦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这可能损害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支持。” 此次中美关于小麦进口的争端起因于中国政府禁止输入产于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北部地区、患有"小麦矮腥化黑穗病"的小麦。这种小麦矮腥化黑穗病（简称ＴＣＫ）属系统传染性病毒，是麦类植物穗病中寄主广泛、传播性强、极难根治的一种病类。正在生长的小麦感染此病后，植株明显矮化，麦穗变为带有腥臭味的黑色粉粒，大面积流行地区可使小麦减产５０—７０％，甚至颗粒无收。目前，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对此病均无根治方法。鉴于ＴＣＫ对小麦生长的严重危害，目前世界上所有小麦生产国都将此病列为植物检疫危险性病害。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小麦生产国，当前虽然仍是ＴＣＫ的非流行区，但易于感染ＴＣＫ的冬小麦种植面积约占全国麦田面积的８５％。因此，一旦ＴＣＫ传入中国，必将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从７０年代中美恢复经贸关系后，小麦一直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但一开始，中国便多次发现从美国进口的小麦中带有ＴＣＫ，所以自７０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明令禁止从美国西部ＴＣＫ疫区购买小麦。开始时，美国政府百般抵赖，拒绝承认疫情，后在检验事实面前以"有病无害论"进行狡辩，在遭到中国政府的驳斥后，有十几年的时间，美国已不再向我出售疫麦。１９９２年９月，中国农业部根据同年４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法》制定并公布了《进境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ＴＣＫ被列为第一类危险性植物病害，对带有ＴＣＫ的病麦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一律禁止输入。近年来，中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曾发现过ＴＣＫ病毒，并一律予以禁入。 中国禁止带有ＴＣＫ病害的小麦输入完全符合国际惯例。早在１９世纪，因为法国输入原产于美国的葡萄枝条带有"葡萄根瘤蚜"，在短短的２５年内法国的２００万亩葡萄园就遭灭顶之灾。１８７２年，法国在世界上第一个颁布了禁止从国外输入葡萄枝条的禁令。此后，德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等国也相继制定有针对性的禁令和动植物检疫法规。１９２４，由１３８个成员国建立的国际兽疫局和１９５１年由８８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分别制定了《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和《国标植物保护公约》，这标志着动植物检疫走上国际化、组织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道路。这两部文献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检疫管理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缔约方为消除个别国家以动植物检疫为名设置贸易壁垒的弊端，一致签署了《动植物检疫及卫生措施协议》（ＳＰＳ协议）。中国是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的地区组织"亚太植保委邑会"成员国，并是ＳＰＳ协议的签署国。中国政府颁布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是参照国际标准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的，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对植物病害输入的检疫与禁止连美国也有其法律与技术规定。例如，对"印度腥黑穗病"小麦的进口，美国政府一直暂缓进行。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某些农产品，美国也有同样的检疫措施。如以中国柑橘有柑橘溃疡病为由禁止其输入，以中国盆景有土壤为由，禁止输入中国盆景等。而这次美国政府却明知故犯，并倒打一把，反污中国设置技术壁垒，其用意何在？ 据有关专家透露，美国在ＴＣＫ问题上压中国开放对美国西部小麦进口的市场，主要是为倾销过剩的农产品，并以中国为突破口，在植物检疫问题上解决同欧盟、加拿大等国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的争端；而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为继续阻挠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寻找借口。 中国的复关之路在美国的阻挠下行如蜀道，以致一位叫卡特琳·夏蒂努法国人在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１日的法国《回声报》写了一篇题为《太漫长的长征》的文章，评论中国复关问题。这位法国人指出：北京似乎是逆来顺受了。７年来，中国梦寐以求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今天仍不能如愿以偿。这一次，是美国的大选（在１１月份进行）使得中国加入再一次推迟。大西洋彼岸对中国问题十分敏感，因而没有人想象有离总统选举只有几个月的时候，白宫会作出对北京有利的决定。结果是谈判陷入僵局，气氛恶化。据中国谈判代表说，美国人趁每一轮谈判的机会又提出新的要求。中国首席谈判代表３月底在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我们在日内瓦会晤美国谈判代表时，把８０％到９０％的时间花在谈论双边争议上。'因此，华盛顿不再只是以中国市场对外开放不够或以中国人民币不能兑现这两点来反对北京，而且它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解决计算机软件盗版问题和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小麦，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表示欢迎。对中国人来说，事情已经定了：在这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政治考虑显然压倒了纯技术性考虑，今后要等到适当的时候来重新推进谈判进程。不管怎样，谈不上'为了世贸组织而牺牲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谈不上对西方的所有要求都作出让步。” 的确，中国政府和人民仍满腔热忱地期待着早日复关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中国绝不会"逆来顺受"，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不会为复关而全面屈从于美国的政治和经贸压力。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已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即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为前提，以乌拉圭合作协议为基础，承担与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本着上述原则，中国始终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主动权不掌握在我们手上。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根据我们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进行的，而不是受制于别人。不管中国什么时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的改革开放都要进行下去，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１日《人民日报》）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如果说中国不急，美国也不急的话，那作为美国盟国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甚至连世贸组织的领导人有些等不急了，因为他们知道，正如李鹏总理所言，离开中国，ＷＴＯ真只是个ＲＴＯ。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６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曾确定将在里昂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建议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方针。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以桥本首相之意，应在１９９７年７月归还香港之前实现中国加入该组织。因为"一旦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在国际上履行责任。从中长期来看，对于支援改革路线，也是合时机的"。世界贸易组织干事长鲁杰罗也说，大国应该避免把政治问题和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说："这是贸易谈判，是必须考虑贸易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谈判，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鲁杰罗认为，不包括中国和俄国的世界贸易的制度是不足取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一种政治选择，而在于这两个大国将来都是世界贸易大国，两国都处在深刻的变革中，我们的谈判已有进展，但是，道路还将是困难的，中国参加大阪会议是中国决心放宽贸易限制的好迹象，中国在那里也表示愿意逐步削减自己的贸易障碍，以便从２０２０年起同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国家也多次表示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另据法新社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０日法文电报道，１９９６年１月，经合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认为中国的经济在１９９５年已放慢了运转速度，经过经济过热的几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降到１０％，但中国经济继续大发展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该组织秘书长认为，"中国尽快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正式伙伴显然符合世界其它国家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为了使中国继续发展下去，它的"伙伴们必须表现出按规矩办事的态度"。法新社认为这句话是针对美国顽固阻挠中国复关问题而言。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国政府与人民有的是耐心与决心，而美国政府也应识些时务，即使是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也应尽早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依据美国政府新的经贸政策，美国将会不遗余力地利用ＷＴＯ的多边贸易框架向外推展市场并应付所谓的"不公平贸易竞争行为"。可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ＷＴＯ的世界性范围意义将会明显削弱，而在ＡＰＥＣ中能否得到中国在关税等方面的继续承诺与支持也会难成定数。所以就是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美国的高门槛也是与其不利的。故而连以美国的舆论自由标准看还算很自由的《香港虎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０日也刊文指出："我们已指出，现在到了美国对中国采取新做法的时候。第一步必须是把门打开，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有那样，双方才能坐下来作为正常的贸易伙伴互相交谈。” 回顾近年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制裁"二字不绝于耳。多少次美国政府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将中国列入超级３０１名单，进行所谓的"重点调查"；多少次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准备对中国实行贸易报复；又有多少次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威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贸易制裁仿佛成了美国政府对华经贸关系中惯用的大棒。然而，这根大棒真如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灵验吗？恐怕并非如此。经济制裁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对中国不利，于美国更不利。 制裁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固然不利，但也绝非如一些美国人估算的那样可怕。以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美国公布的３０亿美元产品报复清单为例，其中约有１０亿美元的产品属于外资企业生产，而且大多经过香港和台湾转口美国。扣除转口费用，在中国大陆的实际加工附加值应远远低于１亿美元。对于另外２０亿由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来说，由于中国近年来总体贸易收支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没有问题，又积累了近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宏观角度，减少２０亿美元的出口对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并无过大伤害。而由此引起的部分国有或乡镇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也会有国内其它产业吸收渠道缓解一定的失业负担，对社会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 所以连不少美国人也认为，美国的制裁将只会对美中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产生影响。据美国估计，美中贸易额１９９４年达到大约４５０亿美元。中国去年向世界各国的出口总额为１２４０亿美元，美国的制裁所影响到的还不及１％。 华盛顿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说，中国的一些制造厂和美国的一些公司将会受到损害，但是总的经济影响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拉迪说，虽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美国迄今宣布的制裁不会导致中国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同其他东亚国家经济一样基本上成为自立型经济，一方面外部市场与资金流向对其经济发展制约力略有下降，另一方面对外经贸关系已逐步从单一渠道拓展为多渠道、多来源的立体结构。 过去在谈论东亚经济时，少不了"对外从属"这句话。曾有看法认为，东亚的增长是通过向美国寻求出口市场以及依赖从日本进口体现高技术的生产资料实现的。而且这一地区的生产主体是日美的跨国公司。东亚经济有着受区域外的大国日美所左右的脆弱素质，从这一意义上说，"从属的发展"是该地区的特征。 这一观点的确反映了现实。 但是，东亚增长的机遇自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对外从属型的说法来谈论这一地区已是时代错误。 现在，美国已无力像过去那样从东亚进口，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长岂不振的日本也彻底放慢了从该地区的进口。尽管如此，东亚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区域内出口比例有明显的增长，而且区域内投资资本的重要提供者是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美日的投资总额为２１２亿美元，超过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１５７亿美元。但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４年，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为２７２亿美元，超过了日美合计的２４１亿美元。对中国的巨大投资者也是以香港和台湾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１９９４年，中国引进的海外直接投资额为３３９亿美元，其中香港和澳门占６０％，其次是台湾为１０％，日美合计为１３％。 这样一来，东亚包括中国的物（贸易资产）和钱（投资资产）的自我循环，成为现在支撑东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机制。尽管背后有日美的市场和投资，但是更大规模的进口市场和投资资本是由区域内或中国国内提供的。所以，美国挥动制裁这根利剑时的底气已经再无往日实足了。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在被逼无奈时已完全有内部调节能力离开美国的市场与资金而维持一定规模的发展了。而美国却还在怀抱老皇历，自以为是中国发展的最大施惠者。其贸易代表坎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最明显地反映了我们关系中的机会和责任。贸易议程为明确规定我们所说的'交往'是什么意思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情况。交往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互责任。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市场的潜力是一个可以触知的现实。１９９４年，中国的出口商其中有将近４０％销到了美国，其中包括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电子机械、纺织品、股装、鞋，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增值价值更高的产品。此外，中国公司还获准在我们国家的全国各地自由地建立分公司。 中国还从美国的投资和技术中获得了好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美国公司已把１００多亿美元投入合资企业、独资公司和其他投资机构中。美国公司还在它们获准建立分公司的几乎每一个部门帮助发展了中国的市场，这使美国从中受益，但是最主要的是，使中国从中受益。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传授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建立了质量标准以及增加了中国工人的权利和特权。” 坎特之言颇能反映美国对华进行贸易制裁时的大国心理，但他不仅忘记了中国经济的自立性，更没想到当美国准备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为两国经贸关系设置障碍时，欧日等国则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当今世界对中国的大市场只有竞争，没有等待与观望。 自１９９５年７月欧洲委员会公布《中欧关系长期政策》以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战略观念已发生显著的转变，并宣布要通过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等措施，“提高欧盟在中国的形象"。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及经济贸易界人士频繁出访中国，中欧经贸关系与往来明显发展。 德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是德国亚洲政策的重点。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近年来中德关系迅速改善。 法中之间的贸易在过去１０年中有较大发展，贸易额从１９８６年的９４亿法郎增加到了１９９４时年的３４７亿法郎。但是，法国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仍然很小。法国只是中国市场的第１１大供应国，居德国和意大利之后。为此，法国政府一直在考虑要把由于法中之间在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争吵而在经济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英国首相梅杰在会见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时表示，希望同中国发展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据报道，英国目前对东亚地区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对欧洲大陆出口的增长速度。‘把外交工作的方向由欧洲转向亚太和美洲地区"，"把增进同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事情"等观点，正在被愈来愈多的英国政界人士所接受。 在芬兰，３０余家公司企业在１９９６年２月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中国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介绍同中国做生意的经验：以便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促进芬中两国的贸易。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１９９５年为３１．０８亿美元，时隔三年又超过了美国旗业对华投资（３０．８３亿美元）。三菱综合研究所就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指出，“正在由中小企业和专门厂家建立出口据点型的投资转向大片业指向内需型的投资转换。"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１９９０年只有６１亿美元，但１９９５年已超过２００亿美元，比１９９４时年增长了大约１７．４％，从中国的进口额１９９５年增加到３４５亿美元，比１９９４年增长了３０．３％。双方的贸易总额增长了２５％，达到５７９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中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美中贸易的增长率为７％。 这也就难怪美中贸易企业界联合会指出：中国在今后１０年内需要将近７５００亿美元新的动力、运输、电信和气它基础设施，而美国在这些商品和劳务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实际上将把那个市场交给欧洲、日本和其他竞争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已经维持着美国２０多万个"高工资"工作岗位。美国动辄以经贸制裁威胁中国，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据专家估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导致中美贸易大战的话，首当票冲的受害者是美国的老百姓。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副会长兼国际贸易律师罗伯特·霍尔在谈到今年５月克林顿政府打算对价值３０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是衣服和电子器件）征收１００％或更高的关税时说："美国的普通家庭是被弹片击中的。” 他认为如果美国真正实施报复关税的话，那将使美国顾客在从廉价女内衣商店到海边冲浪板商店看到的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将上涨。因为美国出售的所有玩具中约有４０％是中国制造的，１２％的服装、６０％的鞋子以及电子产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都是中国生产的。人造花、圣诞节灯泡、美国国旗、灯具、无绳电话、电扇、刮胡刀和吹干头发用的吹风机的情况也是如此。受城市儿童欢迎的在街上玩的曲棍球用具也是中国制造的。 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商协会负责人劳拉·琼斯说，中国的纺织品已经受配额限制，对其征收的关税平均为２０％，这使美国一般家庭每周付出大约１０美元。在她看来，增加关税将使收入不多的美国人增加负担，但却保护富有公司的利润。 琼斯说："中等阶层的美国人干吗要为购买乳罩、内衣、裤子和Ｔ恤衫而多花钱，结果却保护了迈克尔·杰克逊激光唱盘公司等的利润呢？你们试图限制来自中国的商品，实际上就是要对服装——尤其是廉价服装——课以重税。” 国际零售商协会副主席罗宾·拉尼尔说，课以重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和气业的沉重打击。 制裁中国虽使一些唱片公司欢欣鼓舞，但却难为了零售商。罗伯特·霍尔指出对中国货物征收惩罚性关税会使美国零售业受到损害。 他说，制裁针对服装进口，这是违反华盛顿在美中纺织品协定中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因为这项协议明确禁止采取这种惩罚性措施。"政府无视美国在国际上作出的承诺，采取这些行动并建议采取违反美中纺织协定和国际法的行动，同时又要求中国履行义务。美国自己随意违反协议，却要求中国遵守国际协议，这是没有道理的。” 霍尔说，制裁清单上几乎每一种产品都是零售商销售的，特别是服装和室内装饰品。提高对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的关税会造成产品短缺，价格上涨，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这些损失大部分将落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因为要受到制裁的商品历来是在廉价商店和大众化的零售店出售的。我们估计，仅服装一项，把从中国的进口关税提高１００％，在制裁生效的第一年就将使消费者多花３０亿美元，每个４口之家约合５０美元。"但他警告，对年收入不到２．５万美元的家庭，一年要多花１００美元。 在其他类别的商平方面，霍尔估计，童车要多花８％到２９％的钱，其他供应者生产的电话机要比中国生产的贵１１６％到２８３％。 霍尔说，在１９９５年，出售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国货的商店雇用了５７０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５％。 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威胁不仅伤及其通消费者和零售商的利益，而且也使如波音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忧心忡忡。 在中国与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波音公司感到它所受到的威胁几乎超过所有公司。波音公司希望在今后２０年向这个迅猛发展的市场出售价值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飞机。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这两个工业不景气的年度里，中国的航空公司订购了波音公司２０％的产品。公司经理们希望从现在起至２０１５年，中国市场从世界各地购买的每８架新飞机中有１架是波音公司的飞机。 因此波音公司的高级领导人对美中关系恶化表示震惊。他们说，这种局势已经使该公司把生意拱手让给欧洲对手空中客车工业公司。 波音公司总经理菲尔·康迪特在该公司年会上说：“我们也许是美中贸易最显而易见的象征。” 他和其他经理说，贸易分歧似乎已使波音公司从竞争参与拟议中的由中国牵头的项目中被淘汰出去。这个项目旨在研制名为"亚洲快车"的有１００个座位的新型客机。 另外，美国扬言报复的这些产其中有许多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开办的工厂生产的，因此美国的制裁也会使他们受到损害。香港政府估计，美国的制裁可能会使香港今年的增长率减少０．１个百分点，损失３８００个就业机会。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对美国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举动，美国专家颇为不满。美国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前驻印尼大使罗伯特·巴里在《外交》１９９６年７—８月号中撰文指出："贸易代表挥舞着关税大棒，在制定谈判战略时心里想着国内不满的选民，常常不对详细内容进行仔细研究讨论就突如其来地向其它美国机构和驻外大使提出计划，结果就像美中贸易关系那样，往往把制裁作为首先采取的手段。美国不是联合意见相同的国家或者求助于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多边机构来推进自己的目标，而是发出威胁。但是违反规定的伙伴通常置之不理，知道这些威胁是空的，因为它们会伤害从现状中获利的美国公司。过去两年里，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对立的做法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损坏了美国的声誉，造成关系紧张。"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贸易分析家格雷格·马斯特尔说，暂停进出口银行给中国的贷款是"自己害自己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对华出口大多通过进出口银行筹措资金，如果停止提供这种资金将会使贸易逆差更大。甚至连多尔也认为，"我坚决支持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我认为，当我们把它与人权挂钩时，我们就是犯了错误。"取消优惠地位"将使我们美国人丧失几十万个就业机会。” 在结束这一章关于经贸问题的讨论时，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精评论述吧：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气。两个国家之间有了贸易，就彼此相互依存。” ------------------ 书香门第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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