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这个题目是为着那些游走于中国之外的同胞们而写的——不管他们是身体还是心灵游走于外。这两者的性质可能截然不同，也可能互为交融，也可能本身就互为游走——如海外的中国人常常比本土的中国人更爱着恋着中国，又如本土的某些中国人比异族人更为切齿痛恨着中国。 一天我给重庆的王老师打电话，他告诉我，原单位收到了一封寄给作者们的署名“××市一群青年”的信，大骂我们是“小丑”、“法西斯”，并公布了他们对我们的判决——“处死”。我跟王老师笑骂了一阵“小毛贼”；他们的律动和不安分就跟藏藏与我当年在校园里的活跃一样。——“都是我们玩剩下的”。不过这回他们甭想，甭想我们在出版物中跟他们较劲，他们甭指望我们会推荐发表这封信，借此增加惊险色彩从而满足他们的某种欲望。对，对，对！因为我们“害怕真理”。我因此又想起了另一些人。我在北京的日子里，心情是忽晴忽阴的。我经常凝神那些红云底下的屋顶，想着那些屋顶下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学成之年，他们就开始愤懑着中国，他们的年龄越高，孩子越大，他们的愤懑就越固执越强烈。他们的愤懑情结不可能因笔谈和辩论而化解——就像一种信念下可能在酷刑下瓦解—样，他们以厌烦的神色打量着走进屋里的我，赖哩巴叽地摇头。用一种宁静得几乎要飞升的超然玩着电子游戏机，我不禁寒战着从他们身边游开。但有时天气极好、朋友的消息极频的时候，我又猜想那些屋顶下的中国人，他们也许跟我一样普普通通，毫无姿色，也许平时也有愤懑，看到一件事情便骂：“中国的事情没办法……”但每逢严峻的答案必须填写“是”与“否”，他们又像全约好的一样填写同样的答项。——其实我们对中国人的奢望莫大于此了。就橡一株平时全是骨朵的花树，即使一年只开一次，一次一个钟头，我们也认定它是花而不是覃子—样。不要太苛求中国人，再苛求一分便不免招致嫌疑了。——我吃饱了撑的，去招惹人骂？ 但一位旅美学者突然破口大骂一个中国女孩子是“精神娼妓”，我已觉得这已不是什么“苛求”或有失风度了。 这位女孩子在“美国之音”里缠绵而浓情地抒情：“每当我坐在草坪之上，看着湖水和嬉戏的小鸭，心里就怀念起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旅美学者声音平静地点头说：“兔崽子，兔崽子，对吗？”我只得连连点头。是啊，能怨别人骂她？“难道中国没有草坪？难道中国没有湖水？难道中国没有小鸭？”旅美学者问。我也笑着叹—口气，为我这位山东老乡感到羞愧不已。很快我发现我自作多情了，就跟她的自作多情一样——悲我们头顶上的天，悯我们这群没有草坪、湖水、鸭子可玩赏，同时又在“受苦受难”的愚昧小民。 她这毛病也真是难改呢。 我们不能因那些人由于不认同祖国政府而跑到国外而称之为“汉奸”、“卖国贼”，即使他们摆出了同祖国情断义绝的姿态。不能否认，有时候中国人对他们很严厉，我们很容易把那些具有叛国嫌疑的举动笼统地概称为“汉奸”、“卖国贼”。如某人跑到了外国大使馆，马上有人写信到电视台：“一定要抓住他，可别让这个卖国贼跑了……”，仅单纯凭着跑到外国大使馆或以非法手段跑到境外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汉奸、卖国贼，是粗暴且不准确的。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可以进一步研究。有关的话题还是让别人去说吧。——但是，不能回避，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在未来的中华民族与异族的利益冲突中，某些人士的处境将是无比尴尬的。也许在未来的冲突中，没有必要特别提起他们，没有必要为他们内心的立场而将国家之间的斗争迁怒于他们。许多中国人关心着他们，甚至他们还有这样的魅力：一旦他们发言，我们会在百忙之中聚了神带着感兴趣的心情去聆听。那么，作为他们的亲友、同学、学生、遥感者的中国人，实在是有必要对他倾注一下专门的关心的。 但如果都像那位女士一样，摆出一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神气，徒招骂名也只能是活该。四川话说：做得受得，届时谁能为你挡驾？如果说真的是那样，不管你的“政治正确性”动机是多么的纯洁，或你言辞上的转圜余地有多么大，不管你的理论结构是多么繁复——可以最终上升到一个“善”的结果。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就不管那么多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尺度。当心成为“非常尺度”的牺牲品，战时被处死的间谍嫌疑犯，很少听说有法院为他们翻案。民族抗衡时期的非祖国论者，也难指望岁月会为他们平反。 即便按你们的“政治正确性”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请允许我对前景做危险的估计，如中华民族同异族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历史的教训。法国殖民者所扶植的墨西哥皇帝马克米西雷大公，他仁孝纯厚，全身心地爱着他的新祖国墨西哥，并尽可能地施仁政，然而墨西哥合众国主权政府仍毫不犹豫地将其处死了——那场面是令所有的人道主义者悲痛的。但历史定了性：甘为异族马前卒，颠覆主权政府，下场只能如此。也许有人拿一战时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对“保卫祖国”口号的严厉批判来做为佐证，但这有不同，而且是大大的不同，左派社会民主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国际力量来反对所有交战国政府的。中国也有同样的例子，张学良将军发动中东路事件，同苏联军队发生冲突，而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明们却鼓动中国工农“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无视民族感情的举动自然遭到中国各界人民的反对。 逆人伦天理而动的冒险家，自然被人民视为汉奸卖国贼，这就是人民的历史观，人民的最朴实的政治正确性。 两种“政治正确性”，哪一种该让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乔边曾说：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民族主义还是应该要一点的。当越来越多的盘问和追究加诸我们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变了一种腔调——一种起初我们听起来也有点陌生的腔调。“我们不伯别人说我们是极端民族主义，”我们说，“因为我们长期所看到的，是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全国性大合唱——当初也有我们的声音在内。这个我们要在《我们的回忆》里提到。当然我们不可能低级趣味到那种地步：就像“五四”后回国的吴宓等人给热情支持“德先生”“赛先生”的学生们泼冷水一样，他们的做法是，我们从西方刚回来，我们什么不知道，告诉你我们的发现——不如咱！假如我们以同样的腔调说：“我们在那个阵营里呆过，我什么不知道？告诉你：会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我们这种庸俗透底的作风，用不着别人来嘘，我们自己都要先啐自己一口。 一旦民族主义或者类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出现，就会招致那么多警觉和不安的反应。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树立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态度的决心。 我们应该从那种模糊的、需要澄清的、类民族主义的状态中发展我们的民族主义。我认同西方的冠以我们“新民族主义”的称谓，应该认同“新”，应该推举一位有着良好学问的人给这种新民族主义的一种界定。 新民族主义会是什么样子的“主义”？ 我感觉到它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探究界定的可能。 其一，它不应是那种对本民族成员绝对无条件认同的“原始民族主义”。如河西族的人同河东族的人骂街，围观而至的一群河西族的人看到了，不深究此事起因，也不管本族的人有理没理，全体一声吆喝：“打丫头养的！”石块砖头棍棒齐上，再对奄奄一息的河东族倒楣蛋踏上几脚。簇拥着他们的同胞英雄：“没吃亏吧？走走喝酒去……”这种“原始民族主义”非常类似于中国汉族的“省际歧视主义”。因此说：这样的义无反顾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甚至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 其二，顺理成章地，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状况，应将历史、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的一切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需要将国家主义的因素考虑在内。国家因素的介入会使新民族主义的内涵变得开拓和有理性色彩。 其三，这新民族主义应作为知识界的思想意识加以剖清的，必要时，它应求教于宗教界、新闻界、经济界、文学艺术界，它将来应传达于一切有关的领域，并做为一种意识和流派而长期存在下去。一旦外国的一切方面的威胁成为严峻的事实，新民族主义应有这样的潜力，即它能够成为一种有序的运动。 其四，新民族主义应强调它不是知识分子集团或某种社会利益阶层的使卒，避免走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为黑暗势力帮忙的老路，它应呈现它的民主追求和对国家繁荣富强的进取心。因此，坚决抵制因民族主义而衍发的盲目的排外、闭关锁国，防止造成中国回到左倾路线的老路子的后果。我想，这应当是当代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最大、最鲜明的特点，这一点应是新民族主义的灵魂。 总的前提应该是回归，我称之为“中国人的回归”。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后海外华人”)已经认识到：只有灵魂不再游走于中国体外，作为个人才有全面发展的希望。有一个老作家、老记者，作为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者，他已经认识到了游离中国体外的痛苦。他有一个著名的比方：他说他认为过去他只说出“百分之五十的话”，而这“百分之五十”却有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听；而现在他可以说出“百分之百”的话了，然而会有百分之几的中国人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作家的悲哀。 一个跑到海外的人在“美国之音”中谈到他每当经过中国领事馆的心情。他讲到：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心中涌动着的话是——“那面五星红旗还是我的五星红旗……” 这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失语了。 同样的，这也不能简单地看作出走的浪人“看到了野菊花”时的思乡之情。思乡是另外一回事。 相信这句话勾起了许多海外或境内的中国人复杂的感受。 这话出自一个通缉在身、从理念和情感上憎恨现行中国的人物之口，应该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曾经有一个中国少年合唱团访问奥地利共和国，演出地点是前奥匈帝国皇室的故宫。这一天，来了一群中国人——他们都是“六·四”那一年跑出去的。他们找到领队，要求为合唱团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他们同孩子们一起联欢，并为他们预备了饭菜。——细心的孩子们发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吃的是合唱团吃剩下的东西！临别时大哥哥、大姐姐们无法按捺自己，泪水滂沱地和少年合唱团的孩子们拥抱在一起了。 难道他们的哭泣是因为孩子们又要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吗？历史上曾有许多政治斗士出走他国，但自近代史以来、从未有任何的去国者像今天的“斗士”们这般，精神上如此寂寞困苦。 我绝不是仅仅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角度同情他们的处境和困顿的。 应该这样来界定当今中国建设所需的“精英”(如果“精英”一词尚未成为禁区的话)：他们不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启蒙”分子，他们应该由更多更广泛的有建设价值的人才组成，他们有企业家、国防专家和军事领导人、有法学家、能源专家、大坝建设者和贸易谈判专家，这个“精英”阶层将更广泛更有真才实学，他们将为中国的稳定、中国的繁荣、中国的强大做出切切实实的贡献，并因此成为人民的楷模、人民的英雄。这个“精英”阶层必须摒弃那种类型的人——那种以骂街擅长、沉湎于自己都明知无法楔入现实的理论家的思想。信奉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煽动家，他们可能比敬畏命运的人更潇洒，更能吸引那些不安于平凡生活的中国人的心。但他们没戏，就像张藏藏带话给那些“亡国奴”论者的，“你们若有希望，我就是王八蛋”。 应该回归中国，从中国的人文、中国的欲望、中国的勃勃上升中找到路轨，这才是中国人的价值所在。 陈立夫先生曾经提出：两岸应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统—。 这个观点应给所有回到中国立场上的同胞们以启示。 我不想再含糊掉“中国立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立场——应是坚决反对国家分裂的立场，不管这种“分裂比统一好”的见解有多么高超深邃。柴科夫斯基说：“我愿做俄罗斯的乡巴佬。”我也愿振臂表态：我愿做死心塌地的支持大一统的“中国乡巴佬”；中国的立场——还应是坚持反对中国“大乱求大治”的立场，即使是从激进主义的角度看，戊戌变法百年之后中国的再次大乱，将使中国永远丧失成为超级大国的机遇。 这应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最低纲领”。 七月底，我告别张藏藏、宋强和乔边，从北京独自回到南方。这个季节天气闷热，旅途格外疲惫，车过河南，便见到沿途遭受水灾的景况。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铁路曾被冲毁，有的路段仍在维修，列车到此，车行缓慢。最令人惊骇的是武汉市郊五里湖一带，那儿仍是一片汪洋，大水之上，只见大树的尖梢，房屋的红瓦。在鄂州一带，也见到农民冒着酷暑在洪水退却之后的水稻田里收割残余的庄稼。农民们背部晒得乌黑油亮，他们穿着短裤，戴着草帽，艰难地，一穗一穗地把洪水留下的稻子收割起来，这景况令人敬佩又感动。 越往南走，灾情越见严重。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在北京，也曾看到关于南方水灾的报道，但怎么也不如眼见这样触及心灵。 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已经两年了，生命中经历了许多，此番回乡。是想着好好总结一下这两年来生命历程中的一些东西，并与出版社有约，写作一部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流浪京都》。返回故乡去写作，一是躲避都市的喧嚣，再则也能逃脱记者没完没了的干扰。 又见到青山绿水，又尝到家乡的风味，又听到亲切的乡音。山中小镇上，天空明净，月儿又大又圆，白亮亮的，充满南国的诗情画意。我安排好写作计划，并准备抽空去天台山打猎，再到九桥水库钓鱼，尔后会会过去的文朋诗友，叙叙别离之情。我相信在家乡这样的世外桃源里，既可以按计划写作，又能够养憩一下流浪生活给我的创伤。 打开笔记本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起来。然而，旅途所见的灾情却无法排遣，脑海里老是闪出一片大水。地方上，大家也在谈论灾情，电视、广播、报纸也连续不断地报道抢险救灾的消息。这些消息挤迫着人的心情。一些朋友也到抗洪前线采访，我们这儿离长江只有56公里，离大冶湖只有20公里，虽然未曾遭受水患，但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抗灾工作。矿山工人黄昏时聚在门口纳凉，也议论着这场罕见的水灾。我有时也加入他们的议论，我发现矿工们对时事非常了解，他们关注身边的灾情，也了解湖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灾情，他们甚至还谈到政府就水灾申请国际援助一事。 这天黄昏电视新闻联播过后，矿工们照例聚在门口纳凉，他们光着膀子，摇着蒲扇，不时挥赶着嘤嘤嗡嗡的山蚊子，大声地议论着什么。声音之大，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在吵架。我走过去，却原来是在谴责桥本。一个矿工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险恶、卑鄙和无耻了！你看看，那个桥本首相去靖国神社参拜的神态，跟一个匪徒差不多。另一个矿工说：日本人是狗改不了吃屎，我们对他们那么宽容，又是友好邻邦，又是一衣带水，怎么就是打动不了这帮强盗的心，杂种，老子有机会跟他们干仗，非跟他们拼了不可。矿工们越说越气愤，全然忘却了三十几度的气温和肆虐的山蚊子。 东条英机是桥本龙太郎的先人么，操，他是要继承东条英机的遗志啊！又一个矿工用蒲扇啪地拍死腿上的一只蚊子，愤愤地说。 我们应该向日本索赔，以民间的名义！矿工们越说越火，日本人没法让人宽恕。这天我恰好没有看电视，我惊异他们怎么忽然在一起异口同声地谴责起日本人来。我问：桥本龙太郎怎么了？一矿工：说：唉呀，作家，你没有看电视？桥本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为他的老祖宗招魂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对于日本这个国家，中国人的态度我曾经有过一种浅薄的见解：仇恨日本人，富欢日本东西。但随着深入认真地思考，我发现中国人的心中有更复杂的层面，在日本人侵中国犯下滔天罪行这—面，中国人对日本是仇深似海，永远刻骨铭心；在长崎、广岛民众遭受到原子弹打击这一面，中国人又对他们充满同情，民众毕竟是无辜的。就连中国老百姓看了日本电影《望乡》，也曾洒过泪水。而去年东京地铁奥姆真理教徒施放沙林毒气，中国老百姓也为那些无辜者捏一把汗。有时候我想，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上表现得最完全，最彻底！ 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是否错了？也许是。 我记起了读书时老师的一句话。当时我们除了在《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中知道日本鬼子杀人如麻以外，对日本国是一无所知。我们老师评价日本时说：日本是一条咬了人又遭人痛打的恶狗，他们咬了人，决不肯承认咬了，然而挨打的痛，却牢记着，不时要吠几声，以表示委屈。现在想来，老师的话千真万确，我再出找不出比这个比喻更形象更贴切的形容了。 要说明的是，黄石大冶这个地区，是日军侵略的重灾区。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因为大冶矿产资源丰富，开采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现在也有数万矿工。日本在侵略战争中，需要大量的钢铁，所以在这个地区，他们为掠夺资源而残酷镇压老百姓达到疯狂的程度。我不用复述那段历史，因为在日军侵华时期，在任何被日军占领的地方，他们都有过相同的兽行。我仅举一个例子，日军在大冶铁矿周边，对老百姓采取连坐制，即中国军队袭击了日军，发生地靠近哪个村庄、就把哪个村庄推平，将整个村庄的人杀绝。 夏天的燥热随着夜色降临渐渐退去，山风徐徐吹来，但矿工们的气愤不消。他们中有一位八路军烈士的后代，他对我真诚地说：古清生，我读过你一些作品，不怕惹你生气的话，你写的很多东西尽是关于你个人的小痛苦，小感情，你能否写一部控诉日本人的书？我是不会写，如果我会，我要写出《辞海》那么厚—本。 这位矿工的情绪感染了我，我想告诉他，我与朋友已经合作写了一部书。已经上市了。但是，话到嘴边，我又忍住了。我想起在我路过武汉时，有位朋友对我说：你们那本《中国可以说不》还应该再深刻一些。我认真思索一下：朋友的话确实不错，我们没有必要有所保留。 一连数日，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写作无法进入。那位八路军烈士后代的话总在我的耳边响起。是应该写一部有关抗日的书。想到这里，我蓦然心中一惊！像抗战、八路军、新四军这些词，除了在纪念抗战50周年时提过，平日里谁还想起它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只记得款爷、老板、市利和发财这些词，我们不记得抗战，反倒是日本政界的那些人，时时不忘他们那些犯下侵略罪行的先人。我不知道日本那些人在怎样教育后代，但是，我害怕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会忘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忘却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大冶掠夺的罪行。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普通的矿工们。他们却没有忘记。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太平常了，平常得像矿山上随处可见的铜草花，他们却记住了民族大义。虽然他们的愤怒只能在如此的纳凉聚会中宣泄，然而，这又是多么质朴和真实的感情呢？于是在心中忽然说出一句：桥本，你也太恶劣了一点吧？你连我们这些普通矿工的和平心情也搅乱了，他们刚刚还在为江南水灾忧心忡忡，却又被你桥本的恶举气得怒火难消。 这些矿工，中国的产业大军，他们的心境是如此明白，沉重的劳动并没有使他们的心灵麻木，比较起来我有些惭愧不已，也有些欣慰。 也许这个八月注定我们不能过上好日子，水灾、桥本参拜，这两个不搭界的事物令我们伤了财物和感情。紧接着，是亚特兰大传来的消息。中国运动员在美国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及遭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恶意攻击、污辱又令我们气愤难平。 百年奥运盛会，中国运动员盼望已久，中国人民也盼望已久，我们希望在奥林匹克精神下，公平友好竞争，赛出成绩，赛出风貌，赛出世界人民的团结。但是，美国人的不友好令我们惊愕了，那些天我的电话不断，一位投身商海的朋友打电话对我说：怎么会这样？那么多错判显然是故意的，这个奥运会看了叫我心堵，我把预备庆祝奥运会胜利闭幕的两瓶大冶劲酒从窗口扔出去了。 血同一宗，情同一脉。我何曾不是这样想的？我还记得在奥运会期间，去抗洪区寻找一位朋友，看见受灾地区的老百姓，他们在临时搭起的居所门前摆起电视，一边是滔滔洪水，一边是淹没的家园，可是他们仍不忘奥运会。他们并不一定都热爱体育，但他们喜欢看奥运会这是铁的事实。无须讳言，他们最关注的，当然是中国体育健儿的表现。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健儿取得好成绩，希望看到五星红旗在亚特兰大升起。这种感情，全球皆同，不会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例外。他们看得很感动，也看得很愤怒。 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人给公平打了折。 无理。无知。无情。老百姓无法理解，我的朋友无法理解，我也无法理解。百年奥运不和谐的音符，除了给美国人留下一笔不光彩的写照，给奥运史涂上一记污点，给中国老百姓一把怒火，还会有什么？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的故乡，你的子孙有辱你一世的英名。 八月，我的桃花源生活之梦被搅乱了，在青山绿水的家乡、我仍无法安静，也无法进行写作，更没有心情进行打猎和钓鱼，我离开北京，却仍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水患是上天的安排，这无法抗拒。但是，日本和美国那些人为的、有意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恶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则无处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桃花源，在这样的山中小镇，也不例外。 听许多友人讲，台湾一些与我们一样大的青年，在读了《说不》中有关台湾的言论后，有些受不了。认为自己没招谁惹谁，打从出生后就面临着隔离的现实。大陆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说不》“不惜流血”都要制止分裂的言论，使这一代没有经过战争的年轻人感到极度委屈和惊恐，他们认为现实在迫使他们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 持这样的观点的人还有一部分认为，当年共产党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现在还要“威胁”着打他们，搞军事演习，实在有些承受不了。 随着《说不》引发的大陆、港、台、澳及全球性探讨的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成为大陆和台湾青年都在广泛思索的一个问题。 说起台湾，就不得不追溯历史，因为任何把历史割裂开来的想法都是极不负责任和不现实的，也就更无足于解决这一个问题。 也正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台湾的独立与否，才成为中华民族存亡兴衰的关键问题。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该条约“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任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被视为亡国先兆。引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举，近而引发全国保台狂潮。 台湾虽小，但割地辱国所带来的危害之大，却不是一言所能概述的。正如康有为所言：“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现在读来，仍铿锵在耳，隐痛于胸。 “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失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能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 康有为的慨慷陈词，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所带来的危害分析得透彻入骨。而事实也正是：日本占据台湾五十年，中华民族分崩离析了五十年；台湾被凌辱了五十年，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了五十年。台湾的兴衰是中华民族兴衰的缩影，它的存亡也是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 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之路将中国导向了排除内忧外患的道路。但由于这场革命的领导人的“精英”特质，注定了它关注而又远离大众的实质。从海外寻求真理的革命者没能将他们的理念与中国民众的现实理想成功地契合，最终导致了国民党越来越与民众相脱离甚至背离的现实。这种两个极心的相互排斥、逃逸，被毛泽东等一代起自民间、深深体味到历经战争和剥削苦难的劳苦大众朴素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体察，并将其与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就民众基础而言，共产党是注定要胜利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基础，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全面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实质上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这个基础，国民党退守台湾是它本身当时背离民众的结果。因此“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实质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如此“先知先觉”，在战略拟定上就把国民党“规定”在台湾。因为中国共产党既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她完全可以做到先取得台湾。事实上国民党的全面溃败，或者说崩溃，快得连中国共产党都觉得有些意外。过江战役计划之详细、缜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此时，最清醒的可能反而是蒋介石，迅速的溃败和军队的倒戈或者不堪一击(要知道，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可比共产党先进得多，开始打内战时的人数也比共产党的多)，使他看到自己和所领导的党派是多么严重的脱离了大众，一方面放出划江而治的风，一方面早就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 退守台湾后，与其说国民党在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倒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开始了国民党从未有过的内部整肃和教训总结，营建民众基础可以说是国民党吸取的最大教训，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完全不同的历史视角可以说是这个教训吸取的负面结果。 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国民党甚至在这段时间积极地投入了反攻大陆的战前准备，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方法。 尼克松访华的成功，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基本破灭了。国民党开始了全面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是国民党顺应了台湾民意的结果。 但不管是尼克松前还是尼克松之后，台湾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第二个战略堡垒的作用，都没有失去，只是随时势的不同而显现和隐匿罢了。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对美、日在战略上牵制中国，扩张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十分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中美联合公报拟定时，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防御武器，就是为了实质性地武装这个基地。这次出动太平洋第七舰队对中国在海峡搞的演习进行所谓的“监视”，并非出自什么维护地区和平的目的，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借势为炮制“中国威胁论”寻找由头，以增加与中国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的。 这里我们来一个假定，探究一下台湾独立后，它的去向相对中国人的伤害。 康有为所分析的散台民而散天下的结局是必然存在的了。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表面上都不太愿意看到，实际上在他们的战略中最后一个“下下策”方案所早已考虑过的了。美国和日本会趁机以盟国的身份将再一次“临幸”台湾，而大陆必须占据附近的岛屿，台湾海峡的正常航运就可能因此难以为继，反而造成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不稳定。民族的难兄难弟在因外夷的“临幸”所造成的煎熬中被迫处于对立状态，台湾和中国的经济梦想将被迫破灭，由此引发的种种苦难将因此再次“临幸”中华民族的头顶。而这一局面，就是那些引导台独的人造成的。 从这个假定来看，台湾的“独立”，实质上是一场有害于中华民族的独立；是投入别人怀抱的，将受到别人歧视性待遇的“独立”；是以为别人手中的工具和军事基地为代价的。时局的动荡将使台湾想做二战后的日本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开始的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凌辱了。 那时台湾青年的“受不了”，将比现在听几句大陆青年发自内心的言论更为现实和残酷，也根本不是“受不了”所能够表达的心灵上的迷失和苦难。台湾青年将因自己错误的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说不》所言的“不惜流血”，与其看成是一种豪情宣言，还不如看成是对未来可能导致的悲哀的悲愤警醒。一个曾经倍受凌辱的民族，在今天还要被迫发出这样的吼声，对此实在是应该深深思考一下的了。 《说不》所言的，相对于中华民族，台湾的从属地位的问题，同样值得再细细交待一下。 现实中的独立表现，有一个是被台独分子经常引用来证明台湾由民众表决决定走向独立的合法性的，这就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表决。表象上看，两者很相似，都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决定是不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分析一下，二者却又是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魁北克是个法裔居多的省份。由于殖民的原因，加拿大许多省都是有这种各自的独立的特性。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与其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不同。比如法国的国家利益，是法兰西民族利益的政治体现，而法兰西民族利益是不允许它的某一个省脱离它的。再拿日本来说，九洲岛的脱离将牵动整个大和民族的利益，它因整个大和民族的否决而不能走向独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大和民族、法兰西民族、中华民族都是在历史中逐渐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的每一部分就像身体的躯干、四肢一样，是自然生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而加拿大就不具有这个特性，它每个移民过来的民族相对地集中于某个地区的现实，决定了它的国家构成，是北美大陆摆脱殖民控制，由每个地区在协商后的表象拼凑，历史融合的时间很短，因而它某个地区的独立与否，与其它地区没有民族和历史的渊源。假如加拿大早建国一百年，它或许会因为形成了一个主流文化特质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利益，而否定这种行为的。 一个是解构，一个是割裂，本质上具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魁北克最终没有独立，也正说明加拿大经过二百多年的融合，已形成了统一文化雏形和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已经在民众内心构成了一个整体，迫使他们导向了相互依存的选择。 世界走向大同的基础是民族的合和，一个民族的分裂是对世界潮流的反动，是对民族自决这一概念的歧意性引用，民族自决是一个整体的民族自决而非局部的策动。正如把身体的某一部分割裂一样，台湾的独立只能造成一个民族的残疾而不能实现民族整体的健康发展，因为一个残疾民族是无法列入强国行列的，更是无法为世界大同做出贡献的。独立后的台湾，将来还得面临一次民族局部回归和民族整合的过程。走这样的弯路，被耽误的不光是中华民族，而是整个世界。 回到现实中，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考提供给我们，假如中国大陆听任了美国及西方的无理要求和安排，按西方指定的道路走，还有台湾问题吗？我想，是不会有的了。但这又是另外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了。 三月共军(原文如此——编者)演习引来了美国航空母舰，中共便策动尘封已久的民族主义来自卫。同时，共军演习也使更多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是中共的统战口号，更有一部分人愤而图以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 但是，当中国悲情遇上台湾悲情时，结果又如何？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宣称，对于台湾人民这种“迷航”，需要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拨一下”，而当美国军舰逼近“中国台湾省”时，大陆人民应该“不要忌言‘准备打仗’”。 而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指出，台湾对抗中国的地理(指台湾海峡)和物质条件远远优于芬兰对抗前苏联的条件，但为什么台湾人总感觉到难以抗拒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北京一名台湾研究学者发现，三月共军演习后，台湾民间的确出现“以中国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和“以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两种完全对立的舆论。他特别指出，台湾部分领导人最近频繁指责大陆有过激民族主义，同时强调台湾本土教育的举动，令大陆方面怀疑台湾领导人正在暗助“以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舆论。 无独有偶的，八月九日的北京《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切不断的血脉》文章批评说，李总统在淡水国小发表“台湾以往过度强调大中华的教育观念，让我们的学生受害甚深”、“狭隘的民族意识观要重新调整”．等言论，是“企图从教育入手，切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让台湾地域文化完全西化……以便为其分裂祖国打下思想、社会、文化基础。” 然而，就像台湾民众不易体认百年来饱受列强欺凌而产生的中国悲情一样，大陆年轻一代过去并不关心台湾，更不了解台湾，只是当美国军舰驶近台湾海峡时，直觉地认为“台湾要作为美国的不沉航舰来围堵中国”，因此得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 对于这两种悲情一旦冲突所可能造成的悲剧，必将摧毁“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梦想，乃至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被开除球籍”，北京方面已多少有些察觉。例如一名早在五十年前就加入中共的大陆台籍人士，前年回台湾探亲后返大陆，曾提出感言指出，台湾年轻一代因为两岸长期分隔，事实上早就不存在什么“中国统一”的想法，根据中共的标准，早就符合“隐性台独”的条件，对此，中共必须设法争取，而不是威胁恫吓。这位人士更不苟同《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的偏激观点。 可见部分大陆人士对于台湾悲情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有相当理性的认知。或许就需靠这种理性的认知，来根除类似三月间“中国人威胁中国人”的不当行径，进而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承诺，最终达到“中国人帮中国人”的境界。 一、李登辉，李比尔？李太郎？ “总统”阁下宣誓当选“总统”以后，大约是考虑到职位到手，有美国的庇护，自己便大可以不必考虑祖国统一问题了。 所谓的台湾独立，稍有头脑的人便可以看到，如果独立，也只能是由美国炮舰守护下的一块殖民地。假设这样，台湾也不是独立的台湾，而是美国的第51个州，台湾当局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然而，即便有美国做后台老板，台湾也不可能变成巴基斯坦、新加坡。美国能够永远支撑起台湾岛吗？也许现在台湾当局有这个信心，然而，我建议李登辉回忆一下，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台湾时，是如何的不可一世？英帝国占领香港的时候，又是如何不可一世？在当年谁能够会想到，他们都有拱手交回中国领土的这一天？ 事实胜于雄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侵占他国领土的帝国可以不败。 美国现在支持台湾，出售武器，开出炮舰，号称保卫台湾，阻挠中国统一进程，这举动表明了什么呢？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依赖又表明了什么呢？我们只能够这样分析，台湾在客观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没有美国在军事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台湾当局恐伯没有今天的固执。 李登辉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信誓旦旦地说，我在选举时告诉大家说，不要慌，是空包弹，不必担心。言语中，似乎充满着自信。然而，这种自信是可悲的。是看准了是一场演习，还是觉得有美国在后面支持呢？大约都有。那么，就这两种情况而言，是不值得如此自信的。如果真的朝着台独的路上走下去，或许有一天，落下的将不是什么“空包弹”。 接着下面的谈话，便显露出李登辉的愿望了。李登辉说，我不认为台湾人民应该是“民国的公民”或者“国家的公民”，而应该是“国际的公民”才对。要成为“国际公民”，台湾要有不同形式的生活内容，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行为态度。只有这样，台湾人才能以“国际公民”的资格受到普遍的尊敬。 这段话显示出李登辉要走台独的野心。 其实，李登辉不论想做什么公民，都不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无非是在美国的庇护下讨生活。这个所谓“国际公民”，实质上就是美国公民。但是，是等外的，这未必能够真的受到“普遍尊敬”，如此这般迂回曲折，不如明白地说，要让台湾集体加入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公民或许比“民国的公民”更受到普遍尊敬，但想必李登辉也清楚，这是一种妄想吧？因为李“总统”在谈到与美国的关系时，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与日本之间是有安全保障条约的，而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条约的保障。出言之际，不免透出了几分哀伤。 回想起去年，“总统”登辉先生以私人的名义去了趟美国，那时是何等的荣幸！的确，这趟差得来不容易，对美国也几可感激涕零了。但“总统”先生心里也有几分数，知道美国这不过是想从大陆这边争点儿让步玩的一个小花招，也不是真对“总统”有了“普遍的尊敬”。 不要对美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了，世界局势在变，这种变化并非对“台独”有利。对于美国的霸道。连最密切的欧盟国家都感到不满。反美浪潮已经波及全球，这将会使美国对自己进行认真的检讨，重新考虑它在国际间的作为，连自己将来的行动都拿不准，何以能够作为坚实的依靠？莱克在最近访问北京时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立场。此言是假是真，无法考证。但这种话李“总统”阁下也不妨听听，单听到有利于己的许诺，恐怕也是个“空包弹”，未必“见响”。但无论如何，将中国的事情，引入外人来参与，总不是令中华民族光彩的一件事。 统一是必然之路，唯有这条路台湾可以走得通。如果李登辉不予理会这一点，则是对台湾真正的不负责任。“总统”也别老念着美国航空母舰的庇护，也不要考证自己是否有日本血统，台湾也并非你一己所有，它是中华民族的，如不想做民族的千古罪人，就朝着祖国统一的路上走，实行一国两制，既保护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也完成了统一大业。 二、不要“以官逼民”、“以政逼商” 李登辉出尔反尔，在8月14日的国民大会会议上宣称，“我们必须重新检讨以大陆为腹地建立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主张”，并开始限制台湾企业向大陆投资。此举既显示出李登辉作为政治家的狡诈，在骗取台湾民众的信任之后，忽然180度的大转弯，把说出去的话又收回来，也看得出李登辉在增进两岸经济发展建设上的承诺是虚幌了一枪，玩了个花招。 李登辉的这个讲话之后，立即导致台湾股市竟相抛股，使股市锐跌89个点。这充分表明，李登辉的倒退已经使台湾民众大面积的不安，并产生对当局的不信任心理。 李登辉何以忽然在对大陆投资问题做起文章呢？外界评论，李登辉此举是想把这当作与大陆进行谈判时的一种武器。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李登辉在情急之下，乱抓一着，拿出限制投资来要挟大陆一把。但这个要挟是无效的，仿效克林顿的经济制裁于今天来说，在谈判桌上根本不能成其为武器。 但是，它伤害两岸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举观今日世界，对中国投资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世界各国均在中国大陆争夺市场，无论美国、日本、欧洲，还是东南亚国家，均看好大陆的投资市场，台湾的众多企业，也在向大陆投资中获得成效，在这样的关口，关闭台湾向大陆投资的渠道，确实是不借牺牲众人利益来抬高自己身价的行为。 台湾企业投资大陆，从1980年起，至今已达三万家，资金达200亿美元。这些企业在投资大陆时，均获得各种免税及其它优惠待遇，从而确保了投资的高回报率。对于缺少资源及劳动力的台湾来说，这是台湾企业获取发展的良好机遇；对于资金需求量与日俱增的大陆来说，也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起码，这种投资是双方的需求，并非只得益一方。李登辉此举，是不顾及民族的利益，拿经济建设当游戏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李登辉有限制，台湾众企业必定有反限制。台湾BZW证券有限公司的部门经理本杰明·陈针对李登辉的新政策说，要是政府不批准新的项目，台湾当地公司可能要通过海外公司对大陆投资。汇丰银行在台湾的一家公司的负责入托马斯·钱指出：政府可以推迟台湾企业对大陆投资进程，但无法阻止他们在大陆投资。这些话也许是李登辉不愿听到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反映出了台湾企业界的心声。贻误商机，大约李登辉不心疼，但是企业并没有为某个政治家殉葬的义务。 在这里必须要敬告一下李登辉，在当今这个全球经济竞争愈趋激烈的世界，不妨在大中华这个名义下，实现两岸经济合作。大陆、台湾、港澳一道携手发展，建立一个大中华经济体系，这足以使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的遗志，让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强林。 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必须加强海军力量，以保证祖国海疆不受侵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到下一个世纪，我们应该以海洋大国来定位。 在近现代史上，我国所遭受的侵犯，除沙俄帝国外，其余均隔海而来。冷战结束后，我们所面临的敌视和危险，也仍在海上。不必讳言，我们在很长时间里过多地考虑保卫陆上国土，轻视了海上的威胁。以致于我们的海疆不断遭到侵犯，这与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 我们的海军力量应该有多大？我认为，应该保持能够在南海、东海和渤海同时打三场中大规模海战的力量。同时，应该建立一支快速海上反应部队和一支超级巡洋舰队，海军要逐步从沿岸海军走向海洋海军。否则，在未来遭受敌国的海上威胁时，我们会处于被动，甚至海疆不保。即使是在现在，我们在海上已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日本右翼势力公然藐视我对钓鱼岛的主权，入侵钓鱼岛非法安设灯塔等设施，这种挑衅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信号，他们在窥视中国的领土和领海。越南、菲律宾诸国，不仅冒犯我领海主权，入侵南沙群岛进行石油开采等侵略活动，并破坏我海上领土主权的标记。对此，中国政府应该正告那些侵犯南沙群岛的国家以及打着与某国合作开发幌子的第三国公司：尽快放弃行动，中国人的忍让是有限度的，不要铤而走险，见利忘义！ 在加强海军建设过程中，中国海军必须建立一支至少拥有三至五艘航空母舰以及相应支持的舰队。这是极为迫切的任务，宁可再裁减50万陆地部队，也要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目前，周边国家中，俄罗斯、印度、泰国已拥有航空母舰，日本和韩国也正加紧装备自己的航空母舰，中国对此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最起码应该在1999年以前解决这一问题，结束中国在二十世纪没有航空母舰的历史。 优先海军，加强空军，维持陆军军事力量，国防建设应该有如此考虑。在未来，中国的防务重点必须偏移海洋，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动的海岸防卫。目前，美国军事力量已经从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形成一个隔海的半月形包围圈，一旦美国穷兵黩武，势必从海上对中国大陆实施攻击。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无法保证祖国不受侵犯。而我们的东邻日本，近年来军国主义复活抬头，未来的日本何去何从，不可预料。但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犯我的狼子野心不死，我们不能不对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严加防范。所以，我们必须有一支足以封锁日本通往阿拉伯半岛的海上航道的军事力量，在日本犯我时切断日本的石油输送线。与此同时，我们要遏制日本本岛的海军力量的增长。二次大战表明，日本并非仅仅陆军强大，他们更是依靠海上力量打响了太平洋战争，并使强大的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及菲律宾海域受到了重创。 另一个不无担忧的问题是，日本有过与德意联盟的历史，战败五十年，仍然尊欧崇美，背对亚洲国家，其情其景，与历史何等相似！今天的日美防务条约，其间隐含了世人所不知的东西有多少？如果时局变迁，一旦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完全左右日本政局，而美国鹰派执政，是否会演出历史的另一章？ 我们承诺不侵犯别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在未来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们防范海盗的弹药应该充分备足，满清和民国的历史悲剧，是决不能再度重演的了。 1996年6月16日。当中外记者云集北京外经贸部大门外，夜以继日地跟踪中美知识产权磋商的每一个细节时，我的思绪越过黑压压的人群，几乎是在一种极偶然的状态中突然撞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也有必要跟不依不侥的美国人乃至西方世界谈谈我们的知识产权问题？ 1995年6月北方某市一家外资企业与当地一家名牌国有企业下属单位签订一份合资协议规定：一、中方企业立即及永久停止制造及出售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制造类似或以任何方式相竞争的产品；二、中方企业立即及永久停止制造、促销、交易或出售带有“金鸡”商标或装璜的任何产品，同时中方企业应正式及不可撤销地把自己的“金鸡”牌商标转让给外资企业，且中方企业自己无权再把该商标许可他人使用，即使许可也不能收到任何费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不平等条约，然而该外商控制的企业却以中方企业违反合同为由日前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主持“公道”。同时中方企业还以颜色，以不平等条约及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向外方提起反诉。 这是一个典型以合资为名侵犯中国知识产权的案例。 近来，中国内地关于利用外资与中国名牌保护的争论非常热烈，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中国名牌商标价值，在合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被严重低估或漏估。如华北某市一个很有实力的名牌产品合资时只估价500万元，而该产品成名之前光花在广告方面的推销费就达一亿多元。中国洗涤行业的名牌商标现几乎全被外商吞食，而其中许多是以低价或无偿形式被夺走的。 中国知识产权被涉外侵权的另一种表现是中国的出口产品或著名商标在境外被侵权。中国的一些老字号驰名商标常常遭外国商人抢注。如天津市非常驰名的“狗不理”商标及店名在日本被大肆仿冒。 许多出口商品尤其是名牌商品商标在进口国被仿冒或抢注现象严重，主要集中在玩具或纺织品及一些农副产品上。上海一家名牌电池在美国不仅被冒仿侵权，且最终还被仿冒者赶出了美国市场。中国的一些专利技术被侵权更为严重。由此中国的一些企业或政府不得不每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或物力，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免失去传统的出口市场。 他们就是这样“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的。当美国人在谈判桌前颐指气使，大肆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部门领导和企业经营者难道就没有从中感悟到自己的意识差距？为什么不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行为中摆脱出来，联合起来去对簿公堂？为什么不派出代表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向政府积极地提出建议？ 或许有人在期待建立起一套保护名牌商标的知识产权法律。但在它还没有建立之前，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们那些受到侵害的企业是否有必要联合起来，向美国提出控告？ 我看是绝对有必要的。 这官司不仅该打，而且要打得沸沸扬扬，打得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中掌握主动，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 苏晓康的声音通过美国之音传了过来。已没了当年充沛的激情。论述问题时也尽引用些别人的观点，说明他在思考。也许在国外这几年，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以致于极富思辩色彩的他也有些无法把握的感觉。不知这一阵有没有思索出什么来？ 与许多妄加评议者相同、苏晓康亦属没有看到《说不》就加以评论的一位。也许是语言及环境上的差异，在国外颇有些不适。美国之音一找，便急惶惶地逮着这次机会，对风传在大陆爆发的“民族主义狂潮”评论几句。 他引用某教授的观点说，现在大陆的民族主义“已经从防御性转为进攻性了”。说某教授最近用了好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来论证了这一观点。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质是防御性的，但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是纯防御性的。上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洽洽是没有民族忧患的结果使然。本世纪上半叶乃至中叶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都具有“进攻性”外征，不进攻何以解放？怎么现在才变成了“进攻性”的？你去问问孙中山先生，先生不用几句“奴隶道德”、“软骨头”骂你才怪，或许不屑骂，冷笑几句赶走了事。 回头再问一句：中国的解放何以实现？何况也不是“最近”的事儿了。 苏晓康这样说，只不过是“民族霸权主义”的另一个骂法儿，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腔调。被别人所利用，可悲得紧！我们的祖宗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没欺负过谁，也没对不起别人过。所有的“进攻”也只是针对那些妄图或者实际加害我们的行为进行的。这种貌似理性的论调，其实严重“忽视”甚至背离了正义。正是正义之剑曾导引我们以最终的不屈换取了民族的解放，并在今天就许多诋毁我们人格、国格的行为予以反击。告诉你，我等小民的“进攻性民族主义”攻的就是这些找不见自己魂魄的人。中国的强大对你在外面呆着也是有好处的，是为了不让别人拿下眼皮瞧你。也许你正是怕中国真的强大了，否定了你自认的“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强大”的理想之路？个人理想与国家现实，孰重孰轻、孰对孰错，先分清了再说。中国人已经等不及你探究明白，就已经决定走向强盛之路。还是赶紧与现实契合一下，再寻找一下自己的理想之路吧！ 骂我们是“民族霸权主义”者，最近成了风尚，多少有点儿那些“娼妓嫖客，杀人放火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乘有余暇，摇头叹息“人心日下”的感觉，让人哭笑不得。本来，就学术问题探究一下本是极其正常的事，可是一些入以自认是中国未来走向的唯一明晰者而自居，当他们发现中国国民的觉醒与他们认定的觉醒背道而驰时，一种断了根基的慌恐感使他们不知所措。在没有认真体察的情况就轻率地放言加以否定，行文论语姿态与当年大唱“全盘西化”并无二致，盖是离开母语，加上渐入年事，思维已然固化所致。 苏先生说：中国大陆这股民族主义思潮中，有一种叫做“羡憎交织心理”在作怪。再翻一下资料，这个观点又出自法国社会学家格林菲德之口。大意是：一方面企羡先进，想效法它；另一方面又恨先进，想打倒它。 我们是很羡慕先进，而且羡慕得不得了。我们所羡慕的先进，包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生活方式，我们恨不能一下子就先进起来。可我们痛恨的不是这些先进，而是附着在先进之上的干涉别国内政、歧视性政策以及由先进所引发的道德上的堕落和腐朽文化对我们的浸淫。正如我们说不，是为了更好地步入先进；我们说不，更是为了抵御、反对那些先进所伴生的腐朽的、堕落的衍生物。 简单的就跟我们使用电脑，但必须消灭电脑病毒及黄色危害一样。另外，我们实现的必须是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先进；保守一点说，在实现先进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使二者很好的契合起来，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将来自于“先进”的一切东西统统接纳。总不能因为要先进，就必须吃西餐、用刀叉、跟儿子争夺同一个情人吧。 因为历史的原因，西方先行掌握了所谓的先进。现在我们必须诚恳地向他们学习，但也不能因此认为先进是西方人的专利。它是人类科学文化所创造的共有结果，是共性而非个性。苏晓康，确切地说应该是格林菲德的这个描述，并非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而是西方价值中心论的另一个翻版。我们对西方价值以强势姿态否定其它文化的霸权实质的否定，招致了某些西方价值中心论的拥护者的反感，用一个“先进”的表象叠合来偷换实质，混淆视听，其目的除了推销西方价值外，再无别的新意。 署名阮籍的文章也用这个“心理”来分析《说不》。他说：“(《说不》)作者自述对西方从崇拜到否定的心理，正是这种‘羡憎交织心理’的反映。对于民族平等主义者来说，无论对发展上先进的民族或发展上落后的民族，均采取平等态度，该是者是，该不者不，无须像希特勒对待日耳曼和犹太民族那样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又一个貌似公允者。文章写到这种地步，实在是该感叹一句“一代不如一代”了，就算这个“羡憎交织心理”存在，它本身的“矛盾”也不是否定或肯定一切的嘛。我们说不，正是为了寻求平等的对话，怎么一听到点儿不同的声音，你就喊着不对了，甚至拿希特勒来耸人听闻。这样的论述反例证明了我们的警醒是对的：中华民族是个易出败类的民族，这些败类跟在为富不仁者屁股后面，狐假虎威，对不甘于忍受为富不仁者霸道行径的同类予以谩骂和鞭挞，然后跑回主子那儿报告、讨赏。 以这个“羡憎交织心理”为依据，有人进而指出“中国现在不准别人说不”。是的，对于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莫须有的论调以及无视中国现实的不合理要求和指责，你说中国人该怎么办！难道中国非得点头称“是”才对？我们的“不准”还只是抗议，西方的“不准”便夹带着贸易、军事、人权大棒纷纷而来，其间尊重与霸道的分别，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民族的崛起，必然引发对别的民族强权胁迫的抵御。中国人愿意在各种场合与其他民族平等对话，增进了解，而不愿被围堵，被不实的攻击所伤害。中国人说不，也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寻求我们应有的说话的权利。你们不是大唱言论自由嘛，那么为什么要诋毁这种声音，用一些扭捏作态的造势将我们的声音进行变形、割裂甚至诬蔑？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交流，因为对中国进行不实攻击的人一点儿都不了解中国，比我们了解美国的程度都不如；我们更希望的是民族平等的世界潮流，消除种族间的歧视与不公。投射到我们的文章中，我们不愿意用各种理论各种心理来妄加猜度，貌似公允。因为我们所叙说的是我们自身情感的抉择，将这讥为“自怨自艾”也正是不尊重别人的民族情感的有力映证。 不尊重也没什么，诋毁一些也无妨。只是奉送阮籍等人一句：你们不实的批驳在本来就有排华习惯的西方或许会煽动进一步的歧视，你们的黑头发、黄皮肤、扁平的脸同样会被“视”为华人，更何况你们无法改变的华人实质。 或许你们会“大义凛然”地说：为中华民族受一下冷落，接一块砖头是早就做好了准备的。 或许，正是你们“认识”到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是受歧视的必然”，怕我们的呐喊陡然造成排华的西方人在你们身上的聚焦，你们才回头抱怨、喝斥我们一声，然后戴个发套，扑点白粉混入纽约的大街？ 因为我分明听到了，他以一种西方人超然物外、公允有加的口气说道：“没有人反对中国可以说不，但中国也要学会能听别人说不，中国不但要听超级大国的超级大员说些什么，也要听听世界普遍人民，本国普通同胞在说什么。不要听不入耳就以‘颠覆言论’治之以罪拒之门外。” 相对应的，你的每句话我都有一句送给你：我们早就学会了听别人说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还可以更早些，我们听出了那些隐藏在表象批评中不可告人的动机。超级大国的超级大员说欢迎你来大陆走走，多说几句“不”。只是到时候我怕你承受不了对自身的否定。用鲁迅笔下那个“迫害妄想狂”的一句话就是：“以前的三十年，全是发昏。” 另外，中国大陆长期的治狗措施很有效，兄当不必担心“赵家的狗”，它是一只可爱的舶来哈叭狗，也是软骨头的一类。 (美国之音19／821:00)《中国论坛》：我们今天来谈谈《中国可以说不》这一本书。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客人，第一位是目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苏绍智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评论主任康本(音)先生。 记者：这本书大家都已经看过了。作者说，在一些中国人当中有亲美情结，还有奴隶心理，呼吁要抵制殖民文化的侵略，同时还指责美国对中国有阴谋；试图组建反中国的俱乐部。苏先生，在您看来，这本书是以事实为根据，还是某种形式的宣泄呢？ 苏：这本书看来比较复杂，题目就叫“情感的结合”(估计是“情感的选择”——编者注)，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主要是这些作者发泄情绪。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曾经有一种观点，叫“爱憎交织”。就是说有些人对于先进的东西表示羡慕和喜爱，但是做不到，于是就产生了憎恶的情绪。我看这本书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了这种情绪的。就主要的作者宋强先生来说，他说他从前是亲美的，而且亲到很深的程度，有美国情结，甚至认为美国是他的根。我过去在大陆教过大学生，也教过研究生。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有这么深的亲美情绪。这倒使我觉得，他在过去中共这种教育制度下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反而有了逆反心理。我看这本书有很多是片面的事实，他从片面的事实就得出一个相反的论点，就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甚至说美国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记者：康本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康：我同意苏教授的意见。这本书整个反映了一种感情的意向，实际上确实反映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80年代中期对美国的崇拜，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全盘接受，到现在的一种抵触的情绪，我觉得反映了这一代青年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刺激和感情上的一些反应。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也有相当多的信息量提供给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对美中政策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就是说，在1989年之前，整个中国的民意心态可以说是追求西方的民主化，追求西方的自由平等，特别是1989年以后这种情绪反应得更强烈。可以说，整个这一代青年是拥抱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那么到了今天，滋生了一些反西方主义的倾向，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意向和情绪的产生，我觉得是不利于美中关系顺利和友好地发展。它的因素很多，刚才苏教授谈到，由于过去我们信息的狭隘，由于宣传舆论的控制。使得青年产生逆反心理，你越不让我知道的，我越要知道，越要追求知道。那么现在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美国的信息在中国是可以轻易地得到，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大门是大敞大开的。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青年得到的美国各方面的信息是很充分的，因为这样他才能够了解美国阴暗面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在一些政策决策中，我们有些人缺乏对中国民意发展的准确把握，没有把握这种民意的倾向，因此在我们对一些有关政治、经济问题处理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不断来加强和促进这一代青年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对民主自由的信仰，而相反，某些政策上的失误使他们的情绪转向另一个极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除了青年人本身的思想心理发展过程之外，也要对美国有关行政部门和决策机构在决策中的某些失误做一些必要的检讨。 记者：中国的官方媒介好几次提到了这本书，说它是中国民意的映射。请问苏先生，这到底是反映了哪些人的意向呢？ 苏：我看到香港《九十年代》就这一问题问了作者，作者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代表90％的中国人民。我想这恐怕不是事实。因为从这本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拥护它的人我想就是一般的比较年轻的、对于世界情况知道得比较少、缺乏分析能力的年轻的知识分子。据我了解，像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很多人对这本书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那么这本书在海外为什么炒得很热呢？我认为，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一直到7月上旬，中共的官方新华社和中新社介绍了这本书，而且还传闻说某些领导看到这本书认为不错，很有理论水平，请大家多看看。于是，外国特别是美国就感觉到这本书是不是反映了中共官方的观点并用这本书来制定政策的呢？因此很重视这本书。 记者：请康先生谈谈这本书到底反映了多少人的民意，能不能代表大部分中国人的民意呢？ 康：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象。从民意角度来讲，现在在中国做民意测验已经有了不少的数字，《中国青年报》曾经有过一次民意测验，说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厌恶美国的情绪越来越上升。那么我认为这只是一时的情绪，并不认为这是代表长久的或者很长时间的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 记者：这种一时的情绪是不是也代表了大部分人或一小部分人的情绪呢？ 康：我个人的估计和分析，不能说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绪，但至少应该说比七、八年前有这种情绪的人有所增加。原固有多方面的，但是从总体来讲，不应该代表整个理性的中国人民的思考，和对美中关系是整个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的友好发展有利于美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 记者：您认为中国政府会不会用这本书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呢？ 康：我觉得他们会充分众掌握这样一种民意，并用这种民意向外部世界表明，即由于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不同看法已经在中国内部产生了一些民众的反映。从外交政策上来说，我想对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整个政策的形成不是一年两年，改变也不是一年两年，那么年轻人情绪的宣泄对它有所帮助，给美国的舆论界以及各界一个信号，那就是民问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意向。 我们满怀真诚地以为自己端给众人的，是一小碟芥末，它未曾精心加工的纯正而浓烈的气味，会给不清醒的国人和自以为是的那些外国人冲冲脑、呛呛鼻、开开窍、明明目；给那些与我们有同感的同胞们顺顺气，开开胃、提提神。 但在有些人眼里，它成了炸弹。不负责任地说我们支持恐怖活动，说我们是幼稚的、非理性的，倡导民族霸权主义的。幸亏没人说，我们是非理性的倡导民族霸权的恐怖主义者。大概这顶帽子太大，过分得不可思议，反对者便忍痛搁在自己的抽屉里，等待时机再给我们或者别的刺耳的声音如上。 帽子总得有人戴嘛。 但要看你扣得对不对。 面对一个民族沉默许久之后发出的、与西方国家的期待截然相反的声音，国外表现出了比我们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忧患更强烈的议论。或者惊慌，或者愤然。这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坐在桌前，对认同者和反对者的心态予以勾勒和反思，也许因此，它将成为一个长期的工作。 时间首先检验了那些哗众取宠的、由割裂的舆论造势所煽动的指责。一些媒体惯用的只取其一、不及其余的剪接方法有意造成的误解，随着人们细心的阅读、体察而逐渐剔除。只剩下了那些貌似公允，隐藏手法更深的不实指责还在时间的旋涡里挣扎。 恐怖，不见了。 非理性，也没了声气。 只剩下那个最险毒的，想将我们导入孤立的，并想就此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依据的无理指责：民族霸权主义，还在那儿招摇过市。 石原勉勉强强强地以我们说“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为依据，指责我们也就罢了。可怜、可恼的是一些曾经在中国生、中国长，现在却想成为外国人的中国人，也急急忙忙地加入了这个恶毒讨伐的行列。 行列前面站立的，赫然是我曾在学运中瞩目过的苏绍智。 苏绍智先生发表于《信报》的《民族霸权主义不可取》一文，对《说不》挥戟而上，大肆攻讦。但纵观苏文，除了提出一个“新命名”外，一切都了无新意，更谈不上有理论基础。令人不敢苟同的是，苏文三分之二的篇幅，几乎是海外(特别是香港)某些报纸“小道消息”的再版和总汇。 几乎所有西方媒介都在猜测本书是否有“官方背景”，苏绍智为了显示自己的智力卓绝，独家发现在该书出版之际，七月四日的《解放军报》与七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都发表长文抨击美国霸权，于是认定，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在背后操纵。那么我问苏绍智，前些日子，美国国家安全助理莱克访问北京，中美关系显示缓和、积极的景象，《说不》此刻出版，是不是显得不合时宜？可以告诉苏绍智们：《说不》的主要观点在两年前的《海外工商》杂志上已然披露过了，且题目就叫《中国可以说不》。 苏依旧以当年俯视民众(因而在自己的内心中与民众割裂)的姿态，“全面而公允”地说：“民族主义往往没有被人们正确理解，包括《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内涵十分广泛，以至于每个关心本民族及人类发展命运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带点这个色彩。色彩的浓淡与否，关键在于该民族乃至这个人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恶劣与否。我们的观点自有我们切肤的体会。对于这样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难道非以“苏氏民族主义理论”为准？而且据我所知，苏绍智先生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主义的专家和权威，在这个概念上的博学程度不见得比我们高多少。说我们没有正确理解，只是为能够推导出我们本不存在的“民族霸权主义”提供铺垫。 民族主义的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原则而不是政治原则。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表现，在中国现阶段，是以爱国主义进行表征的。事实上，我们正是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才表现出这种原则的。它是果而不是因，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被西方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所威胁压迫的结果。 苏绍智因此指责我们说：“民族主义可能走向极端，即为了追求本民族的利益，要求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或者忽视其他价值观，如避免流血、尊重‘国际法’、尊重双边的或多边的国际合作协定等等。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可以表现为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霸权主义。” 好大的三顶帽子！ 如果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涵义，苏绍智先生去国多年，是否对西方世界以自己价值观去俯瞰万事万物的做法有所体察？《说不》一书出发点就在于反对种族霸权主义，如果这种反抗举动也被苏绍智冠之为“霸权主义”，那么我就有理由这样断定，苏兄就是那种“极想变成洋奴，且变成后很欣喜”的人物。 我们所呼吁的是平等的对话，并就其他国家强加于我们的无理要求说不。二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没有牺牲过别的什么民族的利益，反而是自己被迫失去了许多利益。就是今天，中国人在许多问题上还不得不迁就、服从别人，何谈去牺牲别人的利益。 价值观问题更是如此，浓厚的崇西方情结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普遍具有的。我现在案头上摆着的文学、艺术、理论著作，很少有中国的。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研读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是西方著作。被我们忽视的，恰恰是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随着对现实的进一步切入，我们体察到自身的危机，包括价值危机。涤清自身弥漫的西方价值观对我们的伤害，是价值危机所引发的自觉扬弃。我们否定的是自己。另外，西方价值观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是不是该批判？这些不利于我们的民族发展的毒素是不是应该警惕？它失去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探寻动力是不是不利于人类的发展？接受西方价值就是对的，对它进行扬弃就是反改革，这种论断太轻率了吧！以此来证明我们是民族霸权主义，这顶帽子扣得太玄了，就是偷换许多概念也不一定能扣到我们的头上。 避免流血。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善良意愿。比如两个人打架，我也绝对会去劝和，与人为善是基本的道义。但我们说流血，是指别人凌迫我们的时候不得不为之的流血。 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由于西方价值论长期的淫辱，一些人对西方怀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和媚崇。在他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西方政治正确性”的崇从意识，凡是西方的，都是正确的；凡是美国的，都是道德的。一听到骂美国，就浑身鸡皮疙瘩乱跳，急匆匆地出来为美国辩护，以为美国给的真是什么面包和牛奶。即便明白了美国给的是混乱和饥饿，他们也认定我们是应该被饿一回，乱一次的，浑然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并将这种忘却引以为荣。这种否定自身的洋奴意识，连“汉奸”都不如！“汉奸”还知道用“曲线救国”为自己辩护一下子哩。 失去了民族立场的、跟在美国后面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合作协定的言论，也是这些洋奴心态的使然。把中国正在加入国际协定和国与国之间的一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谈判行为诬为违反国际协定，更说明这种心态的极端荒谬，同时他们也忘了：美国将军舰开到台湾海峡，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难道是按《国际法》行事？美国的《赫—伯顿法案》及《达马托法案》难道尊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 话说回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尊重双边的与多边的国际合作协定才取得的。最惠国待遇受益的是双方，中国暂时从中得到的多一些，但这正是最惠国待遇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是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要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问题，中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而西方建立产权保护体系用了100年，这中间存在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并不想走西方的渐进道路，但它的改变确实需要时间、理解及帮助，而不是威胁、傲视甚或羞辱。 这好比按一个标准运动员的成绩去要求苏先生跑完马拉松一样，只会损坏你的贵体甚至使你死亡，而不会有其它目的。 把它投射到现今的一些国际条约中也是一样。那些早已形成的国际合作条款只是发达国家之间为了保护彼此利益而形成的，许多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所呼吁的就是实质上的平等，这无可非议，更谈不上不尊重。中国人因此必须明白的一个现实是：接轨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得看是什么样的轨道和规则。这个规则必须首先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否则将适得其反。 由指责我们缺乏理论基础，而将我们对对外政策的看法归人“民族霸权主义”，同样也犯了“理论基础”上的错误。 怎么说呢，一种真实情感的流露难道非得需要一种或数种理论来论证或陪衬吗？我们是生活在情感中还是理论中？难道我们非得以某些理论来论证我们的情感的真实和它存在的合理吗？ 事实上，我们首先是基于自己的情感流露而非基于苏先生嘴里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基于事实的分析而非某种主义的解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然反弹而非我们的理论基石。 正确的描述应该是：这本书真实情感的流露和对事实的解说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色彩。 激情过去，步人中年的苏绍智先生在治学上犯了一个错误：用理论来寻找事实，阐述理论。因此冒险得可怕。不知苏先生是否还在探寻人类的终极价值。可能已经不了，否则应该因为人类终极价值的无法企及而放弃生存的。 “在访谈中公然声称‘我们需要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也是苏指责我们是民族霸权主义的一个理由。 不错，我们是这样提到过，而且不止一次提到过——提出这个口号基于如下想法：如果出现了苏绍智，为什么不能出现日里诺夫斯基？中国应该有多种声音，难道苏绍智不赞成这点？把日里诺夫斯基称为“希特勒第二”，那是西方的诬蔑。苏绍智没必要总是从蓝眼睛或灰眼睛里看世界，还是静下心来读点日里诺天斯基的书然后再发言， 如果苏绍智认为《说不》的出版使自己在西方倍受刺激和屈辱，好么您就认认真真写一本观点迥异的大书吧，题目可以叫《中国只能说“yes”》或《中国必须说“嗨依”》。 时下的中国人，只有一点可以自信地用国产货，这就是“国产带鱼”。除此而外，便看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有此“殊荣”了。前一阵子，无意间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首先就使人不舒服，叫《在国外怀孕的日子》。说的是一位女性，为了改变孩子的肤色，整天价忙着吃什么“澳洲芒果”啦、“美国苹果”啦、“法国葡萄”啦之类的故事。整篇一股令人作呕的阿谀酸臭之气。真不知她是夸耀孩子未出生之前就已十分“幸福”了呢，还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她吃过那么多的外国水果，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真不知道她在中国的老爹做何感想，崇洋媚外到这份儿上，真是悲哀到了极点。 有人说，这种人毕竟是少数，谁有那个条件呢？言外依然是一股仰慕之气。我无心与他争辩，因为在连卖瓜的小贩都吆喝着“美国188”的现实里，你就不得不谨慎些，别拿别人的胃口来说事。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你怎么就知道这是“美国188”呢？何况“美国188”的种籽是洒在中国的土里，用中国的水，加上中国的化肥和农家肥长出来的，它为什么就比“京欣”好？或者它为什么不可能就是“京欣”呢？ 答案只有四个宇：甘心被骗。 没想到这崇洋媚外也给小贩带过了好处：就地涨价、愿打愿挨，人家要的就是两个字——美国。不服气，那你就甭想吃瓜了，这一夜之间，全变成“美国”的了。 气哼哼地回家，妻子端上菜，刚要开始唠叨，便被我阻止了：好歹先让我吃一顿再说，别冷不丁再蹦出个“美国菠菜”之类的，梗了我的喉咙。 连吃饭都不清静。 这还不够。一回跟朋友吃饭，菜单上赫然写着“基围虾”，很是纳闷，便偷偷问服务员，这个东西是怎样的虾？小姐抿嘴半天，还是忍不住笑了，告诉我：其实就是“鸡尾虾”。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本来很形象的一个名词，这么一变，便有了外国昧，吃起来便香了许多？不得不佩服经营者洞悉毫微的能力，同时也不得不对人们心态发生的异变进行些质询了：不吃外国东西就不进步吗？这外国的东西吃了之后就比中国的更益于强身健体？ 我看未必。 《伊索寓言》里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乌鸦，见着天鹅羽毛洁白可爱，陡生羡慕之心。它以为天鹅之所以洁白，是因为终日游水的原因。于是它也昼夜在水里折腾，不肯上岸。不久，也就一命归阴了。 追求表象的中国人，该是从乌鸦的命运里悟出点什么了。 表象的追求，必然引致文化的堕落。一个连吃饭都要吃美国大米的人，他怎么会客观看待文化交流呢？在他的内心，他首先肯定的是外来的，而将固有的视为糟粕。 西方文化的侵略性，我们不是没有沉痛体味过的。八国联军为什么会烧圆明园？中国人再坏，中国文化再不好，也不会教导自己的子孙不尊重别国的文化。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融合逐渐形成的。即使是现在，许多民族都保持着他们固有的文化特色，而没有被汉族文化所“侵吞”，这说明中国文化的非侵略性的共容内涵。而西方文化就不同了，非洲、美洲都是例子，殖民侵略的后果，使那儿的文化几近无存，民族崛起的时代遥遥无期。 我们渴望交流，但更渴望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以否定一方为代价的彻底改变。文化消亡必然带来民族、国家的灭亡，这是历史所印证了的。 我并非反对吃外国水果，我反对的是吃外国水果时的那种媚态，仿佛他轻轻碰触的、嘴唇轻轻吸吮的是什么千年的甘霖，是美国对他的一次轻吻；我反对的是吃外国水果时的那种骄傲，仿佛那汁水足以使他高人一头，慢慢滋补着他的血液，涤除了血液里黄色的劣质，天长日久之后，某一天他赫然已是金发碧眼的人物，连自己的亲娘都可以不认。 有时来自民间的否定或许更加辛辣。 正当满大街的人纷纷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的时候，我在宁夏听到了这样的评语，当地人的质朴对这一现象还不能认同(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人都不认同)，他们说：“在宁夏，只有鸡(指妓女)才把头发弄成这样。”我问一位当地的警察，他笑了笑说：“也不尽然，不过抓到的卖淫的，多是头发染黄的。” 表象的模仿，总是伴随着肤浅。而最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肤浅正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蔓延。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这样一则消息，不知是否同样震动了国人。记者在上海展开的一项调查中，被调查的小孩随口罗列出十几种外国卡通书的名字，而被问及是否知道中国的卡通画时，大多数孩子均在摇头。 呼吁适合中国儿童的中国卡通画力作的出现，已有多年，但始终未见动静。年初中央电视台放过新版的《西游记》，画面虽有浓重的模仿痕迹，用意还是好的。但《西游记》已被各种媒介抄作得有些烂了，古典文学再好，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势必影响孩子的收看情绪。《西游记》也并非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想象极值，常向它讨教，只会钳制我们的思维，孙悟空本领再大，也只有七十二种变化，哪抵得上元始天尊无变无化来得地道而又深刻。《西游记》里妖魔鬼怪都是为了吃唐僧的肉，也不及《封神演义》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姻缘机变。我并非是建议拍《封神榜》的儿童卡通片。而只是想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想象力原本不是这样的贫乏，完全可以创作出更为丰富的东西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许多年，我们对儿童的研究显然滞后，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想什么。随意地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引入过来，文化的差异只能使孩子走向肤浅的认同。某些动画片里，中国人总是被描绘成劣等的、弱智的，这不会使我们的孩子学会“谦虚”，只有导致他们的自卑。这也就怪不着我们的孩子喜欢穿有米老鼠的衣服，吃唐老鸭的泡泡糖了，在他们幼小的、不设防的内心中，过早地浸入了因羡慕而诱发的奴性。 这将是我们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来自根基的异变。 有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一点点错误，将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 比如带着孩子上街，孩子问你：“这‘天皇酒店’的‘天皇’是不是日本人的那个天皇？”你说是的。“日本人不是欺负过我们吗？”你说，是的，不过现在和好了。天皇酒店的富丽堂皇和进进出出的上流人物无疑将一种敬仰同时注入了孩子的内心，那场战争模糊的边缘再度模糊，历史在教孩子记住耻辱，而现实却抵消了孩子对“耻辱”的感悟。渐渐的，来自“天皇国度”的一切都将被他敬仰，哪伯是一点指责，他都会首先是否定了自己肯定了对方。思想的偏倚使他对自己的国度及民族产生了怀疑，他会将一切的不适都归结于自己的不幸。他会认定了一种不可抗逆的强大，在下一场危险临近时，他首先认同的便是妥协、屈辱而不是反抗了。 我赞同政府取缔一些公司以及机构用不健康名称或用语的举措。它是对我们文化中已被不健康因素侵害的一部分的涤清。一段时期内，“大东亚商场”、“帝国酒楼”、“总统饮料”等等充满殖民色彩的名称公然出现在大街小巷。其影响已经从文化领域扩散到对国家尊严、民族自信的伤害。 一个忘却了历史耻辱的民族，将因忘却了教训而导致更大的耻辱。 在孩子的口中，“娘”向“妈咪”的过渡中，我们分明听到那来自大地的、亲切而质朴的、包含了着深厚的爱的呼唤，演变成了被物质所包围的、前呼后哈所造就的、娇滴滴的、彻底依赖的、无助的呻吟。我们从中体昧到的决不是孩子的深爱，而是来自母亲附加于孩子的爱之上的某种价值观的满足。同样一声“妈咪”，若来自下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基于他的人文环境，如同我们呼唤“娘”一样自然；而人文环境的改变，只能使我们的孩子显得那么做作。 同样，我们的一声惊叹，也正渐渐由“天哪！”演变成“我的上帝”或“Mygod！”，平添了几分做作扭捏的感觉。它正慢侵地侵蚀我们的听觉，磨钝我们的感官，进而磨钝了我们的心灵。直至某下天，当危险迫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在一片“妈咪”“我的上帝呀”的惊呼声中屈服于，甚至是热爱于别人给我们的改变，对别人对我们的奴役点头哈腰，等待着那个承受极限的来临。而它则肯定是伴随着一声怆天恸地的长叹“天哪”开始拨开我们心头的迷障的。 羡慕而不臣服；求教而不跪拜；引进而不阉割。这是进步起码的原则。 在我们将自己无原则地向一个看似明确的目标游移过去的时候，我们却忘了这个目标的现有状态。它并非饱食终日无忧无虑地弥漫着我们理想的各神情感。“世纪末的景象”并非出自中国“保守派”的杜撰，它已更深地迷惘着我们所仰慕的国度的每一个人。 在我们一些人整日里沉浸于自己的游移的时候，当某种机缘提供给这些人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以供其游移的时候，我们身边还发生着另外的震痛。 一位四十余岁的妇女，徘徊于菜市场。她徘徊的次数太多以致于大多数小贩都注意了她。她在一个肉铺前站定了。犹豫了许久，卖肉的用奇怪的眼睛打量着她。突然，她以极快的速度抢过来一块肉就走。卖肉的以及许多小贩还是抓住了她。 骚乱的人群渐渐静了下来。人们摇头叹息。厂子里半年没发工资，这位妇女的孩子就半年没见着一星点儿肉。眼看着孩子一天天瘦了下去，而高考又迫近了，视盗窃为不齿的母亲实在没有法子，才出此下策。 这是一位一辈子都不会吃“澳洲芒果”的母亲，同样，这个孩子也无幸去领略外国卡通画。或许他会偶尔看一眼同学们手里的各式新玩意，但他更渴望一顿有鱼有肉的饱食。 我们并不指望一位或若干位已经暴富的人去救济他们，更不指望拥有游移的时间和金钱的那帮人去可怜他们，这种想法是消极而且迂腐的。 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多少向他们游移过去一点，将我们崇洋媚外的心态去比照一下这位母亲的痛苦和孩子的需求，这或许会告诉我们：什么叫浅薄。 我们也无意于指望暴富者和崇洋媚外者去爱这位母亲和孩子。因为前者刻守保持的与大众的距离已使他们的爱变得极其稀释和不纯。我反对“慈善”这个词的高高在上，它顶多是某些人未加体察的小小的怜悯，有时甚至是一种手段。或许也有一丝爱心在里面，但那完全是有选择的。他们根本不如菜市场那些小贩的爱来得猛烈、高尚、亲切而且质朴。 当卖肉的跟着那位母亲去家里看过回来，告诉众人这一切都是真的以后(民众之间的爱也有些蜕变了，世故的复杂使他们前去印证)，所有卖肉的都捡最好的肉割下一大块，送到孩子的家里去，并扔下一句话：孩子吃的肉，市场里的肉铺分担了，让孩子吃好了身体，好好学习。 这就是我们质朴的大众的爱。它至少会使那个孩子在成为强者的道路上迈出深深的一步。 而正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道德，才能使我们展现和感悟这种爱。 我不敢说吃外国水果的母亲爱得不够深，但她的爱中也多少有了些虚浮的矫情。这种矫情将使她的孩子无缘领略和继承质朴而博大的情感。将来他(她)的爱不能说是缺损的，但至少也是不够深厚的。 而这都是因为他(她)的母亲远离自身根基之后的盲从和飘动所造成的。轻率的抛弃和接纳注定了她只能在事物的表象上走动，她暖昧的文字、暖昧的崇拜、暖昧的母爱只会使她成为一个肤浅的母亲。她或许甚至会不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去培育她的爱物(而不是孩子)，对于她的认知来说，或许美国奶牛的鲜奶更适合她的孩子。 直言不讳地说，有一种崇洋心理在我们中间悄然地生长，这种心理正在腐蚀中国的一代人，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心理作一次揭露，以消除我们骨子里的可卑奴性，来一次充分的补钙。 崇洋心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但最初的崇洋，可以认作为对工业的崇尚，此后因战争及其它因素，一些人骨子里的钙质逐渐减少，到了八十年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的口号。这还不如直说，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无法自己管好国家，干脆加入英联邦或美利坚合众国好了。 一个对本民族没有自信心的民族，如何发展和强大？ 实事求是地说，崇洋心理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种是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的向往，有着这种心理的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吸纳那些人类的先进的共同成果，始终致力洋为中用及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为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种则是盲目的和奴性的，也是可卑的。他们往往将崇洋心理外在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贴上洋标签，以此提高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的身价。 崇洋心理的外化表现，最彻底的莫过于商业的运作。它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一些所谓的机智的商人，大规模地将国店、国货取洋店名，注册洋商标。甚至恶劣到连自产自销的产品，也把说明书整个地印上洋文。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它把公众的视觉和思维引向异端。为何要如此呢？缺乏自信罢了。 洋店名我不喜欢。诚如我进入昆仑饭店，我的情绪很好，但踏进诸如恺撤大帝酒店、公爵大酒店，我会产生进入异教徒的教堂的感觉和情绪上的压抑。不能开颜。如果我走进一条中国的街道，两边林立着拿破仑王朝、亚力山大乐园、维多利亚俱乐部、罗马大帝游乐厅、山本餐厅等等标牌，我不仅丝毫得不到美感，我会情绪沮丧，心烦意乱。并不是我的神经脆弱，而是我会感觉到那些异国亡灵在这条街上盘旋，阴郁而窒闷。 这不是空穴来风，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取类似洋名的商业机构。多达四万余家！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崇洋的，充满奴性和媚态的笑话，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不胜枚举。早在中国的七十年代，就有农民百姓嘲笑那些崇洋的队干部。那时候，我国尚未进入完全的改革开放。但是，日本产尿素已经进入我国农村，当时的农村队干部兴起用日本化肥袋做裤子穿的风气。这种化肥袋当然是日本料子，经染色后做成裤子穿起来很飘，与涤纶涤卡有了区别，因此队干部们很神气地在大路上走。但可悲的是，那染色却不能完全盖住布料上的宇，日本尿素的字佯仍是隐约可见。于是，农民百姓编了一首民谣，借以讽刺这种崇洋心态。 这首民谣是这样的： 队干部， 穿的日本料子裤， 前面是日本， 屁股是尿素， 胯裆标着百分之六十五！ 以后崇洋之风迅猛在城市刮起。说话开始用洋腔，将头发染成金黄色。据说，有厂家在试制有色隐形眼镜片，以解决眼睛不是蓝色的难题。后现代小说也开始泛滥，汉语中夹杂英语的小说据说很时髦，汉语被任意颠覆。官员以坐进口车为时尚，以至有些部门的警卫以车取人，到了对国产车进出多加盘查，而让进口车畅通无阻的地步。一个民族可以长此下去么？我的一个朋友，他想把上幼儿园的孩子送到一个不讲汉语，只讲英语的环境中去学习，他向我咨询，在国内好不好找这样的地方？我说，那只有去国外。他竟然把我这话当真，要将孩子送到国外亲戚那儿去，他说，要让孩子从小讲英语，长大了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可是，他的孩子连母语还没有学会啊。还有一个朋友，他成为一个洋货迷，走进他的家中，果然看不见一件国货，从电器到家惧、食品、饮料，甚至拖鞋都是舶来品。当时，他站在客厅，环视四周后对我说：你看，我家还有什么不是进口的？我说：有，有一件东西不是进口的。他问：什么东西？我说：你呀，只有你本人还是国货。 这一点，他无法改变。 普通的市民，包括一些官员，他们崇洋，我觉得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尚是可以原谅，或者说，可以给予适度批评。我惊讶的是，我曾经敬佩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未能免俗。一位很知名的作家，其实他也用不着在著作的前言里加上简介，因为他的知名度已经够大，甚而连一些隐私都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我发现，他却总不忘记在著作的前言里注明成果被“收入剑桥名人传记中心”。 这个所谓的“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很是迷惑过一些中国人，以为它是剑桥大学的一个什么机构，实则非也。它只不过是那个叫做剑桥的地方一个赢利机构，大致有点类似于国内一些三流文人为赚钱而编的《文艺家大辞典》，不仅毫无权威可言，几近于胡闹。但是，就是这样的名家，竟是如此器重那个所谓的“剑桥名人传记中心”，或者什么“国际名人录”，闹出天大的笑话。 为什么不注明你的作品获过全国大奖？为什么不注明你的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根子在于，那个剑桥在海外，很有名。有洋味儿。嗅一嗅，仿佛有英伦的防狐臭香水在弥漫。 许多名声遐迩的学者，也都傍上了这个“剑桥名人传记中心”，他们很认真地对记者公布：已经收到“剑桥名人传记中心”邀请加入的国际信函。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清不清楚这么一个中心，仅从那种自豪的心态看，好像已经成为世界名家了。我以为，他们不及那些农民百姓嘲笑的队干部，毕竟，队干部们的崇洋作派还有保暖和遮羞的功能，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是想浪一世的虚名。 可怜见的，真是一批洋奴的样板。 老是有人对我们为何能拥有“敏锐而迅捷”的资讯提出怀疑。对我们话语中透出的信息，美国环球电视网记者大惑不解：“这些事情连我们新闻界都不太清楚，你们是从何渠道得来的？” 其实我也在同时怀疑着他们：不只一个西方记者不知我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是何人。他们也不知道“讨厌的美国”、“可鄙的美国”、“徒劳的美国”就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这种固执的怀疑导致了石原慎太郎称张藏藏是“中国特权阶层”的一员，我有时想：悲哉张藏藏，可怜他的级别连大参考都捞不着看。我在重庆经济台上班时也写过“内参”，但“内参”是什么样的、装帧上有何特点，我至今都不晓得。 在《“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一章里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通过所谓“高层内幕”或核心人物的只言片语了解真相并把握历史进程的想法是庸俗的。一切普通的、人所共知的事件蕴含了最有生命力最真实的信息。希特勒曾指示他的特工总部绑架一名英国的“超级情报家”，这位“情报家”在报纸上公布了德国统帅部最绝密的核心情报——兵力部署、各军团、师、团等军事首长的个人资料、升迁情况。情报家被带到柏林后，吐露他独特的搜集情报方法，即通过德国公开报刊的文章，从新闻到婚礼启事中搜罗一切可资利用的材料，并加以分析、推理和求证，以精密的、无可挑剔的逻辑手段得出结论。德国情报部门对此无话可说。——这个故事当然不能简单地类比于本书作者们的情形。作者们不是战略家，更不想遮遮掩掩故作神秘。我们不认为我们有超乎于一般知识阶层的特殊资讯渠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而有分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这是一种民粹的思想，但它较之于那些华而不实的“后学术派”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 《中国可以说不》掀起的狂飚不正说明了它动人的、民粹式的魅力吗？ 这种民粹式的质朴而闪光的思想已经开始冲击国民中浑浑噩噩的麻木状态，而这种民意源泉的疏浚和民族精神的再造是不需要某种神秘的势力来“操纵”的。 一切的“秘密”都在纸面，一切的思想都不需要遮掩。 我们继续对少数报道者的窥探做派说“不”。 继续对一切以“黑幕曝光”手法抹煞真理的手段说“不”。 我们呼出的气息、涌动的鲜血同其他的中国青年毫无二致。情势将我们推向了这样一个位置——一个甚至让我们感到有些扭捏的位置上，我们流露出的惊讶、不适、羞涩、沉郁、兴奋、欢喜，也和普通的中国青年并无二致。我们的履历，是非常纯粹的职业青年或社会人士的履历。可能有人稍微出色一点，有人稍微一般一点，有的悄然从这个圈子里不辞而别，有的则新近加入到谈话者的行列。 有人这样形容我们这一代人，说我们是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最非凡时代的见证人。 我们想说就是这个。 《中国可以说不》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凡时代的“证词”。 他们反复地盘问我们，“读到你们的自白录。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场病好了似的。你们是否会为过去忏悔？” 我们也在反思：那些传达出来的一切真得像是一场“忏悔”吗？ 如果我们轻言“忏悔”，那我们将置于百万与我们有同样心路历程的中国青年于何地？现代历史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两次巨大的冲击。第一次冲击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穿透力甚至使那些后来的十分顽强的革命的反对者为之向往，连徐志摩都说：“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来到了……”第二次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西方先进思想的冲击——我至今认为：它的积极意义不亚于世纪之初的俄国十月革命。最近一位留美博士生在北京谈到：“其实美国梦就是人类梦的一部分，至少在目前阶段，美国梦的许多方面代表了人类梦。” 无原则地、不加鉴别地吸纳美国以及西方的价值，这种状态部分代表了我们当下的历史。我们曾经是校园秩序的破坏者，我们每个人都关心世界事务和本国政治，尽管我们显得眼高手低。关心政治——是中国青年的一大特点。我们曾经目睹过韩国民主进程的全过程，当我们看到那些身穿厚重滑雪衫的韩国大学生们用石块袭击那些军警的时候，我们激动的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国际政治的演变和聚合成为我们了解未来、走向世界的渠道，使我们更加关心政治。我们认为：政治有一种结构上的美。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么丰富的世界啊。 韩国自战争以后的历史几乎代表了东亚发展的典型道路，征示了民主与发展的痛苦和矛盾。以朴正熙为首的一批具有鲜明的业务主义特点的年轻军官走向政治舞台时，谁也不曾想到，新诞生的拒绝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军人集团能够开创韩国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工业化时代。土耳其的历史也是这样，七十年代，当土耳其的议会民主制已经非常接近于欧洲议会政治的特点时，制度的腐败也暴露无遗：贪污受贿、效率低下，市政设施长期失修，安卡拉的外交公寓区暖气供应不足，外国人纷纷被迫撤离；在国家困难重重之际，以埃夫伦为首的军队力量毅然接管了国家政权，埃夫伦的义举、埃夫伦的才干甚至连西方人都无话可说。《少年文艺》曾经讲述了一个中国小女孩同“埃夫伦总统爷爷”信函交往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温馨和动人，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再看看非洲吧。那些西方新闻中描绘的可怖的非洲，他们渲染的统治者的非理性——一段时间也影响着我们对非洲的认识，八十年代曾经出现中国学生用大字报辱骂非洲留学生的事件，这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西方媒介对我们的误导。非洲的不安定、非洲的落后以及我们对非洲的偏见，一时间使我们忘掉了非洲为什么长期黯淡的根本原因。当代非洲不乏伟大的领导人，南有开创了南非新时代、代表了人类和解进步的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德克勒克，北有像穆巴拉克这样的与埃及伟大文明历史相匹配的领袖。即使许多西方所不喜欢的专制领导人，他们也是有才干并且爱着他们的人民的；人民支持他们，同他们载歌载舞，在狂欢会上，总统会审问他的部长们：“你们在家里打老婆吗？”部长们顺从地回答：“没有打，不信你问她！”——西方也会认为这样也是专制独裁，不符合西方的规范，但干吗要看不惯呢？人民喜欢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希望他再干六年、再干十二年或者终身干下去，这就是他们的特点。西方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呢？毛里塔尼亚1983年才开始废除奴隶制。对非洲的进步要有耐心，要宽容，但不能因它出现了几个乖戾、凶残的领导人——就像中国南北朝时代的暴君一样——而取笑非洲大陆、取笑非洲人民。其实，有些传说是离了谱的，因为这些资料对了以猎奇为目的的西方媒体的胃口。非理性的方面是不是被夸大了呢？存不存在少数本地知识分子作茧自缚的情况呢？我认为不是没有的。拉丁美洲也是这样，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老是热衷于把拉美统治者们描绘成精神不健全者呢？你可以谴责独裁者，也可以谴责政治家的个人品质，但你为什么热衷于把那些国家领袖们描写成疯子集团呢？你将置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感情于何地？是不是只有这样，魔幻主义才能在美国市场上吃香？作者本人才能在西方畅销？我认为马尔克斯是虚荣的。他乐于把他写信给卡斯特罗“请教开枪方法”的事儿在文学界张扬(这事本身就有些矫情)，无非就在焰耀他是如何吃得开，他如何在各种价值之间游刃有余。这种“新权贵意识”导致了他把拉丁美洲人民放置于他个人的鼻息之下，他的“文坛怪杰”的脾气如若不加约束，会使他的追求变得“走形”。 中国人长期以沉着和宽厚的心情看待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但我们新一代受西方媒体的深刻影响，在精英人士的指引之下向着所谓世界之路迈进，我们一度陷入严重的走形。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一种基于拉丁美洲历史的深遥情感的话，那么我们则是长期的唯西方好恶为好恶，西方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西方的委屈就是我们的委屈，西方的胜利则是我们的胜利；视否定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言行和举动为勇毅，甚至把这种对祖国的愤懑扩大到整个第三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和人民。这种情绪直到今天，还留存在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比如他们(如《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作者陈燕妮)观看新闻时会不自觉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哟，真主党人又在找死了！”，“哟，那个阿拉法特又开始惹是生非了吗？”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只要是听到有关国家的名称，只要听到事件的有关当事者名字，立马会出现这第一个框框，它早就框死了一切。美国陆战队必是对的，解放组织、人民阵线和圣战者们必是错的。这是美国人长期嘲讽东方国家的说教，说教之下，必产生大批的盲从者和受害者。然而美国和西方的新闻霸权和新闻暴力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民和说教呢？近了看，远了看，结果都是如此。不过我得承认，后者的说教的确要艺术得多，有看头有听头得多。 长期以来的事实是：一个年轻有知识的人，不去认同美国和西方，那才叫怪事。那些作古正经的人，那些对秩序和现状表现出某种畏服的人，他们才是八十年代校园生活中最罕见的动物，就像庞德的一首诗所写的，“一个沉闷而惧内的人”。一个或因童年不幸而充满抑郁忧愁气质的人，他可能不会和着大家的节奏去拥抱和奔向西方，但是也可能——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因为他总对环境闷闷不乐，也丧失了公关的潜力和利用现实环境获取财富和地位的机会，突然一夜之间他告别了为数不多的朋友去了他国。——据说希特勒本来是不仇视犹太人的，在《我的奋斗》中他有一段专讲看到奥匈帝国报刊反犹言论时的不快和厌恶心情。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反犹是文明的耻辱。但希魔说道，正因为他有一位犹太同学，似乎老是有不可告人的思想，这激起了多疑的希特勒怨毒的心，于是人类最恐怖的一幕在二十年后发生了——请允许我将这个例子反过来说。对学生来讲，开朗的、率直的生活态度和理论作风是必要的，当初的崇美心情是一种正当的表现，就像十月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也是一种正当的表现一样。直到今天，我们也不会为那种纯洁的追求而忏悔。事实上，那种欢呼和感情的泛起，小而言之，是树立个人的美好信念，为着自己变得更有出息；大而言之，也是为着国家和民族。因为我们的心灵历史无法用“追求——失望——怨恨——忏悔——抛弃——攻击”这样一个公式来框定。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种心灵历史有一个自白，权且叫《我们的回忆》，它与其是一个人的、或小圈子私人生活和感知历程的回忆，还不如说是对有着相同相近历程的青年中国人心路的一次模拟。 米兰·昆德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规模的群众庆典活动时，不无厌憎地写道：人类居然还有这种赤裸裸地表现忠诚的空前愚蠢的蹦跳。我们当年表演《教育革命起东风》拙劣、生硬的舞蹈时，反感的心情同米兰·昆德拉何其相仿！我怀疑：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跟他们自己国内令人大败胃口的说教宣传是否有关？东方式的说教宣传偏离了人类审美规律，甚至有时连领导人都深感头疼。有一次，斯大林在观看诗剧《乌克兰人民歌唱斯大林》时突然发作了，他在包厢里咒骂道：“看看那些土佬，大嘴咧得像个傻子！”——当思想解放伊始，大量古典的、经典的影片被解禁，大量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和新闻成为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意外之财”，我们何尝不感激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幸运的时代？于是我们所有的渴求被打开了，这世界多么明媚！ 开放必然带来民主和心灵解放的意识，开放的我们欢呼着那些被我们长期视作人类颓废力量的美国和西方。那个时候的我们几乎都是一张自纸，以我们的聪明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渴望，可以说几乎很早以前我们整一代人对江青的文艺政策是反感的，这种思想绝对不敢对大人表露，表露的后果肯定因我的“反革命情绪”而惨遭一顿暴打。也绝对不敢对班干部和神色可疑的同学表露，到处都是告密者和马屁精，到处都是“布哈林”式的叛徒。但我本人何尝没扮过告密者的角色？——我有个同学跟我闲聊，说他父亲在抗美援朝期间，村里的仇人给他家定了个地主成分。我一听这小子原来是“小地主”，这还了得，回头便向班干部汇报，免不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想起那个年月，多么可笑可叹又带来那么多惊奇变化的岁月！我对一个英国记者说：“我直到13岁才知道中国是一个穷国。”他们感到非常有趣。我曾经在我供职的报纸上开过一个栏目，名叫《七十年代》，栏目中写了一行字：“感谢七十年代，那个年代虽然欺骗过我们，但我从来没被耽误过。”唉，封闭而贫穷的岁月实际上耽误了多少经不起耽误的人！这《七十年代》的用意本是想同老三届的喧嚣叫叫板的，所谓动物凶猛、人性卑微，从那个岁月中走来的我们会怎样认识中国及未来？至今为止，我们不轻言“忏悔”，我们曾经有过的浓郁的亲美情结，我认为即使今天同我们一起振臂说“不”的人，和我们当时振臂齐吼“Yes”的心情一样，都同样处在一种律动的、活跃的思想状态之中，就像一首学生歌曲所唱的那样，我们要做社会先锋。八十年代朱大可在一次先锋诗歌讨论会上笑嘻嘻地说：“你们声称你们是第三代，那我就是第四代。”你看，没得商量。这表明了一种进取的思想，即使那时我们亲美，都呈现出一种精力充沛的、立意进取的锐劲。“美国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梦”嘛，即使我们那阵说了大量的让长辈深感刺激的话，那也仅仅是因为代沟的缘故罢了。不可能指望老人们对现代幽默有感知和认同。即使我们说了一些自以为“表达到位”的不符合民族立场的话，那也只是对长期的全社会的“作古正经”的风气的反抗和反弹。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倒是有一些来华作客的美籍、法籍教师看不惯我们的吊儿郎当，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应尊重传统的秩序。 我知道的最早的鼓吹破坏校园秩序和一种比较开放的恋爱方式的言论是在我大学入学前一年即1982年。1983年我在华东师大的大礼堂里听到学生处一位官员用上海口音极重的普通话抨击头一学期风靡学校的巡回演讲者，这位演讲者长期留寓美国，他受学校邀请前来举办一次讲座，他鼓吹学生不要上课，并奉劝学生们恋爱观“开放一点”。他说：“美国这个地方是很自由的啦，比如今天某女孩子跟你如火如荼，也许明天你会看见她挽着邻系的另一个男孩在校园里走，她还会友好地跟你打招呼。如果你们仍然像在中国那样想不开的话，这美国可没有黄埔江，而只有密西西比河供你跳了。”尽管这位官员声色俱厉地批判着这些腐朽的观点和没落的情调，但他大段大段的引述的“反面材料”仍然激起了受众们完全相反的反应。方鸿渐的母校当年请错了这位克莱登大学的高徒来演讲，相信上海各大学也懊悔不已，请了一个“天魔星”来扰乱宁静的学府。 我们索要经费办刊物，出版油印诗歌集。蔑视唐诗宋词，引艾伦·金斯堡和美国自白派为神圣。我们窜入图书馆，将那些被报章批判的小说、论文挖补下来收藏。我们邀请时髦人物来校演讲，每当他们发出同正统派对着干的声音，全场便爆发出狂热的呼喊和掌声。 我们认为人类当代史上最伟大而悲壮的两次事件：一次是挑战者号的陨落，另一次是为非洲灾民的全球歌星大义演。《天下一家》所传达的思想令我们精神上升，我们的精神如纯金般闪光，在传统和秩序前飞扬跋扈——“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 在春风沈醉般的校园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未来的选择——常常使我们变得郁郁寡欢。随着年级的增高，毕业生越来越多的返校交流。我们渐渐地不再觉得未来是富有惊险性和挑战性的，而是越来越平实，离我们这个社会的体系越来越近——干脆说就是一体。所谓“未来”，它的粘滞气质令我们觉得：回到中国的现实是一件多么叫人忧愁的事情！我今天听到那首《同桌的你》，它的传统风格和它透射出的令人心碎的撒娇令我抨然心动，莎士比亚呐喊：“我一定是久久地丧失了知觉！”是的，我一定是久久地丧失了记忆。我只记得我们意识深处曾有一种情结：这样一种未来才能使我们——永驻青春；这种“未来”连结了我们的校园和中国的现实。我们臆想着，一种危险的局势使我们像韩国大学生那样进入校园抗议甚至是街垒战斗之中，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我们可能被捕，在我们中间诞生了最著名的牺牲者。我们宁愿接受这样一种结果，也不在撒娇的哭泣中被推出校园，在脸色苍白之中走向那些既定单位，如××烈士陵园管理处，××省计划生育学校；不愿就这样毫无挣扎地坠落大地，成为不再受学生身份保护的普通中国职业男性或职业妇女。 依我看来，张藏藏倒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摆脱秩序束缚的青年人楷模，由于好心长者的帮助，他没有按照他的专业(教育学)去分配，而是根据他的专长分配至一个城市的文学艺术联合会。文联？一个令中文系学生多么称羡不已的地方！可是眩目的名称下展现的是多么贫寒不堪的现实啊，可以想象一下张藏藏会面临怎样的不适：走下火车，穿行在一座曾被康熙皇帝咒骂为“穷山恶水”的城市里，走进一幢过道里弥漫着尿臭的楼内，一位领导看了看他开列的履历，道：“年轻人，要谦虚！我们这里省、地作协成员比比皆是哩！”张睁了眼还嘴：“那有什么？”他在一种暂时胜利后的微醺中提着行李箱走到单位给他安排的住处：一座小旅馆，有三张床，他只能使用其中的一张，其他两张归南南北北的投宿者，他每天同陌生人面对面洗脚、寒喧。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他的生日到了，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蹓跶进一间生意冷落的餐馆里，一瓶白酒一盘花生豆盘桓了几个钟头，为母亲和他的儿子祈祷，同上海的女朋友遥相举杯——他多么眷恋那座宿舍里明亮的灯光，热乎乎的毛巾、疏落而整洁的杯盘、令人赏心悦目的笑脸和温暖的关怀呀。 于是他辞职(尽管单位不承认他的“辞职”)，浪迹于江南各省，以卖稿为生。一度他曾经厌恶动荡不定的生活，在上海《现代人报》充当一名上班族的角色，若干年后他躺在我租来的小屋里，老泪纵横地追念上班时光：“骑着自行车，汇在上班的人群里，太阳把黄埔江染得通红，老子的心激动哇——”说毕，作昏厥状。当然，我们几位朋友只是含笑听着他的追悔，并不去抢救他。 86年是中国校园史的一个非凡年代，那一年我逃学去了镇江，已经辞职的张藏藏神色冷峻地审视着形容狼狈的我：“又没有饭菜票了？你大概是逃票来的吧！”数落归数落，他还是从马季(不是说相声的那个)那里借了二百元钱，陪我度过一段酒足饭饱的时光(每逢他清点债务，他都以怨恨的目光斜睥着我说：“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其实我很不服气的，他自己何尝停止过非常贵族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扬州打秋风，我们在高邮泡澡堂，在大运河堤上和一帮写诗的人狼嗥着张行的歌曲踉跄前进。终于，钱散尽了，我们俩合计：张藏藏应邀参加北大艺术节的一笔路费该汇到上海了，而我也捱到了家里汇款的时光。于是张一拍大腿：“走！” 回到上海时，已经深夜，我们翻墙进入师大校园。我潜行于校园之中，准备到同学那里借几支香烟捱过深夜。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我擦亮火柴浏览，心中窃喜：这回可没有人追究我逃学的事啦。 紧接着，张藏藏去了北大——一个非凡时代的漩涡地带，接受第一届北大艺术节给他颁发的“新潮文学探索奖”。学生是热情而有生命力的，他们敢于蔑视一切权威评价机构所认同的“大师”，而把他们心目中的艺术桂冠赐予极负探索精神的同龄人。 某人在报上指责我们的“文革”情结，耸人听闻地宣布他解读《中国可以说不》话语之后的“发现”：“中国若再发动一场‘文革’，并不是没有拥护者和参加者的。”我决不能把学生运动同“文革”相提并论，我愿意正告那些“正人君子”们——“文革”是哪一代人搞的，恐伯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究竟是该由谁来反省文革？若干年前一位思想家这样激愤地谈到“文革”，他说中国人总是那样善于逃循责任——“文革”搞得比谁都热乎，粉碎“四人帮”后又全变得义正辞严，仿佛一夜之间全变成“文革”的受害者了。“去你妈的吧！文革的时候你于什么了？”——这话可以奉送给拿“文革”来教训年轻人的人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警告注意青年人的动向和危险苗头)，我们承认：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民间确实有一种时尚，就像当初苏联青年搞“纳粹审美”那样，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文革审美”的潮流。这种趣味是人之常情，中国不会倒退到“文革”——就像中国人民厌恶腐败、追思毛泽东时代的清廉，绝不意味着人民当真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样。怎么可以学着西方的样儿(西方舆论轻车熟路地由《中国可以说不》联想到“黄祸”的威胁)，由这本小书引起的一惊一乍的“文革”恐怖联想呢？——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它勾起了我十年前的回忆，十年前我跟张藏藏的趣味是远离政治的，同样，把政治趣味强加于诗歌自然会引起我们的本能反感。当时有一件事，《诗刊》上面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用不负责任的溢美之辞颂扬青年诗人高伐林那首呼吁建立“文革国耻纪念馆”的诗歌，希望能以此将所有具有反叛精神的诗界青年“召唤”起来，这种试图自然受到了我们的嗤笑。张藏藏告诉我：“由尚仲敏开始的讨论应该进行下去。”讨论的目的应该是诗歌应该走什么方向的问题。我们躲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响应尚仲敏对《诗刊》的鞭挞，在此之余，我们也没忘记给《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第三代诗歌大展”泼冷水，比如我们撰写公开信，批判徐敬亚，说他想借此机会来充当中国青年诗人的“教父”和“导师”，这是万万不能得逞的，等等。 回想起那个非凡的年代和我们不安分的作态，回想起我们的乖戾、无状。至今都是那样充满温馨。即使那时我们粗鲁、偏狭，我们都认定那具有一种生命力的美。这就是我们历来对老年人反对年轻人持强烈反感的态度的原因。 我承认，在八六年学潮汹涌之际，藏藏和我做着一系列与学潮完全是两个向度的事情。张藏藏开始了关于北大艺术节之行的巡回演讲，而我也是“附属演讲者”之一。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那个热烈欢迎诗歌品味的时代。即使我们如今过着一种更为现实的生活，我们也不觉得现今的我们比那个时候更超然，不认为我们更有资格批评那个时代。我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内心并不因为我们曾受到过折磨而迷失当初的纯粹。张藏藏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的出版，使我看到了岁月的证明。 《中国可以说不》的炒作和争鸣使我有时觉得：它似乎是十年以前某些法制报刊炒作和争鸣的“轮回”。准确地说：是九年以前的盛夏，我万万没想到智力水准很高的藏藏会因一件小事受到处理。在我心目中，兄长式的权威感和安全感被一纸书面通知粉碎了，张藏藏被处理时，桌上还留了一部小说稿，题目叫《我的左眼是怎样瞎掉的》，小说的开头描写了预审室里的情形。 我记得我在教书时给他写的那封信，在信中，我猜测他的心境是：“长夜漫漫而无法安眠的心情”。 但我最近印象尤深的是有过这段独特经历的张藏藏，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明确表态：“我不讳言部分认同政府的立场，比如在人权方面，人权首先是……，”这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一个曾有着若干年悲痛回忆的人，能够有如此勇毅的妥协和如此高贵的襟怀，实在是可以让那些矫情而狭隘的厌世者和愤懑者感到汗颜的。”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他对朋友的宽宏大量。当一位自称“同张藏藏有十余年私交”的人向境外电台透露张藏藏神秘背景的“独家材料”时，张藏藏顶多摇摇头，他叹息这么一个有过显赫思想和名气的人怎么堕落到靠搞“花边”来赚取稿酬的地步！ 将来若有更充裕的机会。我们会非常坦然地呈明《我们的回忆》，她不需要遮掩和变形，风格是路易—阿拉贡式的，她将出现与夏雨诗社最闪光最动荡时代息息相关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她冷酷而直堕人的内心。最为重要的是，她和我们目前最朴实的民族立场呈两个向度——但绝不意味着矛盾。 我们动荡的心灵历程，铸就了我们今天面对世界舞台的勇气，我们毫不掩饰我们在那些施放冷箭者面前呈现出的自豪感。我们蔑视一切不自量力阻挡“青年中国之怒”的徒劳挣扎，蔑视一切貌似尖酸而实则乏力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讥诮。涌动的生命冲击或许带来授人以柄的粗糙，也可能令某些人产生被“后生小子”僭越的忌恨，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人们将一如既往地发出我们的声音——这声音不是神学士们阴冷的检视和摇头晃脑可以阻止的。 我们的、激情与坍塌并存的回忆，是亿万中国“知识青年”心灵历程的一部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激情可以得到广泛的回应，我们的情感信号为什么引起广泛的共鸣。 我们承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与中国社会主流找到了交汇点。中国的进军不再是无力的召唤，而是回荡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怒吼。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引起某些周边国家的特别“担心”。 这种议论就好像中国曾经对他们做过什么孽似的，似乎中国曾经有过邪恶的帝国主义历史似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矫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人不小心被汽车蹭倒，或仅仅被疾驶而过的汽车惊了一下，他会顺势倒下，围观者会帮着起哄，“别起来，别起来！”——车之于人的关系就好比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小国的指责总会引起旁观者的特别同情，这也很正常。做大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当这个大国正在各方面崛起，并明确了在本地区确定应有的地位的雄心，那么，周边国家的猜疑和议论应该是正常的。 但事情的关键是——这样猜测怀疑或把中国当做现实威胁，对中国来说是不公正的。 我们认为如此“控诉”都是矫情的言论。 我们不需要从种族特质上阐述中国人不具备帝国主义基因的道理。我们也认为：从历史事实来解说中国人民没有扩张传统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无济于事的。 法拉奇曾问邓小平：“听说林彪曾搞了一个扩张计划，这个扩张范围南至印尼，对吗？” 邓小平回答：“怎么我不知道哇？” 法拉奇问到的“扩张计划南至印尼”的说法，会不会是缘源于60年代那次著名的改变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事件？那次事件造成了中国同印尼断交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不幸后果。那是一场众说纷坛的政治风暴。但是，两国仍然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态度面对了“断交”，难能可贵的是：印度尼西亚并未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而同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至今为止，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展览馆里，每逢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参观，友好的印尼主人会小心翼翼地避开有关那段敏感历史记载的展厅。 当我们无比欣慰地看到中国和印尼建立起了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再提到历史当然不尽适宜。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关于中国插手了印尼的内乱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这不是因为谁“纠缠了历史”，也不是中国唠叨着要表明清白。关于中国插手印尼事务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挑拨。 中国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传言出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国家。中国几近于内向的国家特点给了职业杜撰者们一个充裕的想象空间。 你不可能编造出有关美国“全球扩张”计划的神话，美国已经扩张过了，以至于他自己对扩张已经腻味了，也不可能刺激公众的胃口。 你不可能编造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惊人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已经不可能“惊人”，对于受众来说，“日本威胁论”已经了无新意。 但只有“中国威胁论”，可以在公众中赢得一个广阔的市场。因为中国好久以来没有威胁过别人了，中国的骨架倒被别人挤兑得凹进去一大块儿。中国的复兴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称羡、惊奇、猜疑等等心态复杂的反应。——总而言之，“中国威胁论”是有市场的。 看一看中国威胁别人的历史，无非就是铁木真大军横扫欧亚大陆，这“光荣”导致了几百年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寂寞地咏唱道—— “亚细亚的勇士张开了血盆的口……” 连这样的帐都算到现今的中国人头上。 检讨起来，中国确实曾经有过“民族霸权主义”，比如川军杨森部队的一首军歌唱道：“缅甸与安南，原是我臣藩……”不过唱着这首战歌的战士，充其量就是从万县打到达县而己，连“省际影响”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国际影响”了。 扳起指头数数，所谓“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外族”的史实，连聊天都没有几分谈资。 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想没想过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别找不自在，当心渲染得太过分了，给中国的“民族主义青年”们提了个醒——“一不做二不休，不吃羊肉都惹了一身臊，干脆臊到底吧！”于是“同去同去”。 如果中国真的威胁了别人，那敢情是输入其他民族的“异质”的结果。日里诺夫斯基说：弱小的民族势必受欺负，他只听说过小民族挨打，而不曾听说有人敢打中国。我认为他说错了，撇开较远的历史不说。近几十年来，不是也有过小国家招惹中国的事发生吗？迟钝而内向的中国，有时候就是这样——连小国都敢于试着撩拨两下的。这不是说中国真的好欺负，至少看上去，她的内敛和内向特色，是有那么一点文绉绉的味道的。 礼仪之邦嘛。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招致了这么多“瓜田李下”的嫌疑？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清白吗？真的是因为——中国派驻了海外驻军、输出了恐怖活动、轰炸了别国的城市、颠覆了别国的政府、窃取了别国的情报吗？ 不错，中国表现了鲜明的主权意识——包括在中国南海建立国防前哨，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中国人民认为这一切是正当的——早就该这样做了。 这一切同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甚至当中国经济相当落后的时候。对于主权这样大是大非的基本问题，中国中央政府也从未含混过自己的立场。 那么，对中国的一切怀疑由何而来？是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孽债，因此推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像王熙风那样盘算：“从今儿起，我也要学做几件刻薄事了……”？ 我记得《水浒》中的李逵大闹赌场，众人叫道：李大哥，你平时赌风最好，今天怎么使这般性子？李大哥冷笑道：“正因俺平时爽直惯了，今天权就不爽直一回！” 据说美国人正在劝说中国：如今的年头，主权观念已经过时了，什么地盘海疆的，让一让就让一让吧。“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是啵？——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美国人的主权意识如此开通，那么在美墨边界构筑那么多的铁丝网做甚？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丧失了很多的主权，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已经造成了“无力回天”的严重后果。不提盛唐，我们再看一看康熙年间的中国版图，也比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体面得多。 当然这一切无法再去追索。 但是我们保留了追思的权利。因为我们需要更加珍视我们今天仅有的一切。 假如海参崴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将拥有最北方的良港，对日本、朝鲜和韩国的海上贸易的贯通将极大地促进东北地区的繁荣。黑龙江省将不再作为一个比较黯淡的内陆边疆省而面临许多开发的困境，外兴安岭地区的木材开发将给东北人民带来更多的财富，黑龙江上的大桥建设将不会因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磨合”而无限推迟，诚实而勤劳的中国人口将散布在东北亚最辽阔、最值得开发的地区，东北亚“角落”的繁荣也将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福音。 假如西北方向的那些著名湖泊和巨大水系不曾被割裂出去，那么另一个边疆大区新疆可以在未来实现“北水南调”的人类雄心，干旱的新疆将获得充足的水源和丰美的草地。也许中国的英雄彭加木和余纯顺会因此避免倒毙罗布泊的命运。 看来上苍永远要给人类留下这一类的缺憾，一些看起来非常均衡而合理的人类布局，却因历史的原因而被有意地阻碍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化受害国和帝国主义瓜分图谋受害国，也许这可以解释成周边国家的少数民众为什么对中国威胁有着特别的担心。复仇主义意识在其他民族那里屡见不鲜，因此他们也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在羽翼渐丰之际走向复仇主义的老路。这种意识的出现，即便不是因为政治歧见，也是出于不了解中国。 佛教哲学令中国思想具备了浓郁的温柔的功德观，中国人的缺乏野心并非是长期受列强惩戒的结果，而是出自于对苦难民族共有的悲悯。中国人的苦难历程使之对全世界弱国贫国有一种天然的仁厚精神。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认识，几乎全体的中国人都是周恩来的弟子，周恩来独特的将中国人格化的外交精神，将世世代代在中国人心中传下去。 这种功德观甚至表现在中国对战败的作恶者施以仁政的“唯恐不及”，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第一次全国演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对战败者施以仁爱。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描述北平光复的第一笔就是主人公如何保护被愤怒者包围的日本老太太。相反，看看斯大林对德国俘虏是怎么做的：二十余万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国战俘在饥谨、寒冻和虐待之中跳蚤般的死了。即使这样，日里诺夫斯基还在那里喃喃的骂：不该那么早放他们回国，太便宜了他们。 转战太行山之际，林彪的部队曾捉住过一名日本士兵。那士兵的蛮横令八路军产生了要处死他的冲动，然而八路军没有这样做，那日本俘虏不吃粗粮咸菜，八路军则给他送去了大米饭和鸡汤。有一天，林彪走进了关押俘虏的小屋，道：“听说你又打了我们的卫生员？你太不知好歹了，我们吃小米、黑豆，给你送米饭和鸡汤；我们也有很多伤员，却派专人给你治伤。——我警告你：不要认为我们会一味忍耐，假如你再敢打我们的人，我们就用鞭子抽你！” 那“鞭子”终究没有抽成。最大的警告不过是“抽你”。相信中国人读到这段外国记者的描述都会感慨不已的。 这种最大的克己几乎是一种自然本能的反应，压根没有指望未来岁月的报答。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因日本方面的抠抠索索和不知好歹，引起了中国外交使团的不快。中国代表团指出：其他的附议以后再说，先将中日友好之事定下来要紧！’ 如按某些人所说：这也算霸权主义的话，那就算是“人类友好合作霸权主义！”——那同日本当初强加给中国的“亲善、共存、共荣”是截然不同的。我记得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签订“友好条约”之后访问东京，日本新闻界感叹道： “这位当年的抗日少年先锋队战士，在东京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不知会作何心情？” 又能作何心情？“相见一笑泯恩仇”的心情，因同宿敌实现亲善而倍感悲喜交加的心情。 这应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理。 中国人的仁爱，有时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侵略者的宽宥、慷慨，对他们悔罪后的器重甚至超过了应施于同胞和传统盟友的器重。这实际是一种急切的寻求人类大同的表现，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和天下主义。 这一切的进取对人类是无侵害的。 所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们要当心：不要破坏了中国的好心情，也不要让中国的良好胃口遭受其他异质调味品的刺激。 纯洁的中国不容玷污。 其实许多西方观察家已经真切地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心情，他们从上一代中国人的所做所为，这一代中国人的血质和和平愿望感知到中国不可能萌发帝国主义。可是，他们欠身离座时总是意犹未尽地问：“那么五十年之后呢？” 吕雉追问刘邦：“那么曹参之后呢？” 刘邦无可奈何地闭眼侧身背对吕雉：“那就是非你我能够操心的事情啦。” 就好比一个人若干年来形成了一种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在事实与诚恳的明辩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但版权人无法接受这么快就收场的尴尬局面，因此，他们临末了还是发出了一个微弱的声音：“那么五十年后呢？” 这也说明了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们至今认为那种邪恶的人类思想是永恒的，所以他们希望探讨一下五十年后谁将是帝国主义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明确五十年以后是怎么回事，比如提这样的议题：若干年后，中国第一。 也该轮到中国了。 但这绝不意昧着谁第一，谁就是霸主，谁就会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中国儒道的大同思想，将能够给人类一个理想的未来的范式。中国以痛苦的饱经残害的经历，将告知世人一个明确的思想，不是说将来的拥有更重要席位者，将来的权威者就一定重蹈霸权和扩张的老路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世界也未免太乏味了，人类对和平、幸福的追求，干百年来涌现出那样多的言论家和思想流派，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和牺牲，也该有一个是与非，对与错的说法的时候了。人类历史上，老是狡诈者、贪婪者大占便宜的黑暗现实对人类未来抉择的负面效应，也应该有一个被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五十年后(或者时间更快一些)中国第一，应该被当回事儿好好议一议。国家领袖们当然不会像当年的赫鲁晓夫们那样发出理想和现实不分的政治预言，借以煽情于自己的人民。但学术界人士、教育界人士、商界领导人、企业家和青年军官们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五年、十年规划更远、更大的目标作出一个比较形象的估计。 “中国的进军”应该成为一个议题。 因为伟大中国目标的实现不再是一个遮遮掩掩、羞于道破的事。 首先，“中国的进军”应照顾到其他邻国的情绪。应该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的复杂、细腻而导致的神秘色彩，引起了这样的后果：即友邻国家的耽心。七十年代，周恩来对泰国，总理说：“中国永远不入侵泰国。”泰国总理则在感激之余掏出纸笔来：“希望阁下能将刚才说的话写下来，好让我国人民世世代代铭记。”周总理摇头说：“我手颤，怕是写不了啦。” ——这一笔应由我们及我们的子孙来填写。 我个人极其欣赏这个故事，我欣赏这个伟人对国际政治微妙之处的深刻体察。但周恩来的坦率和对“立字据”所持的谨慎态度，绝不应视作国际政治阴暗面的一种折射。我认为中国不会进攻缅甸、印度，今后也不会主动进攻越南和所有相邻的国家。不必担心周恩来的表态是对某个国家的特殊照顾，不必担心中国拒绝侵略的诺言不具备广泛效力。 但是，即使一切表白不起作用，一切担心不可能阻止中国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的努力，就好比一个村落有几十户家庭，传统的富户修门楼挂彩匾，村里人会觉得很正常。但是，只要哪一户新起来的人家也开始修门楼挂彩匾，那么一定会有人说：“瞧瞧，看见了吗？啧啧，此间大有深意呐……”他们可能会去串门，拐弯抹角地劝戒这新门楼的主人：“不说又不行，说了又怕您急，我们实在挺耽心的……”。 可怜见中国连座门楼都没有，就已经招来了这么多闲话。 例如，中国还没有航母，但当别人影影绰绰地听到有一个建造航母的计划时，全部的毛孔一刹那被激灵起来了，又是卫星拍照又是战略分析。他们无非就想说出这样的意思：中国怎么可以有航母？而我们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意见：印度怎么可以有航母？——我们不应鼓吹扩充军备，但长期以来，中国的个儿很大，但性情又似乎太温顺，一有人规劝便红着脸把手脚收敛，好像真的祖上缺过什么大德，让后代必须跟着背心理包袱似的。中国欠缺的何止是航母？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添置家当，从航母开始，该添的就添。毛泽东说：“要让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我们也说，要让别人服气，首先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服气。我们已经忍受得太久了，本来应该是那些帝国背的恶名我们自己拣来背上，要恭顺忍让，由那些孽债累累的大国们去忍让好了。你没由来的去照顾什么情绪？中国人经常对无辜者说：“走走走，那些议论不关咱们的事。”今天中国人也要对自己说：“走走走，不关中国的事。” 有一种说法是：“说‘不’要靠实力来达到。”中国人可以这么回答他：“到了你所想象的那种实力，中国也就‘不说’了。那个时候该于啥就干啥。” “说不要靠实力”，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到了一定的实力，他就要跳出来收拾人了。他的真理就是军阀的真理，有兵有地盘有钱粮，可以什么都干，什么都是“真理”，岂止是说“不”。 “说不要靠实力”，这更是一种奴隶思想，因为他无限崇尚“弱肉强食”的法则用来推人推己，实力稍不如人，就做出一付被人打怕了的样子，夹起了尾巴，匍伏在地，还要按住那些梗着脖子的后生：“别较劲儿，太君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罗素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华文明体系的唯一缺陷就是它缺少应付外来民族攻击的防御机制(大意如此)。如果我们今天对那种岁月历练出来的霸权主义的骄横和耀武扬威不敢言“不”，那么我们的忍辱负重，会换来穿过阴霾之后的一线阳光么？真的去希望：以己为祭牲去感动上帝，让他把我们的捆缚再放松一些，让我们在一个遥远的将来发出一声尊严的虎啸么？说一句近似于饶舌的、但又逼近了人类竞争“人情淡薄”的本相的话——现在不说“不”，将来恐怕永远没有机会说不。现在说了“不”，兴许会避免将来捂着火辣辣的脸带着哭腔说“不……”我们深知人类竞争的人情淡薄，已远远地背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明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倒是可以彻底地迷失本性，赤条条地进入他们设计好的规则之中的。 正巧英国《经济学家》又传来了新的召唤：缚住中国这只虎。确切的观点没看到，但似已感觉到那声“嗡嗡嗡”了。曹操对吕布说：缚虎不得不紧点啊。得，《经济学家》，算你狠！你看吧，我们老是落下了别人半拍。 一位古巴朋友模仿着毛泽东的口吻对我们说：不要着急，慢慢来。 古巴已被折腾了近四十年。《赫尔姆斯—伯顿法》的拙劣愚蠢，兴许能给古巴带来希望。如果这回还不行，古巴还能等待下一个回合。 让中国睁开眼吧！ 如果苍天故意设置的人类悖论是在故意考验我们的道德观，那么这次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考验应在中国复兴的最后关头公布谜底。如果苍天有意识撒手不管，那也一定是让中国的进军变得毫无羁绊，中国的奔突之路变得更加自由、广阔。上苍将微笑着说：“这是最大的公平、最后的赐予和全球最美的福音。” 中国应明确她进军的目标——与第一人口大国相匹和痛苦代价相称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与中华深厚文明背景相称的文化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进军应同人类理智呼唤相适应。她应消除人类最大的恐怖——极大地耗费自然资源、掠夺自然之美、田园之美和人性之美来追逐帝国主义地位——而以新的姿态走上普照四海的文明征程。 一个拥有台湾、香港、澳门、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的伟大中国是未来进军的基本保障。 因此，在力避军备竞赛(对日本除外)的前提下，中国应发展其强大的国防。她应当不掩饰这一目标：拥有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和航母编队，拥有东亚地区最强大的空军和足以威慑不友善国家的二炮部队。在其他大国并末停止扩充军备的前提下，中国应完善和壮大一个现代化国防所需要的一切新的军种。在日本这样的邻国急欲在海外派兵方面有所作为时，中国军事力量也应在国际维和事务方面当仁不让。 中国需要更多更强大的制造业，中国勤劳的人民，丰富的人口和年轻一代对知识的渴求将为未来的、升腾着的中国带来丰富的智慧、众多的名牌和素质一流的劳动大军。 中国将出现更多更伟大的基础设施，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投资应得到更多的照顾，需要更多的铁路、机场和气势宏伟的运河，发达的交通纽带将把西藏同广大中国腹地紧密相连。 中国的农业在经过野性勃勃的工业化渗透后，将理智地遵循东亚的传统模式，她将吸纳韩国和台湾省的先进模式，回复到良好的生态农业之路，中国的农业产品应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乡村建设将在一代代知识分子热情试验的失败之后，在下个世纪成为一种可能，忠孝、仁爱的美好道德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子孙。这也许是下世纪中国农业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它将影响全世界对农业的认识，一个国家的农业成分、农业地位不再是判定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历史将被中国人改写。 中国的国际地位应进一步提高，德国——俄罗斯——中国——东盟这样一种“大陆——海洋模式”将创造未来国际合作最光辉灿烂的典范，并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无限广阔的国际舞台。 二十一世纪，“一即为多”的哲理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活动舞台上变为现实。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史可法、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英雄的行为是值得敬仰和仿效的。而做汉奸是可耻的，汉奸在道义和情感上都令人厌恶和痛恨。 当我们渐次长大、成熟，我们开始检视所有过去形成的观点，据说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个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检视过去形成的知识。 也许是我们缺乏想象力的缘故吧，尽管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我们仍尊重了民族英雄的行为。我们认为“民族英雄——汉奸＝美——丑”的等式是亘古不变的。这是一个神圣原则和民族立场问题，就像风流雅谑的公子哥儿们不会拿母亲开玩笑一样。 但当我们眼下看到中国历史学的某种“突破”，实在可以“惭愧”于我们本质上的保守了。 某些文人开始专注于历史的再批判，并率然否定民族英雄的价值，这种“当代投降兴趣”的新颖和流行，几乎动摇了我们最基本的中国历史观。 如：有人评论史可法的偏狭和冷酷，说他不借以士卒百姓的尸骨来完成自己“人生的壮美”，他的激烈反抗酿成了扬州屠城的民族惨祸；一句话，明末清初中国的灾难是因为像史可法这样的人太多了， 又如，《天朝的崩溃》指出鸦片战争林则徐们的抵抗实在是不可取的，假如中国不去炮轰英国舰队，早早搞门户开放，那么，最早实现维新目标的可能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中国的知识阶层确实拥有雍容华贵的学理，当代学理的自由式态，竟然使中国人的神圣原则和正义原则变得风雨飘零，这究竟是知识界的幸事，还是悲哀？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咂摩早年间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恶意诅咒，看一看知识的增长是否使人的品质变得怪诞和无状。我突然想起了《庄子》里的大树，难道学理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或者这么说，学理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特权：可以压迫芸芸众生并置他们的感情于不顾…… 《天朝的崩溃》带来的反思，使我们想起英国广播公司(BBC)对中国人的斥责：“鸦片战争说白了，就是因为中国人不肯做生意，英国人才用大炮让你们加入世界贸易秩序！”而与此同时，中国有些评论家同外国政治观点的“里应外合”，做得是如此默契。可以联想到最近围绕着《中国可以说不》发生的一些事情，《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作者们是“新义和团”，国内有个叫李泽的也大喊大叫，这是中国出版界的“恶性事件”，还有那个看上去似乎老是跟太阳光无缘的鄢烈山也在那里危言耸听：“中国若要再发动一场文革，不是没有参加者和拥护者的。”好，好，骂得结实。应该庆幸“文坛”上总有这样的货色，不然，“学理”的丑恶何以暴露？“打鬼”又从何打起？ 如果重编一部《汉奸列传》的话，这样的货色只配做堑脚布。不过我主张对鄢烈山可以勉强网开一面，因为他发表的“中国鬼和亡国奴”的谬论，使大家认清了：汉奸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并非白垩纪动物。 于是才有人说，抗日战争之所以要耗八年时间，是因为汉奸太多了。其实对那些有着浓厚投降兴趣的书生们来说，汉李陵比史可法们有着更强的说服力。他在为国尽忠后被汉武帝灭了族，有关他的悲剧在《史记》中占了很大篇幅。李陵事件作为人类悲剧之一，它的启发性只能如此了，封建制度害人也害国家。然而有一点不容否认：李陵毕竟做了汉奸。我们不能因汉朝对不住李陵，而把李陵的投降主义和李陵最终做汉奸的事实给否定掉了。《河殇》在批判中国封建专制黑暗的同时，提倡的是欧洲中心主义。《河殇》失败了，当然，失败有其它原因。但如果《河殇》及其信徒们胜利了，我敢说：那是投降主义的胜利。不过届时再发议论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到那时整部中国历史都将重作“决议”。 尽管这样的“历史决议”没有成为现实，“投降兴趣”和“新汉奸哲学”的调子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周作人重新热闹了好些年，除了世俗心理外，有没有文人相怜的因素在里面兴风作浪？我看是有的。周作人受审时的辩解词整个是一部“维持会理论”，这个“理论”在当今文人中很吃香。鄢烈山不是也说西方压制我们是很“自然”的事，而我们来表达愤怒和豪情就是“令人讨厌”的吗？他那种食其肉、寝其皮的仇恨缘何而来？我们哪里踩住了鄢烈山的尾巴？仅仅是出于对“小子”们“僭越”的不适和愤怒吗？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文人们对忠诚的蔑视，对本土中国关注热情的讥笑，发展到愤懑于中华民族和整个价值体系，但嘴上又不能这样明说，于是“投降兴趣”、“维持会理论”应运而生了，这个宵小式的鄢烈山仅是里面的一个丑角而已。 关于个人权益与民族权益的严肃选择，萨特戏剧《死无葬身之地》指出了可能发生的某种荒谬，——但这种荒谬不能阻止法西斯被最终消灭。因为邪恶的根源不在于被压迫者和抵抗战士，而在于罪恶的法西斯势力。萨特对此是有着迷悯的，但他仍然不失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相比之下，鄢烈山之辈只算得上臭哄哄的实用主义者。 这类有害于中国的言论为什么得以频频发表？究其根源来说也很简单，也了无新意，它得以流行无外乎有以下几种原因： 它首先混杂于文艺解放以来对个体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索思潮中悄然流行。这种思潮的最终意义是如何弘扬个体精神，探讨怎样赐予个体在集体中更积极的作用。而“苟活做亡国奴”论者则不然，它在强调个体价值的表象之下，实现着对中国人价值和中国人权利的杀灭。在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战争和屠杀罪证的叫嚣声中，中国人中也出现了投降选择和亡国奴选择的可耻论调，它的恶毒和卑贱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独立自由斗争史的否定。是的，鄢烈山之流的汉奸论调是对三千万中国抗战牺牲者和三十万南京大屠杀殉难者的第二次屠杀。 这种堕落哲学悄然流行的另一个社会原因，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物欲主义的泛滥。因而不借牺牲民族利益以成全个人幸福的“亡国奴选择”得到鼓吹和激赏。文人们的“当代投降兴趣”使这种“选择”缜密化和理论化了，它的伪善外表更使人误以为它也在探讨民族利益，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叫王小波的对《说不》买办腔十足的指责——是的，中国正在进入了“别人的”市场，但中国人必须在无情的市场搏击中捍卫自己的利益。林则徐这么做了，当今的中国人更有理由在现代国际公正贸易原则下维护自己的权利。你西方人不是最讲“公正”的吗？好，中国人愿意“公正”下去，到末了看看谁“不讲道理”(王小波语)？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恃强凌弱？并且很有兴趣看一看——到底是哪些中国人为西方不正当权益帮腔？ 必须认识到在当今的中国，买办思想、亡国奴思想和当代投降主义的危害性。中国的某些书生——他们似乎不是用中国的乡土教材哺育长大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洋溢着教会学校的气息，不然他们为什么合法而合理地攻击一百年前那场勇敢而悲怆的民粹运动“义和团”呢？你看、他们如此老练地用“义和团”来辱骂抗议西方的中国人，哟哟，多么有教养的一群“文人”哪(李泽就是一个，没人请他，他就大摇大摆地步人“文人”行列，并对《说不》的出版表达出“文人的羞耻的愤怒”)。少数中国书生从基础理论到民族观，已经远离了中国人的特征。为什么会如此？难道几千年封建专制史、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奴役史和十年文革，受虐的只是中国书生吗？我认为很多人事实上都是这么认定的——他们觉得他们比平民百姓更有资格索还被中国耽误的一切，他们对民族价值和民族利益的鄙夷和嘲讽可以不加约束。我记得当文革受难遗族们无原则地弹冠相庆时，一位四川的年青诗人激愤地质问：“中华民族曾遭受过比俄罗斯民族更深重的苦难，但为什么文人们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作家们那样可贵的人类精神？”这话点到为止。文人们的自私自利导致他们言论的轻佻和不惜玩火，发展到他们开始滥用言论特权——这种特权就是他们可以率先从精神上逃离中国和抛弃中国。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知识探索和价值关怀的自由，但是，一旦这种“自由”到了要去摧毁中国人利益的程度，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不得不作出忠于自己、忠于子孙的选择。 忠于自己、忠于子孙，意昧着我们在中华民族正当利益同异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遵循我们一贯的中华利益至上的原则。目前最明显、最迫切的利益冲突是钓鱼岛之争，中国人应拥有一种不容分辩的尺度——保卫钓鱼岛。面向二十—世纪，钓鱼岛之争可能会在短暂时期内被解决，或者会成为诸多中外利益纠纷事件之一。在符合法理(当然不是那种《赫—伯顿法案》的法理)的前提下，一切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利益冲突将由中国人制定的永恒法则——忠诚原则和中华利益至上原则加以框定，这个忠诚原则将是中国安全和中国进军的基础保证。 这个忠诚原则同鄢烈山式的忠诚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只忠于他自己的私利和欲望。而我们的忠诚原则，首先捍卫的是作为中国人最基本的认同感和道义原则，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的独立、尊严、富强和民主。为我们及子孙驱逐一切轻贱的沙龙论调，这是每一个不愿成为离心势力的中国同胞的使命。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国内的出版、畅销以及在西方引起的猜测、敌视和争议，可以说构成了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出现，与西方媒体滚雪球似的传播分不开。他们首先认定《说不》的作者有“政府背景”；“扑空”之后，接着断言是“商业炒作”。他们唯独没有认真地对待书本身的意义，只是把目光停留在“刺眼”的标题上。“可以说”，恰恰是西方媒体自身的“政府背景”歪曲了《说不》的主题；与此同时，西方媒体为其自身利益进行着“商业炒作”。假如西方媒体把采访“内幕新闻”的热情用于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用于分析西方(以美国为首)阻止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阻挠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后果，用于描述美国、日本与台湾“明送炮舰”、“暗送秋波”的伎俩，用于记录中国的老百姓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于涉内政的正义呼声，那么，也许有助于正处心积虑准备连任总统的克林顿先生，以及唯恐抓不住选票从国会山上摔下来的某些议员先生对中国事务的理解。 《说不》一书遭到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在内的反华势力的攻击。这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奇怪。他们说：《中国可以说不》这个书名是从《日本可以说不》“抄袭”而来。就算是吧，不过，我喜爱的诗人艾略特曾经说过，“不成熟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抄袭。”这位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对“抄袭”的看法显然有过人之处。我已经建议《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藏藏通过正常渠道，把“版权”使用费(尽管是三、五个字的)交还给对方，免得人家告发咱们“侵犯”知识产权。至于人家把汉字“照搬”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还是人家的“照搬”的方法比较“高级”，你设法子说“不”。军国主义气味十足的石原慎太郎，至今仍在文章中贬称中国为支那，但咱们可千万别把日本叫成“小日本”。军国主义和仇视亚洲的卑劣言行正在汇入右翼势力自大狂式的恶梦之中，可不要小看日本。任何低估日本所作所为的人，也就是低估了自己对日本这样一个有侵略历史、又死不忏悔的国家进行批判的能力。在“细节”上重视日本，并把“细节”刻画出来，求得一幅日本本来的面目，这才是现实主义的。 “打水漂”作为童年游戏固然好看，倘若作为思考方式当然是浅薄的、沉痛的，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误解和诅咒，不管来自海外还是其它什么地方，至少证明了一点，《中国可以说不》并非热血来潮之书，实乃痛心疾首之书。台湾那个叫做吕秀莲的女人居然叫嚣“马关条约救了台湾”。这种在目前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新汉奸比起当年的周作人一路更危险，也更可耻。还有一两个“葡萄文人”“翻了翻”《说不》一书，就找到了全书仅有的几处校对上的疏忽(功夫不浅啊)，于是连夜操刀，唯恐赶不上第二天发排。拿来一看，无非是“花边文学”、“告密文学”的老调子，“春秋笔法，翻案文章”，我们见得多了。 从《说不》一书出版后读者反应的热烈程度来看，从西方记者不同寻常的“传播”来看，《说不》恰逢其时，意义也在于此。美国强权政治四处横行，民族虚无主义暗流滚滚。当此之际，有一本洋溢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墨香的书被读者喜爱，这又有什么不妥吗？！连美国的导弹都被命名为“爱国者”，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爱国主义精神照耀下写出的“情感抉择”就被西方传媒视为洪水呢？我看《说不》给李登辉、桥本、克林顿等几位先生带去了中国民间话语的信息。对李登辉而言，他出卖祖国利益、分裂祖国的言行是在玩火。《说不》给李登辉的一意孤行敲敲警钟，总比到头来敲丧钟更具人情味。只要李登辉继续串通美日，“台独”之心不死，那么他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罪名就越深。李登辉先生的“面子”越丢越小，倘若不在夜深人静之时多多思量身前身后之事，“面子”一旦丢尽就不好办了。李登辉抱住克林顿的大腿，实在有辱中华民族的儒雅之风。不仅克林顿“不方便”，李登辉本人也低人三尺。作孽啊。最近，李登辉先生又弄了一条船的人马，游说联合国去了，而且还带着一张票额不小的支票。据说，被联大一口回绝：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事又泡了汤，“送礼”也没有送出去。也真是够可悲的。大诗人歌德曾说：最痛苦的不是你要别人的东西人家不给，而是你给人家的东西别人根本不要。李登辉先生同时要享用两种“痛苦”，何苦来呢！“支票外交”、“过境外交”、“交”来“交”去让自家不可开“交”，图得什么呢？！ 对克林顿先生而言，《中国可以说不》能适当地校正一下他的“美国价值观”的“隐形眼镜”。不过，期望值不要太高。就连许多美国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总统的“隐形”眼镜。高科技就是地道。在“高科技”后面，我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一旦头脑本身出了毛病，尤其是这毛病本身又与“高科技”有关，再来“观察”世界与中国偏差可就大了，如果克林顿先生头脑与视力是正常的，怎么会把航空母舰的航向弄“错”，直逼台湾海峡呢？我们的“银河号”在公海上被美国人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在自己的领海上演习一场，美国总统又来了个“半夜鸡叫”的把戏，让人觉得好笑，却一点也不“幽默”。“遏制中国”，并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无非是挑唆“亚洲斗亚洲”，以便美国腾出一手，坐享渔利。国会山上的某些以反华捞选票的议员先生，如果真心为“美国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存心为自己的选票做梦，那就应当在议会上更多地讨论一下美国国内的暴力、失业、种族歧视等问题，少忙乎些插手别国内政、干涉别国事务的法案。无视中国人民(有十二亿之众)的正义呼声，只顾为一小撮民族败类如李登辉之流撑腰打气，不利于构成中美之间平等对话的良好氛围。美国不要以为阻止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也就能阻止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进程。中国人民迈向更富强、更繁荣、更稳定、更开放的现代化道路的脚步是谁也遏制不了的。 冷战时代已经过去。 美国也该换换脑筋了。 早在1949年4月，诗人毛泽东写过一首七律，我喜爱这首七律。其中有两句是：“虎踞龙盘今胜昔”，“人间正道是苍桑”。战胜过去，才能面对将来，面对“人间正道”。 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教授在80年代初曾来中国大陆访问讲学。在乾陵(武则天墓)参观时，当他得知乾陵残留的六十一尊石像代表着国外使节曾参加武则天葬仪时不禁惊叹：“当时美国在什么地方啊！？”惠勒教授不愧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具有深远的哲学眼光，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正如玻尔能领悟中国的太极图的意义一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蕴藏着无穷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当然，我们的民族也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沉痛的历史教训。闭关锁国的苦头我们吃够了。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从而使我们中华民族更快更好地发展下去。那种认为“美国的月亮更圆”的洋奴腔调还没有消失。尽管自己不争气、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人是少数，也不妨“棒喝”一声。与海外反华势力的鼓噪与叫嚣相比，《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的某些所谓过激之词，本不该引起西方媒体的过敏反应。 西方记者对“幕后新闻”的兴趣，显然超过了对《说不》一书本身的兴趣。真正的“幕后新闻”在美国就可以采访到，只要放弃他们自身价值观的有色眼镜，公正看待中国的事情。让一个被揪住耳朵的人俯首称“是”，这种事在美国不好找，同样在中国大陆也不容易找到。让世界听一听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声“不！”，把这种别样的声音传达给那些梦想“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是我们应有的责任。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与畅销给西方媒体一个惊讶，这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随着《说不》一书的多种外文译本的出版，全世界都可以有机会看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情感的真实状况。《说不》一书尽管有某些不成熟之处(这一点用不着掩饰)，但毕竟不是钻在书堆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东西。它首先是给中国人读的，西方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民间话语依旧是活跃的。认真思考世界和中国自己的事情，并有机会表达出来，哪怕这种表达还不够深刻、不够完美。我们也欢迎批评，只要这种批评是严肃的、公正的。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过去了，《中国可以说不》的“神话”还没有过去。《中国可以说不》只是一本书，不是特洛伊木马。书中充满作者的心声，而且不加掩饰。它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也说明读者的心声和作者息息相连。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诗人之咏，让我们信心十足。小小环球，再有几个苍蝇碰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历尽苍桑，百折不挠。让我们为她美好的明天而祝福。 祖国万岁！ ------------ 亦凡书库扫校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