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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作为太平洋两岸隔洋相望的两个大国——一个是最大的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具有雄厚的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两国都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两个国家人民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两个民族——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及其伟大的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对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不仅直接影响两国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友好相处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进步，而两国之间任何不负责任的对抗，不仅是两国的不幸，而且将给整个地区带来危机与灾难。如何尽快走出对华政策的误区，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战略性失误？如何克服导致中美关系非正常化的种种人为障碍，理智地而不是盲目地引导两国人民走向充满希望的２１世纪？这是一切对本国人民的命运前途和人类的福祉与进步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不能不再三深思并作出果断回答的严肃课题。 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曾经是遏止东西方冷战演变为世界性核浩劫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处于全球性的尖锐对抗之中，中国也面临前苏联全面武装入侵的现实危险。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使毛泽东与尼克松于７０年代初超越意识形态的分其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中美两国在经历了２０余年的对立之后开始走上相互关系正常化的发展道路，这是冷战时仆人类所能作出的最明智最重要的抉择之一。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和战略力量对比。中国作为世界战略三角中的一角，在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由此扭转了越南战争以来在战略上日益陷于苏攻美守的被动局面。世界性的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由此初步形成。这一战略变化有力地遏制了前苏联霸权主义野心的恶性膨胀，使４０余年来时刻高悬于人类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终于未能落下，人类终于得以幸免于全球核战争的惨祸。这一战略变化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了苏联霸权主义盛极而衰的必然趋势。今天回顾这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战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冷战的结束正是从中美关系的建立开始的。 前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历史使命的完结？中美昔日共同面临的前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不复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消失？美国在世界上第一超独霸地位的形成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从此可以毫无顾忌地粗暴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 在美国政治圈内，的确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的。某些人之所以一再叫嚷要"遏制"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冷战结束了，苏联威胁不存在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基础消失了，美国再也用不着中国了，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已经没有多少战略价值了，因此美国可以随意挥舞大棒"制裁"、"遏制"中国而不必耽心受到惩罚。 且不论这种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市侩哲学是否有政治道德上的缺陷，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美国政治的惯常做法而不必大惊小怪；然而，果真冷战后中美关系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基础与战略价值吗？只要睁眼看一下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就可以看出所谓"中美关系战略基础消失论""中美关系价值下降论"是毫无根据的，是极其短视的。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残酷现实是，虽然表面上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在冷战中美国已经元气大伤。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立即给美国带来色彩斑斓的美国梦，反而使美国陷入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战略矛盾之中。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目前的美国正面临１６００年前后的西班牙和１９００年之后的大英帝国同样的处境，即由于从历史上继承了大量难以履行的战略义务，它的强国地位正面临着两大考验：一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如何克服过度的战略目标与有限的战略手段之间的矛盾；二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如何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制止其国际竞争力日益下滑的趋势。能否迎接这两大历史性挑战，避免重蹈历史上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等由盛而衰的复辙，一方面需要美国做出痛苦的战略抉择，放弃无限膨胀的帝国野心，改变"帝国战线过长"和"战略目标过大"的状况，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相关因素的有效配合。在这里，中国作为正在兴起的亚太地区大国和战略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性质将直接影响美国未来的战略发展趋势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国在冷战后美国战略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是消失了，而是更加广泛了。 就经济战略而言，中国是未来可能给日益衰退的美国经济带来活力的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冷战时期，在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全面对抗中，美国不仅借机在政治上把欧洲、日本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在经济上把欧洲、日本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占的特殊领地。美国视欧洲、日本市场几乎等同美国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充分开放的商品市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高气质的人才资源对美国经济的成长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然而，冷战后，随着苏联崩溃、华约解体，美国在政治上失去继续控制欧洲、日本的依据，在经济上也失去了独霸这块风水宝地的凭借。欧洲、日本不但不再处于对美国的经济依附与从属地位，对美筑起了贸易壁垒，使美丧失了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而且以其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代替美苏军事对抗对美构成了强有力经济挑战。一个时期以来仅美日之间的经济战就十分激烈。电视机制造业，日本进军美国，导致美国国内电视机工业全军覆没，目前美国销售的彩电几乎都是１７家外国公司在美就地制造的。９０年代初美国国内彩电市场规模超过每年２０００万台，其中１/３为日本产品。在汽车制造业，日本不仅后来居上打破美国７０余年独占鳌头的优势地位，成为世界汽车业第一巨头，而且抢占美国市场，把美汽车业逼到了墙角。１９９１年日本对美出口各种汽车２０７．６万辆，而同年日本进口美国车３万辆，除去１．４万辆系日本企业返销车，纯美国车仅１．６万辆，还不及日本对美出口的一个零头。有人曾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停车场和比肯大街沿街出租汽车站做过统计，在停放的１７７辆汽车中，日本车９４辆，占５０．１％，美国车５２辆，占２９．３％。在金融业，日本银行囊括了世界１０家最大的银行。外国银行在美国的银行总资产占１４的比份，其中大部分掌握在日本金融机构手中，在A向美国旗业发放的贷款中，２０％是日本银行资本。１９９１年日本海外资产总额突破２万亿美元大关，其中海外净资产余额为３８３０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富。１９８９年日本三菱财团购买了象征美国财富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１９８９年９月索尼公司以３４亿美元高价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舆论界称之为"买走了美国的灵魂"，甚至有人称"日本要把整个美国买下"，把美国变成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美国第５０州夏威夷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旅游季节，饭店房客一半是日本人，全州１１０万人口中，１/４是日裔。檀香山的高级住宅纷纷易主，转卖在日本人名下。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日，"珍珠港事件"５０周年前夕，《纽约日报》发表题为《重新开战》的社论称：“一场争夺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战争已经酝酿了多年"。"这一次不会有空中偷袭，也不会有战舰和神风队飞行员。日美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镶有木质护壁的会议室里展开的，由于紧张激动、贪婪和恐惧而加剧的经济政策之政。""美国在所有的大小冲突中都输了。"美国国会一份题为《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冲击》的内部文件称：“美国正在进行着两个正面的世界战争——对苏联的军事斗争和对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斗争。”然而，对苏军事斗争似已告一段落，而对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斗争刚刚拉开帷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美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１９８０年美仅有７６２亿美元的政府预算赤字，到里根政府结束时的１９８９年，累积达１．３３８２万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３。目前，财政赤字已突破５万亿美元，相当A于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８０％，人均２万美元，为世界各国政府赤字之冠。这一数字比美国建国２００多年间累积政府赤字的总和还要多。１９８１年时，美国还是拥有１４００多亿美元对外债权的世界最大债权国。到１９８７年底，美国对外负债累积高达４０００亿美元。目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日本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竞争能力委员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０日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已统计的９２项关键技术中，美国在显示材料、计算机存储芯片等１５项技术落后于日本等国，在另外１８个领域的技术也处于弱势。１９９０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２５０５５美元，比美国高出２９９７美元，是美国的１。１４倍，而德国劳动生产率直逼美国水平。美国所拥有的市场份额也正在迅速缩小。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与此相联系，美国社会日益陷入各种危机之中，极大地抑制和困扰着美国的行为能力。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Ｚｂｉｇｎ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１９９３年出版的《失去控制：２１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Ｏｕｔ ｏf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ｒｍｏｉｌ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ｏf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一书中列举了冷战后美国国内日趋严重的２０大难题：１．债台高筑；２．贸易赤字；３．低储蓄和投资；４．缺乏工业竞争力；５．生产率增长速度低；６．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障，预期寿命低于日欧，而婴儿死亡率却高于日欧；７．低质量的中等教育，大约２３００万成人不能应付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表格、文件；８．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衰败现象；９．贪婪的富有阶级，最富有的１/５的人占总收入的４６．５％，最穷的１/５的人只占总收入的３．８％；１０．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世界律师的１/３在美国；１１．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１/３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三个黑人青年就有一个在服刑；１２．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美国个人拥有的枪支比大多数国家军队还要多，美国杀人率高居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榜首；１３．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１４。社会上绝望情绪在内部滋生；１５．过度的性自由；１６．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世风；１７．公民意识下降，难再需求公民为民族、国家作任何形式的服务或牺牲；１８．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抬头，多民族的美国日益巴尔干化；１９．政治制度出现上下脱节现象，政府高高在上，不负责和腐败；２０。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布热津斯基指出：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经济摩擦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以及西方国家将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灌输到自由民主的政治内涵中，得不到一点控制，这可能使西方政治观点的全球重要性丧失殆尽。１９９３年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问题专家爱德华·路特维克在《处于危险中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及如何赢得确保经济优势的地缘经济斗争》一书中指出，美国患了一种严重的"自创症"，如巨大的预算赤字、金融市场的失控、面临崩溃的公共教育系统、失败的社会福利计划、吸毒和犯罪猖獗、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属于"自创症"的范畴，正是这种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治愈的"自创症"使美国一步步走向衰落，沦为新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政治学者大卫·卡里略甚至断言：由于经济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相对的衰落正在转化为绝对的衰落"。１９９４年底出版的美国政治学者凯文·菲利普斯所著（傲慢的首都：华盛顿、华尔街和美国政治的挫折）一书则进而从政治文化方面揭示了由于道德沦丧、文化堕落而导致美国衰落的趋势。书中写道：“华盛顿夸夸其谈而又傲慢无礼，它正在毁灭这个国家。华盛顿就像一个没落帝国的寄生的首都，正在步历史上已经衰落的国都，如罗马、马德里和伦敦之流的后尘。” 尽管人们对美国经济、社会、文化走向衰落的程度和速度估计不尽相同，但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趋势本身则是不争的事实。面对美国制度性的顽症，自然没有一付简单的起死回生的妙药。但目前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给美国注入活力的希望看来只能寄于"打开中国大市场"和吸取东方文化的营养。在当前世界市场几乎被瓜分完毕的今天，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尚在成长中的有潜力的一块大市场。中美之间密切的战略经济关系对于舒缓美国目前日益趋紧的经济难题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１２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１５，大约是美国人A口的５倍，是西方国家人口总和的两倍。经过改革开放１８年来的努力，中国已为２１世纪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基础。从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３．３倍，平均年增长速度达９．８％，按照当年底人民币汇率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世界第１０位。１９９４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２３６７。３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１６．５％。外商在华实际投资到１９９５年９月累计已达１０５４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已达８００亿美元。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即使是低增长，中国也将在今后１０年中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面貌出现。２０２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达５万亿美元。《中国商报》估计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３％。不管采取何种方式，２１世纪以前中国都会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１９９４年中国的劳动力是６．１５亿，人均收入可望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上升到６０００美元。改革开放１８年中，中国消费品市场扩大了１２．７倍，消费品零售总额年递增率平均达到１７．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中国居民消费水起起均每年增长８．６％，进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１９．５％，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达到４０００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力。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后１０年中国仅基础设施建设即需７５００亿美元的资金。仅电讯一项，中国计划在今后１０年内安装上亿条电话线，而这才不过是刚刚开始满足其庞大需要的一个零头。哪怕只是少量打入中国市场，也将会给美国创造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就业机会和丰厚的利润。美国麦当劳高级副总裁斯塔曼最近谈到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展时说，只要有１。”１０的中国人买得起大号麦当劳汉堡包，就是１亿顾客，足够５００家连锁店卖的了。德籍华裔学者喻钟烈先生指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平面上置身于难得的机遇。世界商业中心的行程从１５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经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５００年后正在敲响中国的门户。历时２００年的国际分工变迁的历史行程也正在从西向东，从欧美老牌的工业国向远东新兴工业国转移。中国将随着世界商业中心与国际分工两个历史行程的东来，而掀起第二次影响巨大的东方“文艺复兴"，出现空前的经济繁荣。这一发展前景对任何贸易伙伴来说都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如纽约投资分析家克莱门托女士最近所指出的：“任何经济大国如果想在贸易自由地区实现繁荣都不能忽视中国。"美国如果想制止日益衰落的趋势是不能错过这趟东方快车的。美国国会研究部１９９６年６月发表的一份专题报告表明，自１９８０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以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急剧上升，已从当年的４８亿美元增至１９９５年的５７３亿美元，尽管从绝对贸易额看，中国还是美国较小的出口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以２１％的年增长率递增。１９９５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１１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５％，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４４％。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还是中国的第三大投资者。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美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金额为１０７亿美元，占外资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７．８％。其中７６亿美元是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间投入的，而１９９５年一年新增的直接投资为３１亿美元。自１９９０年以来，美国年投资额已增长了６２０％。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确认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有利可图。这些数据表明１９９３年的起均收益率为９．６％，制造业领域的收益率从１９９２年的９．１％上升到１９９３年２０．８％。美中商业理事会称：中美之间的"这种商业关系给两国带来了重要的收益。美国公司面临国内和欧洲的老化市场，需要进入中国市场以求增长和保持全球竞争能力。中国需要美国所能提供的经验、技术和市场。美国的消费者受惠于中国廉价商品。"中美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美经济关系是一种互补和互利型的，而不是竞争型的，更不是美日间的那种对抗型的和争霸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正面效应，而不是负面效应。中国经济愈繁荣，中美之间经济交流的规模与空间也就愈大；美国对华投资与贸易的市场愈加广阔，中国吸收和容纳美国资金和商品的潜力愈大，双方经济合作的层次与气质就愈高。随着双方经济关系的有序化与法制化，双方经济交流的渠道将更加通畅和安全。这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而不只是有益于那一方的单行道。至于中美之间目前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美洲银行集团执行副总裁张之秀（Ｊｕｌｉａ Ｃｈａｎｇ Ｂｌｏｃｋ）等许多经济专家都公正地指出：造成这一逆差的重要原因是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压制了美国的出口。美国对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制裁"，人为地妨碍了中美之间的正常经济活动，限制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规模与层次。同时美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也增加了中方对美国公司作为长期供货人是否可靠的疑虑。其次，据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美中双边贸易的逆差至少被夸大了４０％，因为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没有顾及美国公司出售给香港的产品有一半最终又出口到中国，美国从中国购买的产品有２。”３要通过香港企业家之手。第三，这一逆差中有很大部分是因为美国将其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部分进口算在了中国大陆的头上。随着香港和台湾公司将疲劳动为密集型生产转入中国大陆，美国与香港和台湾的逆差在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间减少了约１３０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和中国的逆差则增长了１５５亿美元。实际上是香港和台湾将其顺差转嫁给了中国。考虑到上述因素，中美之间的所谓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它完全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只要美国放弃错误的经济政策，这一逆差自然就会很快消失。何况在资本灵活流动和全球贸易时代，简单地计算双边贸易逆差已没有多少意义，反而容易导致误解。 就安全领域而言，中国是美国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维护亚太地区和其的特定的不可缺少的伙伴。冷战后，虽然苏联的威胁解除了，但美国长期面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冷战后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动荡、更加不确定的世界，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又难以预测。遍布世界各地的地区冲突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全球两极对抗的压力制约下的大量民族、宗教、领土和经济紧张形势随着冷战构成的强制力的解除而爆发出来。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如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阿斯平所指出的，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一元威胁为多元威胁所替代；二是威胁的程度由危及"美国的生存"，变为“危及美国利益；三是威胁的地区由欧洲为中心扩散到世界各地；四是威胁由"公开"变得更隐蔽，由明确变得日益模糊；五是核武器的战略使用的威胁将被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所代替；六是美国面临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为地区性政治军事力量的挑战所代替。在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先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也都认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着若干新的安全挑战：一是新的核危险。一方面，世界上依然存在数以千计的核弹头和战略投射系统，即使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俄罗斯仍将维持一个有３５００枚战略核弹头的核武库。另一方面特别麻烦的是上述武器及有关材料有可能被偷盗或由存在着第三者获取的可能。目前除５个公开的核国家外，１５个国家拥有弹道导弹，不出１０年，拥有这种武器系统的国家将多达２０多个。核武器恐怖使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二是地区冲突。地区不稳定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挑战，除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外，许多被严峻的冷战关系掩盖的对立大量涌现。古老的宗教、民族与领土争端的复活，与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当代紧张局势相结合，日益呈现一个更为广泛的威胁。冷战后美国的安全与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日益紧密相连，如果亚洲或欧洲出现动荡，对贸易造成重大破坏，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如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４都与进出口有关，那些过去并非是美国安全关注中心的潜在问题在新的环境下，可能成为美国不得不关注的焦点。第三是跨国威胁。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存性使每一个国家更易于受到不断增加的跨国威胁的危害，如国际贩毒、难民逃亡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由于这些威胁具有跨国性质，仅靠某一个国家是无法应付的。 亚太地区是美国重大地区安全利益之所在。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许多紧迫的安全问题和最有希望的商业机会"。随着美国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亚太地区在美国安全结构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尽管亚洲昔日不是东西方冷战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不处在世界宗教的主要重迭带和不同经济水平的民族的主要结合部，两极体制崩溃没有在亚太地区引起像欧洲那样大的主体震荡，但冷战后在欧洲引起动荡的基本因素在亚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太平洋并不是"太平无事"的洋。特别是以下趋势不容忽视：一是核技术、核武器在亚太地区日益扩散的趋势。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上千枚核弹头及其失控的可能性日益引仆人们的关注。在东北亚，日本拥有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足够能力，据专家估计，未来５年内日本可储存５—１０吨钚，如果需要一年内即可实现核武装。朝鲜半岛的核风波至今尚未平息。在南亚，印度不仅储存了足以制造５０枚核弹以上的武器级钚，而且成功地试射了射程为２５００公里的"烈火式"中程弹道导弹。在西亚，除以色列已拥有核能力以外，伊朗、伊拉克也极力寻求掌握核技术。此外，台湾当局从１９６６年开始核研究，据报道目前已有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二是增加军事开支，增加军事科研和武器进口投入，不断扩充军备的趋势。８０年代以来，日本军费急剧上升，目前已突破５００亿美元，成为亚洲头号军事大国和世界第二军事大国。韩国、东盟国家军费都有较大增长。亚太国家武器装备进口已超过素有"军火库"之称的中东。在世界进口武器最多的１５个国家中，亚太国家就占了７个。其中印度、日本和阿富汗是世界５个头号武器进口国中的３个。三是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日益激化的趋势。在领土归属方面，不仅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纷争，而且有两极格局崩溃带来的新问题。日本与俄罗斯围绕千岛群岛的争执，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竹岛之争，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印度对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公然侵吞，印尼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领土争端，日本对中国钓鱼岛事实上的占领，中国南沙群岛被多国瓜分的局面，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对阿姆河地区的领土要求等等，都可能成为危机爆发点。在海洋权益方面，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各濒海国在海域划界领海开发上的主张互相交叉、互相重迭、互相对立的问题日益突出，也随时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化。四是宗教矛盾和民族冲突日益扩散的趋势。伊斯兰世界涉及４０多个国家１０多亿人口，其中８０％在亚洲，西亚和南亚是伊斯兰两大中心。伊斯兰势力与其他势力的冲突，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都给亚太地区的稳定带来重要影响。五是经济领域的摩擦日益上升的趋势。日本已对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美国中央情报局题为《日本２０００年》的报告称"对美国来说，目前正面临着２００年前独立战争时一样的危险。日本经济正威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美日经济冲突的恶化将成为影响亚太安全形势的一大隐忧。 战后４０余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安全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性质，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当中美处于敌对状态时，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当两国关系处于建设性的正常状态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能从总体上得到保障。战后美国在亚洲进行的两场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在中美对抗时启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就没有和平与稳定可言。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２０余年中，尽管亚太地区发生过一些局部动荡，但总体上看，基本保持了和平与稳定的局面。如果说冷战时期，在两极对峙下，美国苏联两个国际警察还能勉强靠核恐怖维持冷战共处的局面，那么在冷战后，面对上述如此复杂的形势，美国要想单枪骑马地充当国际警察，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只能是一种神话。１９９６年７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付立民在有关亚太局势的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的力量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可小觑，越来越多的议题，必须靠中美合作方能处理。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靠中国出面才能解决。例如：一、亚洲权力均势的转变，日本在区域安全中的角色以及俄罗斯在２０１０年重新崛起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二、如何减低朝鲜半岛、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波斯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三、中美如何合作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效用？在中国同意中美合作之下，美国领导联军在波斯湾行动，中国参加的联合国在柬埔寨的和平任务，无往不利；但中国掣肘，联合国和平部队在海地的任务就成效不彰。这是一项警讯：国际制度若没有中美合作就发挥不了作用。四、在高科技输出的国际管制上，没有北京合作，也难以处理。五、导弹技术、核武器技术、化学武器的转移如无中国的合作与参与，就谈不上控制。六、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贸易组织如无美国的参与无法发挥效力，将来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后，世贸组织无中国合作，无作用可言。七、全球与区域环境问题，也需要中美合作——同管理。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美国防部部长访问中国国防大学时发表的题为“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影响"中谈到有四大原因证明中、美两国安全关系的重要性。第一是战略上的原因。中、美位于太平洋两岸，两国的面积、人口、丰富的资源和人民的创造性精神使美、中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美中两国在经济和安全上发挥着共同的积极的作用。第二个原因是中美有许多一致的利益。中、美都认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两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互补支持两国合作的量不断增长。第三个原因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危险。中、美两国必须密切合作和积极参加，否则就不能建立起全球不扩散体系。第四个原因，美、中都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国家，因此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地区威胁。没有中、美在各方面的合作，就无法对付新时期的各种挑战。中、美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影响力，每一方都必须适当地使用这些影响力。维持地区稳定是中美合作的任务，这也是中美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３日在演讲中指出"中美双方都需要评估双边关系，努力避免升高敌意。冲突无益于区域安定。摆在面前的基本现实是：中美合作则可两利，美国是中国科技革新的重要源头，也是约束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有力因素；中国对区域平衡有一定和有用的影响力，它对印度、俄罗斯有平衡作用，对维护中亚国家的独立亦有作用。”“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是美国全面区域安全政策的两大擎柱之一，它既可确保亚洲成功的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又能保持稳定的区域和平。"没有任何人怀疑，如果没有世界核俱乐部五大成员之一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拥有１２亿人口和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的参与，没有中国的有效合作与战略协同，美国在亚太地区将寸步难行。中美关系在建设亚太地区冷战后新的和平结构和保持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其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与以往相比，中美关系在冷战后的战略环境中，其战略基础更加广泛。建立在这种新的战略基础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更现实、更理智、更稳定、更持久和更具有生命力的平等互利关系。 尽管冷战后中美关系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尽管保持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不仅对双方有利，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美国有少数政治家对此却故意视而不见。他们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他们的脚虽已跨出了冷战门槛，但他们的身子和头部却仍然留在了冷战大门后。苏联解体之初，他们曾一度希望发生连锁反应，希望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很快分崩离析。在这一希望落空后，他们又以所谓"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谎言为依据抛出了"遏制中国"的种种谬论。 １９９２年美中传统基金会在《政策研究》秋季号刊登题为《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一文，声称中国将对美国的经济和当前利益构成威胁。这似乎是美国诬指中国为威胁的第一声喇叭。在一片渲染"中国威胁"的噪音中克林顿政府就建立"亚太安全机制"问题致函东盟各国，不惜推波助澜四处宣称"中国已有取代前苏联在亚洲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的迹象"。公然在国际上推销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使这股浊浪日益高涨。 政府吹喇叭，极右势力立即跟上。 １９９５年７月３１日一个名叫克劳萨默的专栏作家，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的反华文章，歇斯底里地鼓吹"遏制"乃至"颠覆"中国，这位专靠摇唇鼓舌吃饭的极右文人在文章中说道：“如今的中国更像是个旧式独裁专制国家而不是执行救世主似的任务，它一心追求权势。它更像是１９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对于它所处的欧洲大陆来说是太大和太强了。"因此他叫嚣整个西方应该像当年召开维也纳会议，结成"神圣同盟"，遏制法国一样，也结成侵华十字军遏制中国。他声称遏制并不是进行冷战干涉。遏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一项强权政治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建议建立遏制一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太咄咄逼人的法国。当代，大西洋联盟曾经遏制侵略成性的苏联。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西方未能遏制住崛起的德国，其结果是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在这个２１世纪新兴的大国身上出现。"这位先生在扬言遏制中国后似乎言犹未尽，他继续说"仅仅中国还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金里奇无法明确鼓吹的事情，即颠覆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 如果说克劳萨默歇斯底里的叫嚣还只是一介书生的空论，那么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麦凯恩这里，就开始扎扎实实地付诸行动了。这位曾在河内度过５年半战俘生活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伙同参议院另外两个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积极策划提出一项议案，敦促政府尽快抛弃在美国历史上的"那个可怖时刻产生的长期敌意和怨恨"，遏制给予越南以正式的外交承认。麦凯恩先生１８０°大转弯，并不是对当年越南战争的悔悟，也不是出于对中南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关心，而完全是出于利用越南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他直言不讳地说道：“美国和越南有共同的利益，即遏制中国的霸权。让经济上有活力和稳定的越南强大片来，达到可以抵制其北方强大邻国的地步，这绝对是符合我国的安全利益的。"麦凯恩先生还想象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有朝一日再次回到金兰湾，这一次是作为河内遏制中国的盟友而不是作为敌人回到金兰湾的。 １９９６年４月，克林顿风尘仆仆的飞到日本，与日本共同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声明"，结成了以应付冷战后"远东不测事态"为核心的新的军事同盟。还是那位克劳萨默先生闻讯激动不已。对于克林顿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他情不自禁地高呼"克林顿的东京之行会作为一个重大的开端载入史册"。他一语道破天机。指出"不言而喻，美日的重新结盟就是针对中国的。"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尽管美国在军事上有能力单独对付亚洲的任何侵略者，但在心理上它没有这种能力。如果日本在发生冲突时采取旁观态度——例如台湾——那么将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将很难获得渡过难关所需的国内支持。"现在可好了，美日重新结盟"向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向中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日本终于准备考虑太平洋地区与美国间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了。""这是重要的新闻"。"新的对日本政策分清了敌友。它开始把日本作为与美国一起监督太平洋地区的伙伴——虽然是小伙伴，但最终成了伙伴。最重要的是，它为迎接２１世纪的重大挑战——遏制中国奠定了基础。”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题为《结束同中国的冷战》的社论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华盛顿"接二连三地对北京表示愤怒和进行威胁"，在这场大合唱中"国会中共和党强硬派、经济民族主义分子、自由的人权鼓动分子以及昔日的冷战分子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正在发展的反华运动的核心。” 对冷战后美国某些人掀起的这场"遏制中国"运动的荒谬的理论依据、卑劣的政治伎俩、虚妄的历史逻辑以及种种自欺其人的谎言，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一一作出评论，对于克林顿政府匆匆与日本重新结成军事同盟以及与越南恢复外交关系，其真实的战略意图也最好留待克林顿先生自己去披露，至于那位把９０年代的中国与３０年代的德国荒谬地相类比的克劳萨默先生浅薄的历史知识也不值得一评。我们只想提醒的是：在当今世界，这场反历史、反时代、反理性的遏制中国运动到底行不行得通？这到底是一场维护美中利益的“圣战"，还是一场害人又害已的恶作剧？摆在它面前的到底是一条光明大道，还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客观地讲，在美国，并不是人人都盲目附和这场遏制中国的闹剧的。就在克劳萨默、麦凯恩之流狂热地叫嚣要遏制中国时，当年曾经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基辛格博士就无情地指出：“在当前情况下遏制中国的政策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 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两党中极力要使美国走上一条同这个人口最多、可能成为亚洲最强国的国家发生冲突的那些人应当考虑一下后果。如果同中国敌对将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永么的方面，那样我们就找不到盟友了。正如美国的声誉曾经随着对中国开放而日益提高一样，到那时，大多数亚洲国家将会指责美国挑起了一场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同北京的冷战。""那些念念不忘美苏冷战时代的人必须记住这样一点：北京不是莫斯科。如果美国同中国对抗，中国将唤醒亚洲的民族主义，并使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成为一个争论问题。它还会争取同日本以及欧洲和西半球的其他工业国实行经济合作，而所有那些国家也都求之不得地要抓住我们可能放弃的机会。""早在１９５９年，中国在政治上毫无选择的时候，它就同苏联人决裂过，而且这种冷淡关系持续了３０多年。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它今天还会为它的自尊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会长期坚持这样做。"在另一次谈话中，基辛格博士还指出：“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战略是要阻止在欧亚地区出现一个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大国。那么，我再说，没有力量能阻挡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美国如果想遏制中国，这将超出美国的能力，耗尽美国的财富。而且也没有国家站在我们这边。"基辛格博士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它的认识是深刻的。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主任，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检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考虑曾有分裂中国的战略、对华'遏制'战略、对华'接触'战略及新近的'全面接触'，这些战略考虑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具有致命缺陷。'分裂中国'的战略是危险的，幸而该战略已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逐渐被忘却。对中国国内政策目标和实际国力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对华'遏制'战略。对华遏制战略的目的在于控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扩大影响，迟滞中国向大国发展的速度。对华遏制战略将迫使美国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敌对的中国。此外，在此战略的施行上，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台湾、越南在内，不会有一个亚洲国家或地区政府与美国站在一起，从而导致第二次冷战。"哈丁作为一个学者，分析问题无疑比许多政客坦率得多，客观得多。 １９９６年《华盛顿季刊》春季号发表的戴维·香博先生的文章，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指出遏制政策的严重后果。文章说道：“同中国的合作是关键，因为对抗态度往好里说会使北京成为凶猛的对手，往坏里说会使北京成为敌人。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对手，中国就会成为对手。美国再也不能把对华政策建立在有缺陷的遏制上。那种遏制在冷战期间遭到了可悲的失败，使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丧失了１０万多条性命，也使美国一代人丧失了在商业和文化上进行有利接触的机会。今天，这样一种受误导的政策可能由于缺少资金和美国在亚欧的盟国和伙伴都不会跟着美国走而夭折。""中国并不谋求同美国对抗，但如果这就是华盛顿所追求的，中国随时准备给予回报。因此，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各方面（包括人民解放军）并在多种论坛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以便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否则，误解会迅速加深，华盛顿和北京总有一天会很快觉醒而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双方都不想、不需要、也受不了的敌对关系中。” 美国现任国防部部长佩里也曾经多次指出：“总是试图遏制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发展中的经济巨人是危险的。"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俱乐部和硅谷世界论坛上佩里发表讲话指出：美国为数不少的人认为，美国不应与中国进行接触，而应像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日益发展的中国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威胁，因而确认我们必须处处与中国作对。佩里认为"上述观点是有缺陷的。从实践角度来看，它行不通，因为遏制政策可能会实际破坏我们自己的安全。一个感到受美国遏制政策包围的中国完全不可能在美国重大的安全目标上与其合作，而且遏制实际上还可能为美国制造安全难题。此外，它还可能促使中国加快国防现代化，继而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增加在台湾、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和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遏制政策还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相互关闭市场，使我们旨在敦促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开放而不是关闭其市场的努力受挫。最后，遏制政策只会引其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倡议采取条件反射性的、而且是我们难以应付的反对态度。遏制论点从哲学上讲也有缺陷。它假定接触就等于姑息，这是完全错误的。接触并非姑息。接触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其所不赞同的政策和行动如人权等问题采取默许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孤立中国。你不可能孤立一个有１０多亿人口的国家。"佩里在这里完全是从维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尽管他把中国国防现代化与地区军备竞赛、地区紧张局势武断地扯在一起，尽管他们没有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作为政府官员，佩里比起那些头脑发胀的极端冷战分子，还是较为冷静的。 显然，时代发展了，９０年代不同于５０年代，今天一个开放的、进步的、理性的中国也不同于昔日与美争霸的苏联，更不同于昔日制造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遏制中国不仅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认识。但愿某些死硬分子能早点从白日梦中清醒，但愿美国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与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彻底决裂。 历史即将走完它在２０世纪的全部行程，跨入２１世纪。２０世纪是人类文明大有进步、科技和生产力大放异彩的世纪，也是战乱频仍、很不安全的世纪。２０世纪人类经历了为祸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冷战对峙，经历了无计其数的其他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 ２０世纪的中美关系，既有过友好的交往，也有过不幸的对抗。５０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曾经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陈纳德将军（Ｃｌａｉｒｅｌ 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领导的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在中印缅战区对日作战的业绩；不会忘记美国空军开辟由印度经喜马拉雅山到中国的"驼峰"运输线，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的艰苦的"驼峰"飞行；不会忘记史迪威将军、戴维斯、谢伟思、范宣德（Ｊｏｈｎ Ｖｉｎｃｅｎｔ）等美国友人和美军赴延安观察团——“迪克西使团"（Ｄｉｘｉｅ，原指美国战时南部各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客观评价与道义支持；不会忘记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对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长期的友好感情；不会忘记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助手基辛格博士以战略家的远见和平力，毅然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揭开两个伟大民族交往史上的新篇章。不会忘记多年来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贡献的美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专家学者和一切友好人士。美利坚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即使是在中美处于对抗的日子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未曾中断。 ２０世纪的中国是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列强对中国首都北京的武装占领的国耻中开始蹒跚而行的。在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结束了屈辱的历史，正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振兴中华民族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奋进。改革开放１８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伟大变革。１９９２年中国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崭新模式。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第一、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开放格局。各国旗业家和投资者越来越看好中国的市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正在出现新的局面。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健全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和其他社会事业都有了很大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生机勃勃的局面。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产业模式以至人们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正在和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社会已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期。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向以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所有制结构由以往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企业由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分配方式由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供给制方式，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政府经济管理方式也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二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急剧扩张，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到１/３。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等第四产业也呈现异军突起之势。三是生活方式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实现，人民生活的数量水平与质量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四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中国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公民法制意识日益增强，法律已成为人们维护正当权益，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正的主要手段，社会日益法制化、有序化。五是价值观念向现实性、多元化方向转化。"左"的僵化思想被摒弃，官本位受到冲击，自立、自尊、自强、守信等意识增强。六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型社会转化。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向深度发展，把中国与世界、沿海与内陆、乡村与城市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空前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国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使社会资源配置得以进一步优化，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再生，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旗等友好交往的基础。中国的开放、繁荣、稳定与强大不仅是中国的福音，也是世界的福音，对美国无疑也是有利的。 一个开放的中国而不是封闭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地球日益变小，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很难脱离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单独发展。任何一国的繁荣都离不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美国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离开了中国的参与，无论如何也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具有真正的世界性。中国作为最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这个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开放，更具有特别的意义。中美两国从相互开放和相互交流中，可以实现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相互借鉴，两大市场的相互交融，两大资源的相互补充与流通。如果美国硬要推行所谓的"遏制"政策，千方百计拒中国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社会之外，迫使中国不得不再次关闭已经打开的大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美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中国关闭的大门里，美国除了得到相互对立、相互猜疑、相互防范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益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具有自给自足传统的中国将有比美国大得多的生存能力。因此，受遏制政策之害最大的不一定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 一个繁荣的中国而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基础之上的。竭泽而渔的原始积累方式早已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如果美国动不动就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动不动就要取消最惠国待遇，力图阻滞中国的发展，以致中国民族经济长期得不到有力的振兴，那么美国也不可能获得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只有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中国。只有中国发展了，美国才会有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发展愈快，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规模、互惠程度就愈大，对美国就愈有利。一个１２亿人口的中国如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１２亿人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基本的生存条件的解决就会成为一个严重困扰世界的难题和沉重的包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亚太地区未来经济起飞的重要发动机，没有中国经济的繁荣，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所谓"亚太世纪"也永远不可能到来，美国日益倚重的亚太地区经济利益也将不可避免地因之走向萎缩，从而使美国业已呈现的衰落趋势更加严重。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展望２１世纪论坛"的贵宾演讲会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就指出：“到２０２０年，一个拥有１３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美国四分之一的繁荣的中国，只会比一个拥有１３亿人口、贫穷和不稳定的国家对世界更有利。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增长将为西方提供机会，经济上和战略上都会取得更好的全球平衡。"西方一些人散布中国的崛起会使世界秩序变得不稳定的论调是毫无根据的。 一个稳定的中国而不是动乱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动乱将是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动乱，整个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安宁。而中国的稳定就保证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稳定和亚洲近半数人口的稳定。一旦中国动乱，亚太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经受得其中国动乱潮的冲击。不要说大规模内战，即使是局部的骚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足以打乱亚太地区的正常秩序。美国有些人迄今还在支持台湾某些分裂主义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还不愿意停止对中国西藏的干涉，还在收罗培养反政府的"精英"，总希望给中国找点麻烦，制造点动乱，直至看到中国的解体。不要说这是对中国的粗暴干涉，就是对美国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而言也是背道而驰的。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俄国学者雅科夫列夫在《远东问题》上撰文指出：“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段论述是中肯的。 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不是衰弱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侵略和平侮蹂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力太弱，在当今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世界里，大而国力弱小的中国必将成为大大小小的强权主义者争夺瓜分的猎物，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诱因。一个虚弱的难以自保的中国不可能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一个大国本应作出的贡献。中国只有具备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综合实力和足以覆盖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的防卫能力，才能慑止和防范对中国可能的侵略，才能有效制止任何分裂活动，有效地维护国家的安全，才能有足够信心从容处理亚太安全事务，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戴维·香博最近指出的：“中国的领土和国家安全对亚洲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不受外国威胁或胁迫的中国能充分自卫，也能保护其合法的主权，这对亚洲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都有好处"。中国的强大根本不会对美国和任何人构成威胁，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作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对于发展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友好关系历来是积极的，并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从美国建国初就开始了。近年不少学者研究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今日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早年经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中国移民的后裔。１７８４年即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第二年，广州人民曾热情欢迎了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的到来，揭开了近代中美友好交往的第一章。１９世纪中叶，３０万中国移民曾对美国中西部的早期开发、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过巨大贡献。当年加州的矿工有半数以上是华工，他们把先进的淘金技术带到这里，仅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８３年，就生产了价值１２亿美元的黄金，占有全美黄金产量的三分之二。在加州占农业工人７５％的华工，披荆斩棘，使５５０万英亩榛莽荒原变为肥沃的农田，连美国参议院的报告都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是华工"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变成一座花园，"给他们"带来了牛油和面包。"历史学家凯里·麦克威廉也指出"如若没有华工在加州的贡献，那么从种植小麦到改种水果的这一转变肯定要推迟四分之一世纪。"历史学家贝蒂·李·宋（Ｂｅｔｔｙ Ｌｅｅ Ｓｕｎｇ）也认为是"勤劳其实，吃苦耐劳的中国移民拯救了西部亿万英亩肥沃的农田和无数城镇。"在被称为"１９世纪工程史上最伟大的一项成就"的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修筑中，浸透着四、五万中国筑路工人的血汗，其中１万多人为之献出了生命。他们奋战在荒无人迹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打隧道、炸山洞、架桥梁，仅用７年时间就完成了至少需要１４年才能完成的艰巨工程。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央太平洋铁路首任董事长、加州共和党州长利兰·斯坦福（Ｌｅｌａｎｄ Ｓｔａｎfｏｒｄ）在致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书中说华工"作为一个类型，他们其实、和平、忍耐、勤劳、节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全国性工程的西段。"今天在美国内华达州的维吉尼亚市，一座纪念碑上用中英文两种文字镌刻着这样一段碑文：“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这段话概括了一百多年前中国移民在美国经济开发中立下的历史功勋。今天在美国的一百多万中国移民已成为美国社会最富建设性与创造性的力量。 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担任教授、研究员，在各大公司担任工程师的华人数以万计，在他们中间有世界一流的学者、专家、科学家，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以其东方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献身第二故乡，推动着美国现代社会的进步，也推动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成为密切中美关系的天然纽带和桥梁。美国学者梅克昂（Ｒｕｔｈａｎｎｅ ＬｕｍＭｃｃｕｎｎ）在其《美国华人史》中指出：“美国的中国人在一个２．２亿人的国家里，人数不到１００万，然而他们持续了１３０多年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对美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７０年代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友好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美两国领导人品繁互访，经贸交流规模日益扩大，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中国学者、学生赴美留学达十万之众。中美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已经和正在继续造福于两国人民，深刻影响着两国历史发展成为两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自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惜中美之间的友好情谊，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没有说过一句有伤美国人民感情的话。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中国方面从来不存在任何障碍。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的波折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的单方面的新冷战政策的直接后果。中美关系的波折是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１９７９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万斯曾经说过：“美中关系如不设法迈进，就会向后倒退，倒退将给美国在全球的地位造成严重的损害。"这句话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在当前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如何维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如何避免中美关系的倒退和两国战略利益的损害，如何把一个健康的成熟的中美关系带进２１世纪，这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要克服中美之间的障碍，抵制破坏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有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需要美国的某些政治家以对两国人民和人类命运前途的高度责任感，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尽快走出对华政策的种种误区，这里至少要尽快走出以下几个误区： 第一个是尽快放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是拿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当赌注的对抗性思维。过去４０年，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人类战争走到了核毁灭的边缘。如今旧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美国有些人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方式。苏联这个昔日的对手解体了，他们却要千方百计搜索和人为地制造一个新的敌手，旧的意识形态阵营性对抗不复存在了，他们却要继续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和以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异同区分敌友。这显然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坚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权利。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不可能削足适履，采用一个模式，同迈一样大小的步子。国与国的交往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和地区的整体利益。要充分认识冷战后各国利益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性和各国安全的整体性。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不一定没有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同样存在友好相处的共同的利益基础。不要做把国家根本利益放在一边而从事意识形态战争的蠢事。要尊重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不能强迫别的国家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中国不要求美国实行中国的多党合作制，也不要求把美国国会改成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美国也无须强行推销美国的政治制度。即使这些制度在美国有它的可行性，如果硬要把它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除了造成空前的混乱，不会有任何好处。现代中国从来没有按某个外国的预想发展过，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是不可能受某个外国或外来因素支配的。 即使某些外国管理经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要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并要有恰当的时机才被吸收。何况美国及西方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对大多数人来说正在失去其吸引力。美国不要以为自己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坏。谁优谁劣，谁汰谁存，可以让历史去作出检验，让人民自己去作出选择，这并不妨碍人民之间友好相处。至于美国一再提出的所谓人权问题，这也不应成为遏制中国的借口和干涉中国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免不了有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中国有，美国更多。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对这些现象采取什么态度。中国政府对社会生活中一些侵犯人权的现象历来是坚决反对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逐步改善之中。无论如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权状况比旧中国好；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权状况比改革开放以前的要好。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中国人权状况还会继续好转。中美两国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本国人民的人权上，而不要放着自己家里的事情不管，乌鸦落在猪背上，只见别人黑，专去挑别人的毛病，专管别人的闲事。另外不要把对那些危害国家和侵犯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的依法惩处与侵犯人权混为一谈。世界各国的法律包括美国的法律对这类活动都是明文禁止的。美国一些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往往忘记了这个界限，这只能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１２亿人民人权的改善，而是另有其他目的。中国人权的根本改善有赖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如果１２亿人民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来人权可言？如果美国真心诚意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就应该少些经济制裁，多些互惠互利的交流，少拿人权作棍子打人，多坐下来进行平等的友善的讨论，并提供合理的可行的建设性意见。 第二个是尽快放弃霸权心态。时代发展了世界进步了，以往那种恃强凌弱，以大片小，以富压迫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早已行不通了。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一律平等。不要以为自己的原子弹比别人的大，自己多几条航空母舰就可以颐指迫使，仗势仆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冷战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美国更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应该对国际事务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以超级大国的实力为资本，充当世界的封建家长，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整谁就整谁。要知道强权并不等于公理，实力再强，也不会自然带来威信。无数历史事实已证明，以实力称王称霸蛮横无理，迟早要变成孤家寡人。大国要尊重小国，富国要帮助穷国，强国要爱护弱国，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平等相待，以理服人，这样才能促进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在国际事务中历来以君子之交待人。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国际准则的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强权面前不卑，在弱者面前不亢。中国不欺负任何人，也绝不会对别人的欺侮屈服。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这就是中国的行为准则。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时，要记住有三条禁律： 第一条是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受列强侵略和平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从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的《中英南京条约》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中美航海条约》，中国与外国政府先后签订１１７５项条约，其中与英、法、美、日、德、俄签订８６２项，占全部条约的７５％，这些条约绝大部分带有强权、奴役、欺凌的不平等性质。中国主权任人践踏，国家利益毫无保障。中国人民为结束这一屈辱历史，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中国人民对于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格外珍惜。任何人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将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正因为如此，对于"台湾独立"等分裂活动，中国没有退让的余地。如果美国有人想让中国吞下分裂的苦果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不会再出第二个李鸿章！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即使中美关系大倒退，即使中国被迫放下经济建设，中国也不会拿主权作交易。基辛格博士曾在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中正确指出：“每一个观察中国局势的人都确信，中国对于它认为是其领土的地盘，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捍卫，决不会放弃。"第二条中国的民族尊严不容侮辱。中国不承认世界民族有什么优等、劣等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每个民族都有权利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如果自诩为高等民族，对别人指手划脚，中国是不会买帐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过辉煌盛世，也有过百年的磨难，但中华民族始终自强不息，以自己的不屈精神，开拓奋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愿意团结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而决不会容忍百年民族屈辱史的重演。任何人如果企图羞辱中华民族，奴役中华民族，他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已经振兴起来的１２亿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壮志和决心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第三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各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只能由各国自己去管。这是对一个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起码尊重，这也是最基本的国际法准则。任何人要想凭借强权对中国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中国是绝不会听之任之的。中国没有支持夏威夷或阿拉斯加闹独立，没有把中国军舰开到切萨切皮克湾去炫耀武力，没有给当年内战中的南部联邦提供武器，也没有因为白人警察毒打美洲移民，严重侵犯人权而对美国实施制裁，也没有专门搜罗和豢养以颠覆美国政府为宗旨的任何"不同政见"人士；恰恰相反，是美国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台湾海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了西藏叛乱，直到现在美国议会还不断通过一个又一个有关西藏的议案，是美国借口人权问题要中断两国互惠的最惠国待遇，是美国至今还在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种干涉行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第三个需要尽快放弃的是极端的自恋主义。要正视世界多样化的现实。多元化的美国要接受多元化的世界。色有七种，构成多彩的世界；音有七声，奏出和谐的乐章。各国情况不同，但不妨碍大家在同一个地球上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共同负责地建设一个有利于各国发展的良好环境。如果硬要将自己所偏爱的单一模式强加于人，只会人为地破坏社会政治生态平衡。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似乎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东方文化，理解剖深刻的内涵。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之一，有她的优点与长处。而东方文化历数千年而不衰，证明她有着特殊的魅力与生命力。东方文化强调整体精神，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在天人和谐、物我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群体和谐中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对我们今天建立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秩序有着深刻的启示。只有深刻理解东方文化，才能实现东西方的沟通。在不久前的一次调查中，美国国会有５０％以上的议员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中国。以这种大面积对中国的无知状态，怎么能设想他们能制定出正确的对华政策呢？ 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指出：“华盛顿未能与中国建立起致力于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长期战略关系，其结果也许最终成为我们时代对外政策的悲剧。"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美国和平问题研究所所长理查德·所罗门也指出：“１９８９年至今，美国国内政治中延续着一种批评和丑化中国的普遍倾向。本人自７０年代起曾２０余次访回中国，中国国内当前的主流是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按现在的速度，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既有合作价值又具有威慑力量的强大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停止批评和丑化，以免丧失与北京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机会。"４０年代由于美国推行错误的对华政策曾使美国第一次被赶出中国大陆，并引发了"谁失去中国"的激烈辩论。今天如果美国某些政治家不迅速停止对中国的新冷战，那么美国将面临再次失去中国的危险，这一次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中国，而是１２亿中国人民的人心。 在规划２１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时候，美国领导人听一听基辛格博士的忠告是有益的。基辛格博士说：“美国政府应当重新信守其实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默契"，并要做到：“１．不再把对外政策作为一种取悦国内一些互不相容的选区的手段；２。寻找并公开承认同北京之间的某种共同利益；３．进行认真的对话来使这种共同利益具有生命力。"基辛格强调，舍此没有其他选择。美国报刊说"如果再次失去了中国，那就应当归因于那些更喜欢树敌而不愿彼此交谈的人。”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江泽民主席在美国——中国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题为《步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演讲时指出：５０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曾经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２０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毅然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揭开了两个伟大民族交往史上的新篇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中美关系出现停滞或倒退，都是两国人民不愿意看到的。正确的选择是，从两国关系的实际出发，放眼全球，面向２１世纪，努力扩大共同点，排除干扰，克服困难，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这样才能造福于两国人民，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如果美国决策者希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不妨把这段讲话引为座右铭。 ---------- 本书第四、五、九章由彭谦执笔，第二、六、八章由杨明杰执笔，第一、三、七章由徐德任执笔。 ------------------ 书香门第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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