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大约是六年前的样子，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么一幕场景：希腊的男女青年们站在克里特岛雄伟的海岸上倾听广播中传来的现场消息。那时候的我对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办竞争和最后决定方法一无所知，我只听见新闻解说员在介绍背景：第二十五届奥运会两个申办城市——雅典和亚特兰大的最后角力结果将在广播消息中宣布。而那些满怀热情身穿T恤的希腊青年们据说已经非常自信：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周年之际，奥林匹克的始祖希腊、骄傲的雅典将当之无愧地接过奥运会的火炬。 然而广播里那个微弱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希腊女郎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我很难描写出她表情的变化——她肯定是毫无精神准备，因为她听到了“亚特兰大”那个词时，她仍保持着笑嘻嘻的表情，也许她精神松弛的状态尚未调整过来，也许她本能地觉得应做出镇定的反应，也许她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但是！一切都不能阻止她汹涌于心的无法抑制的悲痛！我不忍再描写下去，我觉得再写下去就有些像施虐快感的表现了…… 我们没有料到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处境和遭遇。 我忒烦那种人：只要看到别人爆发出感情就在一旁讥嘲不已。什么事都是这样，什么问题他都能高出别人半截。人一旦出现感情自然免不了出现一种不能概全的有点傻傻的心性，不管孩童和老人都会如此，如果说人类的这种特点都居然可以去蔑视，那么我倒要问问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类人？ 刘心武在报告文学《“5.19”：倾斜之夜》这样质问评论界的“正人君子”们——他们破口大骂闹事球迷们“有损国格”。假如中国队输了球，全体中国看客都礼貌地站起来，一边喊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面斯斯文文地退场。那么，别人会怎样去看待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 而数年以后，一部似乎是更深邃更雄辩的《河殇》讥讽中国人赢了球就狂欢、就笑，输了球就哭、就骂娘。并且就此得出中国人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结论，希望给中国人刚形成的这种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人当时就反问：怎么啦怎么啦，这又是什么样的“新观念”？难道帮外国球队使劲为外国球队痛哭才是正常心态吗？这种正常的人文现象对中国现代化又有什么阻碍？ 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现代体育已经演变到这样一种程度：它不仅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有时候它几乎涵盖人类活动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认定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大会，人类最丰富的最繁荣的盛典，人类青春常在的最大源泉。 那些对我们关注奥林匹克运动的举动持嗤之以鼻态度的“正人君子”们，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够给我们介绍一种什么样的更高级、意义更深邃的人类运动。 《我爱我家》里有一个噱头：居委会老太太急得歪歪斜斜地冲进老头儿的家的客厅，嚷道：“太不象话了，这节骨眼上，她居然躺倒不干了！”老头儿抬起头来，挪开报纸，慢慢悠悠地问：“躺倒不干了？——她没躺倒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呢？” 这段闲话可以奉送给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甭跟我们装，甭想让我们轻信，你没“躺倒”的时候能干出什么更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来。 我们为什么对奥林匹克运动有这般的沸腾热血，是因为我们对现代体育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它不再仅仅是象征，在一个特定的时候里它几乎代表了一切。 对中国青年来说，奥克匹克运动代表了我们的愿望，假如任何一个凡夫俗子能够有唯一的脱俗机会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则正是：奥林匹克。 这是一种纯洁的、不容伤害的愿望。 所以当北京宣布申办时，英国外交大臣和美国国会的反对举动令我们有一种惶惑、忧愁和愤怒的反应。顺带说一句，如果说西方认为“危险”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萌发成一种事态，那么——这种事态的发生应归功于西方欺人太甚。本来是没事的，没有教民的飞扬跋扈也就不会有义和团。——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外国政府、政治力量的反对信号，我们还是以一种极其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奥运申办进程。“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开放的我们同样热盼奥运。我想即使我们中间的激进分子也不会在这时候发表这种言沦：“我们应该反对申办奥运。我们该一起吆喝：‘北京没戏！’”也不会有人提议：“怎么样，哥们，预备——齐！‘北京……’”我肯定，若他敢叫唤，所有的入准会冲上去揍扁了他。 谁敢指责这样的万众一心是一种偏执的、可怕的症结？ 于是乎我们申办。 在申办最后结果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电台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议论此事，为哪个城市最终获胜争执不已。有人提议打赌，赌注是现金，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一位认为悉尼将取胜的播音员——名叫高峰，他平时酷爱赌博，然而这时他退缩了。他说：“何苦呢！万一悉尼胜利，我赢了钱也不会高兴呀。”赌局没有搞成，我们纷纷四散回家看电视，香港同胞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迎接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其实我已经有点事情不太好的预感。我倒没有把英国人、美国人的吵吵嚷嚷当回事，我觉得他们不过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只是觉得我们前段日子的申办“热”得太过了，比起悉尼冷静而克制的申办行动，已经败了一着棋。如果从纯竞争因素上讲，我觉得这样来申办有点“傻”，败在这上面有点不值得。 那天晚上我专心看了北京提供给国际奥委会执委们的专题片，坦率地说：很担心。我尊敬老年运动，但为什么要把那些老年迪斯科充作影片的主旋律呢？奥林匹克固然是全人类的运动，但奥林匹克的美感在于她的年轻、充沛和力量。还有那些大杂院、黑板报，那些东西上得了台面么？要知道这可是广告公关！——这一切当然是缺憾，缺憾好像总在伴随着中国。不提这些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我看见北京市的领导满面通红汗流挟面地站在那里，他们似乎是尽力在憋住磅薄欲喷的泪水(也许这是场内灯光造成的效果)。我们所崇仰的萨马兰奇表情复杂地走上讲台。 妻抓住了我的手。 我不懂得英语，当萨马兰奇吐出“BeiJing”那个音节我便急欲跳起来——但被猛拉了一把。次日我看到美联社的一则报道，那陷入一秒钟的空欢喜的中国人何止我一个，天安门广场就燃起了几支烟花，看起来真像讽刺。 萨马兰奇深吸了一口气，张口念出成功者的名字——非常奇怪的感觉，许多中国人事后都提到有同样的感觉：在萨马兰奇吐字的前一瞬间我们已经知道了北京的命运！ “悉尼！” 六年后，当澳大利亚广播电视网采访作者时，我突然回忆起了那天凌晨的全部细节，我说，“悉尼”这个音节对中国人来说是太容易被记住了，好像这个音节有不可思议的回音，嗡嗡回荡了若干年。 穿过时空，我想起了希腊的海岸。 尽管我们尊重最后结果。但我们无法抑制泪水。当妻听到事后介绍的每轮投票的变化数字时，干脆抱着肩膀放声大哭。 谁敢取笑这种纯洁而高贵的悲伤？谁敢指责这种悲伤是“狭隘的、脆弱的、没出息的土里土气”的表现？ 我无法安睡。拨通了悉尼的“押注”者高峰的电话，高峰喝得醉醺醺的，道：“别提了！看得老子痛哭流涕的……” 我意犹末尽，熬到早新闻时间。新闻报道了北京站候车大厅万目聚集，观看申办结果的情形，一位警察已经无法接受采访，泪水从他脸上滑落，他哽咽无声。 次日在重庆经济台的黄金时段里，异乎寻常地首播了一首《长城》，没有评论。 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现出了克制，尽管他们猜到了“无记名”投票的数字嬗变透射出的真实心理和反对力量。 这同样可以解释乔边的著名观点会传递到世界各地的原因。乔边说：“本来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但是自看到北京申办奥运过程中美国和那些英联邦国家的表现，深感刺激，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了。”早期的一首流行歌曲唱道：“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而那天凌晨，西方的幻像却消失了。 我们当然明白，绝不可以迁怒于悉尼。虽然我们也觉得悉尼代表的最后陈述：“我们申办了好几次了，若这次还不行，以后再也没心情了……”不免有撤娇的嫌疑。但悉尼的确是个不错的城市，我们祝愿悉尼举办成功。 但当我们目睹历史上最不成功的、贪婪和种族主义盛行、暴露出管理者无能和昏庸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后，我们不禁要把北京和雅典的失败联系起来看一看。我们请那些当年投票支持亚特兰大的国际奥委会成员面对希腊青年们，回答我们的问题——既然知道亚特兰大是美国最著名的不安全城市之一，为什么还要顽固地支持这座城市？ 老实说：我们的疑点很多。 我们也难以理解：那本揭露国际奥委会阴暗面的书籍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出版。 同样的，难以理解那封留美学生揭露奥运会期间NBC种族主义语言和新闻暴力的致友人公开信，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据说，理由是，其一，奥运会已经结束了，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啦……其二，私人信件发表在报纸上“不合适”。 这真是两项奇怪的理由。难怪知识界有人指斥这是新闻界某些人亲美心理在作怪。 中国代表团走人体育场，NBC主持人说：“听说中国体育界已经开始镇压服用兴奋剂行为，哈！这样他们怕是拿不到几块金牌啦……” 当莫惠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立即出现了低沉悲伤的音乐，主持人用一种凝重的调子说:“她的母亲一定想念着她、可怜的孩子……” 中国运动员在这里吃不好、喝不上、居住环境恶劣，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人何曾表示过半点歉疚。所有上升的国旗都是星条旗，所有的旋律都是《星条旗永不落》，我们在屏幕上只看到美国人扣球、美国三流选手被欢呼。那些其他民族创造的辉煌功绩被隐去了，成为可怜的陪衬物。 这不是种族霸权主义又是什么呢？ 当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煞费苦心地把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散布给所有的看客时，他们可曾想到：一场最广泛最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系列剧即将在这里开演？ 一个大国在国际盛会上如此丢乖露丑，令我们怀疑它还是不是一个“大国”？我们直截了当地引用一句艾伦·金斯堡的名句： “美国是一个可耻的小国， 长满了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本届奥运会在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方举行，又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的电视播音员会不会说：“美国代表团出场了，他们代表团官员的那副轻狂儿，可实在不敢恭维……”我们会不会把他们的运动员赶到十二人一间的大房子里，说：“没有套间了！”我们会不会拒绝转播美国运动员站在冠军台上的情形，或把雄壮激昂的美国音乐换成《十面埋伏》？ 相反，照顾外国人、格外照顾外国人倒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 包括贫弱小国的来华人员，他们历来得到我国政府的照顾。我记得越南战争期间，大量在华的越南侨民享有跟我国公民一样的权利，那个时候实行配给制，越南侨民的生活待遇甚至高于中国公民的生活待遇。 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中国老百姓从来不曾有过什么议论。 这哪里又是“不惜牺牲别的民族的利益来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相反的，我们看到的却是“不惜牺牲本民族的利益来照顾别的民族的利益”！这种中国式的古道热肠有时候甚至到了几近于巴结别人的地步！ 北京亚运会之前、重庆的天府可乐集团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欲竞标亚运会广告权，全市为“天府可乐”筹集了约二千七百万人民币，当时一个城市拿出这笔钱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百事可乐区区数百万美元就将重庆市打个落花流水！这又叫人到哪儿讲理去？ 我们照顾外国的利益还不算多么？ 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当我们力主同“国际接轨”，为全人类的利益欢呼，而对本民族的欲望表现出克制时，我们应该好好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一位长者对我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值得我们学习。”“美国利益至上”在美国人那里、倒是没有人指责同人类现代化精神相悖。 一位体育栏目编辑说得好：“美国人只宣传自己而对他人的成绩不屑一顾，是所谓的‘大国沙文主义’，说起来也都挺狭隘的，但中国人与西方人彼此彼此，再多的怨言都能在同一血脉的贲张中化解，这是每个民族的根，也是每个人的根，爱国就是爱自己。” 难以想象：一个连自己都不爱、连国家都不爱的人，他会是一个纯粹的“天下主义”者？他会去爱“全人类”？ 我们接触的英国人比我们还民族主义。 我们看到的美国人，那样狂热地、狭隘地、非常排外地爱恋他们的宠儿，无原则地爱他们的国家。应该惭愧于我们的共容风范，“爱全人类”的角色由我们扮演，是不是有点太自不量力？ 所以还是多谈谈“中华利益至上”，少帮别人操心。 【编者按】这是一位名叫克里斯蒂的英国小姑娘写给她在英格兰的朋友海伦的一封信。她对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情绪也体现了我们关于美国对奥运会的态度的看法。 海伦： 刚才我们还在忍受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新闻报道。真的，这决不是开玩笑，除了极端的偏见外，他们的实况报道简直糟透了。无聊，讨厌，令人作呕。而爱克萨尔(疑为美国广播员——译者注)居然试图做到政治上的公正，而且自称是在文化上不敏感的！我们观看了整场游泳比赛，仅仅知道了托德(美国队员！)是在第五泳道，而他的妻子正因癌症而病危。甚至使我们认为要参加奥运会，你必须符合下面这些条件：第一，你有一位近亲死于乳腺癌；第二，你的妻子或丈夫正在昏迷之中；第三，你在这几年里曾生了一个孩子，或者你刚重返体坛(因为两星期前你退役了)。 当比赛中没有美国人或是只有中国体操运动员在表演时，他们就播放了一些关于运动员的简短影片。如果讲的是美国运动员，那么你将听到她们是如何富有献身精神地辛勤工作；她们有一只玩具熊，起名叫“毛毛”(她们也只是很普通的美国女孩罢了)；她们的妈妈，或是祖母，甚至是邻居的大叔正因为长到肉里的脚趾甲的手术而受着并发症的折磨。她们的金牌是为这些可怜的病人赢得的。 但是，如果讲的是关于中国运动员，你就会听到，还是在她七岁的时候，政府就发现了她的天才，而她的母亲则为了国家利益奉献了她。“她的母亲牺牲了女儿”(他们就是这样评论的)，把她送到千里之外。接着我们就会听到一连串的问题：“她知道女儿有个朋友叫魏蜜旺(谑称)吗？”“她知道女儿是谁吗？”“她知道女儿害怕什么吗？”“她知道女儿在新学校里有200个小姐妹吗？”他们拖长声调说个不完，好像是在唱葬礼的挽歌，而背景音乐就是丁丁当当地响着的抑郁的钢琴曲。 与此同时，当你真的看到中国队员时，一群女孩中没有一个看起来是健康、快乐的。而相反的是，美国女孩一个个食欲过盛，精神好得简直需要一剂镇静药。你能看到那些中国女孩脸上写着的压力，看到她们的父母，让你觉得她们是生活在疯狂的父母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中。而她的母亲正在忙着收割稻子。尽管她会夸耀女儿的成绩，但她可能根本就不关心女儿是体操运动员或别的什么。即使女儿受了伤或者可能再也爬不起来，她依然是那样爱着她。 美国的报道总是把别人最坏的方面给我们看。而你和朋友一起诅咒他们在奥运会上出丑。恨不得让他们在水里淹死，在场上绊倒，折断他们的脖子，让那该死的软球塞住他们的喉咙噎死他们！ 现在讨厌的“梦之队”正在同安哥拉队比赛(毫无疑问，我们又将听到有关每位安哥拉队员的悲惨的征战故事)。本来我们正在观看体操比赛的，而一些美国人可能认为他们无法在这个项目上获得奖牌，于是把画面切向了他们肯定会赢的篮球比赛。而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听到关于男子体操的消息了。 再说说发奖仪式，或许我该说说发奖仪式才对。本来观看奥运比赛的乐趣之一就在于能够看到不同国家的奖牌得主站到颁奖台上，看到他们在国歌奏响时的自豪和激动的热泪等等。而观在，好嘛，我们除了该死的星条旗之外什么也别想看到。只要不是美国运动员获得金牌，他们就不转播颁奖仪式、而我们不得不揪着心听“Ohsaycanyousee”(美国国歌开首句)。甚至他们得了银牌或铜牌的时候也不报道。噢！别想听到别国的国歌奏响！ 看看他们的开幕式吧： 非洲国家入场了——“这又是一个没有希望获得奖牌的非洲小国。”(他们难道从未想过他们的600个人和这么多派来的运动员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希望获得奖牌？) 古巴入场了——“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是打算回到哈瓦那的。” 伊拉克入场了——“这就是我们在海湾战争中所打的那个国家，他们可是有使用化学武器的嫌疑的。” 中国入场了——“不知道他们今年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正对违禁药品严厉制裁呢。” 接下来是开幕式上奇形怪状的服装： “这些是彼得·明赛尔为当地的游艺团设计的，他住在一个名叫垂尼达德的小岛上。” 末了，当一些纸鸽子被带进场上时： “这些鸽子是由屏幕上的女士制作的，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是完全由她亲自设计的，用了整整八个星期！” 然后就是关于她的全部履历，她从哪儿获得灵感等等。 八个星期？明赛尔甚至从去年就开始制作他的服装了。他花了一年的时问！所有的服装都是在垂尼达德岛上制作的，主要的舞蹈者和表演者也是从垂尼达德岛上来的，而我们所听得更多的竟是关于那些临时拼凑的镀铬小车的评论！ 海伦，我还可以说得更多。你看，所有的罗马尼亚人都被描绘成饥饿的无家可归者。而美国的体操运动员则全是漂亮、活泼的精彩表演者。 中国运动员肩负着国家荣誉的重任，而美国人则只是为了“去年去世的母亲”或“差点在去年死去的妻子”。 “从我七岁的时候，我就梦想着夺得奥运会金牌！”胡说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没有人会在七岁时有这种梦想。七岁的时候，你所梦到的是冰淇淋或是第二天与小朋友玩耍。那根本就是他们父母的梦想！ 这些人除了金牌外，对奥运会一无所知。他们以为在播放那些小影片和讲述那些愚蠢的故事时，他们是报道了运动员的人性的方面，而这是如此强迫！我们只要求转播比赛或其他的任何东西。只要求告诉我们体操运动员在做什么，他的动作名称是什么，他的动作难度与别人相比怎么样，不要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每天晚上都和他聊天。当运动员在场地中进行比赛时，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无聊的信息。在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想知道所有赛道的情况，我们想要的只是体育报道而不是神话传说。该发生的故事总会发生的。给我们展示各种不同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获胜。忘了你们那残酷的奖牌榜吧！它让我们离奥运精神越来越远。 我能为BBC(英国广播公司)做些什么呢？不错，他们也是有倾向性的(你确实看到了过多的马术赛事)，但那是他们不得不满足本国人的兴趣。我并不能因为NBC把这种倾向发挥到极点而责怪他们，但是比较起来，BBC会给你恰当的体育报道，一如他们报道别的集会。我的意思是当观看赛马时，你希望听到关于比赛的评论(比如他们已接近了五弗隆[英国长度单位，等于1/8英里]线，红瑞姆冲在最前面，纳瓦纳紧随其后等等)，而不是听他们介绍那匹该死的马简直像匹小雌马，它早餐吃什么，它喜欢什么颜色。 BBC会报道几乎每一个发奖仪式，会在结束时采访每一位获奖者，即使他们不是英国人；他们会向你介绍每个赛道上都是谁，即使只是预赛；最棒的是——没有广告！ 你的克里斯蒂 (注：此信由美国友人转来时，就没有标明写作日期——编者) 中国史在知识阶层看来，是一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于是有一种蛊惑人心的论调悄然滋长起来，这论调就是“分裂比统一好”。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分裂比统一好”思想的全貌，但我能够从零星的思想碎片里揣度出它的大致意思。 有人说：中国分裂的时代，往往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黄金时代”——由此他开始向往着未来的岁月，向往着那个在分裂的废墟上诞生的“思想繁荣”时代。 问题是，未见得中国分裂期就是思想的繁荣期，我们可以举出“五胡十国闹中华”及五代时期的黑暗例子来。 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从这个论断中看到了文人的趣味同芸芸大众国家观的悖论。文人的飞扬跋扈，文人们对民众朴实的忠诚观的蔑视，令我们感到作为文人的羞耻。 是统一好，还是分裂好？这一点根本不用煽情于民意。对于知识界来说，民粹的思想还是应该要一点的。 不管中国历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何运作，统一的趋势永远在压倒分裂的运动，任何统治者和他的臣民、军队都是在不懈地追求着国家大一统的目标，至少在道义上是这样宣称着的。项羽为什么失败？正因为他逆秦朝以来形成的中国统一大势而动，故他的失败不值得同情。 龙子龙孙的选择，首要的前提是保障中国的统一。当西方欢呼苏联的解体、谋求欧盟的联合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多么需要明辨“统”、“分”之争的是与非。 一个分裂的中国将比分崩离析的苏联更具有灾难性，分裂的中国人民会遭受更惨烈的战祸。 龙子龙孙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着一个独立、统一、亟待完整的中国。现今的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台湾及钓鱼岛、南沙诸岛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议题，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及发展的前提。 为什么我们要指斥那些学理深奥的“分裂”论者为中国的国贼和罪犯？这不仅是一个纯洁的荣誉和道义问题。我们应从历史以及国际政治的冷峻现实中加以辨明。 首先，中国的分裂是否能够促进中国人蕴藏的精神的激活？答案是否定的。有言之凿凿者说尽管中国历经了苦难深重的近现代史，但不断涌现的英雄人物仍然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质量”。这是屁话，少数英雄人物虽令西方刮目相看，但并未改变中国晦气重重的命运。当外族凌辱不断，神州战火连天，任何远离富国强兵轨道的悲怆抗争绝无“质量”可言。如果说今天仍抱定这种观念，来认定中华民族的动荡和离析可以实现历史的进化和民族的更生，那注定会导致中华民族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再落后一百年，这种落后会使中华民族成为永久性的落伍者和货真价实的劣等民族。为什么要如此苛责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在中华民族进入世界体系良好循环的伊始，以神秘而恶毒的诅咒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不可饶恕，中国人民即使再勤勉，也不能避免再次临受深重痛苦的命运。这种危言耸听的理论，实际上表达了少数中国人对现行权益分配的不满，于是乎借“痛苦的复兴”之名，来掩盖其欲壑难填之实。如果对这种出自沙龙的罪恶论调不加以剿灭，将来的某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因哄炒这一理论成为世界诸民族中最可耻的知识阶层。 其二，即使“分裂”理论可以被视作一种有着反思和审视价值的理论——我们注意到一位意大利著名参议员以中国地域经济差异来探索中国分裂对经济发展的某些“好处”，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分裂”论者最重要的论点之一——但是观照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它的冒险性和危害性也会将中国人民带入灾难的深渊。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一个家家户户拥有《普希金全集》的苏联，她的人民会因自由理念而选择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道路。她会尽力使这种分裂之路变得安全和不伤元气。而一个全民族教育水平亟待提高的中国，会在分裂之路上面临什么样的灾难呢？首先，道德水准低下、弹冠相庆的新权贵们会将其精力放置于权力斗争之中，而置人民的辗转呼号于不顾。中国因其派系之争回复到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会涌现人数更多的立场迥异、各为其主的常备军，会在昔日和平的地区开辟更多的战场。本着“战争是高消费”的铁律，未来“前中国地区”的军队会无比贪婪地盘剥各地区财政、勒索各工商集团，人民将避兵如避匪——中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将无法用岁月来消解。中国的财富将在一夜间化为乌有并成为国际商贷信誉的重灾区，世界各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将告诉他们的观众：“什么是二十世纪？为什么说二十世纪是人类仇恨最为深重的世纪？请看来自前中国地区的画面，它会生动地告诉你——什么是二十世纪。”可能某一个中国惨重命运的承受者和见证人会依此写下史诗，并藉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某一个无力回天的政客会因其绝望的、令人心碎的努力获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希望藉此机会以中国的痛苦来照耀人类思想的话，那么龙子龙孙们会唾弃这种可耻的“选择”。 龙子龙孙们正在意识到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选择。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世纪——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肇始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和舶来品双重轰击下缓慢启动的，而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幸成为世界发展性危机的受害者，这个时期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抗击倒退和抗击民族灭亡的历史——与发展无关。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化”的进步成果几乎全部为战争机器耗尽，我们看不出5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乡镇与十九世纪末的农村乡镇相比，有什么令人可以觉察的进步。除了上海市变得更像一座城市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五十—年中国几乎没有可以做为广告标签的“进步”——可能知识分子的痛苦感和使命感有所上升，人民因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变得纪律严明和精神振奋，但中国的经济形态是停滞的，除了因战争锻炼出一个有纪律有理想的干部队伍外，中国的这五十年发展在人类的经济史、法制史、科技史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现代化以崭新姿态重新启动，进行了一次结构性大调整，“赶英超日”口号激起了中国人的希望。中国并非封闭地发展，那个时候对苏联是全面开放的，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等部门都推行苏联规章制度，“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代化被大多数中国人理解为“苏化”。这种发展模式上的依赖使我们在中苏决裂后蒙受了痛苦的代价，直至反修防修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再度濒临崩溃的边缘。 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停滞和危机后改弦更张，再次进行大调整，走上了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增长势头——这时候几方面担心出现了：一方面是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担心，对片面追求高速度而对隐蔽的长期性负面后果视而不见的担心；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心；还有一方面，是对“全盘西化”的担心。 如果说以上的种种担心是出于对中国命运的忧虑，那么，每个龙子龙孙应善待这种忧虑，并应同样为着中国的选择而殚尽精力。但龙子龙孙们坚决反对一切企图：一切以“针砭弊端”之名抹煞中国进步成果的企图，一切以“中国威胁”之名围堵中国、封杀中国的企图，一切以“国将不国”之名让中国重新回到封关锁国、左倾路线猖獗老路上去的企图——想搞倒退的人同外国利益代理人一样，都应被斥之为中国的国贼。 龙子龙孙们应成为中国上升的臂膀，为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而辛勤劳作。同时他们应寻求一种尊严，这种尊严不因经济的依赖而视为负面因素。龙子龙孙们明确现阶段的使命，独立、尊严、有成效的发展，应抛弃“尊严和财富二者不可兼得”的悖论。国家的尊严和国家的财富增长并非水火不相容，正如改革开放与国家独立并非水火不相容一样。 从世界意义上看，西方以征服和道德代价为基轴的文明形态已经发展到极致，而东方文明的集体意识、天人关系和道德伦理正在倍受关注；东亚的全面繁荣证明了东亚诸民族的民族声望正在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应对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充分的估计。 中国应在不消失民族特性的前提上构建自己良好的多民族国家形态，应鼓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潜力的创造，使所有的兄弟民族在文化品质上长足发展，再现盛唐民族伟大融合之梦。经济上对民族地区因势利导，必要时应授予更多的优先权。次南亚经济合作区域和中亚经济合作区将促进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国际经济融合。东北地区也是如此。内蒙古的发展应以更多的工业投入使之成为发展规模可与内地沿海等量齐观的发展地区。西藏应继续得到以中央实力为后盾的优先照顾，西藏的文明应在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一切将保障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大。 中国人的选择将立足于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毫无疑义地，中国将与一切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由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人类合作思想，将绽放出永恒的生命光辉。中国将根据她的人民的愿望确立外交合作的亲疏急缓。中国应为未来的公正合作奠定基础，中国人的视野将放诸孙中山所说的“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合纵连横的外交艺术将光大中华的文明智慧。 龙子龙孙将选择光明的中华大道。 康德曾经这样昭示过世界：“武器的进步将使战争变得不可能。”毁灭别人，同时也会使自己毁灭，更会使人类毁灭的核武器出现后，康德的这一预言似乎在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得以验证。但理性的康德似乎忽略了另一类危险：理性并非时时刻刻都在战胜着非理性，大规模的战争总由不惜毁灭自己的狂人发动这一点就是一个明证，当理想之光还没来得及威慑疯狂的时候，被膨胀的帝国野心驱使的国度，依然有可能使战争变为现实。 中国再一次选择了“隐忍”——需求一个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意愿太强烈了，以至于她表现得不如去年的法国，甚至不如今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她不愿意将世界的纷争引向自身，更不愿意提供一个别人所需的“破坏人类和平”的借口。面对有丰富的核试验经验的美国以“人类和平”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的胁迫，中国改变了自己防卫战略的重要一步。 随着中国宣布暂时停止核试验，并就此与美国达成协议，表明美、俄、英、法、中五个有核国家都已同意支持核禁试条约草案。最近联合国已通过了有关的决议，人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核威胁似乎越来越远。 但未来的天空并不如所幻想的那样明媚，越来越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借助核大棒来达到自己的霸权目的。这个霸权行径的重要一步，可能就是利用“中国威胁论”在亚洲布置核武器。 一、美国热衷核禁试仅仅是为了束缚别人 美苏核竞赛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但在这场竞赛中拼命开发研制核技术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美国，并不因此就放松了它的核威慑。出于霸权主义需要和因为在核技术上领先别国的优势，为了确保自己的优势长时期地保存下去，美国转而支持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这并非仅仅表明美国愿意在核武器方面保持现有的优势，相反，在核禁试条约全面签署之后，它将有可能在条约限定的试验对象之外，继续进行核试验。 核禁试条约的宗旨之一，就是阻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开发新型核武器。但正如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不结盟国家代表要求在条约申明确写上有核国家要承担放弃开发新式核武器义务，所显露出来的不信任和担忧的那样，美国正推行一项叫做“管理工作计划”的方案，试图在将来可能使用计算机来进行新式核武器的开发和试验。 这项计划预计在今后10年内将投入400亿美元，用于建设从事核武器开发的高技术装置。 美国政府对外的正式声明中声称，把这些装置进行的模拟试验同过去核试验的数据加以综合，再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试验，以“确认现有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但显然这是一种掩饰之辞。其真实意图是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确定设立新式核武器的能力。把核武器爆炸分成各种因素，通过各个试验装置，力争实现在规模和精密程度上进行前所未有的模拟试验。 当这种模拟实验技术成熟后，美国一方面利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防止核扩散条约来束缚其他国家开发核武器；一方面自己可以利用已经掌握的大量核试验数据悄悄地研制新式核武器。 正如以前的裁军条约反而使美国的军备更加强大一样，美国继续在核禁试方面推行看似平等而实则不平等的、旨在限制别国的规则。除非它对彻底销毁核武器进行明确表态，否则，真正的核威胁就不会消失，世界和平的前景仍将笼罩一层核愁云。 二、美国所谓的“对抗扩散构想”，是为准备使用核武器寻找理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将核武器作为未来打击力量的主要部分进行了计划制定。 根据1993年克林顿政府确定的“对抗扩散构想”这一战略，最近美国已数次表示，对于那些企图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国家，美国有可能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发制人的攻击。 1996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利比亚存在“地下化学武器工厂”，美国国防部紧接着宣布有可能对利比亚实行攻击。助理部长贝肯说：“有可能动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会使用B61核炸弹。”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为其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进行舆论造势。克林顿4月份访问日本，在“独立”号航空母舰上继续强调来自“无赖国家的威胁”。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谈及“对抗扩散构想”时再次声明：“作为遏制力量，美国的常规战斗力和核武器战斗力不仅必须强大，而且必须明确无误地告诉对方：美国准备使用这些战斗力。” 另一个迹象更说明美国有可能为在以后的军事打击中使用核武器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原定的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拥有核武器的指标，已由5000枚增到10000枚。在增加的部分当中有大量是供应紧急派遣部队使用的核武器。 所谓的“对抗扩散构想”，与美国“准备同时进行两场地区性常规战役的计划”一样，只是美国扩充军备的又一个无中生有的想象式的借口。所谓的“对抗”的实质，是美国自己寻找的对抗；同样，所谓“扩散”，也只是对美国霸权扩散的“对抗扩散”。它是美国逐步统治世界的一个进攻性构想，而并非是其表面上呈现的防御态势。 所谓的“无赖国家”，也不确定。从克林顿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猜度出目前美国称的“无赖国家”，大概包括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国。随着时势的变化，这个“无赖”可以随时增加，必要时还可将中国、欧盟囊括进去。因为不是“无赖”的国家在美国看来，只有“美国”一个。 一国元首，公然用“无赖”这个字眼描述别国，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在外交场合上，很少这样称呼对方。即便是某个国家的确“无赖”，那也是针对美国无赖的无赖；时易势移，不知美国将来与这些国家握手时，又将自己置于何种地位，或许美国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不会与“无赖”握手，但这又透出了另一种阴险：美国将逼迫这些国家永远去当“无赖”，直到这个“无赖”分崩离析为止。 三、中国等有核国家和众多无核国家应积极制定反核战略 美国在核试验上抑制别国，发展自己，以及公开承认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策略，只能将核威胁的因素弄得更为复杂。如果说冷战期间的核威慑来自对立的阵营，尚因目标明确、不易妄动而能给人以些许安慰的话，现今却处于随时有可能到来的危险之中。目标的不确定性及使用的随意性同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 美国以全副武装的美国是“人类和平的需要”为由，以强于中国军费开支10倍以上的财力继续扩充自身的军备，现在又在核武器上大耍花招，再加上“中国威胁论”的制造和日美安保体系的建立，不能不使人有这样的担忧：未来有可能在西太平洋美军基地，诸如关岛、冲绳，布置近距离杀伤性核武器，对所谓中国的“威胁”施行“反威胁”，来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 对此，在亚洲，中国唯有团结亚洲各国对日本进行施压，对事态的每一步进展进行前瞻性的密切关注，制定各类中长期的防御措施，比如迫使日本达成不建造核武器，不在本土布置核武器等承诺，以积极的方式来维护亚洲自身的和平；针对美国，应联合亚洲各国，与美国进行坚决的、不容置疑的对话，要求其承诺不在亚洲布置核武器，遏制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行径和扩张行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等五个有核国家以及众多的无核国家，应努力要求美国承诺不使用核武器，以及为逐步实现全球范围内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否则，核大棒的阴影将继续笼罩人类的头顶。或许它最终不会发生，但美国以此要挟别国服从其霸权，则是肯定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康德的话倒是得到了验证，不过这是一种悲哀的验证：武器的先进使战争变得不可能，而使不通过战争的霸权变为可能。 有理由认为，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和某些权威机构，将《中国可以说不》说成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霸权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并非出于本能的震惊和解读上的误解，而是有意的歪曲，是继“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之后西方又一次人为地制造来自中国的“恐惧”的卑劣行径。 一系列民意调查结果和《说不》在神州的风行，使得西方不得不悲哀地检视：他们对中国青年一代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们可能觉得有些委屈——“孩子们，你们还年轻，我要纠正你们的思想。”当年的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大喊大叫的，然而与会者嘘道：“安静些，纠正谁的思想需要中央委员会来决定。”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愤怒不是一项“时髦”时，他们便开始“反思”了。 但正如制造“中国威胁论”所昭示的西方不可告人的动机一样，他们的“检讨”和“反思”——如反思为什么“没有采取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所隐含的“狡诈”信号一样——并非真的希望美国外交出现革命性的转变，而依然是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寄希望于技巧性的转变。 西方的恐惧其实也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恐惧”之一：西方文明中心地位的动摇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她将以中国的崛起和强盛为代表”，这一言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么《说不》无疑是中国青年为使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这一历史机遇相契合而发出的呐喊，这呐喊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必须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为基础。 但正如强大孕育着危机，压迫孕育着反抗，西方文明一百五十年来对中华民族的凌辱，也使西方产生了一种害伯中国百年国耻后仇恨大爆发的集体恐惧意识。这种恐惧在西方文明侵略性实质显露之时就已产生，“别惊醒了那只东方睡狮”这一句拿破仑名言，就包含了这种恐惧心理。 在西方看来，永远消除这一恐惧的办法，唯有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来一次彻底地倾覆。但不管西方怎样极尽倾覆之能事，暴戾如“火烧圆明园”，阴险如“鸦片和梅毒”，百多年来的交锋虽使中华文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但并末达到最终征服的目的。相反，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忍耐延续着生命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风格吸纳着西方文明。虽然这一吸纳过程极其缓慢甚至时而发生几近覆没的灾难，但中华文明终于在二十世纪的末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复兴的曙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展现不是以单个中国的崛起，而是以整个东亚地区东方文明整体复兴来体现的。 东方文明的复兴是以不拒绝吸纳和共容来对待人类社会所有价值的，许多东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然而西方文明表现得恰恰相反，以血腥掠夺为前提而发达起来的西方，以推行“西方文明中心论”，否定其他文化价值的方式来维护其权威。就连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被西方作为一次倾覆机会来予以利用，“和平演变”就可以体现这一点。长期游离于“世界现代文明”之外的中国，近年来以不隶属于西方文明的的方式获得了巨大进展的事实，无疑是对自我感觉良好的西方的一次打击。 中华文明的再度崛起和她的必然选择，正在冲破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神话，也就产生了西方对现有地位即将失去的“恐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引入，也同样动摇了“全盘西化”理论的根基，它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富有与贫困非此即被的现有意识形态格局中，以非此非彼的第三种选择向西方文明体系发出了质疑和挑战，进而动摇了发达国家赖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固有观念。出于维护其优势的需要，西方必须在中华文明最终崛起之前，用事实“证明”这种与众不同的崛起是“错误”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任意夸大中华文明落后的一面，而将中华文明继续排斥在世界文明之外，拒绝她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共生机会，为在现实中遏制中国的成长制造思想基础。正如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在《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一文中所说：“这场斗争没有意识形态成分。” 为了能够更好地压制这种觉醒，消除“恐惧”，西方将东方文明的复兴定性为对西方文明的“侵害”，以此加大西方民众的“恐惧”，其用心的确良苦。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与其说是对东方复兴的关注，毋宁说是对西方衰落的警告。正如马哈蒂尔所指出的，将所谓亚洲的崛起看成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倾覆，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阴谋”。 最近有一种言论，说未来世界可能将由“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共同主宰”，这其实也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论调，言外之意就是基督教文明将被压制。这种将西方文明固有的侵略性推及于人，利用世界大势制造“恐惧”的做法，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混淆是非，制造敌意，来强化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 “恐惧”之二：西方既得利益格局的错动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以“中国特色”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尊重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她用事实对西方文明道路的质疑，使西方发达国家制造别国贫困以维护其利益的战略受挫。同时，强盛意味着更多利益的获取，中国的崛起又恰恰发生在冷战结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组的时期，西方会担心引发西方控制下的现有资源分配及政治经济格局的超常错动。 这当然是西方所不愿看到的，同时，这也与美国欲独霸世界的帝国战略相抵触。 美国最终的目标，并非其所标谤的那样，在“全世界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的梦想”(布什语)，而是最终在全球建立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帝国体系。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早在罗斯福时代，美国就确立了这一目标。罗斯福的顾问斯皮尔曼就曾明确指出：“我们早晚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废除各个国家的独立主权……这是为了美国的最高利益。”而美国的这个“最高利益”，在现实中，是以其不断扩大的战略性经济利益的获取来体现的。美国的战略体系无不以经济利益的最终实现为目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也是它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而苏联恰恰是因为忽略了战略体系中经济利益的获取，最终被军备竞赛拖跨而导致了失败。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强大，只有更加扩大其战略性经济利益所需的战略范围。由于东欧阵营的解体，西欧“近水楼台先得月”，确立了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格局；而中东和平进程的显现，使该地区冲突逐渐减弱，在利益分配格局既定的情况下，美日联盟自然将目光盯向亚太地区；而确立在亚大地区的霸权地位，焦点就集中在东亚，特别是中国身上，如何更成功地制伏中国，就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 西方“恐惧”的目的：遏制中国 西方的这种“恐惧”，在其所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及其类似的论调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露。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西方拥有很大的认同市场，其基本原因在于：一则，就思想意识而言，它只不过是西方长期精心炮制的“黄祸论”的翻版及其在战略上的延伸，具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二则，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现实利益上，中国的崛起所引动的世界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和分配，“威胁”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海外掠夺和资本累积所赢得和创造的利益格局。 美国及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大致可分为“文攻”、“武斗”两种。 所谓“文攻”，即如我们所揭露的，利用意识形态及种族文化差异，误导民众，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恐惧”，孤立中国；用西方价值论的标准对中国采取“攻心战”，诱引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软化中国国家主权意识，分化其民族凝聚力，为分裂中国作意识渗透。 攻击中国人口政策及炮制“中国粮食威胁论”的用意即在于此。这两个论调的相互矛盾也正好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日联盟欲置中国于死地的丑恶心态。一方面，正如《说不》所揭示的，他们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大旗，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大肆攻击，给中国贴上“强权专制”、“非人道”的标签；一方面又不打自招地以“粮食威胁论”来制造恐惧。所谓“粮食威胁论”，意即中国未来宠大的人口将消耗掉本应属于他国人民生存的物质条件，这种故意“忽略”了技术进步及其他因素可以解决粮食增产问题的论调，其用意就在于制造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恐惧和仇视，为遏制中国制造“凝聚力”。但这一论调的荒谬之处还在于：即便如他们所愿地，将中国分裂，中国总体人数仍然是那么多，他们将怎么办？看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依赖科技进步，增加粮食的同时用强权手段抑制中国人的消费；二是利用恐惧和仇视，采取人口淘汰计划，即实质上的种族灭绝，将这一所谓的“威胁”彻底消灭，不给中国人以壮大的机会，他们也就从此彻底摆脱了“恐惧”。因此警告中国人：不能对西方报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否则中国人将失去发展自己的机会。 所谓“武斗”：即加强日美安保协作的同时，让日本跳出来，牵制中国；在东南亚各国中挑拨离间，加大军备竞赛力度；武装台湾，制造台独及西藏独立，激化中国民族内部矛盾，使其内耗增大，迫使中国走上原苏联扩充军备的道路，将中国发展经济的精力和资本引开，将中国拖垮。 对于日本来说，“遏制中国”是它在亚洲取得霸权的重要一步，所以它首先积极地参与炮制“中国威胁论”，以引起亚太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孤立中国。 近年来，东亚地区如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中国南海、南亚大陆各种潜在矛盾被有意激发出来，就是美日联盟决定用地区冲突，遏制中国的表现之一。 总而言之，任意歪曲《说不》的影响，制造中国威胁已现端倪的口实，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孤立中国。 近日来，“遏制中国”的战略不再那么响亮，但这并非说明没有这个战略或者这个战略已被取消。 中国需要一柄双刃剑 针对美日制造的“恐惧”心理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为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中国必须祭出自己的“双刃剑”。在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利用政治、经济手段稳定周边国家的同时(中国政府已然在这么做)，必须利用美日联盟和美日欧联盟的内部矛盾，机智灵活地进行斡旋，这也是“反遏制战略”的宗旨所在。如利用美日贸易摩擦，根据时势不同，在进口产品上采取抑日扬美或抑美扬日的方式，用市场份额转化矛盾的爆发，使日美联盟进一步产生松动，使其“遏制中国”的凝聚力减弱，最终为其实质性解散制造动力；利用美、日与西欧的矛盾，大力开展与欧洲联盟的合作，积极引入其规模资本投入，加大欧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强度，迫使美日“遏制中国”的战略遭到中国之外的强力抵制，使其最终导向失败。这可以从《赫—伯顿法案》及《达马托法案》引发的西方之间的矛盾中看出端倪。 除此之外，军事力量的加强当属首要任务。但这必须提防陷入前苏联被美国牵着鼻子大搞军备竞赛的圈套。国防力量的制订应依据以下三条：中国必须首先保证不出现内乱的需要，保证足以震慑“台独”势力的力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前提才不被改变。一旦“台独”、“藏独”得以实现，必然引发民族分裂的惨剧，而这是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之一；二则是为了防止在美日挑拨下，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领土、领海主权进行的挑衅；三是能够在稳定亚太地区中起主要作用，抑制、震慑各种潜在矛盾，在不使其激化的情况下，为和平解决这些矛盾，提供力量支持。 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印巴问题上，应主动参与斡旋，将各种矛盾消化在中国之外，不使其变得对中国不利。对于日本力量的增长，特别是政治、军事力量，予以遏制。 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仍将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放在首位，加大中国西部开发力度，消除地区差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注重国民素质提高，召唤民族凝聚力，使整个中国纳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以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强盛以及民族的凝聚来对抗“遏制中国”的战略。 西方的“恐惧”，既是对其自身衰落的恐惧，也是对中国觉醒的“恐惧”，更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中国的觉醒，正如《说不》体现的情感抉择所昭示的那样：是西方制造“恐惧”而对中国进行围堵的结果；同样，中国最终的强大，也会使西方最终认识到：正是他们制造的“恐惧”所引来的压迫，加快了中华民族的超常凝聚，而这，正是中国崛起并强大的唯一动力。 有理由相信最近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所谓的转机只是一种表象，中央情报局近日来的举动、显现了美国对华政策所谓的“保持接触”的实质和目标：继续“和平演变”，也就是颠覆，最终将中国搞乱，扶植亲美傀儡政权，进而控制亚洲，为其世界帝国的建立扫平道路。 人们应该记得六十年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中央情报局公布后，在东欧引起了巨大动荡和骚乱这一史实。引发匈牙利暴乱及苏联出兵匈牙利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央情报局控制之下的“自由欧洲电台”。它通过长期的煽动性广播，以“民主、自由”为旗帜，诱骗东欧阵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终于搞垮了东欧，将其变成美国控制下的西方经济的倾销市场和二流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的建立、就是中央情报局这一成功模式的翻版。不过，它将比“自由欧洲电台”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在利用广播这一媒体的同时，还将通过卫星输送所炮制的各种电视节目以及利用其它媒体，对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进行“攻心”战。 这一举措的落实，多少带有点恼羞成怒的意味，因为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所搞的一系列活动，一直都不很成功。大的事件比如：策动“金三角”李弥部队进攻大陆的失败；训练并输送国民党特务搞游击以致于自己的特工人员被抓；朝鲜战争错误估计中国不会出兵；训练西藏反政府武装进攻西藏的失败；精心培植的台湾“黑猫中队”的失败；越南战争没有能够切断胡志明与中共的联系和来自中国的援助；利用“文革”后期反红卫兵情绪搞乱中国的阴谋的流产；插手“天安门事件”反而暴露自己等等。 小的就更不胜枚举了。招募海外流亡分子，利用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特工以及曾在中国驻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各国的使馆内招募特工人员等行动也都不是很成功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就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他因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成为中央情报局东亚处的新星。在布什任中国大使期间，李就作为中央情报局驻中国站站长来中国开展情报活动。到1989年，他已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正是他派中央情报局特工与天安门前的“敢死队”秘密联系，一手策划了营救所谓“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为这些人在大陆躲避追踪提供了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快艇和海岸逃亡使用的各种武器。正是他告诉布什：这场学生运动不会达到美国所期盼的立即颠覆中国的目的。当他的过分举动受到美国人的攻击，要求撤销他驻华大使的职位时，布什曾为他辩解说：“他是我们在中国最后的监听站。”据可靠消息说，李在离开中国时，还发展了两名“民主人士”作为其最主要的特工，长期潜伏大陆。 相对于这些高风险、易授人以柄的举动而言，电台、电视这样的媒体无疑更具随意性、煽动性和摧毁力，更符合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奉行“心理宣传战”的原则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进。 那么，“自由亚洲电台”将在今后的活动中采取哪些针对中国的方针呢？根据中央情报局及美国的惯常行为，不外乎以下几项举措： 一、鼓吹西方价值论，诱导个性膨胀，软化中国及亚洲各国文化的防御性能，摧毁其公共伦理道德和民族觉醒意识；以世界主义为掩盖，为其大国沙文主义的盛行营造舆论基础。 二、诱骗中国知识分子及人民策动政权分化；针对中国及亚洲国家现阶段为发展经济所必须采取的强调集中、强调整体的特征，攻击并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功能，鼓吹政治改革，将中国及亚洲经济引向混乱。 三、激化民族矛盾，制造中国等亚洲各国的内部民族斗争。增加其内耗，延缓并遏制其整体民族凝聚力的增长，使其发展失去内在动力。 四、鼓吹西方经济体制，以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价格理论、高消费理论、私有制理论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自我保护机制，遏制其经济增长，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借鉴过程中，以催生方式制造混乱，达到其控制中国经济，获取殖民利益的目的。 五、以贸易优惠政策为诱饵，在转让技术、资金投入政策方面攻击中国及亚洲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应变措施、为制造其内部经济紊乱进行煽动。 六、分化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紧密联系。在各国之间制造是非，挑拨离间，鼓吹来自中国的威胁，为孤立中国制造舆论。 七、紧密观察该地区各种动向，随时调整舆论方向，对中国及亚洲各国内部出现的各种暂时性紊乱进行舆论攻击，将每一个可能的动乱因子引向扩大化。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举动，比派遣数百名特工或几支别动队更具威力。“自由亚洲电台”的电波无疑是一张巨大无比的斗蓬、裹挟着各种精心制造的诱饵和无数大小不一的匕首抛向中国及亚洲各地。少不得会有那些过去的“民阵”、“民盟”的前精英们纷纷粉墨登场，针对中国人民进行煽动蛊惑，针对我们的学生、青少年展开诱引，以便营造美国在中国的未来基础。 中央情报局这一明目张胆的举动，凸现了美国在亚洲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了其装扮在“道义”外衣下的推展世界霸权的心态。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央情报局的资金和威逼利诱下，亚洲地区的新闻“自由”将被美国的新闻霸权所笼罩。 当然它派出的记者也不仅仅满足于此，少不得继续发掘这一地区的民族败类为其服务。从蛛丝马迹中窃取经济、工业、政治、军事、文化、技术情报；资助这一地区所谓的“民主人士”为其呐喊助威；继续炮制各类“吴弘达事件”，煽些阴风，点些鬼火，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它也从此不必煞费心机地操纵别的媒体，制造一些小道消息，就像诋毁《中国可以说不》那样——有个人找到了张藏藏，声称中央情报局要告《说不》作者，然后台湾某报发布了这样的消息：《说不》的作者害怕中央情报局的控告——来间接进行舆论活动了。 同时，正如当年“自由欧洲电台”教导东欧民众如何偷越国境，然后将其训练为特工返回东欧，以及收买一些知识分子为其效力一样。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的令人悲哀的境地：呼唤、迎接并扑入美国怀抱里的结局，只是可悲地成为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的工具。 “自由欧洲电台”曾教导东欧民众如何使用武器，如何与政府进行抵抗，如何进行性爱游戏，不知“自由亚洲电台”还能搞出些什么名堂。不过凭中央情报局五十多年来形成的超凡能力，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会将这个媒体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为美国政府完成那些无法通过公开手段实施的任务。 另一个”颠覆中国”的计划，是美国自70年代起就制定好了的制造台湾独立计划。1971年中央情报局提出的一个报告中，建议美国推行一种循序渐进的支持台独措施，即逐步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美国设法就台湾的地位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最终确立台湾的独立地位。中央情报局已将希望寄托在民进党身上。台湾一旦独立，颠覆中国的目标无疑又放在了华南、华东沿海地区了。 但正如“苏加诺性丑闻”没有搞垮苏加诺，颠覆伊朗政权却使伊朗政权更长久地存在一样，首先将自己置于阴暗角落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期望于阴谋诡计，也更说明美国在远离道义之后，美国文化智慧的衰变和影响力的日渐孱弱。 五位年轻的作者因为写了一部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435页尖刻的、辩论性的书而名声大噪。它是敌视外国的偏见和新民族主义的混合物，跟30年代日本的言论一模一样。这本书通过了无处不在的中国政府的审查，而且在过去一个月里卖出10万多部，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赞同。 与此同时，因首都天气炎热和尘土飞扬而呆在家里的电视观众被第五次播放的一部肥皂剧《洋妞在北京》所吸引。从剧名本身看，就不言自明了。传达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外国人是令人讨厌的人。 这本书和这部肥皂剧都是中国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情绪在政府鼓励下不断高涨的迹象。 甚至据认为是一种国际亲善场合的奥运会也提供了一个指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讲坛，中国指责它们对中国运动员抱有所谓的偏见，而实际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不及一些人曾经期望的那么好。 亚洲国家的外交官和部长们感到忧虑的是，这样一些迎合民众的露骨表现，是走向更加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趋势的外部征兆。这可能导致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并使中国走上朝着愤愤不平的孤立主义前进的道路。 亚洲地区国家的一位外交部长问道：“它将在一项领土要求中炫耀其实力吗？我不知道。可是，我们不得不让中国人知道比赛的规则。” 写《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年轻人会对上述的种种说法嗤之以鼻。他们喜欢把自己说成是“新义和团”。义和团是本世纪初在中国皇室支持下兴起的暴力反抗西方影响的运动。 这本书的书名用的是80年代日本的一本畅销书的书名，这是一种剽窃知识的行为。《日本能够说不》是由一位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和索尼公司前董事长合写的，为了使西方知道日本能够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然而，《中国可以说不》主要是一种偏执狂的言论，而不是一种对贸易制度的讲道理的批评。它一开始就提这样的论点，即中国必须抵制美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以此对美国进行“反击”。作者们声称，美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阴谋来阻止中国上升到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 他们还声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大力开展活动，如通过诸如向中国青年散发性指导传单来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前美国电视新闻记者康尼·钟(音)被指责背叛自己的根，为损害中国的利益效力。她的罪过是写了一篇关于曾为北京当问谍的中国移民的调查性报道。 该书的一些章节中包含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熟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它对来自好莱坞的一场“文化侵略”和美国的多国公司的剥削性投资政策的抱怨，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可是，该书的其他部分散发出一种真正的沙文主义调子，同时显示出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和对中国境外情况的无知。 例如，在提到19世纪的鸦片贸易时，书中把英国讥讽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毒品贩子”。关于美国人，作者们说，“美国人的举止是蛮横无礼、令人讨厌，而且是寡廉鲜耻的”。 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还是东南亚国家都没有想出对于中国几乎是对南中国海的全部水域提出的领土要求应该怎么办。这涉及到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和可能存在的大量的自然资源。 亚洲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局势)还没有开始沸腾。可是我不认为现状会持续下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全世界将发现可以说不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文化这个词所应有的高尚、深远、悠久和文明内涵至少在现今的美国已经很难体味到了。从人们既定的认知经验上看，每个民族(或者种族)所提供的文化内涵，应当代表着这个民族最高尚的理念和道德追求，以及他们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和贡献。但是今天，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悲哀地看到了对文化的另一个全新的解读方式：美国电影。这个解读的唯一表达形式就是：亵渎文化。 一、好菜坞：焚烧世界 多元文化这个词组什么时候蹦出来的，本人无法考究。但1986年我在上海上大学，整天迷醉于欧美文学及文化理沦的时候，还很难在有关美国的典籍中发现这个词。但近几年它被频繁地使用、论证，的确在表象上展现出美国文化的繁荣和平景象。你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美妙景象：五颜六色的图案由各个拒绝同化的部分构成，它们在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下保持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生命形成。 但我认为，自五十年代以来用于描述美国文化的另一个形象的词组“大熔炉”，无疑更贴近美国文化的本质。美国主流文化熔化、改铸、阉割各种弱势的异质文化的事实，使“文化多元”仅仅成为一种表象特征和美好的企盼。 我常常想，二百多年的历史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文化，它是否已具有深厚的根基？我不能妄加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呈现的多元还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混乱和无序。二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无法将各种文化完全融合，它所铸就或提炼出的，是一种质地不纯，容易分化的混合物。 而这个混合物，最先融合到一起的，就是各种文化的娱乐功能，并且每种文化在扭斗的过程中所坚守的深远根基又反过来强化了娱乐功能的融合。 这种娱乐功能所具有的文化普遍性在好莱坞的电影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和使用，又使其在推展过程中被各种不同的文化较为容易的吸纳。 这就是好莱坞电影得以传播的最基本的因素。 娱乐本无可厚非，但文化根基的差异与娱乐功能吸纳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又迫使娱乐功能进一步走向表象，这个表象在电影中表现为对视觉及听觉的刺激。商业利益的引入迫使好莱坞在这个向度上走向专业。于是，我们便看到好莱坞绚丽多彩的银幕世界。 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令人悲哀的是好莱坞越来越陷入商业利益的漩涡，而将作为目的性的文化娱乐功能变成了攫取暴利的手段。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好莱坞以远离文化底蕴的方式“焚毁”着人类文明。 二、“不道德的交易” 现在这个手段开始侵害我们了。 在与美联社一位朋友交谈中，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美国太不负责任了。他说：这不能抱怨美国政府。美国是个商业社会，为了商业利益，一切都是对的。美国政府没法管，也不能管，只能支持。我说：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吗？他无奈地一笑：是没这个责任。 没这个责任。 换了中国、法国，能这样做吗？拍个色情镜头，加上点暴力，随便给予别国。轻率地没有这个责任的地步。 因为大家需要。美国朋友又说。 我没话可说了。有需要，哪国需要，责任便在那儿，不在我美国。你们自己的人贱，你们的教育有问题，你们的国民素质太差，是你们自己的事，我管不着。 事实上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好莱坞发现大家爱看暴力、色情影片，便制作了一批。一个人来了，问：上回××片，暴力的，好看，还有类似的吗？有有有，比那部更烈，人头分家了……这部，最新制作，数码音响效果极强，F—16上阵，活剥人皮，大卸一百零八块，地铁大爆炸，外星人打白宫…… 下一步该是强奸外星人或被外星人强奸了。 真不敢说美国人是不道德的，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人已不再维护道德。它的限制制度只限于国内，而对外不仅不限制，还夹杂在外交政策中强行推销，欧盟的抵抗就在于此。这种道德丧失将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危害，美国人是不是知道不得而知，但显然它是不理会这些了，他唯一愿意干的是蹲在家里数钞票。 甚至就连美国公众对来自好莱坞的精神污染也忧虑重重。《纽约时报》为此作了一个民意调查，发现美国父母最不放心的媒体是电视、电影和流行歌曲。84％的父母曾限制子女收看某些节目；64％的家长曾限制孩子观看近期的电影；52％的人认为影视中的色情内容导致青少年放纵；56％的人认为，影视中的暴力内容是青少年趋向暴力的主要原因。 《阿甘正传》是好莱坞送给人类的所谓“优秀精神礼品”，但这样的“礼品”有几部呢？甚至就连这样的精品中都含有道德丧失的影子，送给人类一个悲哀的信号：只有一个弱智者才拥有美好，而这个弱智者对美好善良的诉说无疑被正常人视为谎言谵语。 而尤其悲哀的是，《阿甘正传》又为好莱坞吸引了多少目光，好莱坞借此又推出了多少糟粕。 而更为悲哀的是，中国的电影院以及家庭里，正越来越多地上映这些糟粕。我们的孩子将因此越来越背离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我们优秀善良的本质告别。 三、我们应“远离拉斯维加斯” 当我们的电影公司打着“振兴电影市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旗号，将好莱坞影片占绝大多数的“十大影片”引进过来的时候，他们应该听听那位奥斯卡影帝达斯汀·霍夫曼在戛纳电影节上的慷慨陈词：“好莱坞出于商业利益制作的暴力影片是对电影艺术的亵渎……我以后决不拍任何带有暴力镜头的影片。”他们也应该想想那些劳作了一天的父母，深夜穿行于街道巷口寻找那些被好莱坞电影所吸引、沉缅于大小录像厅彻夜不归的孩子的焦虑。 我们为什么不引入那些对电影制作较为严谨、负责的国家所制作的艺术内涵深厚，探寻生命本义的电影呢？它对于我们这个电影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仍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真空。 我们是否太关注于影院短期的商业利益，而忽略了我们未来的内心畸变？我们是否因为过于重视好莱坞，而为父母在教导孩子时，增添了来自世俗社会的阻力？同样，我们是否已在还不能分辨是非好歹的孩子面前，过早地替某些东西制造了某种社会趋向和社会认同感？ 当欧洲联盟以及肯尼亚、新加坡、阿根廷这些国家纷纷禁止带有暴力、色情等不健康内容的好莱坞影片入境时，我们是否稍稍审视一下“十部大片”的引进，世界电影那么丰富，难道非得让好莱坞出尽风头？ 我们是否再斟酌一下“十部大片”这个提法？它过高地“抬举”了那些影片的地位，相反地将国产影片的差距人为地拉得更大，让我们忙碌的民众只去等待它们的来临，怀着一份真诚的仰慕体味一场激烈后的空虚；而在没有观看国产影片之前，就将我们编导的辛苦归之嗤鼻，进而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中赖以生存的自信？ 我无言以对，相向的不负责的文化贩卖将我们归于无奈，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措施和清醒来临之前，我只好这样无力地发出被视为“杞人忧天”的号召： 中国的父母们，为孩子负点责，并教他们以责任吧。 不久以前，张藏藏还是一个学生激进派。他尽其所能阅读一切关于美国的书籍，整日倘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他支持主张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而且对于美国的一切都抱不批判的态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崇拜者。 今天，已彻底改变了看法，他对他所认为的美国欺侮中国的行径以及美国文化无处不在的毒害越来越痛恨。 他抱怨说：“美国人不尊重任何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离上帝最近的国度。上帝私下里轻声告诉美国人，让他们告诉世界该做什么。” 于是他和一帮义愤填膺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写了一本书表明他们的反美观点。 题为《中国可以说不》的这本书，第一版印了五万册，数周内就卖光了，现已计划印第二版。 这本书鼓动中国用武力收回台湾，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冒对美国开战的危险。书中有一章题为“焚烧好莱坞”，提到要阻止美国文化的消极影响。最重要的是，此书极力主张中国应勇敢地对抗美国，而且对于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任何一种行径都要说“不”。 此书的另一位作者宋强解释道：“我们想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他们有许多选择，包括战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变得心软了。我们担心中国人的想象力会被美国的文化侵略所毒害。” 这本书的观点似与当前中美关系缓和的局势不相融。 作者们强调他们的书没有得到官方的操纵。但在中国，未被禁止至少意味着当局不反对。 此书鲜明的反美论调是否真正反映了广泛的群众意见，则难以断定。 这本书由五位近三十岁左右年轻的作家和诗人写成。他们都没去过美国，而且只有一人会说英语。 这本书的题目与1989年出版的题为《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相呼应。《日》一书是在日美贸易局势最紧张时由民族主义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前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写成的。 克林顿在唐人街兴致勃勃地尝吃中国月饼的情景多少有些暖昧，他冲着摄像机的微笑中或许真有几分难得的发自内心的轻松与欢愉。但一个事实是，当他进入一家韩国咸菜店尝吃咸菜时，那股突然而至的咸味会造成他面部肌肉的微妙变化，但他的身份令他继续保持这种微笑。 笑得熟悉、神秘、矜持而又职业。 犹如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神秘得还只是迹象而已。 但无论是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还是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暗示，还是高层官员访华的举动，都只不过是大选临近时的策略而已。美中关系是否就此开始走向正常化，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以往美中关系的痕迹，它所透射出的根本性分歧，就使人无法对短时间内实现正常化抱有乐观态度。相反地，实现正常化必然引发的巨大扭动和遭受的阻力反而透出一种悲观景象。冷战后至今，美中关系不规则甚至混乱错动的现象，我认为是由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歧见惯性和故意保持这种歧见，同中国越来越显示出的不容置疑的强大二者之间冲撞、引动的结果。这里，我们暂时抛开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效应和目的，是将中国导人分裂和动荡这个问题的探讨，先来看看美中关系正常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实现正常化的唯一道路，只有在美国消除意识形态歧见、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条件下才能实现。为此，美国应该在如下问题上重新审定现今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 一、真实与谎言 美国应从冷战中吸收的一个经验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并非铜墙铁壁、堡垒森严的。尼克松访华，将中国作为平衡抑制苏联扩张的重要力量的历史，说明人为的意识形态对立因素在现实基础上可以降低甚至改变。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扩张与美国的反扩张，其实并非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共产主义被异化被利用和资本主义利益的扩张矛盾所致。出于冷战需要而设立的意识形态对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将此继续运用到对中国的政策中，是一种末加分析的惯性使然。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地位突兀而孤立地显示出来。美国被快感和失落同时包围，追求美国优势和控制世界的心理因没有了比照对象走向茫然甚或是病态，使其无法正视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要求平等对话的声音。 美国前期对华政策中的歧视性，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使然，如果不加以改变和消除，就为美中关系实现正常化带来本质上的障碍。中国作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对市场经济的借鉴和切入，以及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现实，实质上给美国和西方提供了一个总结冷战教训，尽快摆脱冷战心理所带来的孤立主义情绪及经济衰退的重大机遇。如果死抱冷战心理、意识形态歧见不放，被耽误的将不仅仅是中国。 二、傲慢与偏见 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民众基础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很大。这是美国长期标榜民主的一个例证。但问题是：这个民众基础是否是制定政策的绝对的、唯一的依靠。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认为是基本可靠的，因为美国的资讯十分发达，民众每天所获取的信息足以使他们在认识问题上走向全面。 但实质上却不尽然，比如在新闻获取方面，张藏藏在描述西方新闻自由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字眼“新闻暴力”，道出了西方新闻自由被庸俗新闻观所充斥的实质。 冷战观念的延续，使美国一些新闻媒体不能正视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忽视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内外政策方面的开明化方向改革的现实，对中国的敌意性报道反而加大。中国的进步几乎极少被提及，而被认为是消极、或不好的事却被大肆渲染、丑化甚至捏造。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已成为对中国报道的主流，在美国及国际社会上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涉及到中国内外政策的解释，更是信口开河，荒谬不已。从政治到体育，从生活到改革，从人口到环境，诋毁性的言论甚嚣尘上，鲜少肯定、理解和称赞。 相反，一些肯定中国的言论却被视为异己和怪诞的，迫使那些对中国看法较为公允的学者缄默其口，不能畅所欲言。 政治上更是如此，一些蔑视、诋毁中国的言论往往引得一片片的掌声，而客观评述中国的言行弄不好就会使自己失却支持。 其它的信息渠道比新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一言论的数次贩卖，使反华、仇华心理得以根深蒂固地培植、孕育、成长。就连好莱坞电影里都处处充满了蔑视性言论，坏事总是“让那个中国人去办”，中国大陆去的不是特务就是黑帮，往往跟在黑手党后面干第一件坏事，而且像无足轻重的傻瓜一样的死去。 这种持久的错误的舆论导向，必然在民众中制造出极端不正确的仇视心理。冷战已在美国民众心里造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严重对立，使其不能客观地看待其它意识形态、异质文化的崛起，而将其简单地、先入为主地认同为一种反潮流的畸变，从而拒绝接受、吸纳和共容。新孤立主义的崛起正是这种心理背景长期存在并弥漫的结果。 另外，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因素造成的种族歧视，也因冷战心理的蔓延和长期浸透，而呈现越来越严重的态势。原来对本国的有色人种的歧视，被针对现在的来自非西方落后国家的有色人种和拉美裔人种的歧视所代替，美国及西方民众因此不能理性地看待非西方国家现实。 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所建立的对外政策，其公允程度可想而知。不仅影响了与非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反过来导致美国无法正确地把握自己的走向。作为民众自大心理的体现，不顾别人利益的霸权主义就是极有力的说明。 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从公正的、道德的新闻观上着手、纠正民众意识的偏航，引导民众善意的、正确认识中国及其它国家所发生的经济革命，以及由此引动的国家及民族地位的上升，客观地、正确地认识美国的地位和美国的危机，杜绝孤立主义的蔓延。 三、让中国走自已的路 其实，美国只要稍加体察，就能理解中国及其他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性贸易组织和地区性贸易组织时的苦衷。 这样的体察无需审视别国，从自己身上就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 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坚持保留对农产品的进出口限制等问题的心态。虽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心态不尽相同，但至少是可以比照的。我们不能妄下断言地断定，美国是使用了强权还是确有可以这样做的现实依据。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理由，比美国保留农产品进出口限制的权利更为充分。 以己之所为，度人之所求，应该能有个公正的心态。否则，只能被看成是无理取闹，或者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 在亚太经合组织等问题上，也是如此。理智地，用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应有的风范去处理这些事情，坚定不移地遵守并奉行双边和多边贸易政策，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获取美国利益，应该是美国最基本的方针。而不应该按西方一贯所坚持的范式来要求中国，一则那样的路和轨道的确不适合中国的发展，这已被中国的过去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证明的了；二则大家也逐渐明白了，中国如按西方的要求走下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西方也并非什么“仁义之士”，也不是为中国人好。几年交锋下来，中国也长了几份见识，知道美国、日本肚子里尽是些蛔虫，没有多少好货色。倒也有一个收获：美国等再端来什么“好东西”，中国的老百姓都会仔细掂量掂量，或者干脆剥开来看一看，不再轻易上当就范了。 但正如前面所说的，美国一时还无法就这些问题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国家的“民意基础”已经在长期的冷战中产生了偏转，期待美国民众的醒悟无异于白日做梦。 有心要进一步提醒的是，我们必须在以下三者之间做出我们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1．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作用下，走向衰弱、动荡甚至分裂，将我们起码的骄傲和自尊丧失殆尽，放弃我们民族的发展机会； 2．在倍受挫折之后，以增强了的国力向美国及西方挑战。 3．积极寻求多种对话渠道，在拒绝无理要求的同时，涤清我们思想的迷惑和天真；寻找国际社会与中国之间互相协调、容纳的机会；以双边和多边贸易为主导逐步进入区域经济合作领域，营造较为宽松的经济氛围。 我想，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第三条，但这无疑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建设之路，它不仅需要我们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更需要我们对本民族崛起的耐性和运用我们古老文化所孕育的深厚智性来达到这一目的。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现今的中国无疑十分需要这样的清醒和豪情来指导和鼓励自己。 同样，“让中国人定自己的路”，正是在这种豪情和清醒之下，将中国现实与世界进一步契合之后，必然选择的谦逊姿态和交流宗旨，这会使我们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和尊敬，在举步维坚的国际环境中走好自己的崛起之路。 重申一句：理想和道路需要坚韧和智性来完成。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有许多人有这样一个疑问：美国前总统布什说：“美国原则上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稳定和繁荣的中国。”但另一个迹象表明，美国的战略在于：遏制中国，最终搞乱中国。那么，美国对中国何以产生目前这种混乱？美国把中国搞乱了对美国又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因为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模糊和混乱，恐怕连克林顿自己都无法清晰地加以描述。 “原则上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什么叫原则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如果这个原则存在，一系列明显的举措又分明与这个所谓的“原则”所希望的相悖，那么是否可以说明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是非原则的。那就太可怕了。非原则另一说法是非理性，是感性的、随意的、甚至是轻率的和脚踩西瓜皮式的。这倒多少透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了。 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来说，不是时候。偏偏赶在冷战刚刚结束，世界新格局尚未凸现的时刻。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地展现并且要求强大起来，西方的一些人士开始担忧，中国的强大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在相应的能源与利益方面，对西方既得利益构成“威胁”。于是，我们便看到对华政策中实质性的压制及遏制中国的举动。 促使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在对华政策方面出现所谓“原则性”思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价值问题。冷战结束，中国作为对付苏联的政治势力的平衡手段，已经没有了使用价值与意义。相反地，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惯性使然，中国成为热衷冷战者的“眼中钉”，一天不拔掉这个钉子，他们就一天不舒服。但中国改革开放引来的思想巨变，市场经济的有效吸纳，无疑又将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演变成了文化的角斗，简单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理念之争已无法说明这场斗争的深刻与壮烈，从另一个向度上，迫使西方压抑中国的政策变得无力而且矛盾。 喻权域教授就曾在《中国可以说不》的后记中，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及西方的这种矛盾的根由及其表现形式。 将这些矛盾的政策进行整合之后进行辨析，就不难看出，所有政策背后隐藏的不能平等对待中国的实质。它的出发点都只是基于控制、操纵中国，然后从中国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这种矛盾的根源还在于，对未来走向的不可知。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态势至今仍不明朗，它在下个世纪会成为怎样的国家，连俄罗斯人都觉得迷惘，西方的分析家们就更是众说纷纭了。但无论其结局如何，美国都将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假定分析中看出一些端倪： 一，俄罗斯走出困境，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强大国家。 美国人却并不能因此夸耀自己的冷战终归还是有意义的，毕竟出现了一个“富裕民主的大国”嘛。相反，历史的澄清会导致人们对冷战意义的怀疑，四五十年苦心经营的这个格局有没有意义？而且俄罗斯的强盛会重新将分裂出去的各国，乃至东欧紧密地联系起来，到时说不定又是一个麻烦。俄罗斯的强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是美国的一个威胁，而且这个威胁要比原苏联大得多。原苏联的精力不仅被冷战所消耗，更被控制内部巨大的离心状态所消耗。分裂反而造成了凝聚的每个单个国家，他们可以较为安心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基于历史的缘故，未来走出困境的俄罗斯与原苏联其它共和国以及东欧，弄不好会在最大限度地总结历史教训之后，结成一个比现在任何条约都紧密的同盟，在世界格局中重新确定自己的地位。美国人说不定叫苦都来不及的频繁地坐在谈判桌前。 二，俄罗斯成为美国及西方控制下的二流国家这一想法越来越不现实。 美元在俄罗斯的发展中，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俄国人因此也会暂时放弃一些利益。但俄罗斯不是日本，它甚至比中国还强硬。这种强硬已经引起了西方的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消极地对待俄罗斯的发展，对这个走向不明的国度的发展早早予以预防。所谓“西方放弃了俄罗斯”的论调的出现就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曾一度在对俄贷款上犹豫不决，并进而搞了针对性极强的北约东扩，将原有的俄罗斯与西方若即若离的状态进一步导向了疏离。刚刚结束的俄罗斯大选，叶利钦的勉强获胜并没有使西方吃下定心丸。一则叶利钦本来也并不怎么听西方的话；二则，久加诺夫及其它候选人的当选后果对西方来说都是爆炸性的。俄罗斯未来的走向更加无法预测，想控制它，比颠覆前苏联艰难得多。 那么，看似失去了平衡作用的中国在未来的价值就很难断定了。如果将中国搞乱，但强盛起来的俄罗斯势必也要伸手进来，美国和西方在全球的利益格局将被打破，因为对付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要比对付中国艰巨而危险得多。 西方这种矛盾在短时间无法清除的同时，西方阵营内部又爆发了诸种不和，甚至出现了对立。法国空中客车的欢呼与波音777的失落，《赫—伯特法案》、《达马托法案》与欧盟的反报复威胁等等利益之争接连上演，使人们看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冷战结束后的利益分配上不和谐的端倪。 其实，只要稍加分辨，隐藏在西方对华政策背后的利益因素便显现了出来。西方对华政策的不连贯及矛盾，正说明了矛盾的核心在于：如何从中国获得利益？应获取哪些利益？多大的利益？怎样既不让中国太强大，而又要保住中国这块市场，还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不测留有回旋余地？ 而这又透出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歧视性：它根本没有把平等放在第一位，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并做明智的选择；它完全是从资本的掠夺性角度出发来考虑间题的，至于中国人的“利益”，那也是为了确保这个市场的存在需要所必须配置的基本部分。 这种歧视性的、实质不平等的政策下，中国无疑成为一头奶牛。留些基本的饲料，汲取鲜美的牛奶；如果有一天这头牛不让挤了，死活靠不近身，或者干脆不产奶了。牛的命运也就只有一条死路了。 而最终愿不愿意做奶牛，则要看中国人自己的了；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这个强盗逻辑的时代，我们必须清楚：无论美国对华政策怎样混乱，但它唯一明晰的目的，将是如果把中国变成一块肉，一枚手里随意运用的棋子。无论美国怎样的威胁加利诱，我们都应报定发展自己的决心，不被吓倒和诱骗，与她练一场“太极推手”。 当爱伦·金斯堡在五十年代满怀激情、感伤甚至那么一点酸涩的暖昧发出这样的吟唱时，绝对没有想到，四十年后它已完全变成了绝望的呼喊了。越来越明显的对人类文化价值的背离和钮曲，使这个曾经以精神和物质引发人类梦想的国度，愈发呈现出荒漠的末日景象。 五十年代所造就的文化辉煌使之在六十年代就萌生了人们的怀旧情绪。冷战格局的出现、使一切变得清晰、有目的，对共产主义的猛烈讨伐激活了这个国度对价值意识形态的狂热探求。虽然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的头顶，但二战的胜利和世界阵营界线分明的对立却反而造成了蓬勃向上的欢乐氛围。州际公路将农村与城市连接了起来，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使人们对每天的新奇赞叹不已。虽然政治上的保守仍占主流，但美国是否需要变革的激烈争吵响彻校园，为美国孕育了政治触觉十分敏锐的一代。 浸礼教政治无处不在，使每个现实问题都被转换为抽象的道德思考。对全人类处境的由衷关怀，使人们高高仰起的头颅在思想的深处久久徘徊，对个人命运的关注甚至变得无足轻重。人们被情感和观点所陶醉，探索世界的兴趣激扬了整整一代人。 但狂热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对“异己”人类力量的恐惧同时为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美国埋下了不安的因子：黑名单、工会清洗、恐怖、恫吓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后来的幽灵麦卡锡主义。“当今的时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时代。”梅勒并非主流的声音道出他的忧患。“一股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崩溃症。”这样的描述不幸已成为九十年代的美国现实。 五十年代的美国人肯定无法认同现今的美国。尤其是在道德上。今天的美国官员，可以在新闻发布会上大谈特谈对第三世界的援助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对于我们来说，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收到数倍的回报。”没有一点羞涩的作态。要是五十年代，这会马上招致骂声，他会在一阵阵震聋发聩的“卑鄙”声中灰溜溜的滚下台。而现在，为美国人民赢得了看得见利益的光荣使他无比陶醉，不再思考道德与否的民众也会马上将选票投向他的腰包。 美国已完全从一个曾经拥有正义的国家，变成一个完全被利益驱使的政治奴隶。即使偶尔表现出的一丝“正义”，也不过是利益的巧妙隐藏。 自由主义的弥漫引发了人们的迷惘和信仰危机，越战的沉重代价使人们对冷战的意义发生怀疑，而尼克松的政治欺骗玷污了民众对政治领袖的信任。美国社会变化的轨道清晰而又复杂。里根遏制甚至颠覆共产主义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吸引了人们对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的关怀。但冷战的结束又使人们失去了目标，布什还可以打一仗，而克林顿将以什么来聚合人们的注意力呢？ 于是仍旧把美国利益搬了出来。 冷战的结束、信仰的严重危机、经济衰退、种族危机同时集结在克林顿的案头。克林顿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没有主要矛盾，但各种矛盾随时都会引发危机的最麻烦的总统。 过分沉溺于世界大事的美国人开始关注自己，而这种关注的表现方式即是从世界获取利益。因为长期的“国际宪兵”形象已使它重负累累，觉得世界欠它的太多。美国的所有的政策也就实质性地转变为获取利益的工具。 从美国对华政策和态度上，就能看出美国的这种转变。 抛开尼克松的道德污点，尼克松无疑是个极具深邃目光和远大魄力的政治家。他与中国握手的非凡勇气和智慧，将冷战历史导引到一个新的格局，不仅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铺设了道路，更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共存铺开了现实之路。“美帝”第一次变得亲切起来，渐次来到的信息累积了中国人的向往，以致于八十年代我们读到金斯堡的《美国》时，为他发出的疑问而疑惑不解，美国不是早巳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理想之地了吗？“托洛茨基分子”追寻的难道不是美国精神之梦？虽然间或两国也有些争吵，但友善、道义、真正致力于人类精神解放的美国在我们年幼的心灵里，还是拥有一个光辉的形象的。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都处于思想的激烈交锋当中。大学里的老师言必称美国，各种著述里所嘉许、赞扬的是美国。虽然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以一种阴谋的方式改变中国，但我们却认同了，甚至有点喜欢这个阴谋。对阴谋的厌恶被其战略的宏大湮没了，了不起的美国！我们狂热的头颅企盼着这场临幸，以致于不能去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利益。相反，现实不如意的一面却像阳光下耀眼的冰一样，使我们感到刺目和寒冷。 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狂奔的热情只能导致对美国的盲从，将使我们因彻底否定自己而走向崩溃。我们的灵魂将不是欢呼而是陷于迷失，在黑暗中四处乱窜寻找它的皈依之地。 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根基在关键时刻发生了作用。设计这个战略的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华民族独有的思想特质的忽视和否定，以及对自身意识形态的自我感觉过分良好，使我们在躁动之后迅速走向沉寂。 “一场暴雨过后，中国还是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我们对自身思想的涤清，倒不如说是历史对一场精神灾难的抛弃。 西方的制裁使我们看到了它另一个向度上的不负责任。这种裹挟着贸易大棒前来的围攻，受苦的只能是中国人民。幸亏我们没有导入那个噩梦，否则，百多前年我们因落后而遭受苦难的命运将再次倾泻我们的头顶。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将在中断了数十年后再一次被迫延续。事实上那时不是就已经有人轻言薄义地大声呼唤“殖民”的再次临幸吗？“中国殖民地时间太短了而不是太长了。”这句人格丧失殆尽的话居然因它“独立思考”的假象而使我们忘却了它隐含的险恶。 我们陷入了沉思。 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接踵而来。如果说以前美国人还把道义的外表披负身上的话，到将来它会连这一层遮羞布也脱去了，直接的利益需求赫然而来，赤裸裸旁若无人地向中国伸出讨价还价的利益之手。 美国人的聪明在人权外交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改善人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需和必然。美国人先入为主地强调这个问题，一则可以拥有掌声；二则可以将中国人权改善的每一点小小的成绩归于自己；三则可以用此换取利益。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比我们更有心计，因为这个言论“特别自由”的国家正在走上信义和道德的堕落。并非善意帮助别国改善现实状况的纯粹利益行为，也在另一个方向上迫使被攻击的民族走向团结。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应该“感谢”美国“加快”了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实现和民族觉醒。反过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利益驱动怎样使一个国家更变本加厉地违背原则和道德：严重忽略中国现实，将中国割裂开来，甚至不择手段的制造各种事件，违背国际公约阴谋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等等。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也正说明正义丧失的美国越来越远离了它曾创造的人类梦想。美国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生活环境成为中国青年的最大向往；而它越来越堕落的对华战略又使中国青年所不齿。美国人将走向何处？这个问题上我们与美国人一样矛盾，一样不知所终，一样无望；甚至新世纪的迫近将这个问题挤压成了一种笼罩我们心头的巨大阴影。这或许是本世纪遗留下的最大问题。因为强大的美国的命运将关系着世界的命运。我们分明从百年奥运的人类巨大盛典中嗅出了恐惧的气息，美国梦想行将破灭之际，难道它还要戕害人类共有的基本梦想？民众对美国梦想曾经的辉煌的追忆，蜕变为用寻找赛场上非正当的胜利的方式来找到精神的皈依。我们分明看到它可爱的女垒队员为一次“误判”而得到的一分欣喜若狂，也许她们越来越乞求“意外”带来的胜利，那狂喜跌扑在一起的形’象使亿万观众以摇头叹息的方式来看待美国的胜利。 五十多年行走世界的过程，使强大的美国越来越输不起了。美国永远而且必须是胜利的，它的人民这样坚信。即使美国“不幸”失败，他们也要对别的胜利者进行质疑。 美国实在是太好强了，以致于都可以不用跟盟友商量，以制裁方式胁迫盟友跟它一起进行“反恐怖行动”。可美国人似乎忘记了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恐怖活动为什么就针对你美国？它以人所痛恨的方式报复着什么？当你无端地去威逼、胁迫、围攻一个弱小的民族，迫使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以极端的、令人反感的方式进行反击时，难道你没有想想自己同样令人厌恶的霸道行径？为什么美国的肌体内部正滋生着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或许根本不屑发出这样的吟唱，但同在一个地球的现实又不能不使我们予以关注，现在的“亚美利加”，已不单是封杀别人理想的问题了，因为“美国梦”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虚幻。 一、一个民主的中园地方官员是如何被美国新闻“谋杀”的 1991年，我写报告文学时，采访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民主、清廉、正直的中国地方官员因为美国的新闻歪曲而含恨辞职了。 这位有责任感的官员新到一个贫困地区任职，他决心改变这里的贫困状况。一到任，他就扫除文山会海的陋习，深入山区了解民情，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他对当时不良的官僚和腐败风气非常痛恨，多次在会议上指出，当官别老想着盖房子，捞钞票，要为老百姓做实事，改变地区贫困状况。一次，他对经常追踪他的电视新闻记者说，不要拍我，我有什么好拍的？你们组织一个采访团，到我们最贫困的地方去拍一部纪实片，不要有顾忌，是什么状况就拍什么，让我们那些官老爷们看看，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艰难。 他不知道，不久以后他将为这个决定付出惨痛的代价。 电视台的记者到该地区最落后的村落摄一部系列纪实片。那地方贫穷落后的状况，可谓中国之最。纪实片在电视台连续播出后，在当地引起巨大震动！不用说，这种揭短似的报道，在当时当地许多官员只说好不说坏的情况下，确属开天辟地头一回。 然而悲剧发生了。 美国新闻界不知如何得到了这部新闻纪实片，理所当然地引起某些仇视中国的人士的快感，他们不是把一份同情给予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而是用此来达到丑化中国的目的。他们篡改了解说词，然后极尽歪曲、渲染之能事，误导美国民众说全中国人民都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一位非常开明的、廉洁的、关心民众疾苦的、极有责任感和同情心的中国地方官员，他的心灵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他的本意是要教育大家，但是，他的善良和正直被人歪曲和玷污了，他无法排除内心的阴影，一想到可能全世界都看到这部被歪曲的片子，他的内心就无限的痛苦。怎么会这样啊？那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自称领世界文明之首的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于中国人的道德观来说，这是灾难性的打击。他因此终日心情抑郁，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 他辞职了。 这部片子，是如何被美国新闻界弄到手的，在当地老百姓中议论纷纷，有人说是美国的情报卫星收去的，也有的说，是美国间谍弄去的。但无论哪个老百姓谈及此事，都对美国新闻界充满义愤，这不仅因为美国新闻歪曲了事实，重要的是，美国新闻“谋杀”了他们心目中的清官。他们说：那是一些毫无善意和良知的人。 说到这里，我不禁心里想，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会有多少是这样关心的呢？如果是这样的关心，那么，我们只有横眉冷对，坚决唾弃。 二、现实的制裁与心灵的反制裁 这里我要提的，是1989年后的那段日子。 当时正值美国要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时期。美国的理由，就是所谓的要为中国老百姓争取人权。一次，我因公干去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县。这个县过去很贫困，但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后，该县的人士发现，这里的一些自然资源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非常短缺，比如，一种奇异的硅石、降血脂的绞股兰茶等。于是，他们倾其所有，引进加工技术，投资兴建起一批产品直接出口的企业。地方经济很快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迅速提高。由此，他们确定了生产出口产品的长期发展目标。按当地的说法，日子从穿草鞋到穿解放鞋(注：一种黄色的橡胶鞋，类似解放军鞋，故名)，到穿皮鞋。他们就是这么介绍的。中国老百姓说话十分实际，并喜欢拿实物做例子。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带头的制裁使这个县遭了太难。由于地方经济的定位是出口型产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均使用西方标准，没有考察国内市场，也无国内客户。外国一下子撤走了定单，小型企业又没有雄厚的资本支持，一批企业立即垮掉了。 有一个私营的硅石加工厂，他们的产品一直畅销美国，在美国实施制裁之前，还投入了数百万元，进一步将生产规模扩大。制裁之后，这家小私营厂顿时断了销路，负债累累。它的老板，曾经在企业景气时出访过欧洲和美国，回来时，开始实施美国的‘管理方式，对美国非常有好感，言必谈美国。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美国对他并不友好、而且让他破了产。他无法在当地呆下去，银行要他还贷，股东要他还本，他只有怀着一颗破碎得滴血的心远走他乡。走时，他望着家乡流着泪骂了一句：美国，他妈个×！ 比他更惨的是那些工人。他们断绝了经济来源，望着在风雨中飘摇的厂房，他们找不到出路，只有依靠政府的有限救济金度日。 我去该地采访时，正是他们最艰难的时期。那是个冬日，下着小雨，刮着北风，天寒地冻。在县城的车站一下车，就有许多三轮车夫围拢过来，争着拉我坐。我选择了一位老者，他裹着一条灰色的围巾，满头白发，戴着一副旧式的眼镜。在那些车夫当中，他最文雅，不争不抢，只用一双满含人生沧桑的眼睛默默地看了我一眼。 在路上，我们开始了谈话。我说：“真不好意思，我这么年轻，您年纪这么大，却要您拉我。” 他说：“不，您是看到我这把年纪了，才有意坐我的车，您坐我的车。就是对我最好的尊重。” 我问他，“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一位教师，早退了休，全家人都失了业，靠我一点退休金和救济金过日子。小儿子因为失业没有收入来源，脑子发热，去抢了一家商店，判了八年。我怕别的孩子也这么干，没有办法，只好办了个执照，买辆三轮车拉客。这位小先生，您是从大地方来的，您说说。那些美国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一点理都不讲，你要给我人权，可以，但你得先让我活着啊！我们是相信他们才办外向型企业的啊。” 他说得我心里酸酸的，我在车上怎么也坐不住了。我说：“老先生，您别骑了，您让我下来走吧。我照给您钱，但是，我不能让您拉我，这样，我心里愧疚得慌。” 老先生摇了摇头：“坐，您无论如何都得坐，如果我不拉您，还收您的钱，那我心里就有愧，我教了一辈子孩子，教育他们要靠诚实和劳动生活，我怎么可以违背呢？” 终于到了目的地，老先生收了钱，我给他五元，他说只要三元，坚持数了二元钱塞在我手里，然后，转身骑着三轮车走了。这是多么诚实和善良的老人啊，可是，命运却使他到这样的年龄了，还要靠出卖体力维持生存。我想，假使没有美国的制裁，他肯定不会这样，他完全应该在这样的天气里，围着红泥小炭炉给小孙子讲故事。 那次远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我开始厌恶国家之间的某种政治游戏，对美国这个反复无常的国家留下极其不好的印象。现在的中国，至少还有七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贫困的，先让他们过上温饱和有尊严的日子才是要紧的。假使美国总统和那些国会议员们真的关心中国的老百姓，就不要有意捣乱。中国乱了，经济崩溃，政局动荡，将会有千百万的人民挨冻受饿，民不聊生。假若真的那么关心中国人民，你就该坐下来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在贸易上不给中国设置障碍，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导致老百姓失业。又比如，贷点款给江南水灾区，在那里搞点水利建设，而不是整天在那里挑唆老百姓造反。 然而，美国太遥远，这话说了他们听不到，就是听到又怎么样呢？他们明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想吧，善于说大话的美国，他们在冷战时，向苏联的民众承诺了多少？现在，兑现了吗？布什在苏联解体时访问俄罗斯、怎么对俄罗斯青年说的？你们不要指望别人，自己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布什说了句真话。 对于美国，不要听信他们的承诺，特别是大选年的承诺，更不要对他们寄托什么幻想。他们有的是美元，但不会给你，充其量美国也只给几个小卫星国打点一下，因为那样花费并不多，在亚洲，他们为什么不扶印度一把？ 相信美国，结果是最终饿毙街头，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俗语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一回事情，我想。 三、黑夜航船 他叫王键键，从南方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分配到某市政府工作。这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非常不错了。邻居亲戚们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甚至有好些人主动给他提亲。因为他不仅学业好，工作不错，人长得也十分英俊。 然而，谁都不知道他已经得上了“恋美症”。 王键键还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天天如此。他可以不看电视，也可以不听中国广播，但是，如果有一天不听“美国之音”，他的心里就像缺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一次半导体收音机出了故障，他没听成，非常生气，修好收音机以后，他又专门买回了一只备用。 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他是听着“美国之音”长大的。他还给“美国之音”的主持人写信。在他的脑子里，逐步装满了美国的价值观，对中国现状也愈来愈不满。读大学的时候，他对班主席看不上眼，虽然班主席是他们民主选举产生的，但他觉得班主席有奴性，对老师唯命是从，没有一点反抗精神。班主席的家在农村，花钱也很小气，很不潇洒，只认真学习。王键键认为，中国，还可能是这种人的天下，这是可悲的事情。 王键键喜欢一个人去麦当劳，或者去吃肯德基家乡鸡。百无聊赖的时候，他喜欢双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吹着口哨，任风把他的长发高高地扬起。他就这样在美国领事馆前散步，也不进去，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仿佛身在美国，在大洋彼岸，抑郁的心情就得到了排遣。 他在一则日记上这样写道： 今天，我看了美国电影《第一滴血》，这是一部旧 片，但非常精彩。兰博是一位真正的、最伟大的英 雄，我要做这样的英雄。 他还为此写了一首诗： 致兰博 有一种热流淌入我的脉管，并且沸腾， 有一种力量注入我的拳头，我握紧它， 我为什么不能，告别妈妈，走出故园， 到海上去，到丛林去，到阿拉斯加去， 时问飞奔，光阴接再，河流远逝，远逝， 我怎么听不到纽约港，那永远迷人的汽笛？ 王键键的美国梦越做越深。有一次班会演讲，他的演讲题目就是：《美丽的星条旗》。他在演讲的尾声里，曾这样讲：当我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好有一面星条旗，让它裹着我蔚蓝色的梦进入天国。 他也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他只听美国的流行音乐，对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更是无比熟稔。他从来就看不上港台歌星，大陆歌星更是不放在眼里。 王键键开始只和几位亲美国的同学往来，他们在一块谈论海明威、马丁·路德·金、泰森、乔丹、林肯、布什，谈论战斧导弹、好莱坞巨星、夏威夷或者旧金山。他们甚至只吸美国产的香烟。 他为美国和人打了一架。有一次，一位同学说，克林顿总统批准同性恋者可以入伍，将来的美军，可能都会成为同性恋者，到那时，美国就要采取无性繁殖的措施了。 他非常勇猛，泰森式地给了这位同学一个右勾拳！这一拳太凶猛了，打得同学鼻子流血。为此，他不仅打掉了一个月的奖学金，还赔了五百元医药费。 但他并没有因为只想美国而荒废了学业，他的成绩非常出众。他渴望有一天，能去美国留学，进入硅谷或者华尔街。 然而，他却在中国的一个市政府工作，并且可能马上还要与一位中国姑娘结婚。对此，他终日心情郁闷。 他决心申请去美国留学。 现在是决定一生命运的时候了。 他开始跑美国领事馆，但是，他没能拿到签证。他有耐心：幸福之所以幸福，令人渴望和向往，是因为它来之不易。他再跑，一年，两年，三年，他跑到第28次的时候，仍没有给他签证。他觉得有些不对，谁也没有我热爱美国啊，为什么不让我去？美国是我的精神家园，我不能不去寻找我的家园。 于是，他写下一首二百行的长诗：《我是这样热爱美国的》。他把这首长诗与申请表一起恭恭敬敬交给美国领事馆负责签证的人，但是，他仅仅得到一个白眼。王键键的精神快要崩溃了。美国，心中的美国，并不接纳他。 这时候，一个蛇头找到他，问他肯不肯偷渡去美国？ 偷渡？这可是王键键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他怔了一下，但他马上想起兰博，对，偷渡，美国这个国家，只承认英雄，不喜欢奴才。偷渡是一种别致的与众不同的，而且是勇敢者的游戏，这比平平稳稳坐飞机去美国刺激，而且有浪漫情调，这多么好。美国，我决不是孬种！ 他给了蛇头三万元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随着一批梦想到美国淘金的同胞登上一艘陈旧的货轮。 他踏上了太平洋的波涛，一个年轻的生命，未及看见纽约港，便身染重疾，撤手人间。在与世界告别时，他从身上拿出一只小玻璃瓶子，他委托他的一位同道，如果有一天回到大陆。无论如何请把这个瓶子交给他的妈妈，这个瓶子里面，装着太平洋东边海域的水。 他没有别的东西，也没别的留言，同道给他清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他写在香烟盒上的一首诗： 我或者要开着一辆旧金山的老爷车， 身旁坐着一位美国金发姑娘， 在环美公路上，我是一个中国小子， 却用美利坚的歌喉歌唱： 自由，哦，自由，我们是一对快乐的小鸟。 老爷车它经常抛锚，抛锚， 这时候美国姑娘和我一样着急， 是因为警察大叔，他拿着可怕的大棒， 但是我对他笑笑，我说，我来寻找天堂。 哦，我心爱的旧金山的老爷车， 我们追着太阳奔跑，姑娘长发飘飞， 她那天蓝色的眸子，万里无云，我真是想， 那里，那里是我永远的温柔之乡。 (我的旧金山老爷车哟，请你不要抛锚，或者，抛锚) 听到这位青年的身世、读到他的日记和诗之后，我伤感得流泪了。不知为何，我并不恨那位蛇头，我只想给那些再在我耳旁兜售“美国趣味”的人，狠狠地一记右勾拳！ 一本富有争议的新书正在中国畅销。这本书以一种强烈的批判眼光看待中美关系。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有如下一些章节：“焚烧好菜坞”、“我决不乘坐波音777”等。此书的作者们说他们反映了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 作者们认为在已确立的大国和在形成的超级大国之问的摊牌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反映在部分章节中，如“不要忌言‘准备打仗’”、“对美国说‘不’的中国铁娘子——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以及“组建反华俱乐部，既不光彩也不会成功”等。 这本书认为在与华盛顿(此书声称华盛顿领导着一个西方国家的反华阴谋集团)的交往中，北京应该表现得比现在更加自信坚定。 此书的一位作者张藏藏对《先驱报》说：“过去，我们说‘是’说得太多了。西方正致力于牵制我们中国进步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直在扮演罪恶新帝国的角色。” 这本书表现了极端的爱国情绪，似乎得到了官方的认同，恰好在中国为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而沉思反省这个特定时期出版了。 这本书的观点与中国新闻媒介反美的基调是一致的。但它更尖锐地对美国文化进行了谴责，而且对中美长期友好关系的前景抱悲观态度。 自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压制之后，中美两国政府关系冷若冰霜。尽管如此，中国民众继续盲目崇拜美国。但此书的作者们却说中国人现在对只有有限生命力的文化(渐渐)失去兴趣。 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宋强说：“我们一直试图与美国建立较好的关系而浪费了许多时问与精力。但他们的回报不过是给我们带来麻烦罢了。我们不应再浪费时问了。我们应与有更光明合作前景的其他国家像俄罗斯、德国这样的国家建立关系。” 这本书由中国五位二三十岁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写成。第一版发行后数周内就卖出了五万册。这本书不太严格地以题为《日本人可以说不》一书的版式为参考依据。《日》一书于1989年出版，作者是日本民族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前索尼总裁盛田昭夫。 宋(强)说：“我们并不是不再需要美国了，我们只是不希望美国人孤立我们，使得我们依靠他们。” 去年克林顿政府同意台湾总统李登辉私人访问美国的决定引起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中国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谴责美国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侵犯版权、人权、武器禁运、贸易以及中国进口美国垃圾等方面的争执使已经很紧张的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三月份，在台湾，总统大选的前夕，美国又一次激怒了中国。美国继中国进行导弹军事演习以影响大选投票的行动之后，派军舰进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问的台湾海峡。 最近情况有些好转，版权争执解决了，美国又决定再延长一年中国的贸易最惠园地位。本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菜克和中国高级领导人进行会晤之后，双方都表示双边关系回到正轨上来。莱克先生说，最近双边关系的发展很可能带来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国事互访。 然而，在北京的许多西方外交家都说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这反映了克林顿政府不想让中国问题在总统大选中成为一个引起讨论的问题。 双边会晤在人权和对台湾的分歧没有解决方案等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的迹象(没有迹象表明取得进展)，而且贸易问题，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将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继续带来麻烦。 “你们还说什么不？人类发展到今天，世界大同已是大势所趋，你们却拒绝顺应。真是不可思议。”一位北大美国留学生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就是嘛，你呀，没事多挣点钱比什么都强。”坐在美国人旁边极鲜活的、漂亮的中国女学生喝了口酸柠檬附和道。因为有些外文资料需要找人翻译，而我又付不起翻译公司的费用，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女孩。她是除了读书外就闲着没事，甚至连书都不好好读，整天价想着出国的那种。我也不必付她稿酬，有事没事请她搓一顿就成。今天是第二顿。 说实话我有些坐不住了。倒不是美国青年盛气凌人的口气，也不是中国女孩像白种人一样把自己的面部表情弄得极其丰富，所造成的瞬间陌生和隔阂，而完完全全来自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什么，当时我没搞清楚，直到我匆忙告别回到家中以后，才从桌上自己头天摘录下的卡片中找到了原因。 卡片上是英国上世纪的经济学家杰文斯的一段话：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而我们的棉田呢，它老早就占据着美国南方，现在已扩展到地球各个温暖地区了。” 杰文斯笔下展露的，无疑是大不列颠帝国鼎盛时代在全世界殖民地的大场景。而当时作为自由竞争经济学家的杰文斯等人，正是以提倡淡化国家边界，实现世界大同来为英国殖民主义大唱赞歌的。那么，英国的殖民实质对今天的世界大同有什么警醒呢？要知道，当时的世界大同可是给中国送来鸦片、掠走了白银，是对印度的掠夺和对非洲和美洲的奴役；当地的民族生存环境及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以致于今天许多地方还在苦苦挣扎。 简单的比拟当然不足以道出事物的本质，甚至还有人说是对事物的歪曲，但其中相似的情景不能不令人忧怀。 比如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霸权行为；比如美国对石油的超常关注；比如近日纷纷出台的治外权法案，对伊朗、利比亚的威胁；比如中国人熟悉的已经非常厌烦的人权攻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 西方国家凭借上个世纪或更早的殖民掠夺基础，造就了本世纪的辉煌；现在又凭借他们的经济及军事力量，继续进行着所谓的在全世界的“利益实现”。带有掠夺性质的制裁行为处处可见。这种“惊人相似”的历史是一种偶然应和呢，还是一种承接？ 我看是后者。 我们并不拒绝顺应世界潮流。恰恰相反，人类的共性使我们期待这样的潮流快快到来。但现在我们分明又看见，地区不平衡不是缩小，而是加大，贫富差异更是日益悬殊，这样的基础是世界走向大同的基础吗？ 正如那个女孩黄色扁平的脸上故意挤弄出来的极端接近白人表情，而最终无法准确表达自身情感的“大同”一样，现在的世界大同完全是西方价值中心论的另一个翻版。 西方价值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它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生命力和人道主义精神，一度几乎成为人类梦想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和指导，并在导引西方走向民主、自由、发达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成熟。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掠夺实质，和后天发达所造成的自我中心论，使它以否定其它价值观的霸道姿态得以推广，弥漫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崇西方的心态就是它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大同。无疑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同。否定、排斥、压制其它价值观的特性，与各种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意义上的世界大同，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姑娘表情上的做作一样，这样的世界大同是一种畸形的构成，并非一种思想价值对另一种思想价值的导引，而完全是遗弃、否定和压制。它最终必然遭到被否定的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和扬弃。 因为我又分明在另一个场合发现，当没有那位美国青年的时候，那位女学生平静、热情的中国式表情。 这也是《说不》试图唤起的价值思考之一。在没有符合我们发展的价值形成之前，在没有各种价值平等融合的世界大同潮流出现之前，对于现在以西方价值论为核心的“世界大同”，我们仍然需要说： 不！ 同样，顺应世界潮流的，恰恰应该是西方价值论自身的重新思考和寻求。 一、保护知识产权：牌的两面 近几年来，美国一再指控中国严重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甚至夸张到一年使其损失上十亿美元的地步。在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美国拿不出什么好证据，竟派出谍报人员到中国大陆工厂调查，结果，据说有所收获。 但我以为，美国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这件事，并在其中故意反复设障，不惜将问题扩大化的根本原因有三：一个即所谓保护知识产权；二则是乘机为相关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三则是为美国商品作宣传，是一种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广告行为。经过美国政府连续几年的叫嚷，现在中国老百姓虽然都未曾见到，但没有不知道美国视盘和软件的，在公平的、自由的贸易原则表象下，此举是一种无比狡猾的竞争手段。 纵观美国在全球各地的贸易战，惯用的伎俩就是采取这种先放政治气球的手法。对于美国来说，一次政府行为，大可为商家省下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广告费。只是这种行为，因美国过于霸道、苛刻的表现，反而容易使中国民众产生逆反心理，对美国商品抱抵触情绪。 那么，中国是否存在大规模的盗版问题呢？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使用盗版的美国视盘和软件呢？有，但是不多。美国某计算机公司负责中国市场业务的一位人士，就曾跟我谈起这个问题。他所提供的情况，他对中国市场状况熟悉的程度，让我这个中国人都吃惊。他说，与日本、阿根廷这些国家比较起来，中国这种行为不算严重，不存在大规模盗版的现象。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使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对软件产生依赖，各类软件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美国在这方面施压，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预防。他认为： 第一，中国大陆个人电脑用户普遍使用的文字处理软件，是金山WPS及中文之星。习惯使然，他们并不爱用美国软件，同时硬件条件也不具备(注：中国个人电脑用户虽然每年以80万台的数量递增，但规格多为386和486，还有相当部分是286，内存多在四兆以内，这些电脑占中国个人电脑用户八成以上，根本无法运转光盘及像“九五视窗”这类软件，即便免费奉送，这些电脑用户也会束之高阁)。而且中国电脑用户普遍没有开发电脑的能力，只是当打字机使用而已。这种情况在白领、文秘、作家、记者等阶层中较为突出。 第二，中国人接触电脑的时间较短，他们自身对电脑病毒抱有恐惧心理、可谓谈毒色变。如果不是误购，他们绝对不肯选择盗版软件，因为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即盗版软件内含病毒。中国电脑用户甚至没有交换软件使用的习惯，选出去的软盘。也决不再收回，联网还没有普及，多数人洁身自好。 驻华的美国商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是他提供给我的另一个信息。 不过，他认为影视作品的盗版情况却很严重。我笑着告诉他，看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素质很低，绝大多数是港台录像片的忠实观众，好莱坞的东西，由于语言及文化障碍尚未赢得中国大众的认同。每年接触的好莱坞影片，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常渠道引进过来，并已翻译了的作品。中国这方面的行业人士对盗版外国影视作品的行为深恶痛绝，因为此举会搅乱他们的市场，枪夺他们的市场份额。 我不得不佩服美国政府的智慧，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反制裁，既保护了美国的现有利益，又预防了以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又将美国商品弄得全球皆知。让云里雾里的老百姓以为美国又弄出什么好东西，吊起胃口，挑拨起好奇心，方法巧妙，但同时也令人十分憎恶。 二、环保问题与克林顿的餐巾纸 美国政府阻止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三峡工程贷款，这是一件很值得品味的事情。美国人至今还认为三峡工程存在着环保问题，但具体情况美国又拿不出像样的说法。也许有环保问题吧，我们暂且这么认为。 但就在这期间，150吨重的美国垃圾远涉重洋，从美国口岸抵达中国青岛港，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一部分竟被运到首都北京的市郊，臭气熏天。 这批美国垃圾货单上写着是废纸，但实际上大部分是不能作再生纸原料使用的美国生活垃圾及废塑料。中国有关部门对此案进行了联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方面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我不禁要请教一下克林顿先生：难道美国就是这样保护本国的环境的吗？同时，也是这样帮助他国进行环保的吗？ 美国此举，不论它的前因后果，都已经严重地违反和践踏了《巴塞尔限制出口有害废弃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应该进行道歉和予以相应的赔偿。 美国垃圾进入中国并非就此一件，此次所以令中国人大为震惊，是因为美国的垃圾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京的地界。 据有关媒体报道，美国在垃圾处理上，不止向中国一家倾倒，别的发展中国家也收到了美国如此的馈赠。多么文质彬彬又多么关心他人的环境哟，这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人真正的私处，它脏污得可以。 回过头来再谈三峡贷款。据说，克林顿总统打听到了美国的环保主义者对中国的三峡工程有所看法，而环保主义者手中又有决定谁当总统的一票，如果批准此项贷款，势必遭到环保主义者的反对，因此，只好将此款冻结。 在这里、我倒要建议克林顿先生，为了踏踏实实地把这些选票搞到手，美国不妨再制定一个《全美垃圾转移法》，可以规定：谁不接受美国垃圾，谁就有环保问题，立即给予经济制裁，并不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可以说不》在正义精神之下，也传达着一种悲怆的信号。它针对历史形成的全球性的不公正后果发出了挑战，《说不》的声音其实也是现代历史上，亚非拉世界要求“修改规则”的声音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评论道：《说不》出版的实质就是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感情缓解中国政权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它还说：中国人之所以对西方霸权爆发反对的声音，这种冲突缘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规范、制度、意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太远”。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力所不逮，所以我们才会与“文明世界”有冲突。美国之音还试图通过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的话来冰销《说不》的严肃意义，这位前大使说：该书不过是《日本可以说不》的“学舌之作。”——对此，应该正告前大使先生：谁学谁的舌，你搞清楚噢！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西方真的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地通过它们制定的规则同他们结为无猜的伙伴关系吗？这个规则产生和普及的历史就是：当西方通过血腥的掠夺而成为世界最先进的景观时，沉浸在暗夜之中的不发达国家在压力之下极不情愿地跟了进去(不进入只有被淘汰)。而当后者发现这规则的歧视性和欺骗性时，它们又发出了要求修改规则的吼声。全世界民族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欲图修改规则的历史，同样，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也属此范畴。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把战败后的德国分解成十数个农业小国的计划。 同样，当意识形态同西方迥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雄心勃勃地缩短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时，那些“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开始不是那么沉得住气了。一位西方资深记者曾坦率地说：什么人权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假的，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只有一个分裂成若干个小国的“前中国”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对于部分美国人来说，这种前景才是美国永远是赢家的“安全保证”。 直白了说：这种规则只许美国一次次压迫、围堵、侮辱中国(“我打了你、是为了你好”)，而不许中国对美国有任何的冒犯和抗辩。甚至不理睬也不行，因为“不理睬也是对抗”。——某思想家说：这种唯我独尊的、排斥一切非美非西方势力的规则，实则就是一种“狼的规则”。 请记住李光耀的话：“一看到亚洲人学会了如何运用白人的规则参予竞争并取得胜利，白人们就改变了这些规则。” 我们认同《说不》封面上的“不是为了对抗”，我们也认同：该书的硝烟弥漫表明着悲怆对抗的过程：历史上——亚非拉的对抗总是以国家前进的滞迟为代价，这种人类不幸图景的罪孽根源就在于“狼的规则”。 如果说书中透现了苏绍智先生指责的“民族霸权主义”，那么回答是：这也是充分领教了“狼的规则”后的“一报还一报”的产物。——既然英国人可以说：“不列颠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国人也可以说：“美利坚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中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呢？ 这不是结论，结论是“要更平等的对话”。 中国人才流失的实质 即使是聪明如费正清的美国汉学家，他们自始至终喜欢念叨不已的，也不外乎形容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是一种“又恨又爱”的模式，是美国对华政策因此成为“善行”和“保护中国”的同义语，是中国的“恩人”，因而满有理由对中国诅咒甚至动手。 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狼狈不堪而又气喘咻咻地大声责问：是谁让我们失去了中国？“失去中国”的话语其实是包含着“得到过中国”这样一个前提。男女之间的“得到”是以从肉体到心灵的全面占有为标志的，然而即便是像日本这样至今仍有美国大兵驻扎的“暖昧的国家”，也时不时甩给美国人几个清亮的小嘴巴，美国其实又何尝真正占据过我们的心灵和肉体？ 一位名叫伦纳德的美国人曾愤愤不平地对我说：“美国人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给了中国人大量的美元和武器，中国人反过来却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人成为对手，这太不公平了嘛，中国人喜欢忘恩负义。”我说：“伦纳德，你首先要弄清楚，你们美国人的武器援助虽然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但是也请你不要忘了，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在战场上冲杀，其客观效果也是为了美国利益。一个付出的是血肉之躯，一个付出的是绿色钞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潜意识里是否存在着美国人的生命要比中国人值钱这样一种真实的想法呢？美国人施加给中国的，向来是基于自己国家利益之上的这种恩惠，我们凭什么要对这种可鄙的恩惠顶礼膜拜，望阙谢恩？”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改革开放以后，美国人对于中国青年学生的一项“恩惠”。记得八十年代初期，当我第一次听到美国大学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消息时，我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如此慷慨大度地为中国人提供上大学的费用，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主义和精神呀？白求恩大夫当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八路军战士动手术，不就正是凭着这股子精神嘛。事情得到证实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为此惊叹和感动不已。 美国人如此大投入地裁培中国学子，究竟是白求思大夫国际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还是在藉此收买中国的人才？1942年9月23日，当时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的费正清先生，曾经在发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为美国影响力的下降而惶惶不安：“……英国人在中国的表现比美国人积极得多，派驻人员多一倍，有完善的出版计划和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已派来一位牛津的教授……”在对华盛顿缺乏想象力的政策发了一通牢骚之后，费正清继续写道：“这些曾在美国受到训练的知识分子，无论思考、言谈、执教都和我们一致，他们是美国在中国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利益，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美国的费正清们一直深信，由美国培养出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美国在中国的一项投资和资产，这些人一旦成为政府的决策者，其思维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式教育的印迹。由此看来，不惜血本培育中国学生，是美国人对中国思想界一种隐秘的传教方式。 是谁说过的：没有什么比改变一国人民的思维更能有效地控制他们了。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渗透。 中国青年学生大批被美国大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收编”过去，对于教育经费仍很拮据，哺育一位大学生极其艰难的中国来说，可以不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被侵犯的行为？ 你们——西方基督教伪善文明的捍卫者，也许会急白了脸地争辩说，这些学生滞留不归或取得绿卡，都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行为，但是你们有没有道德上的勇气面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现象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知识产权被侵犯的后果？ 这种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且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里，也是极为残酷的现实。 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是否已经意识到：相对于昔日手持烧火棍式的榨取，西方世界的这种“新状态劳作”对我们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剥削？ 然而不等西方世界卫道士们搬出他们的逻辑体系，我们自己就有人站出来为此不懈地辩白了：我们的人才可以暂时储存在美国嘛。 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美国人正在剥削中国人。“请剥削我吧！”——我常常担心，我们清贫而又有才华的留学生们在敲开一家家餐馆大门，艰难地与雇主们磋商工价时，他们的内心深处会不会泛起这样的词句？我不知道，我们应当对此感到欣慰还是悲哀？ 从大学寝室里快活、热烈地讨论出国事宜，到雨后春笋般的“托福”班，年轻而又疲惫的脸上刻画着的是内心的这样一种渴求：“请剥削我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该到了重新估价我们祖先遗产和我们头脑价值的时候了。 明年，若是美国贸易代表依旧提出纠缠已久的话题，我愿意提出个人的建议：知识产权谈判应当由我们的外经贸部长、文化部长和国家教委主任共同参加，既然一定要谈知识产权，我们就不妨好好谈一谈…… 我一直对民族霸权主义这个提法存有疑虑。 它的涵义好像是：某个民族将自己的利益强行扩展和延伸，甚至不惜威胁别的民族或国家的生存形态。相对应的，美国的霸权主义被称为世界性的霸权主义，但二者有什么不同，绕来想去，还是想不通。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行径最猖獗的，莫过于美国，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回头找找民族霸权主义实施的例子，怪了，没有。翻翻史料，也不见用此称呼前苏联。真正有点像民族霸权主义的，只有成吉思汗，但拿这个现代概念来套这个古老英雄，有些不伦不类。 再看看民族霸权主义冠在哪些人头上，在西方眼里：霍梅尼勉强算一个，伊拉克的萨达姆也算一个，日里诺夫斯基就比较典型了，还有就是有人用此指责《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 原来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叫嚷几句的主儿。除了伊朗和伊拉克打过仗外，其他的连枪也可能没摸过，更不消说跑到别家的门口喊着分地的可能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民族霸权主义在事实上比美国的霸权主义危害要小得多。因为除了干扰别人的视听外，没夺走别人什么。而且民族霸权主义面临的喊打声太多，以致于一出来就有被吞掉的架势，因为人所不齿，生命力也就短促得多。而世界性霸权主义就不同了，有枪、有航空母舰、有F-16、有飞弹、有钱、有帮手，厉害着呢，所以人们不敢说。 你没见那个民族霸权主义者萨达姆，不就被世界霸权主义打得一蹶不振吗？ 这个世界霸权主义比民族霸权主义内涵也丰富得多，如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民族霸权主义似乎总是在贫瘠的土壤里滋生，只有妄想，无法实现。这也难怪人们喊打了，一打就倒，过了嘴瘾，泄了鸟气。 这气打哪儿来的？ 细而究之，竟来自世界霸权主义的现实伤害。人们因有感于对世界霸权主义的无奈痛恨，而对霸权主义怀有恐惧，决定不让它再滋生出来，将来为祸人间。 但人们错了。因为霸权主义因为美国的存在而不可能消灭。美国这一行径无所不在，只能为霸权主义的滋生和成长提供土壤，任何善良的内心企盼都将于事无补。 美国领导世界的野心，也因此愈加以一种直率的态度展现了出来。他们的总统也由抚摸《圣经》的圣洁宣誓渐渐演变成上帝代言人的姿态。议事日程也由西部的开拓替换成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亚洲的防务情况、古巴的粮食运输、联合国的决议等等。 最近就更不同了，先前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干涉，现在连带把欧盟也弄了一下。《赫—伯顿法案》和《达马托法案》是单方面对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违背，根本没有把过去盟友的利益放在眼里。 一直纵容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也尝到了世界霸权主义的苦头。弄得他们也急急忙忙地说不。 奇怪！欧洲说不，实质后果比中国说不厉害多了，怎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要谨防“民族霸权主义”？ 是欧洲也尽多发达国家，富国不会滋生民族霸权主义的原因呢，还是某些投靠了西方的人，怕断了别人给予的“施舍”而不敢放言呢？。 美国的霸权主义，究竟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以前美国人说是全球利益，欧盟现在不借以反报复手法相要挟的抗争表现，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说不声音，已经对这一说法予以否定，只能说明它代表的是美国利益。 一个把自己国家的利益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做后盾向别处肆意扩张的世界性霸权主义、在内在形态上又和民族霸权主义同构。 是谁将霸权主义分为所谓“民族”的和“世界”的？不得而知。但人类只对民族霸权主义进行集体讨伐而对世界霸权主义忍气吞声，使我们不得不对人类的理想和现实产生忧患。 我们越来越认同现实中的罪恶了，以致于只对罪恶的影子进行讨伐。 我们越来越认同现实中的不幸了，以致于对梦中的不幸心有余悸。 我们越来越屈服于现实中的威胁，以致于提起它便不由得深恶痛绝。 这是人类的悲哀。我们因此返回了先人的时代，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对泥塑的诅咒之上。 但现实不允许我们只讨伐梦境，因为迫近的危险已危及到我们的生存。现实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这个机会已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们能够继续无声无息地进入下个世纪吗？ 有人说，看来厄运是注定无法摆脱的了。 我与友人常常谈及这件事情。一位朋友笑语：这是本世纪给下世纪的一个无法改变的遗传，基因已经这样了，再好的手术也没有办法改变二十一世纪的先天性缺损。我说，我们不是还在二十世纪吗？友人说，确切地说是二十一世纪的前夜。悲哀的语气无以复加。 但美国真的值得我们产生命运上的敬畏吗？应该看到它恰恰是逆潮流而动的。长期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在失去了创造世界的自豪之后，变异成的骄横，已迫使这个国家的民众走向了孤立的极端。顶峰的无限风光，缭绕的烟云使它不知不觉地向深渊靠近。“指点江山，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已变成了一种虚妄，它的浑身充满了破绽和致命的痼疾。 假如海明威没有自杀，我们不知道他还能写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将无法超越他已创造的文学奇迹，甚至可能将会进行对文学的反动。无法战胜缠身病魔的海明威也同时战胜不了自己。人们或许能从那一声震惊世界的双筒猎枪的击爆中，嗅出一个精神崩溃者最后给这个世界的最清醒的暗示。 但这个时代的美国在精神上已无法与海明威的时代相比了。 等待美国在最后一刻的清醒只能把自己置于一个无法探知危险什么时候来到的险境。既然只有一个地球供我们生存，那么唯有与之相斗才能维护我们的生存之地，唯有共同的呐喊才能迫使其清醒，唯有共同的反霸权行动才能使霸权主义失去土壤。 请重新审视那些曾被批判为“民族霸权主义”的声音，它在另一个角度上是对世界霸权主义的有力反弹，批驳它只能为霸权主义寻找藉口，压制它只能将世人的目光引向不实。几个世纪的战争蹂躏已使民众对战争深恶痛绝，所谓的“民族霸权主义”其实没有土壤，那些异样的逆耳的声音只是为了民族觉醒。 警醒的、批判的甚至对抗的，应该是现实，而不是无中生有的，因旧有的恐惧蒙蔽了内心而生发出的对觉醒者的言辞讨伐。 何况这些声音有许多并非是“民族霸权主义的”。 何况现实中真正成功地实施“民族霸权主义”的只有一个。 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其实说白了分歧就在于两个字：利益。 从1986年开始的中国复关谈判，迄今已有差不多10个年头，这样漫长而又反复不断的谈判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暨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上极为罕见。 在美国人以“强暴天下为己任”的直观思维主宰下，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价值体系，他们的政治理念，他们的经济思想，，无一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在联合国内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力图“解雇”不那么唯唯诺诺的加利秘书长，到“世界贸易组织”迟迟不肯接纳中国为会员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大家长思想的兴风作浪。 联合国就是一个很明显而又实在的例证。过去的联合国对于美国来说，差不多就是美国国会在全球的放大版本。略微上点岁数的中国人也许都还能记得，美国人曾经愉快而又傲慢地在联合国大会上颐指气使。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人对于自己大家长的角色基本是愉快胜任的，无论是出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还是成功地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大门外达二十多年之久，美国人总把联合国当作自家后花园，可以肆意妄为。毫不客气地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联合国几乎在实质上等于是美国国务院的延伸或扩展。世易时移，美国人渐渐意识到自己曾参予创建并一度取得绝对权威的机构不再象从前那样操纵起来得心应手。美国人开始对联合国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拖欠会费和鼓动撤换联合国秘书长，威胁着要拒绝他们不喜欢的人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撤赖把戏。大大小小的美国官员们提到联合国时总是一脸的愠怒和不满，这与二十年前美国人对联合国“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当一只五彩斑澜的鹦鹉变得不再是那么温顺听话时，马上就一口咬定它是一只恶形恶状的乌鸦，这一切再明确不过地暴露出以实用主义为内涵、急功近利为其表征的美国哲学的全部底蕴。 我们如果愿意对自己的思维模式作一点小小的修正，就将会极为惊讶地发现，美国资本占多数的世界银行，美国人拥有广泛发言权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形形色色的以“世界”自居的国际机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根本就是美国政治经济霸权在全球的滥觞。 很长时间以来，全世界似乎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赞同或认可了美国政治经济霸权在海外的表演，当中国人心急如焚地高喊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时，其实面对的却往往是西方世界所一手规定的“秩序”。中国人在艰难地走向下一个世纪，首先面临的其实并不是自身愿不愿意融人世界体系的问题，而恰恰在于这种体系的公平合理程度应当受到质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抛开我们思维中合理的怀疑成分而去妄谈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身利益不加维护的盲从行为。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诠释从来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贫穷落后津津乐道，一方面在中国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组织时又言之凿凿地声称，中国业已成为人均年收入达4000多美元的国家，因此必须以发达国家身份重返关贸总协定组织。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至今都还清晰地回忆起当年采访生涯中难捱的一幕场景：一位头发灰白的北京市民听到这则美式广告后一脸的气愤：“好家伙，咱一觉醒来成了年收入4000美元的人啦！” 中国人均收入4000余美元的新提法，来自于世界银行刚采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这其实是西方世界欲图修改自己“规则”的又一鲜活例证。 要说美国人对中国的贫穷状况一无所知，这肯定不是事实，强迫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洋跃进”的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的人口和市场太庞大了，因此很有必要尽一切可能在接纳中国之前，为目前所能攫取和今后准备攫取的利益作好铺垫。 围绕着中国是否为发达国家的争执和纠缠其实不是问题的症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清楚地看到，每年就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审议已更多地带有做秀的味道，美国人手中的牌已经越来越少，在这种苍白的心境下，如何更直截了当地大规模占领中国市场，才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现实利益问题。 自由贸易当是目前人类经济活动中最为理想的境界，普天之下有谁能不为自由贸易“鼓与呼”呢？美国人扛起的自由贸易大旗固然在空中猎猎作响，然而这种“高举”的吃力姿态总让人不那么放心。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可以说是吃透了林彪哲学思想的精髓：高举着“自由贸易”这杆大旗，而行压迫贸易自由之实。美国人在心里说：我作为“旗手”就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和领导者，我就是对自由贸易精神最权威的解释人，哪个国家敢于不听号令，就是自由贸易法则的破坏者。 中国市场的进口关税毋庸讳言是比较高的，如果一定要说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那么我们也不打算否认这一点。不计后果的无条件地紧跟“自由贸易”的大旗，事实上只能造成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极大伤害，其后果毫无疑问地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劳工的利益受损为代价。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国领导人在将订货合同交给法国空中客车飞机公司时，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被排除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并不影响中国与法国人乃至与世界各国做生意。 如果美国人继续以不平等贸易待我，那么，我们应考虑在适当时候做出选择，比如继续把大宗货物订单交给美国以外的国家——或者更为明确地说，给那些支持而不是阻挠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 今年10月份，中国谈判小组将赴日内瓦，参加新一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我们应当在心理上作好充分的准备，预防美国人层层加码式的谈判要价。 学会自我保护，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乘坐“空军一号”越洋而来。他的“空军一号”就是波音707。这使一直使用国产和苏制飞机的中国航空界大开眼界。为使与美国合作有一个良好的开头，中国当年订下10架波音707。 也就是从那个时代起，美国的广告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发达，认为美国的东西就是好，连美国的月亮也是最圆的。 从1972年起，波音飞机逐步升级，从波音707到777，24年中，中国从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采购回252架波音飞机。美国人自豪地称，在中国每小时就有100架次波音飞机起落。 这其实是一个惯性。中国的传统中，有爱与老客户做生意的习惯，并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波音一家公司可以打交道。以波音公司的胃口，他当然希望在中国的天空上，所有的飞机都来自西雅图，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航空市场每年20亿美元的采购单都交给波音公司。 正如美国的月亮不是最圆一样，美国的飞机也不是最好的。我在这里不再提波音777的隐患，即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考虑，我们的空中市场也不能完全让美国垄断。这涉及的面非常广，培训、维护、售后服务、零配件支持等只是一方面。但可怕的是，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天空中所有的飞机都来自一个对中国始终抱有敌意的国家，中国又对本国航空业越来越依赖美国技术的做法不加检视，这种垄断只会令人不安。 飞机的贸易只是一个比较外在化的现象，也许我们开始并没有考虑把空中市场交给美国，但随着购进的波音飞机一架一架地增加，无意中就让美国垄断了中国的空中市场。我认为，作为发展中的中国，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必须放眼未来，将各种可能的因素考虑进去，在某一个领域的设备和技术，切忌被一个国家垄断，尤其是对中国抱有敌意或者成见的国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用中国的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阿英两国的马岛之战中阿根廷败于臭火的弹药，海湾之战伊拉克引进的防空预警系统被美国窃装了病毒芯片，这都是令人痛心的例子。 我们提倡和平，但是，假如我们受到无理挑衅，而不得不进行战斗的话，遇上上述这种情况，时间就太晚了吧？ 但我看到了一个好的迹象，“空中客车”的引进，以及达成的一份多国合作、在中国联合制造100座“空中客车”的协议，无疑可以视为美国在中国空中市场垄断的时代宣告结束。此举既是对美国政府打贸易战的一个回敬，也是反垄断的一大成果。这样，在中国不仅有波音的飞机，有麦道公司的生产技术合作，还有欧洲“空中客车”的技术合作，对于提高中国民航及飞机制造能力，都极为有利。 在沉闷的中国出版界，《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如同在其间投入炸弹一般，引起了巨大震撼。 直言不讳的、带着嘲讽味的、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论证反映出中国天安门事件后的年轻人的强烈感情。自它出版发行以来，一个月内就销售了十万册，这也使该书作者迅速成名。随意的、时而睿智、时而尖锐的指责，体现出富有反叛精神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们内心对政府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的不满、愤慨与失望，以及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的日渐增强的自豪感。 这本书由张藏藏、宋强、乔边和另两位未署名的共五位作者在三个星期内完成的。《南华早报》采访了其中的两名作者。 现年32岁的这两位作者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中无一人是共产党员。尽管宋曾经当过共青团员，现在他自称是一名佛教徒，宋是他家乡重庆一个地方广播电台的节目制作人，中国文学专业毕业。 张辞去了中国某文联的工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该公司现在正着手翻译一系列现代法国文学作品。张是一位说话速度很快的、好辩的诗人，已经出版过诗歌与小说集，他最近的一部小说集叫《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说不》这本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工商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价为人民币19．80元。 问：你们的书是怎样得以出版的呢？ 张：写这本书是由我提议的。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竭力推行其19世纪、20世纪初的那一套方式威吓中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将共产主义视为鬼魅的西方人士自然仇视中国，然而中国既非南斯拉夫，也非苏联。 问：你认为西方国家抨击中国人权状况对吗？ 张：事实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甚满意，然而我们不能对中国的客观条件视而不见。我们只有这么一块土地和这样一个不够发达的经济，因此国家不得不优先考虑生存和发展，人权必须以这一现状为出发点。我认为美英对这一问题的论点是空洞无物的，中国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有许多人依然吃不饱，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优先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例如我们不得不采取计划生育这一应急性措施。如果约翰·梅杰是中国领导人，他敢允许每个人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吗？ 西方对我们有偏见，我们应当知道他们不是我们的救世主。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权状况必然会引起改善，这就是我们所想的，也正是这本书能获得成功的原因。 问：你为什么对美国那么不满？ 张：我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世界末日文化。我常说比尔·盖茨，他在计算机方面是惊人的天才，但在其他方面相当弱智，他可以在下个世纪当上美国总统，我的意思是那时美国文化中再也不会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问：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怎么了？ 张：我相信计算机比核武器更危险，它限制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会危及我们的民族利益。美国能通过计算机网络把它的观点与价值论强加给我们，这是一种网络侵略，所以你喜欢的话，可以称我们为“新义和团”。 问：在书中，你说“让我们焚烧好莱坞”，为什么你那么憎恨好莱坞呢？ 张：好莱坞影片比法国影片差得多，我想是对它说“不”。我偏爱法国和意大利电影，我认为新的浪潮在法国。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西方文化的大力支持者，我们仍然在尽力向西方学习，我在大学里只读西方诗歌。 问：你认为外国政府在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之与国际行为准则保持一致方面错了吗？ 张：我觉得对伊拉克的制裁的受害者只是伊拉克人民。另外，美国在文化、新闻、经济和军事诸领域动用暴力。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西方认为我们应当按他们的规则来游戏，而一旦我们干得很好了，他们又会改变他们的规则。这公平吗？不。 宋：是的，当黄种人掌握了西方的规则并且表现出色时，白种人就改变这些规则，就像他们在乒乓球比赛中所干的那样。西方人是真正的胆小鬼。 问：西方压制的结果是什么？ 宋：西方只想控制中国，为什么不让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试验地而存在呢？不要认为你们制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会高兴。我极为痛恨目前的这种趋势，即一名学者只有亲美才被认为是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民内在的某些东西。 问：哪些东西呢？ 张：以人权为例，我想问西方人士一些问题。英国曾向中国出售鸦片．并挑起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对中国人权的极大侵略，但我从未听说过任何来自贵国的道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大规模残酷地侵略中国人权，然而至今，它依然在竭力为它的罪行辩护，不作出足够的歉意，他们无权谈论人权。据说在香港，课本在提及鸦片时只将它解释为“特殊的材料”。 问：你认为英国正试图在香港问题上欺负中国吗？ 张：我想看到香港有更多的民主并且我知道那儿正在进行一个直接选举。但我想问你，如果你想给香港民主为什么不在过去的150年里给它？为什么偏偏在你要离开的时候给？ 根本问题在于你们认为大不列颠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利益。如果你把这称作极端民族主义，那我只有接受。麦克米兰说过：“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的一个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确实认为中国分裂对其有利。他们确实想看到一个不是那么强壮有力的中国。他们认为台湾、西藏甚至内蒙古、新疆都应该从中国分离出去。很多日本人也持这种观点。 问：你认为美国在剥削中国吗？ 张：不，我不觉得美国在剥削中国。我们钦佩美国的商业。我们渴望美国的商业，我认为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也是一个受益者，因为我们向美国也大量出口。但我宁愿不要最惠国待遇，因为我觉得美国采取的很多行动：如银河号事件(美国拦下并搜查了一艘涉嫌向伊朗非法运送武器的轮船)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一事，这些都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问：你怎么看待现在正在举行的这场奥运会的进行情况？ 张：从现在正在举行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至今，所有北京的老百姓都认为美国人真是操蛋。多年以来，亚特兰大就因治安不好而臭名昭著，那为什么还选它来主办奥运会？既已当选为主办者，为什么不把工作干好点？为什么像炸弹爆炸、交通阻塞都会发生。 答案就是美国人已经暴露出无能的一面。看看美国电视转播的奥运会你就会明白我说的美国“新闻暴力”是什么了。当报导美国对中国及美国对古巴的排球赛时，电视只显示出美国球手是急样扣下球又是怎样令人难以置信地救起险球，与此同时观众席上传来大声喝彩；而当对方得分时，情况是如何的古怪凑巧。但结果是美国队两次都被打败了。 媒界想操纵观众情绪。这表明美国缺乏大国的风范。奥运会暴露了美国人的贪婪，也粉碎了美国无所不胜的神话。 问：你们不是在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吗？ 宋：不，我们对此并不害怕。我们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我们想要吸收更多的成熟文化而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经过十来年的思想解放，我们应该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我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威胁，相反，长期地否认我们的民族传统倒是(威胁)。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民族主义还不够强，我们有的倒是民族虚无主义。 ------------ 亦凡书库扫校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