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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７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一法案公然称西藏为"被占领的主权国家"。 根据这个法案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采取的一项措施，美国国会竟要求提名派一名美国特使前往西藏。 该法案称，按照国际法，西藏是"被占领的主权国家"，其真正代表是达赖喇嘛和西藏的流亡政府。并声称"应当让西藏人民拥有自决权，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中国人的统治下，他们的人权遭到严重践踏。” 美国国会的这项法案真是荒唐透顶，因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早在统一的藏族形成前后，她的各部分就和汉族以及中国西部、西北部的其他一些民族有着密切联系。公元７世纪前半叶，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诸部，建立起吐蕃王朝，与唐朝皇室交往频繁。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先后两次联姻，标志着藏汉民族间一步一步建立起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９世纪中叶，统一的叶蕃王朝崩溃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各部分分裂成许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势力集团。宋朝开国后，这些地方势力集团中的一部分（原吐蕃王朝所属藏族部落）归附宋王朝，进一步密切并发展了藏族与汉族的各种关系。 公元１３世纪，在蒙古人创建中国领土内各族空前大统一的元王朝朝过程中，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元世祖忽必烈赋予萨迦政权在元朝的管辖下统治西藏地方权力，并开始建立了对西藏地方的许多施政制度，蒙、汉、藏等各民族开始结成了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政治联合体。１４世纪后期开国的明王朗，基本上承袭了元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各种制度，并实行‘重建多封"、先后敕封藏区各地的八个政教首领为"法王"或"王"；以茶马互市、朝贡回赐两种形式为主的藏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藏族与祖国各民族的关系有了全面的增进。１７世纪以后，满族人统一全中国而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前期，先后册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任命了噶伦，设立了驻藏大臣，颁发了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体制和法规的钦定章程，对西藏的治理进一步加强，形成了西藏与祖国更为紧密、牢固的关系。 自清朝起，西方为分裂中国，不断制造所谓的西藏"独立主权论"和"宗主权论"等。但历史不容置疑，法律无从篡改。西藏从不具独立国家的地位，中国一直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已有很多的科学论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王贵等编著的《西藏历史地位辩》和由张植荣著的《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在此，我们姑且引述两位先生著作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给美国国会不知西藏历史的议员们补上一课。 （１）西藏的"宗主权"纯属虚构 １９０３年，英印政府外务部在致英国印度大臣弥尔顿的一封重要的信中，认为中国对西藏地方的权力是一种虚构的"宗主权"。后来，在１９０７年的《英俄协定》和１９８７年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中都提出过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问题。"宗主权"在国际法中是相对于附庸属国而言的，起源于封建社会领主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并且由于后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得到发展。附庸国的外交全部或部分地被宗主国控判，附庸国的成立实际上意味着被分割了主权的国家的出现。"按其历史发展情况来说，一般是取得完全独立的第一步。"因此，"宗主－－附庸"的关系包含着如下含义：其一，附庸国必须曾经是独立主权国家但没有被完全合并到宗主国版图中去；其二，附庸国并不因地位的原因而丧失主权，只是主权被分割。因此，附庸国的最高权并不是源于宗主国；其三，附庸国本质上是殖民地的一种形式，其前途是获得独立。典型的附庸国存在于１９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如从土耳其帝国分离出来的附庸国有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埃及（埃及１９１４年脱离土耳其后又被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 而史料证明，自元代以来，西藏一直是中国版图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既不是被保护国，也不是什么其从国或自治领等。西方列强将其殖民国家的概念引入西藏问题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更是对西藏人民的侮辱。 （２）中国对西藏的历史权利之确立 显然，有关国家领土取得的国际法上的各种规定，乃是基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取得的经验的。在传统的国际法上，这些经验被总结为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和征服。但是，西藏正如中国旗他边疆地区一样，并不是简单地用以上几种方式就可以解释它如何从法律上并入中国的版图的。实际上，在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领土取得方式。首先，中原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凝聚力，为边疆各民族融合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来奠定了基础。其次，被吸引和融合进来的土地及人民，在中央王朝看来，他们自然地成为自己的属地和人民，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最后，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当然也是不可少的。明确地指定某个时间中国取得了对某块土地的领土主权是不太符合中国的历史的。元朝对西藏的主权的取得乃是基于唐朝以来汉藏（或藏族与唐、宋的更多民族）两族之间不断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元朝只是明显地从政治上完成了统一过程。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取得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１２４５年左右西藏地方萨迦派喇嘛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向元世祖的皇子阔端的臣服，元朝扶持萨迦派并确立其在西藏的优势地位，以及元朝在西藏地方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及兵站，在中央设置总制院管辖西藏，并将西藏作为一省委付于萨迦派传人八思巴，等等史实表明：一方面西藏地方结束了自唐朝以来的二百多年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元朝对西藏的行政管理确立了西藏以后的政教合一体制的基础。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源于中央。元朝如此，明清至今也如此。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西藏地方从历史上其根本不具备主权这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拥有主权。 （３）西藏历史并非处于"外藩"地位 根据国际法的"时际法"原则，统治的权利被划分为权利的创造和权利的存在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第二要素：权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时候的法律予以确定。因此，确定中央对西藏在后来的历史中的有效统治则是十分重要的。 明朝"多封众建"的方式，使元朝在西藏建立的管理系统更加完备。这一政策使得更多的僧俗世家力图从中央获得优势地位。清朝在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几次平乱以后，于１７９３年（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该章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各项管理，而且在以后长时间里受到尊重和遵守。就内容上而言，一方面，它规定了西藏地方的外务和边防听命于驻藏大臣衙门。如它规定从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和哲孟雄等地来的商人和朝佛人员，必须登记报批驻藏大臣衙门备案，并且要遵守地方例俗；到外藩朝佛去的藏人亦得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至于防务，《章程》规定："共额设三千番兵"，驻边境要地，驻藏大臣每年５、６月间轮流前往巡视。西藏地方第一次有了正规军，并隶属清朝边防系统。另一方面，对于西藏地方的内部政治、宗教和经济等事宜，《章程》中也有详细的规定。 《章程》的各项定制，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基本没有变动。"金瓶掣签"制度一直沿用到十二世达赖的认选（１８５６）年，并影响到十四世达赖的认选（１９４０）年。有效统治的持续性只是在中国边疆总危机出现以后才受到冲击。但它的松驰正如前面所说，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结果，并非是民族关系和主权认同方面的危机。 有趣的是我们将１７９３年与《章程》同年颁布的乾隆皇帝给英王的"敕谕"进行比较发现，西藏并不是处于与"夷国"英国类同的地位。而且从上面所述《章程》的有关外务的规定也可以看出，西藏与尼泊尔、不丹、哲孟雄（锡金）等国的界限。另外，由于在西方入侵以前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的是一种"朝贡"关系，这些"朝贡之邦"包括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朝鲜、琉球最恭顺，越南次之。其余之国不过是羁縻勿绝而已。因此，西藏既非夷国，也非外藩，也非"朝贡之邦"，而是中国领土的构成部分。西藏的地位，在西方国家入侵以前，是早已确定了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法律上来说，西藏的历史地位是明确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鼓吹"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观点，跟那种所谓"中国对西藏拥有保护权"的观点是一样的，是站不住脚的。其目的是在理论上生硬地将中国主权下的西藏民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也赋予它所谓的"民族自决权"，主张"西藏独立"，并把某些"藏独"逆流胡乱地说成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相吻合。这是对民族自决权的曲解，是对中国历史的篡改。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将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控制权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清除出去。西藏也不例外。这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新华社以"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为题的社论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一国内部的革命在其领土的全部范围内乃是合乎国际习惯的。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在任何一国内进行的彻底的革命都为这一点提供了实践上的先例。因而，一国内部的革命在本质上只要不与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如人道主义）相悖，则不应受到外界的干预。考虑到西藏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民族上的特殊性——即考虑到殖民主义侵略的后果，地处边陲；和历代中央政府的平视性政策造成的汉藏隔阂，尽量谋求和平地恢复在西藏的完全主权则是必要的。这是革命过程中的方法问题。藏独进军西藏是非法的，构成了"侵略"。为此，严格分析"侵略"的法律意义是必要的。"侵略"在国际法上有明确的解释。首先，它适用于描述国家之间发生的一种违法关系，并强调以和气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１９４７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规定：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定义》列举了七种侵略的情况。无论是１９２８年的《非战公约》还是１９８４年的《人民享有和气权利宣言》，以及在这漫长时期内国际法的其他有关战争与和气的文献，都旨在强调以和气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其次，《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又规定安理会有权断定某些其他行为是否构成侵略行为。这样，发生在一国内部的革命战争并不与"侵略"有必然联系。何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基本上和气的。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当时尽管受美国操纵也没有宣布为侵略。"侵略"不能用来描述中国恢复在西藏的完全主权的事实。 到此，不知美国的议员们是否明白了他们的错误。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我们再让加拿大汉学家谭·戈伦夫在其《现代西藏的诞生》中论点继续说服他们吧。 戈伦夫认为，仅从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分裂集团之外的"第三方观点"看，"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戈伦夫１９８７年完成此书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印度在内）承认过存在了二十多年的达赖'流亡政府'。” 看来，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真入前国务卿黑格所称的那样，"不懂历史"了。上了这堂课后，他们或许应该懂得他们要求设立的"西藏大使"原本上已是无驻在国的"外交游民"了，而且永远也无法派出了！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８日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周刊刊登了一篇记者克劳迪娅·德雷菲斯采访达赖的专访。 达赖喇嘛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一豪华高尔夫球场接受了记者采访的。 记者问：在西藏，从５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你的一位兄弟卷入了领导游击队反对中国人的运动。事实上，游击队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你对此有何感想？ 达赖答：我一直反对暴力，但西藏游击队员是极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愿意为了藏族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找到了接受中央情报局帮助的途径。中央情报局帮助他们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不是出于真正的同情、出于对正义事业的支持才提供帮助的，这种动机就不纯了。” 一段多好的自白！恐怕这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听到后也会脸上无光，因为连达赖都承认中央情报局是出于政治目的介入中国西藏事务的。不过，著名西藏问题专家张植荣先生早在１９９４年９月出版的《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一书中已详尽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不光彩行动。 美国与西藏政府之间的第一次联系是在２０世纪初，而充当这次联系中间人的美国人——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第一次踏上西藏土地的时间则在１９世纪末。此人１８８４年来到北京，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三年后，他辞去了外交官的职务，化装成喇嘛，经西藏东部踏上了进入拉萨的征途，开始了长达４年的秘密"调查"。在此期间，他走遍了我国西藏东部和西南其他藏族地区，广泛地收集资料并依此撰写了很多论文和游记，如《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释迦牟尼传》、《西藏》等。１８９１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西藏之行，并写了《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蒙藏旅行记》的调查报告，此书在国外藏学界备受推崇。 １９０８年，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同年５月，他首次以美国官方代表的身份见到了当时正因印军入侵而被其逃至山西五台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见面是为了讨论达赖请求美国帮助他设法返回西藏掌权的问题。虽然最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是自这次美国与西藏拉萨当局的第一次联系之后，美国政府插手西藏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从此以后，美国的教会、团体和个人对西藏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地方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不顾万里途遥，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大陆，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进行所谓的‘传教"与"科学考察"活动。他们通过"调查"与"研究"，搜集了大量的科学和情报资料，并著书立说，宣扬西藏已经"取得独立"的反动观点，为以后美国政府染指西藏做文字和舆论上的准备。其中，器具代表性的有以"传教士"为名的间谍艾伯特·L·谢尔顿，有刺探情报的"地理学家"J.F洛克，还有三次旅藏的"博物探险家"苏依姆德·卡廷等。这种假借各种名义，以所谓非官对身份来藏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１９４２年，中国军队赴缅远征军在日军手下吃了败仗后，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以调查另一条可替代滇缅公路的陆路可能性为由，派出一个两人赴藏使团。这个团到达西藏后，根本没有对替代公路进行调查，反而与西藏地方贵族取得联系，向其赠送美国总统捎去的礼物，并对西藏地方军队、国民党政府驻拉萨代表情况广泛搜集情报。西藏地方政府见美国人对西藏感兴趣，便趁机向美国情报人员提出要求美方提供二台设备齐全的远程无线电发报机。美战略情报局局长道诺温认为，用不值几个钱的发报机换取西藏对美国进一步扩大影响将具有战略意义，便不顾国务院的阻拦，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了三台无线电发报机。 当时，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一方面不作出任何改变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立场的表示，另一方面又避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便尽可能得到行动余地，进行对西藏事务的干涉活动。 １９４６年５月下旬，一个宣称为巩固与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西藏代表团带着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礼物和信件，拜访了美国驻印度新德里的大使。随后又于次年８月，西藏地方政府背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组织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为团长的６人"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准备赴美英等国作商务"考察"，实际上却是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幕后策划支持下，西藏亲帝分子的又一次分裂祖国行动。他们企图与美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借以造成一个实际上已经"独立"的既成事实。这个"商务代表团"的头子孜本夏格巴在２０年后承认，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表明西藏的独立与主权。该商务代表团在赴美国之前，于１９４８年初到达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曾劝阻其出国，并称如一定出国应拿中国护照。但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却阳奉阴违，在印期间一再向美国外交人员表示，出外访问将不使用中国护照，并与美国商人及美驻港总领事暗中勾结，由香港美领事馆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和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给签证，于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７日飞抵美国。在此期间，他们受到了美国政府格外"慎重"的接待。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染指西藏地区的野心而又迫于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盟友关系的压力，对"代表团"采取的政策是："避免可能激怒中国政府的任何行动，使中国政府抓不到可解释为有辱于它对西藏的主权的任何把柄"，"既不想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也不愿伤害西藏人的感情"。为此，"代表团"在美国大失所望地呆了两三个月之后，又飞往伦敦，受到英国首相的亲自接见。 在当时的美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扩张工具，必须加以反对、孤立和遏制。这种观点支配了它关于西藏问题的政策。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官员露丝·培坎曾发表长篇评述认为，在１９４９年，由于共产党接管西藏，该地区将"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她看来，西藏是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屏障；如果被中共控制，就会成为中共向南亚地区"渗透和颠覆"的基地。她又进一步论证说，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她极力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拉萨建立秘密联系。并且应尽可能地阻止中共解放西藏。杜鲁门及其之后的几届政府（截止到１９７２年）关于西藏的政策和活动都是从这一基本考虑出发的。 １９４９年７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全国即将解放之际，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唆使下，西藏地方当局的少数反动分子发动了一场"驱汉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干涉西藏的阴谋更加露骨。合众社８月１０日电讯称："西藏当局利用中国政府之困难（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惨败），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８月初，美国政府又派遣特务劳尔·汤姆斯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的名义进入拉萨，参与策划西藏的‘独立运动"。对于外国势力公开暴露干涉西藏的活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士在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新华社于９月２日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彻底揭露了所谓"驱汉事件"的真相，以及近百年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吞并西藏的阴谋活动，表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坚强决心。驱汉事件西藏的活动。在拉萨的两个月中，汤姆斯父子与西藏一些反动的上层人士密洽密商。作为美国当局与西藏当局的联系人，他还同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一起，合谋策划了西藏"独立"的阴谋。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唐姆斯父子离开拉萨取道印度回国。他们在机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肆鼓吹"西藏脱离中国独立活动"，宣称"西藏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国家"，并呼吁美国出兵"支援和保护西藏"。抵达美国后，他们接受了杜鲁门总统的召见。为此在以后他们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中说：“总统希望组织世界上的精神力量来反对不人道的势力。"小汤姆斯在回国之后，还写了《这个世界以外》一书，胡说什么："我们完全有意把我们所知道的西藏面临增长的危机公开告诉美国人民，西藏的危机也是自由世界国家的危机。”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他们与印度讨论了是否派一名飞行驾驶员去拉萨将达赖喇嘛接出来的问题。此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又秘密勾结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挟持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亚东，准备随时逃往国外，再伺机反扑。 在策动达赖经亚东逃往印度的阴谋破产后，为了达到最终控制达赖和分裂西藏的目的，中央情报局又转而收买了达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经过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扶植"，这两人分别充当了西藏与美国政府、台湾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直接联系人。 １９５１年夏，土登诺布带着一封授权他可以代表达赖与国外谈判的信件来到了印度，与美国人进行了秘密的接触。随后，又在一个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的反共组织——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赞助下飞抵美国。在那里，他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以下四点协议： 第一，美国方面将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和他的１２０名随行人员去他们选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第二，美国方面将提供经费支援反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 第三，美国方面将同意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 第四，美国方面将考虑提供其他军事援助。而美国承担以上义务的前提条件则是达赖喇嘛要离开西藏，并公开谴责"十七条协议"，这为１９５９年达赖集团流亡国外之后得到美国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成军进军西藏。次年，开始了进藏的准备工作。这时的美英政府和西藏上层统治者变得更加恐慌。他们阴谋毒杀了蒙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并散布将组建所谓"西藏亲善使团"出国谋求"独立"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早日澄清西藏局势，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７日解放了昌都。随后，西藏代表团到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AE絓f1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气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污蔑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是"侵略"，并称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美国政府也发表评论，督促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他们竟又协助以达扎摄政为首的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挟持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企图逃往国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暗中支持西藏分裂分子设立指挥叛乱中心，帮助训练达赖集团的武装力量，秘密地给叛乱分子运送物资，策划援助康巴叛乱（１９５６年）和西藏武装叛乱（１９５９年）。 据约翰·F·阿维顿在１９８４年出版的《雪域逃亡记》揭露，早在１９５１年，嘉乐顿珠就与中央情报局签订协议，最初是由他在西藏搜集情报，１９５６年升级到策划游击战。 根据戈伦夫的分析，中央情报局全面介入西藏叛乱应始于１９５５年或１９５６年。当时，中央情报局开始在台湾等地设立训练营。嘉乐顿珠负责挑选藏人，并与中央情报局安排从西藏经中亚，到台湾的秘密通道。反叛人员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后再由美国飞机空投回西藏，策划政变。 １９５８年底，在康巴叛军的一再呼吁下，美国开始空投第一批武器。这批武器的数量并不多，只有１００支英制来福枪，２０支半自动枪，２门５５毫米迫击炮，６０枚手榴弹和３０００发子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大肆支持下，１９５９年西藏终于发生了武装叛乱事件。 叛乱被镇压后，达赖则由中央情报局一手安排逃离出境。 在达赖喇嘛出逃的两周里，他一直与设在印度的中央情报局联络站保持着通讯联系；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与达赖喇嘛紧紧相随，他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在保卫达赖出逃的１０００人康巴卫队中，有许多人都曾经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训练。 在达赖喇嘛出逃之后，美国开始抓紧措施促进西藏内部地区的反叛力量的发展。１９５９年秋天，中央情报局将在科罗拉多州的哈尔营训练的第二批分裂分子空投回西藏。哈尔营地的秘密训练一直进行着。据一份资料记载，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间，大约有１７０名藏人和康巴人在这里接受了作战训练，而后派回中国，这些人都成了西藏拉萨和山南"四水六岗"叛乱的骨干力量。到１９６１年底，在美国训练的反叛分子空投回西藏的活动停止了，而哈尔营地的训练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营地直到１９６４年底因美国将在尼泊尔训练更多的藏人后才最后关闭。 到１９６０年，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支持西藏东部的叛乱徒劳无功。于是，中央情报局又帮助达赖集团在尼泊尔的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教军"，并为其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后援物资。第一批空投的物资就有两架飞机，包括可供４７５人使用的枪支、药品、食物和相当于１２５２美元的卢比现钞，另外还有４名经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康巴人。 ７０年代，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在西藏问题上暂时保持沉默。但自１９８７年起，美国又开始插手西藏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的拉萨骚乱，为美国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提供了借口。 拉萨骚乱的消息传到美国，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美联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５日报道了‘西藏流亡议会"呼吁联合国干涉和西藏在国外的三寺庙呼吁联合国支持西藏独立的消息。１０月９日又报道达赖致电世界各国领导人要求他们于沙拉萨事件。 美国国会的反应相当激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６日，美国参议院以９８票对０票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里根在向国会提出向中国销售武器的要求时应判定中国正在有诚意地、及时地着手解决西藏的人权问题。决议污蔑中国继续无视联合国提出的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权和实现西藏人民自决权利的要求。决议敦促里根政府向北京施加压力，使其积极响应达赖为就西藏的未来地位进行建设性对话所作的努力，并呼吁里根会见达赖，建议美国向西藏大约１０万难民提供２０万美元的援助。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６日美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决议要求布什政府对西藏的态度成为美国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决议说：参议院谴责１９８９年３月５日、６日和７日对西藏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使用武力，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对在西藏的外国记者和人权监督小组实行的限制；参议院决定要求布什政府建议派一个联合国观察小组去监视西藏的局势等等。 到克林顿上台后，竟发展到美国总统会见达赖，支持西藏民族分裂活动。但做贼心虚，克林顿会见达赖时不得不躲躲闪闪，采取低调气氛。如１９９５年的会见，"同以往两年一样，克林顿是在达赖喇嘛在白宫会晤戈尔副总统时顺便见见他，时间很短。"连达赖喇嘛的支持者都对其未能与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表示遗憾"。 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到克林顿对达赖来访的低调处理，更加说明了连美国政府也明白"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分裂活动只能在见不得人的地方，以见不得人的方式进行。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谈美国对班禅转世灵童的立场时，一方面说："正式承认转世喇嘛的做法是宗教问题，美国不宜发表评论。"但又表示"我们将继续表示关切的是中国政府和西藏宗教统治集团显然没有就班禅喇嘛这一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尤其关注的是这样的报道，西藏一些资深喇嘛上周被迫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我们认为，继续就挑选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问题展开争论，会使人们对中国政府做出尊重西藏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保证产生新的疑问，我们注意到中国宪法保证宗教习俗自由，当然，所有美国人都认为宗教自由是许多有关人权的文件所承认的至关重要的权利，美国人民也常常感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和西藏宗教当局以及流亡的西藏人本着善意和忍让的精神认真地磋商这个问题。” 伯恩斯的讲话不仅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还有意混淆视听，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其实，挑选班禅转世灵童本是件简单的宗教事宜，却被达赖集团和美国政府制造成复杂的事端。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公元１３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首领圆寂后，该派推举一幼童为转世继承人，从而创立了活佛转世的办法。此后，各教派先后效法。公元１６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并逐渐形成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经过中国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为防止内部分裂，于是袭用噶玛噶举派的转世办法，由根敦朱巴的亲属及部分高僧指定后藏达纳地方出生的一名男孩为根敦朱巴的转世，这就是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由此形成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的尊号始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１５７８年，明王朝顺义王俺答汗赐与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格鲁派依此称号追认根顿朱巴、根敦嘉措分别为第一世、第二世达赖喇嘛。１６５３年，清王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以中央政府的册封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地位。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能得以确认，成为一项历史定制。 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六岁，且早拜师八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１６４５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地方首领）赠与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１７１３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具有平等的宗教地位。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大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婚姻，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结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１７９３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免纠纷。金瓶掣签拥护。１７９２年金本巴起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护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唯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更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到在世尊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灵童）是最好的。"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 至此，"金瓶掣签"成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国家法规和宗教仪轨，它对于顺利实现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均具有重大意义。金瓶掣签式或细节后来有所变通，但活佛转世，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否则即视为非法已成定例。民国时期，内乱频繁，外患不绝，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仍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七世、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及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均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及其他诸多因素的作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免于掣签确认的、但仍是经中央政府特许的。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仍在中央，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第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因心脏病突发，圆寂于历代班禅驻锡之地扎什伦市寺。 出于对班禅大师遗愿的尊重，出于对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的尊重，出于对藏传佛教仪轨的尊重，国务院于班禅大师圆寂３天后作出《关于第十世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随后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由扎什伦布寺主要活佛、堪布、高僧组成的寻访班子，通过占卜、观湖、秘密寻访等宗教仪轨于１９９１年２月至今年１月，在五省区４６个县境内寻访出灵异儿童２８名，最后筛选出３名班禅转世灵童候选人。正当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时，叛逃国外的达赖喇嘛又暗中插手，把圈定的一名儿童通过寻访班子的个别人强行塞进重点名单。就在中央催促将三名参加金瓶掣签的候选儿童名单上报之际，达赖又通过个别人提出取消金瓶掣签，把他塞进来的这名儿童作为唯一转世灵童。在这一阴谋被中央识破并遭到坚决抵制后，达赖岂不及待地于５月１４日在国外擅自宣布他所圈定的儿童为"班禅真正转世灵童"。达赖破坏宗教仪轨，违背历史定制，否定中央政府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受到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坚决反对。正是达赖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使灵童寻访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中央对寻访工作始终十分关注，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和多方面的帮助。六年来，中央对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是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的，是充分尊重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过问寻访工作的进展情况，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中央还划拨专款，从各方面为寻访工作提供保障。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到１９９５年初，灵童寻访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上午，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由国务院派员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主持举行的"金瓶掣签"仪式上，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６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被认定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真身。当天下午，国务院批复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请示，特准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班禅。至此，历经６年的寻访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佛门盛事宣告圆满完成。 美国国务院每年一度的人权报告均指责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不少美国政治家还表示要到中国考察西藏人权状况，要求中国政府"保护西藏的人权"。 西藏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让我们还是先听一听一位到过西藏的美国记者如何说的吧。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４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该报记者伊丽莎白·格林斯潘发自拉萨的一篇文章，题为《西藏》，副题为《中国人正在调整该地区的社会结构》，摘要如下： 一位摄影记者和我由北京飞往常常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西藏，因为它位于一座平均海拔超过１．３万英尺的高原。 据中国政府说，西藏是一块原始的土地，是北京慷慨相助和英明的领导才使它得以进入２０世纪的现代化社会。 我们发现，西藏不像一些人权组织声称的那样受到严重压制。许多西藏人声称，近几年，人们普遍享受到宗教权利。大部分西藏人声称，目前的生活水平比汉人入藏前提高了。 一位参与修复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木匠说：“西藏的境况要比汉人入藏前好多了。那时，西藏没有一座（混凝土的）多层大楼，而现在有许多这样的建筑。那时，我们缺吃少穿，现在这个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 按计划１９９５年将拆掉许多破旧的藏式建筑，与此同时，数百名能工巧匠正在忙于修复大昭寺。大昭寺每天都挤满了前来朝圣的信徒。 在拉萨，藏族雅皮士经常光顾的一家饭店里，一幅真人大小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招贴画高高地挂在达赖喇嘛的小型画像上方。这些雅皮士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和四轮小型货车。 替经贸部工作的藏族青年身着黑色皮夹克，并佩带闪闪发光的珠宝，与乡村农民朴素的着装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手持大哥大操着流利的北京话就进口紧俏商品的配额同中国各省作生意。而进口这些紧俏商品本来是为了促进西藏现代化的。这些特殊的配额是根据政府的一项向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提供优惠政策的计划发放的。 这些西藏人——是在共产党中国的体制下受教育的第一代西藏人——将他们的夜晚和金钱都耗费在了酒吧和夜总会这样的场所。 在拉萨拥有一家电子公司的中国商人余文华（音）说，自邓小启发表了他的著名南巡讲话后这两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最大。 余文华说："现在，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但这个地方绝达不到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 身着艳丽传统服装的藏族妇女背着孩子在纳木错湖畔的田间辛勤地劳作，这一地区的妇女也许已经这样劳作了几代了，但我从３个小伙子的口中了解到，纳木错湖地区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些男孩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他们分别想要当银行家、司机和警察。他们在不做家庭作业时喜欢玩游戏机。他们希望生活在拉萨。 这就是美国记者眼中的西藏。 客观地说，自西藏和气解放至今，甚至在动乱的文革中，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发展西藏的地方经济。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逐步达到实际上的平等，是我们历来所主张和执行的政策。"他还说："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４０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地方正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西藏的工作"关键是怎么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富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１０多年来，国家对西藏地方的发展采取了进一步的特殊支持。 中国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从王贵先生的《西藏历史地位辩》及其他中外学者的著作中曾列举了大量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西藏的人权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西藏的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正不断改善。 今天，全藏有干线公路１５条，支线公路３１５条，除墨脱县初通的公路尚需改善以保证经常畅通外，所有的县和７７％以上的乡都通了公路。一个以拉萨为中心，青藏、川藏、滇藏、中尼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络已经形成。 西藏地方的航空事业，同公路运输一样，从无到有，是旧西藏所不敢想象的。如今已经开通了拉萨至成都、西安、兰州、上海、广州等国内航线和拉萨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使西藏的交通运输更加便捷，促进了西藏向着现代化迈进。 １９８０年后，共产党、人民政府为使农牧民群众进一步休养生息，在西藏地方实行了一系列比祖国内地优惠得多的特殊经济政策，并采取灵活措施，以利增强西藏农牧等业的内部活力，促进生产发展。如确定"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岂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岂不变”；取消粮食、酥油、肉类的计划收购或变相计划收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群众摊派和提取任何财物，基层干部的补贴由地方财政开支。通过这些政策为西藏农牧区长久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开展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到１９９４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６４万吨，比１９５８年增长５．８倍多，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１９９３年增长３％。在旧西藏，现代化工业基本上是空白。如今全区已拥有电力、采矿、水泥、制革、机修、毛纺、食品、印刷等１０多项现代工业。１９９４年，工业总产值为５．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年份。西藏的邮电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当前，全区建成了拉萨邮政通信枢纽楼和６个地区的邮电通信地球站和话音ＶＳＡＴ卫星通信地球站，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区内通信骨干网。全区所有地、市和７０％左右的县实现了市内电话自动化，电传设备在自治区、地、市和部分县的电报通信中普遍应用，９５％的地、市建成了无线寻呼系统。全区共有邮电局、所１２５个，遍布所有县级以上政府所在地以及部分经济发达的乡镇；８０％的乡和行政村通邮，２０％的乡和３％的行政村通了电话。今天，从西藏向全国以至世界各地打电话，已经是方便平常的事。 经过４０多年的努力，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提高，绝大部分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部分农牧民已经富裕起来。１９９４年，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５５５元，比１９９１年增加１００元。 １９９１年末，全区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为４９２４０万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５００多倍。农牧民家庭已经拥有数量可观的生产资料，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６０２１元，牲畜７５头（只）；每百户拥有汽车９台、大小拖拉机６台、机动脱粒机３台、马车１２辆、农牧民人均实物消费量比解放前有大幅度的增长。１９９１年，人均消费粮食１８３．６公斤、食用油３．６公斤、肉类１４．７公斤、奶类５０公斤。 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９２年的４０年里，国家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达１５７亿元，再加上西藏重点建设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４２．７亿元，两项合计近２００亿元。 １９９４年，西藏自治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４１．７亿元，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比西藏和气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前分别增长了１０倍和１４０％以上。 美国国务院在其"１９９４年人权报告（中国部分）"中，也还承认了"中国政府的开发政策帮助西藏人提高了生活水平。”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西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相继在昌都、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建立了小学。１９５６年９月，在拉萨创办来西藏第一所现代化的中学。国家为发展西藏地方的教育事业，４０年来累计投资１１亿多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到１９９１年，西藏已有西藏大学、民族学院、农牧学院、藏医学院等４所现代大学；邮电、艺术、体育、师范、农牧、卫生、藏医、财经等中等专业学校也有１５所，中学６３所，小学２４７４所。在校学生达１９．６万人，绝大多数是藏族学生；教职工达１．６万人，藏族教师占三分之二。 如今西藏自治区实行"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为主"的原则，体现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关学习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原则精神。目前，政府机关下发的文件都是藏、汉两种文字，新闻媒介如广播、电视等都使用藏、汉两种语言。编辑出版的图书则有７０％以上全是藏文。全区５０余种报刊中，藏文版占５０％以上。自治区在招工、招干、招生中，平等对待使用不同语言文字者，并尽力优先照顾藏语文使用者。各种大型群众集会都使用藏语文。所有机关单位、街道、路标和公共设施的标记一律使用了藏、汉两种文字。各中学、中专、大学都很注意藏语文教学。 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以及全藏各地的佛教协会相继恢复，各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自主地组织开展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１９８３年，西藏佛学院由人民政府支持和资助成立，一些有条件的寺庙办起了学经班，学僧人数达３０００余人。西藏佛学界每年还推荐一批活佛、学僧赴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为了满足僧侣和信教群众学修的需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１９８４年将档案馆珍藏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无偿拨给佛协西藏分会，并资助５０万元在木如寺办起了拉萨印经院，几年中印出千余部《甘珠尔》大藏经以及一些仪规、传记、论著等，供给区内外各地藏语系佛教寺庙。１９９０年，人民政府又拨款５０万元，在拉萨印经院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当年未能付诸实施的《丹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木刻版。 现在，西藏有僧伲３４０００余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７％。僧伲们自主进行学经、辩经、灌顶、受戒等仪式，开展念经、祈福、消灾、摸顶、超度亡灵等活动，均受到宪法保护。约有６００僧人在人民政府的各部门中任职，或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等。 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和僧人们，还同国内外宗教团体和僧人们在自主、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着友好交往。到１９９２年，他们已经先后派出４批２０余人赴国外访问、考察、参观。同时，他们也接待了不少外国佛教界人士和信徒。 事实胜于雄辩。由此可知所谓的"西藏人权状况堪忧"之辞完全是美国政府别有用心的捏造。 ------------------ 书香门第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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