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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书《中国可以说不》洛阳纸贵，反映在中美明争暗斗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对亲美思潮的反思，但也引起海内外的忧虑。 七月的北京正值盛暑，一部三十五万字的《中国可以说不》正在京城畅销，掀起热潮。在市中心王府井和沙滩一带的书摊、书亭，此书早已脱销。“李记”书摊摊主说：“这书一个月前开始上市，我进了几百本货，卖得特快。” 这本全称《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二十多天就赶印出版。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向出版社和第二渠道发行网络要书，希望书赶快增订再版，四川重庆等地报刊正联系连载。此书也已惊动境外，特别是西方媒体派记者去大陆多方寻觅作者采访。英国、加拿大等国出版商正洽谈出版英文版。中文繁体字直排版也将在香港出版。北京《中国图书商报》和《工人日报》等都对此书作推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七月三日对此书作者作了采访。 此书走俏已引起中国国务院和外交部的关注，有关部门不久前就买了一批。中国外交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中央对这本书很重视，特别是外交、外贸系统，都鼓励拿来看看。“据说中央有领导看了后，认为这本书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特别是针对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种种阻挠、指责和压制，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根据。”所以这本书出版时，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都发稿介绍，这在中国大陆并不常见。 这本书受到关注，主要原因是它发出了中美关系解冻二十多年来罕见的反美音符。几位年轻作者叙述自己如何从亲美走向反美，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口诛笔伐，论题触及美国的内外政策和价值观，并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亲美思潮。指美国谁也领导不了 自从去年台湾李登辉获准访问美国以来，中国大陆老百姓中的反美情绪逐渐高涨。特别是今年三月台湾总统选举前解放军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派遣航空母舰对北京施加压力，更使这种反美情绪进一步升温。《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正折射了这种情绪。该书《前言》就称：“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该书的五位作者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主要策划人张藏藏，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是上海城市诗派的代表人物。宋强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四川省重庆经济广播电台当记者。乔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八六级毕业生，曾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现在北京谋职。另两位作者都在北京，古清生是自由撰稿人，汤正宇任职北京中华工商时报。 《前言》作者何蓓琳是张藏藏的太太。她说，这五位作者跟《日本能够说不》的作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写作此书，是出自一种情感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唯其如此，该书才具有了更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作者们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了各人从崇美到反美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宋强在书中披露了他八十年代在上海读大学时的崇美心态。宋生于六四年，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时期开始关注世界。 他说：“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持久甚至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宋毕业后，对美国梦渐生怀疑，终于彻底幻灭。乔边自称原是个“国际主义者”，看到美英等国在中国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问题上的表现，深受刺激，以后慢慢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这几位作者抨击美国的对外政策尤为激烈。乔边说：“美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大约有两条：凡是与美国的价值标准不符的国家，美国就要干涉，美其名曰：保护美国利益，此其一；凡是美国说话不算数的地方，美国就要遏制，美其名曰：维护地区平衡，此其二。”他说：“这两条如果是强盗的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假如美国拿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美国的范围内玩把戏练魔术，也就由它去吧，要是在中国人民面前表演起来，而且是攥着霸权主义、人权外交、强权政治、经济制裁一类道具，并且还想达到遏制中国的舞台效果，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张藏藏说，日本对世界和平的最好贡献就是它应该无所作为，美国试图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反动。因为联合国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国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以后，为防止法西斯复活而成立的。在日本还没有检讨其侵略罪行的今天，中国及亚洲国家应该坚决地站出来说不。张认为，日本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国家，在中国没有提出战争索赔的前提下，它居然学着美国的腔调要对华实行经济制裁。 主张批中国威胁论 古清生认为，美国是一个制造事端而又自充调停人的奇怪角色，不死的麦卡锡幽灵仍徘徊在美国国会。中国应该揭露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玩弄冷战政治游戏的卑鄙手段。汤正宇则认为，美国是一个信仰丧失得最彻底的国度，抵制它的侵略，是当今必须做的一项工作。 一本书的畅销总是和社会思潮有关。人们普遍认为，此书反映了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的蓬勃兴起。此书成为热门话题，特别在北京乃至沿海城市走红，正是中国大陆知识界反西化思潮的又一表现。早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曾有过一场“新五四启蒙运动”的文化热，宣扬西方文化，批判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国早日现代化。不过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风气有变，反西化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情绪，而是打出了鲜明的旗帜。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大陆传媒时常刊登一些民间抨击美国的时事述评，反映强烈的民意。今年五月的《中国青年》就刊登湖南读者展声一篇短文《“保卫夏威夷”？》就颇有代表性。文章说“三月份，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打了几颗导弹，不想却招来了‘世界警察’的两艘航母(航空母舰)，进而地球那边的国会山上又喊出一句本该是中国人喊出的口号‘保卫台湾’。仿佛我们的宝岛成了他们旗上的一颗星星。可如果现在地球上冒出一帮人，天天嚷嚷着‘保卫夏威夷’、‘保卫阿拉斯加’，‘山姆大叔’又作如何感想呢？动不动就插手人家‘家务事’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 北京长城社会调查所前不久在中国大陆几个主要城市作过一次“中国知识界对前南斯拉夫战争的一般反应”的调查，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访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烈和深厚的东方情结，同情塞尔维亚族，普遍有抗美情绪。调查者分析调查结果后认为，这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抗美情绪和官方的引导有关。宣传上的控制，加深了人们对美国一系列“阴谋”的反感。 中国大陆七千万知识分子大部分尚未进人中产阶级行列，他们往往是社会不稳定而又动荡的“造反群”，他们的情绪找不到发泄点是危险的。长城社会调查所所长王山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可以说正是中国知识界人士抗美情绪的一种宣泄。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许纪霖认为，九十年代反西化思潮先锋的知识背景和治学方向并非国学，而是地地道道的西学。许多人多年留学欧美，对西方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感性和知性层面的双重了解。而且，他们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激烈主张西化的斗士。《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位作者的心路历程也“异曲同工”，即从崇尚西化到激烈反西化，从“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 被批评不符官方口径 不过，在北京也有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这本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亲政府文人的一次成功“炒作”，从根本上说是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代言，以“黑箱操作的内幕语言”说出了官方只能在“客厅里说的话”。北京、天津、上海一些知识分子对书中表达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以为然。还有学者认为，此书在半年前还有社会意义，而今北京在中美关系上一再强调“减少对抗，减少麻烦”的策略，此书透露的情绪已与官方的战略不完全符合了。 六月三十日《北京法制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长文《对话比对抗好》，文章引用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对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中国历来主张以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对话比对抗好，互利合作比制裁好。”文章强调，中美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这些分歧不应该成为发展双边互惠往来的障碍。人类社会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语言，但从不因为语言的障碍停止过对话，尽管中美两国处在地球的两个几乎相对的区域，但终将随着地球的自转，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尽管《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再三强调：“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但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抗美情结”还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此书所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里那些怀念冷战时代、热衷于制定‘对抗’和‘遏制’政策的政客们应该明白，他们已经使中国人特别是中青年厌烦、反感到了极点。” 谈到这本书时，外交部一位官员说，近年中国在人权、贸易，例如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复关和后来争取加人世界贸易组织，还有西藏等问题上，不断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指责，还有最近中美就保护知识产权的谈判等等。中国国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巳形成一种欺人太甚的印象。在中美签订保护知识产权协议后，女强人吴仪就受到国内不少人的非议，认为她虽然表面上强硬。但却出卖了“民族工业”。 出版社坚持低调处理 他说，不过中央还是支持吴仪的。认为她做事很有分寸。“因为要在既不与美国闹翻，又不令国家利益受损之间取得平衡，做到合情合理、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一门很高的艺术，吴仪可说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中央希望同‘外’字工作沾上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看看这本《中国可以说不》。当然不是说这本书是金科玉律，但最少可以提高一下理论水平。” 这位官员还说，北京一些人曾担心这本书深入民间后，人民可能会指责政府的某些做法，就像指责吴仪那样。事实上，有些人一直指责政府不让人民向日本追讨战争赔偿。“但这样，反而可以让人民了解中国在同西方打交道的也有我们自己的筹码，有助于减少民间的崇洋成分。” 北京外交部近日宣布，自今年九月起，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将不设英语翻译，会上全部用中文问答，预料可节省一半时间。今后外国记者提问，必须用普通话(中国国语、华语)，这引起一些外国记者不满，认为是中国闭塞的表现。但一些中国大陆新闻界人士却认为，美国白宫记者会也不会用中文翻译。为什么中国官方要说英文，更何况中文早已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相对于知识界的“热”，《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显得十分冷静。该社高层再三向有关编辑人员强调，要学会不事张扬，小心翼翼，低调处理。“一本书令人意外地走红，总潜伏着许多险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今日红得发紫，明日往往紫得发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规模不大，经不起折腾。” 像《中国可以说不》(简称《说不》)这样的书能在中国大陆各地走红，是向美国、向日本、向整个国际社会以至向北京当局，都发出了一声别具含义的警号。“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逼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美国总统克林顿读到这样一段话时，难道不会打个冷战？ 早先，日本人写《日本能够说不》，因为日本是战败国，一直受美国保护；大马首相马哈蒂尔同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合著《可以说不的亚洲》，则要强调“亚洲价值观”的崛起。至于中国，毛泽东建国未满周岁就敢同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恶战三年，哪里还有什么为难之处？但今天要向美国大声说“不”的，不是那一代同美国大兵干过仗的中共老人，而是以该书作者为代表的那群新一代中国人。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以满腔热情拥抱美国的全部价值体系，如今他们却要对美国喊出：“走着瞧，不要太张狂了——将来我们会向你们的阴谋战略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几位作者看来没有浓厚官方背景，但像《说不》那样公开对当局的外交政策说三道四的，在中国大陆似乎还是第一例。更令人惊愕的是，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带着浓厚的情绪化色彩，诸如“敲打日本，在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私处”；“应在民众中号召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问题不在于这些观点是否理智，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如果书中强烈的反美情绪就像前言所说的，确实代表了当前大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一种普遍的“情感选择”，具有“更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那就不能因其“信口雌黄”而不屑理睬。相反，恰恰是这种非理性的“民粹式”思维，最容易在草根阶层中蔓延，一旦变成社会思潮就会产生巨大破坏力。 不妨设想一下数年数月之后台海局势再度告急，美国又把庞大的海军力量集合到台湾附近的海域，这时，数以万计手持《说不》的中国青年在北京突然包围中南海，逼迫当局对台用兵、对美开战，结果将会如何？不要以为这是政治幻想小说中的场面，请看书中第四十一页的那段话：“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伯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也许不是所有的中国青年都那么极端，但去年不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青年认为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是“霸权”的，认为是最不友好的国家。所以，“把《说不》视为‘广泛的民意的映射’”，并非没有道理。克林顿和其他决定美国对北京政策的华盛顿朝野人士很应该看一下这本书。“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时时表现出一种既专横霸道又用心险恶、不具备责任能力的可憎面目”，作者的这番话大致不错。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指责或已习以为常，但起码应该花点功夫了解和思考一下，究竟是如何“得罪”了中国青年一代，毕竟他们很可能成为下一世纪美国人的主要对手。 九三年北京在争办公元二千年奥运会的竞争中仅以一票之差输给悉尼。美国若知道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会把中国青年的“美国情结”击得粉碎，当初会不会改变投票方向？《说不》最后一节就以此事为例证：“中国人，中国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对西方民主曾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被猛地推了一下肩膀。”再经过这几年中美关系重重风波，特别是去年李登辉访美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登场，以及今年的台海危机时美舰赶来凑兴，更令他们相信“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正由美国发动起来”，“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针对中国的大阴谋开始酝酿发酵……” 九五年李登辉访美，是中国大陆重新思考同美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北京高层对发表了一篇大有来头的评论，题为《我们如何认识和面对世界》，一口气提出了十多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在私下里讲实在话时说中国根本构不成威胁，而又公开地、大张旗鼓地、不实在地宣传“中国威胁论”，以此来挑拨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触角伸到中国身边？为什么在中国周边国家有种种可疑的动作？为什么有些人均收入超过中国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美国要拼命坚持中国必须以发达国家的身份恢复其缔约国地位？为什么要在东亚保留十万驻军并且加强日美安全合作？为什么在南沙问题上推波助澜实际上鼓动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主权要求？为什么对华那么严格地控制所谓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为什么不时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而且允许李登辉访问并发表分裂中国的言论？为什么总统要“顺便”见一见一直在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达赖？中国已经人满为患，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大肆攻击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而唯恐天下不乱？难道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全面的遏制(围堵)？ 民间反美言论与官方评论暗合 《了望》一文的作者还认为：“接触和遏制，表面看来是对立的，实质上是一致的，‘接触’这个词，美国人的概念是参与进去，使其按自己的意图发展。弄明白这点很重要，就不会一听到’接触’就通体舒泰，而一听到‘遏制’就火冒三丈了望》这篇评论同《说不》对照来看，就可以发现两者虽有文野之分，但着眼点几乎完全一样，结论也相近：美国正处心积虑地要“遏制”中国。既然如此，北京的对美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转到“反遏制”的轨道上来。激烈之词可陷入绝对化困境然而，这种判断是否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这样的决策是否符合中国本身的长远利益？是否有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说不》的作者并不负有治国重任，可以而且有权利说出他们的想法。但北京最高决策者就千万不能陷入这种情绪化的思维方式，以致作出错误的判断。今天的中国需要脚踏实地的发展，而不是狂妄野心和自我膨胀。“下个世纪……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想的唯一动力。”——诸如此类的自夸之词少说几句，或许对中国更加有利。《说不》的作者故作激烈之词，或许正是该书畅销的一个原因，却可能把自己和读者导入绝对化的困境。特别是当今后的现实并不照书中显示的方向变化时，强烈的失落感就很可能变成极端行为的温床，潜伏未来政治动荡的危机。从书中可以看出，这群作者并非闭目塞听之辈，而是具备相当充足而灵敏的资讯，就连狄美·摩亚(DemiMoore)演(脱衣舞)收入多少的花边新闻，也已成为他们立论的依据。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行将崩溃的美国，一个“残缺的个人制造了一种由暴力、性犯罪、同性恋、吸毒与政治、摇滚乐、环境问题、金钱至上、功利原则同构的美国社会”。这显然是把现实作了高度的扭曲。 身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的喻权域在《说不》的“后记”中更预言，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必然会出大问题，“世界局势会出现有利于我国的大变化。”这样的断言令人印象深刻。但其立论的粗糙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在美国大城市看不到建筑工地，就认定经济停滞不前，对美国资讯科技近两年突飞猛进则视若无睹。 熟悉不等于了解，写下的事实也不等于报道真相。曾任《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的纪恩道(NicholasKristof)在《中国·惊蛰》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个中国大陆记者到美国专门采访吸毒、贫民窟、强暴、凶杀，即使全是正确的，却会让中国读者以为美国是一个暴力猖撅、危险的野蛮社会。纪思道又反躬自问，他在中国大陆扮演的是否也是那样一个角色？“是否我太专注于人权问题，忽略了中国其他的层面？是否自欺欺人呢？”《纽约时报》记者有能力反省的问题，《说不》的作者是否也可以自问一下呢？ 中美缩小价值鸿沟或扩大差异 这几年中美之间出现大大小小的风波，除了现实利益的冲突外，彼此的误解和偏见至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要真正了解一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体系的异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误解本是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设法缩小鸿沟，还是刻意用偏见来扩大差异。中国和美国很可能都是下一世纪最重要的世界强国，而中美关系如今却处在十字路口，今日的误解和错觉很可能以两国下一代青年人的鲜血作为代价。《说不》的作者慷慨陈词“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但对认真思考明天的人来说，听到的则是凶险的警号。 七月一日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三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接受了亚洲周刊的独家专访。以下是他们的书面答问摘要： Q：《中国可以说不》何时酝酿，有无官方背景？ A：虽然从定位到出版仅用了二十多天，但一年半前就酝酿了，中国早就该有这类书。此书反响那么大，出乎预料。它完全是我们几个人合写的，民间早就有这种声音了。我们也考虑到维护政府形象，尽可能写得温和些，当然也力成写成类似政府的白皮书。听说美国方面认为我们写中央情报局的内容失实，要求政府澄清，他们以为此书是政府策划的，这反映了他们的阴暗心理。 Q：有西方媒体认为，你们几个年轻人，抽着“万宝路”、穿着牛仔裤，却骂美国、对美国说“不”，你们是否预见到美国人对此书会作出什么反应？ A：首先，请记住书中说的：“对西方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本书的要义是棒喝弥漫全国的亲西方空气。与其说这是对西方人示威，不如说首先是对国内一些人的思想的反思。 我们再三对西方媒体说，请把这本书介绍给美国政治家和美国人民看看。美国已经很少听世界其他地方的声音了。西方媒体说我们抽着“万宝路”、穿着牛仔裤，却对美国说“不”，讥嘲之意一望便知，但这种观点未免太狭隘。难道我们必须穿对襟棉袄、捧着水烟壶才有资格说“不”？说不并非拒绝外来的一切东西，面是要在更高层面上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 Q：北京有人认为，此书出版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情结”的终结，你们认为如何？ A：希望能是这样。任何思潮都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我们坚信我们的理念有代表性。我们中间有记者、诗人、自由撰稿人，都是有自由思想的年轻人，一度还是国际主义者。但正如书中一位作者讲的，看到美国和那些英联邦国家在北京申办奥运会一事上的表现，深受刺激，从此就成为民族主义者了。 从鲁迅到柏杨都批判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使我们以为中国没希望，“灿烂悠久文明”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无助。近一个时期我们经常讨论，难道民族主义就是劣根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这些年各种思潮兴起，奇谈怪论泛滥，正常的反被视为不正常。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应该是最正常的东西，现在却到了要用一本小书重新呐喊的地步。 Q：《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对你们的写作有何启示？ A：石原等人写的那本书是战略思想的产物，而我们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青年论坛式的谈话录。若说两者相似，前者的实质在于涤荡战败意识，要日本人摆脱美国大佬的监护，而后者是涤清我们的后殖民主义情结，召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Q：你们曾说，中国需要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人物，是吗？ A：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极端民族主义”，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正是极端的“反民族主义”。日里诺夫斯基恢复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荣誉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需要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 Q：在《打开智慧的窗口》、《不要忌言“准备打仗”)等章节里，你们认为台湾人民必须服从“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你们是否觉得解决台湾问题“动武”的可能性增大了？大陆青年支持动武吗？ A：如果台湾照着某些人精心设计的路子走，“打”肯定有极大可能，这是危险的。但既然那一部分台湾人沉浸在虚幻的“独立”梦之中，不怕战火烧身，那么敲打一下何必大惊小怪。 Q：你们是否曾对西方媒体说台湾只需两星期就能解决问题。 A：我们接受采访时真该配备录音机。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国策战略大纲，至于打不打，何时打，打多久，不是本书的事。 反美也反日的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引起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强烈反击，讥讽中国是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并斥责北京对台湾、西藏及钓鱼岛的立场。中国作者张藏藏则用刻薄尖锐的语言反驳。 中国大陆最新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藏藏等并不讳言，他们那本书同日本石原慎太郎与新力公司老板盛田昭夫九零年合著的《日本能够说不》有着某种“姻缘”，只是两书作者“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样的“恭维”并没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对《不》极为抵触，迅即著文驳斥，用辞刻薄。而张藏藏亦不示弱，又发表致石原的公开信，对石原为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辩解作了同样刻薄的反击。于是，中日“说不”的作者隔海展开一场骂战，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国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产经新闻》。《不》引起国际间的重视，但日本主要报章一般只作简短报道，《每日新闻》虽用了三干字篇幅，也仅介绍书中大致内容，并无详论。唯《产经新闻》特别重视，自七月十六日开始连续六天译载书中有关日本的论述，第一天更占用了头版的位置，并写了前言，强调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书大加赞赏“显得异乎寻常”。接着，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发表了石原的文章。研究中日关系的东京华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销量一百八十万份的《产经新闻》“是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中国有—批仇视日本的人”。 石原其人其事 石原慎太郎生于一九三二年，一桥大学法学部毕业。二十三岁时，发表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当年度文学新人奖及芥川奖，从此踏入文坛。 石原一九六七年加入日本自民党，六八年以三百万张选票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创下最高纪录。七二年以来当过九次国会议员。他曾担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运输大臣、环境厅长官等职，一度是极右组织青岚会骨干。石原经常批判政坛上的贪污腐败行为，在民间有一定知名度。他的政治观点常被形容为沉缅军国主义幻想、诡辩、骄傲及学究气。他抵制国际间日本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罪行进行深刻反省的告诫，甚至对于日本成为战败国的事实也深为反感，不时在自己的著作中发表惊人言论进行论战。石原的观点并不孤立，这是一种“文人武士”阶层共有的认识，这个阶层在日本相当有势力和影响。被有些评论家称为国民之“魂”、因“忧国忧民”而剖腹自杀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一九九零年与新力公司老板盛田昭夫合写了《日本能够说不》一书，对美国进行猛烈抨击，表示日本不是美国的附属国，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反应。他也曾与大马首相马哈蒂尔合写《亚洲能够说不》。 中日书战双方词锋凌厉 石原则表示，这种来自中国的“外在压力”反倒会拯救“正在堕落和衰微的日本”。石原的文章上篇题为《暴露出霸权主义的“自以为是”》，下篇题为《片面的言行是历史的错误》，指斥《不》为“幼稚得令人气愤的文章”，是北京当局为了压制国内不满和不安而运用“小伎俩”来加强民族主义。 石原是日本政坛上知名度颇高的右翼政客，始终认为日本当年对邻国的侵略战争是为了使亚洲摆脱白种人统治，至今还坚持用“支那”一词来称中国。他在驳斥《不》的文章中，把日本侵华战争称为“对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的进出”，并认为受日本侵略的邻国应对自己历史上的失败负责，日本对此绝对没有承担世界性道义的责任。他还把北京对西藏、台湾问题的政策，等同为当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霸权主义表现”，甚至比日本侵略邻国更加不如。 张藏藏在公开信中把石原的见解称为“可耻的而且无力地抽搐的历史观”，并用刻薄语言和性无能的譬喻来反驳石原对侵华战争的辩解。张说：“石原先生，请别怪罪我的恶毒，因为您恶毒在先，而且贵国已经恶毒过了。”张藏藏告诉《亚洲周刊》，他还将发表另外两封公开信回击石原。《不》主要锋芒对着美国，也有不少篇幅抨击日本。最令石原恼火的，是那几位中国青年的嘲讽：“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书中诸如“有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索赔，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二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以及“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等观点，也足使石原一类“文人武士”两眼冒火，本能地“应战”。 日知识分子反应强烈 《产经新闻》总编辑住田良能对《亚洲周刊》说：“中国与日本是近邻，中国十二亿人口的想法都应让日本人了解。这种尖税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更应让日本人了解。”由于涉及版权及篇幅问题，只能摘登书中最激烈的反日、反美内容，“这是尖锐反映中国人反日情绪的文章”。《不》摘要刊出后，日本读者中主要是知识分子反应强烈。《产经新闻》于是向石原慎太郎约稿。住田说：“非常巧合，石原先生在九零年写过同样的文章，也是个有尖锐思想的人，两种尖锐思想摆在一起供大家评论。中国方面也没有理由讲石原先生就是一位无缘无故刻骨仇恨中国的人吧。” 住田强调：“中日关系现在仅仅是表面友好，真正深层的矛盾还没有表达出来，也就是没有渠道表达内心深处的种种看法。中日友好不能强求一致，各持己见是必要的。搞经济合作、大家一起赚钱这很容易，但怎样认识历史，怎么认识各种事物，双方制度又不同，这是非常复杂的。” 总的来说，日本舆论对《不》的反应是低调的。知识界中不少人认为“对这种事不要再多去评论，更不必翻译介绍，以免抬高那本书的身价”。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石原的“应战”表示赞同。他们认为，《不》是一本水准很低、粗制滥造的哗众取宠之作，是出于商业目的故意宣泄，没有内容深度，没有历史感和道德感。 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支局长上村幸治则对《亚洲周刊》表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谈到外交、政治问题一般都很小心，但这本书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现得很自由、随便和坦率，使他“觉得很新鲜”。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陆经济蓬勃，人们自信心强了，而且现在中国强调爱国主义，有关民族主义的报道也放松了。上村认为，石原是日本的保守派，很多人不会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也未必同意《不》的观点。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建议日本权威出版社出版《不》，并得到“认真考虑”的回应。莫认为：“这本书固然有不成熟以至偏激之处，但最可贵的是向海外，尤其向美日传达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讯号。对于美国的自以为是和日本的战争史观，中国青年人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说明中国民众开始要议论过去不容置疑的外交问题了。” 石原和张藏藏等隔海彼此说“不”，也是当前中日关系的折射。最近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到钓鱼台群岛(日本称尖阁岛诸岛)竖起灯塔，都令中日间的“新仇旧恨”重新浮到台面上。更深一层的背景，则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为日本把中国大陆作为新的潜在对手，并同美国加强军事结盟提供舆论基础。今年三月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显示军事实力，日本政府首次向北京表示严重关切，在最近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又突显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日本政府并以减少无偿贷款援助来抗议北京核子试爆，都表明日本已开始向北京说“不”。 除了日本，《不》也引起世界其他国家传媒的注意。美国《洛杉矾时报》指作者“毫不掩饰对(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的欣赏之意”；澳洲《悉尼先驱时代报》的评论指该书“认为在已建立的霸权和正在形成的力量之间摊牌不可避免”；英国广播公司相信，书中“赞美恐怖活动和对台湾‘主战’的言论令西方读者惊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称书中的语调是“既自怜自艾又好战”，并警告北京“必须谨慎处理民族主义情绪”，若过分加以煽动“后果或难预料”。 在北京，不少外国大公司办事处的员工都奉总部之命去买一本《不》，当然，最关心的还是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大使馆二等秘书柯修婉曾约宋强、张藏藏等三位作者会面，作了两个多小时“诚恳的沟通”(张藏藏语)，柯还邀他们赴美国考察今年的总统大选。 向美国大使馆说“不” 此后不久，使馆另一位二等秘书梅建华又约作者到北京昆仑饭店吃饭，五位作者一齐赴约。张藏藏对亚洲周刊说：“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正说明我们的诚意。但那位先生似乎没看过此书，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作者，有点尴尬。我就说不吃饭了，喝咖啡吧。” 这次会见最后以说“不”收场。据张藏藏说，美国使馆二秘梅建华半躺半倚，第一句就问：“你们写此书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张说梅“坐势傲慢，开口又不那么友善，难以再坐下去，便起身告辞，那四位朋友也跟着告辞了。”翌日，美国使馆一位姓潘的女秘书致电张藏藏道歉，说那天梅只带了五百元人民币(折合五十二美元)，无法请五位作者吃饭。潘还约他们再次见面，张则表示“确实太忙，没时间”。关于这次会面，梅建华不愿接受采访。 驻北京的美国新闻处处长乔治·比斯利则表示，他手中也有《不》，只是尚未过目。他向看过此书的大使馆同僚征询过意见后，对《亚洲周刊》说：“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的见解，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分析流于肤浅，无益于促进彼此了解。”但他指出，美国方面“对所有歪曲美国对华政策及被视为反美性质的东西”都会关心。 近月来，香港各种传媒不断发表有关《不》的报道和评论。这本书的繁体字版已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印制出版，同时授权台湾人间出版社推出台湾版。台湾持“统派”立场的《海峡评论》赞扬《不》反映“民间自动自发、自立自强的爱国精神”。但《新闻》周刊的文章认为《不》“假民族主义煽动中国内部仇外情绪”，是一种“自卑与自大的隔代遗传”。 《中国时报》资深记者徐宗懋看了《不》后，对“通篇是反美仇日的文句”深感不安。他认为：“这本书不是严肃的学术作品，却是生动的心灵刻画……如果反映了一般中国青年胸中之怒，那么亚洲和世界的前景将是可怖的。对任何国家来说，成为正在新兴壮大的十二亿人仇恨的对象，对彼此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今年三月至五月底台海危机最紧张时，旅美历史学者余英时连续发表长文指责北京煽动盲目的民族主义来压制台湾，是“转向希特勒式的纳粹强权”。余的观点立即被李登辉接过去，也引起一些“统派”学者及美国华人学者的批驳。中国官方《瞭望》周刊指斥余英时“充当反华仇华势力的急先锋”。台湾《自由时报》的评论则认为《不》从“遣词用字到引证史实，都恰好证明余英时教授的忧心”。 销路急升至十五万 国际及台湾对《不》的关注，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因为他们本意是写给中国大陆读者看的，故作惊人之语也是为打破大陆知识界中“西方政治都是对的”这样一种观念。他们也没想到《不》居然会成为畅销书；销量如今已急升到十五万册，仍然到处脱售，令他们“名利双收”。北京近日的气氛也有助与《不》的畅销。闷热的夏天聚在电视机前观看亚特兰大奥运比赛的民众，为中国运动员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大感不满，民族荣辱感积累成无处发泄的义愤，恰好得到共鸣。 随着《不》的传播，中国大陆知识界中也出现很不相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盛洪博士认为，《不》的畅销“作为文化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矛头针对西方“文化种族主义”和“种族霸权主义”。他对本刊说：“在西方有人天天骂中国人，从来没有表示奇怪，某些美国议员更以骂中国来拉选票。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不同的声音，就值得大惊小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崔之元认为，这本书批评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国内的事情，“是发泄对中国政府对美、对日政策的不满情绪”。现在美国杜克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史天健说：“我们不能把《纽约时报》的文章看成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日也不应把《不》看成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也有为数不少的大陆学者激烈批评《不》的观点。现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上海美国问题专家章嘉琳担心，中美民间互存敌意会使两国关系难以稳定。他认为，《不》的作者虽声明代表民意，但从它“命题不当，对美国了解之肤浅及语言的极端情绪化来看，恐怕只能代表一小群对美国有失落感的年轻人的‘民意’。如果按照这样的‘民意’来修改中国的对美政策和整个外交政策，只能带来一场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院的扬帆博士表示不能接受书中观点，“我从来就不认为美国会对中国有什么威胁。”杨认为书中谈到台湾问题时立论草率，说台湾就是要独立。他刚去过台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也没有这么简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东成教授反对《不》中攻打台湾的主张。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赞成台湾独立，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赞成打。我们应有绝对的智慧不打。就是台湾真的独立了，不是中国人了，也不能说打。就像两个兄弟，他不要我这个哥哥，我仍会认他是弟弟，为什么要打？是国土重要还是人命重要？”王东成还强调：“我担心煽起这股反西方思潮，确定了反西方策略，会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制度的渐进改革受阻。” 中国知识界毁誉参半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台籍学者林毅夫表示，他完全认同《不》中希望中国振奋、复兴的激情，但中国要强盛“不是靠嘴上硬”。他说：“中国目前在经济、技术上与西方差距太大，我们只有通过对西方的接触和学习，才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国富强的步伐。现在挑起民族主义盲目排外情绪，受损失的是自己。”八十年代强烈追求西方文化的中国大陆学生及知识界人士，确有不少人到了九十年代产生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位教授告诉《亚洲周刊》，某位年轻学者不久前到北大演讲，主张就是应该搞民族扩张。学生们竟掌声大作，而这演讲前后二十五次被掌声打断。 当美国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定于在这里举行包括爵士乐和百老汇歌曲在内的美国音乐会的时候，计划转播音乐会的中国国家电视台官员对这位指挥说，这场音乐会节目的美国味需要淡一些。 中国官员要求这位指挥把音乐会搞成国际音乐，还坚持要求他把约翰·菲利普·索萨的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删掉。 这个插曲是最近出现的表明美中关系已不和谐的迹象之一。尽管上个月达成了为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明年会晤做准备的协议，但是中国官员在谈到美国时仍然态度粗暴。这种不愿意让人看起来过于友好的姿态表明，可能仍存在一些障碍妨碍旨在改善关系的高级会晤。 中国人过去两周在美国制裁伊朗、反对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连任、主办奥运会和对华政策等问题上批评了美国。此外，官方的新华社已宣传一本狂热反美的书，其书名是《中国可以说不》。该书的作者们要“烧掉好莱坞”、鼓吹同台湾打仗、赞赏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警告人们提防美国中央情报局渗入并声称中央情报局在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学生中鼓动乱交行为。 这部书的作者们不是重要的政界要人，但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官员和党的机关也把目标对准美国政策。 在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惩罚在伊朗或利比亚投资的外国公司的法案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指责美国恃强欺弱。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克林顿总统签署这项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11月的选举捞选票并重申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虽然美国在欧洲的许多盟国也对惩罚所谓国家赞助恐怖行动的举措提出抗议，但是这里使用的夸张法是引人注目的。 中国也指责美国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连任。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评论的标题是《山姆大叔对联合国采取高压手段》。文章说：“大多数国家表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霸权行动。” 这家党报说，美国“企图操纵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以达到控制联合国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继续谴责西方——他们所说的西方通常是指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国的一位将军在8月1日指责西方大国企图离间中国军队和党的关系。 对美国的这些批评是紧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提出的。中国人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精心策划的暗中破坏中国运动员成绩的一次奥运会。虽然中国是夺得金牌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她希望获得比这更好的成绩。 美国最近决定给台湾的副总统发短期签证，让他在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途中在美国逗留。这件事可能使美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已就有关签证的决定提出抗议。 宋强激动地说：“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 宋强是在北京一个宾馆接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31岁的新闻工作者宋强仍有些孩子气，他写忧伤浪漫的小说，有时也写诗。他承认他对日里诺夫斯基的引人争议的观点，如反犹太主义，甚至反亚洲演说了解并不多。但在宋强看来，中国已经太深地陷入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迷惑。他认为中国女性迷恋上了西方时尚——甚至西方男人；中国外交官员对于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忍让得过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影响过大；好莱坞制作了太多的影片…… 因此，中国需要一位土生土长的超极端民族主义者，来纠正宋强所描述的“对美国有利的不平衡”。大部分相同的观点都在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里体现，该书作者宋强及其四位伙伴都没有出过国，但他们都爱好当代诗歌和美国香烟，而且都渐渐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 《中国可以说不》是仿效1989年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前总裁盛田昭夫所写《日本可以说不》而作的。本书在六月发行后，第一版的50，000册很快卖光。 这本书看来是赶上了北京反美情绪的高潮。 对西方外交家来说，这本书反映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西方国家本指望依靠的从中国的老人统治中攫取政权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反对他们了。美国学者抱怨说：“反对美国突然变成了时尚。” 这些中国青年的抗议包括美国对人权的说教以及贸易问题。一些人表达了他们对古巴和其它“站起来反对美国”的国家的敬佩。 然而，这些现象都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1993年国际奥委会否决了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而选择了澳大利亚的悉尼作为主办城市。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并未站在官方立场上，但对中国青年的民意测验表明他们把中国申办失利归咎于美国。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曾在最近举行的台湾海峡军事演习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显得很高兴看到中国青年对西方迷恋程度的降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在最近一次鸡尾酒招待会上评论说：“中国青年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月亮并非比中国的亮。” 《中国可以说不》基本上是一本攻击美国文化侵袭和强烈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文集。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而另外一章则冠以“我决不搭乘波音777”的题目。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该书的作者是一些曾是西方价值虔诚的信徒，而终于发现了他们信仰中的缺陷的年轻人。这本书在风格上类似于自我批评式的忏悔。既然是这样，那美国就是失败的神。 宋强在书的一节里写道：“还是在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一个伟大的西方国家的名字——美国……甚至在全国都愤怒反对美国的时候，也不难让我们形成一种，怎么说呢，不言而喻的喜爱。我相信整整一代中国青年都曾有过类似的真实感情。” 几个“小人物”花了二十五天时间完成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居然引来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介的关注和报道，并成为1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值得指出的是，该书中所表现出的极强的民族情感不是来自于政府官方，而是曾经有着“亲美情结”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 文不如其人 见到张藏藏、宋强和乔边是在一个周六的中午，因为早听说书的作者是几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并且分别是记者、诗人还有总经理，于是见面时便不惊异于他们的年轻以及书生模样。 张藏藏身材不高，典型的南方人，就像他的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序言中描述的那样：“穿金戴银，打扮入时。”一对小眼睛长得一点儿都不柔和，金边眼镜后面透出竞争场中人们特有的警觉和敏锐。他是本书的策划者，目前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当我说明自己的采访意图，并且不经意地表明要在《新闻人物》栏目中介绍他们，而这个栏目以往大多是刊载一些国外的名人时，他狡黠但看起来却貌似诚恳地说了句：“是我们高攀了！”“这家伙太聪明，也太敏感。”这是他给我的第一感觉。从文兼从商的张藏藏毕竟掩饰不住长期优裕生活砺练出来的气质，我们谈话也多次被他的手机来话所打断。令人惊讶的是，他身上似乎具有某种巨大的穿透力和不可思议的蛊惑性，以致于同样文锋犀利的宋强和乔边竟然好像对待大哥一样地服他。尽管他比他们年岁大得并不多。 眉清目秀的宋强虽然也已经快32岁了，但看上去还像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他形容瘦弱，仪态沉静，文质彬彬，不时的插话得体又礼貌，使人完全不敢相信令近期台岛某些舆论深感“极受刺激”的言论居然出自此人之口。然而事实上，他的言辞却是全书最激烈的，看看题目：《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不要忌言“准备打仗”》。真是文不如其人哪！ 比较起来，看上去成熟而实际最小的乔边却几乎一言不发，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烟。乔边是他的笔名，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小人物”与政府不搭界 据说，最让美国人受不了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刚好是几位经厉了l986年和1989年两次学潮的年轻人，因为这足以“使他们重伤中国民间的思想状况”。于是，西方便非要给书打上政府的‘标签”。香港也有人鼓吹这是“亲政府文人的一次成功炒作。”然而，按照“小人物”的说法，“即使政府想写这样一部书，也不会找到我们几个人。”的确，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便可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16岁就考上华东师大的张藏藏曾经是校园里的时髦人物，在校时便已显示出诗歌才华，并迎合了当时自我奋斗的价值观。至今他嘴里还会蹦出各种各样奇妙无比的理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省某地文联，因他那种不愿受约束的个性很快便辞了职，以撰稿为生，日子好像比一般人过得潇洒。10年前他作为喧嚣一时的上海“城市诗派”代表人物，参加过北京大学生艺术节并接受了最高的奖励，据他本人说当时名气不亚于现在。90年代初期转向做生意，炒过股票，属于比较成功的生意人，有车有房子，还有点儿存款。 同为张藏藏的校友的宋强和乔边也都曾是典型的校园秩序反抗者，他们都做过学生社团领导人，也曾浪迹江湖。宋强大学毕业后做过工人、教师、广告业务员、电台记者兼一家都市文化报的编辑主任，在重庆小有名气。乔边的动荡程度不亚于前两人。他办过广告公司，开过录相厅，长期在北京、成都、银川穿梭。一直写诗，目前的诗歌水平是三人中最高的。现为自由撰稿人的乔边表示他更愿意接受这种自由散淡的生活方式。 从哪个方面看，这三个人都不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所推崇的那种“好孩子”。他们都曾经是西方价值观不加鉴别的“吸纳器”和真诚的鼓吹者，他们曾像许多年轻学生一样反对正统说教并以此为时髦。他们不是高干子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他们的观点“很初级甚至有些偏激”。然而，在走入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行列之后，再不是轻佻的空谈家和国家利益的排斥者，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美国霸权的憎厌应当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一种朴素的民间情感和普通中国人的纯真理念。或许正是这一点尤其让自大的美国人气恼。 对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说“不” 张藏藏的性格中可能有某些勇于接受挑战的“狂”劲，英国、香港的新闻机构为他们安排了几场辩论，他毫不畏惧。上回在BBC电台15分钟唇枪舌战下来，他乐了：“黄口小儿，跟我叫板？” “叫板”远不止于此。美国驻华使馆美藉华人二秘，有一天给张打电话邀请该书的所有作者见面并共进午餐。见面后他却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哪？”(因其没读过此书，不知道作者是五个人)好像作者们有蹭饭之嫌。于是张表示不想吃饭，去喝咖啡，对方同意。落座后，对方开口便不客气地问：”你们写这本书究竟是什么目的？”张等人忍无可忍，起身告辞，将美国人晾在一边。事后，尽管对方派手下人一再道歉并表示另约时间，执拗的张藏藏仍难消气愤，并回绝对方：“你问问他为什么那么傲慢无礼，再约时间不可能了。”“小人物”再一次对美国人说“不”，这次更直截了当。 他们下一步的惊人之举是什么 按照宋强的说法，“一本书写完了，那就完了呗。”不过事情好像并没有这么简单。 张藏藏似乎从自己的成功策划和写作中更确认了自己的聪明和成就。池本身就是个商人兼文人。用他自己的话：要让老婆过好日子，一个男人应当既有思维的能力，又有行动的能力。他希望二者兼备，可能实际上他也认为自己二者兼备。他始终也没有正面回答我，他是如何把经商与作文(尤其是作这样的文)这两样并不相融的事融通起来的。不过言谈话语中他还是略显迟疑地表示将来会考虑主要投入写作。看得出在他心目中经商似乎只是小菜，而写作才是至高无上的，是终极目标。 一个十分相信自己智商的人可能会不自觉地有点“傲”，这一点倒不像他的文章那么“中国化”。不知道在张藏藏身上究竟是“傲气”多一些。还是“傲骨”多一些。 宋强在写完《说不》之后就到了北京，并毅然从条件优越的重庆经济广播电台辞职，他好像已认定北京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这个看上去满脸书生气的“大男孩”做起重大决定来倒是如此的义无返颐，和他的文章一样又一次让人跌了眼镜。 乔边可能还会继续做自由撰稿人兼诗人，并继续在张藏藏策划的新书中客串作者，不知下次见到他时能否听他朗诵一首他的新诗作……… 注：该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最近，《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中国畅销，这本书名带有挑战性的书是由5名年轻的舆论界人士和诗人共同编写的。由于书名使人联想起80年代后期的《日本可以说不》，作者在书中又用温和的民族主义的论调，因此这本书初版5万本销售一空，各地读者发来数百封信表示支持，据说尤其在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 这本书的内容中引入注目的是对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和经济大国日本的辛辣的批评，并表示美国正在试图用其颓废的文化来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中国文化。 作者在书中批评日本说：“过去在中日战争中蹂躏过中国的日本今天还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对此，《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却说这本书“是在制造幼稚的国粹主义”，并诡辩说日本在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事应该以现代化的观点来看，不能从施害和受害的角度来看。 中国人从该书感到了民族主义的共鸣，而日本极右势力却说该书有霸权主义的倾向，这正反映了东北亚地区的不安的气氛。 最近有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新书在中国大陆狂销热卖，因为它说中了许多大陆中国人的感受。不过找这一本书来一读，却令人相当不安，因为通篇是反美仇日的文句。 这些煽情之词并非出自所谓顽固不瞑的年老保守派之手，而是五位三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的文笔，有报社记者、大学教师、诗人以及自由撰稿人等。这个年纪刚好是天安门事件时的大学毕业生，当时是最亲美日的，可是七年来目睹美国动辄举制裁大棒恫吓，欧美和日本传媒对中国肆无忌惮的抹黑，以及在围堵主张言论中以种族优越感的心态蔑视中国，深受刺激，幡然醒悟，因此又回到中华民族本位的立场上，决定不吞这一口鸟气，要奋发图强，在下一个世纪把美国踢出亚洲，跟日本把过去的帐算清楚。 这本书不是严肃的学术作品，却是生动的心灵刻画，把过去百年来中国受欺凌卑视的怒火一骨碌地发泄出来。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一些露骨的话：“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弯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碑，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碑。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的心灵的墓地。” 如果这反映了一般中国青年胸中之怒，那么亚洲和世界的前景将是可怖的。对任何国家来说，成为正在新兴壮大的十二亿人仇恨的对象，对彼此都不会是一件好事。欧美和日本传媒胡乱抹黑中国大陆的结果，自然便是大陆的传媒胡乱抹黑欧美和日本。目前，美国领导阶层显然已意识到问题的危险性，准备重新恢复美国和中国大陆从上到下的大规模全面交流，包括上述书籍的作者也被邀请到美国参观，以消除对美国社会的误解。既然美国根本没有力量围堵中国大陆，不如少说空话，主动加强与对方的交流，尊重中国大陆的崛起，放弃单方面制定国际社会准则的心态。这种趋势也必然会出现，因为除此别无选择。 在描述对美国的感情时，32岁的张藏藏对某国内通讯社说：“在某些方面，我崇拜美国。当我们还是学生，我们极其向往美国的小说和电影。” 他是在说明他和四个朋友为什么要写这本题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时谈这番话的，此书几乎成为本夏季最畅销的书，顺利通过了书刊审查，而且得到了中共官员乃至江泽民的赞同。 但如今，张先生表达了本次友好采访的强烈观点之一，“我们发现这个国度(美国)极其可恶。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这是一个中国对美国说不的季节——针对所谓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贸易问题和关于将高技术和尖端武器限制在那些丑恶的国家的全球性协议。 所以，中共领导人似乎十分赞赏张先生及同伴所作的这本书的出现。它在三个星期内引起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或是靠这个大赚一笔。 该书的五位作者承认对很多问题缺乏一定的知识。他们所写的书政治分析的成分不那么突出，只是作为反美、反英的口号、阴谋理论和讽刺的手册。 “一些国外的人说我们写这本书是由于政府的操纵或是为了商业目的，甚至称我们是恐怖分子，”张先生最近说。他住在北京的一间小旅馆里，离他的水果摊很近——在他成为时事评论员之前，这是他的主要收入。“这是不公平的，”张先生继续说，“我们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但那是我们心灵的真实刻画。” “重要的，”作者之一宋强插话说：“不是这本书为政府所欣赏，而是美国可以从中国民众的情绪中得到什么教训。” 当被问到具体是什么样的教训时，宋先生说：“不要以为中国青年会感激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你无法把个人同国家割裂开来，当你伤害了中国政府，你也就伤害了中国人民。” 当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香烟、吃麦当劳快餐在中国青年中成为时尚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对美国依然抱有“情绪”。 体育运动已使全国为之着迷。运动以及对中国运动员的骄傲使中国人产生了凝聚力，尽管另一深重的政治伤痕分裂着中国社会。 在书里，西方国家被描绘成遏制中国成为强国、介入中国对台湾和西藏的内部事务，以及打着令人厌恶的人权牌子干涉中国内政的势力。 在书中的一个例子里，作者们宣称CIA(中央情报局)与白宫政策相抵触，支持台湾的“分裂主义者”，而那些“分裂主义者”支持台独，企图挑起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对抗。其目的在于“迫使中国采取行动，从而引起世界谴责中国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 “看这本书时，我觉得挺好的，”一位名叫王艳红的中国公职人员说，但她也承认她发现书中很多处“有些逻辑混乱”。 该书的起意借鉴了几年前日本的一本攻击美国的题为《日本可以说不》的书——作者是前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和议员石原慎太郎。这两本书都可以被称作是“抱怨文学”，反映了亚洲憎恶西方国家的情绪、民族主义以及中国青年的强烈爱国主义。现在他总结说中国的民主运动走入了“死胡同”，他变得对美国既爱又恨，陷入一种矛盾心理之中。 最近，他与英国记者杰恩帕·贝克(JasperBecker)进行了面谈。当他在采访中被问道为什么说外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遵守国际标准是错误的时候，张先生反击道：“英国向中国出售鸦片并发起了鸦片战争，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权的严重侵犯，而我却从未听到你们政府对此事做出任何道歉。” 不知是否公平的是，美国总因为诸如国际奥委会拒绝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世界贸易组织坚持中国必须解决市场障碍作为加盟条件等问题而备受谴责。 当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从政治舞台上退隐，中国的政治进入了活跃的季节。中共的忠实党员们希望西方领导人能够减轻对中国让步的要求，否则他们就容易招致“纵容外国”的责任。 而鼓励青年民族主义者则成为这些领导人的隐蔽所，他们警告外国人，如果触犯了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所施的压力将会自食其果。 近日我跌伤了腿，暂时成为伤残人士，不能打网球，生闷气。 因此也不能逛书铺。幸而吉人天相，好朋友潘耀明兄寄来一册我急于要读的书——《中国可以说不》。 这本书的作者共五人：宋强先生、张藏藏先生、乔边先生、古清生先生、汤正宇先生。分别为三十二岁(宋和张)、四十岁、二十八岁。两位大学毕业，工作是记者和文化公司总经理。一位是诗人，工作是园丁(香港唤作花匠)，一位是自由撰稿人，另一位也是记者。 这五位好学深思的青年人不是学者(幸而不是。否则顾虑多多，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他们研究历史。他们注意国际局势的发展，掌握了大量资料，他们热眼观察当前中国大陆政治、社会、某些阶层人物心理等各方面的现象；他们并不是浮在表面上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他们才提得出：“对美国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他们告诉当代的中国同胞：“我们都是阿Q的后代，实在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辞钝意虚的逞一时之快。” 自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以来，十四年间，“民族主义”在香港成为一个带贬意的名词，我先是大惑不解，继而恍然大悟。英国人如果写殖民主义史，最后一章应当是《香港》，值得大书特书，这个式微的殖民世家堪可老怀大慰。 略谈这一点是顺便指出，把《说不》这本书的五位年轻作者斥之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浅薄的即兴式的指责，我怀疑指责者根本没有认真读完本书。 我不必在这篇短文内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不谈风花雪月，没有《废都》那样的内容的硬梆梆的书在大陆畅销并引起美国当权阶层的注意，引起日本石原慎太郎(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的咒骂，即此一端，就值得细读。 鲁迅先生有篇散文，曰：“老调子已经唱完。”于是，便人人赶着去唱新调子了。中国整个知识界，包括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自80年代以来，始终是在唱一个“新”调子，将这个“新”调子已经唱老了，成了新的老调子。这个新的老调子实在是唱得够多了，于是便有人出来唱点别的，《中国可以说不》大概就可以算作是“别的”调子了。因为其一，它不是官方的，且与官方因国务与美国发生矛盾而对美国进行的批评有所不同；其二，它批评美国，而中国的整个知识界，除了官方有时发出一点微弱的批评美国的声音，对于美国是决不容许发出一点批评声音的。不允许批评美国，已经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正确性”，谁违反了这个“政治正确性”，便是大逆不道，道德败坏，大家群起而攻之，立即将你封杀。面对这种情况，一群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搞这么一本书，不但敢对美国说“不”，而且敢于对中国知识界的所谓“主流”说“不”，好歹发出点不同声音，这本身就有价值。 那么，《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对于美国的批评是否公允呢？前几天，我的一个在西方大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质问我：“这本书公平吗？”我反问：“西方人公平吗？他们对中国的批评全都公平吗？”她沉默了，也许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不愿再和我争论，但西方传媒对于中国的批评确实有许多都是极不公正的。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它把中国体育运动员的刻苦训练说成是“不人道”，而把美国体育运动员的刻苦训练却说成是英雄气概，偏执若此，自有其国家利益所在。 这本书也许有不少不公平之处，也欠缺中国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的“学理”，但它确实抓住了一条真理，即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中国公众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这12亿人就无法生存。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并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其他中国人狭隘、封闭、不道德。对于这种论调，笔者想让中国人听听西方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曾有一个西方记者对笔者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挤占了其他国家的地盘，因此其他国家出于自己国家利益，自然要考虑如何压制住中国的发展，比如，分裂中国。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妻子，一个中国人，插进来说，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哪有谁想分裂中国呀(她没有听清她丈夫的谈话)。我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的丈夫说的。她毕竟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她愤怒了，说：“这也太过分了！”但她丈夫说：“不，不，这里没有对与错，这是利益，没有对与错！”是的，这是利益。中国如果分裂，也许会像有些知识分子想的那样，中国人过得更好了，但也有可能千百万人头落地，而中国人究竟是过好了，还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这并不关西方人的事，他们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我在这里决不是指责那位西方记者，他是在讲述一个事实，一个他自己不见得就在道义上认间的事实。他是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坦诚，美国人则更可能大讲特讲他们这样做的道义上的理由，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些蚊子、吸血前且得嗡嗡一番，说明它吸你血是如何如何地正当。但在这里我们也用不着指责美国人缺少道德，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很自然，也很正当，只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这就不能老听那些新的老调子，还得听点别的。我只是希望，后来者唱的别的调子，能够比《中国可以说不》唱得更好些。但只要唱别的调子的人多一些，唱得不太好也不要紧，只要人多一些，中国就有希望。 坦率地说，作为一本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论文集，《中国人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并不能称之为十分出色，不少地方过于情绪化的宣泄代替了冷静的智性分析，而后者则恰恰应该是作出“冷战后的政治与情感抉择”时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差强人意的论文集却偏偏激起了一阵哗然。我所说的绝不只是它的一版印数高达5万册，而是指围绕着它的出版在国内外所引起的强烈反响，问题一直被提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新一代的反美情绪”这样的高度，甚至连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也要出面约见这几位并不知名的作者…… 为什么？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对美国响亮地喊出了一个“不”字？ 面对美国在全球所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以及在对华关系上所制造的种种磨擦，几位年轻人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本来很正常，即便言辞偏激了一点，似乎也够不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边。凭什么你美国可以充当“世界警察”到处颐指气使地说三道四，而几位年轻人就不能说“不”呢？ 美国人的惊讶倒也情有可原，问题还在于身为几位年轻人的一部分同胞们何以会有“狭隘民族主义”的看法，尽管这种反应毫无道理可言，但却又事出有因，耐人寻味。 伴随着闭关锁国时代的终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五光十色一古脑地涌入国门，令人眩目；加之我们以往宣传报道中的片面性，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国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美国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偶像，一切唯之是尊。此外，也有一些人出于善良的愿望，幻想以唯唯诺诺、萎萎缩缩的谦让而尽快地从那里吸纳资金、学习技术，以发展我们自己。在这两股力量面前，对美国说“不”，或打破了他们的偶像，或毁灭了他们的幻想，这自然会使得他们作出异样的反应。 盲目的偶像本该打破，愚昧的幻想也须毁灭。为人处世，自尊自立自强必不可少。盲目崇拜也好，期冀幻想也好，说到底还是自卑自戕，当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心理意识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就更需要壮士们的当头棒喝——“不”！ 与本文开头相呼应，我并不特别欣赏《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情绪化阐释，促使我写下这则短文的全部动机就在于由这一个“不”字中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尤其当人云亦云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说“不”？一种声音意味着单调，代表着乏味，标志着沉闷，而多种声音才是丰富、生动和活力的表现。我希望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而不是将它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对抗或是什么逆反心理之使然。这如同几位年轻作者所言：“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既然要平等对话，那么就需要多种声音的存在。 继《日本可以说不》(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著)、《亚洲可以说不》(马哈蒂尔著)之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作者是五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他们的书却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他们对美国喊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口号。他们是出自怎样的一种写作动机呢？为此，本报驻京记者对五位作者作了专访。 (Q为记者问题，A为作者回答) Q：写作的动机及酝酿时间？ A：两年多以前就开始酝酿，今年真正动手写。只用了两三周就写完了，但写作的内在冲动、情感、理念确实酝酿很久了。动机很简单：民族主义良心的发现和发言，棒喝身边及自己内心深处尚存的亲西方情结。 坦率讲，我们对这种状况已忍耐得太久了：一个中国人大骂中国及中国人，恬不知耻地宣称“美国才是我的祖国”、而周围的一大群中国人竟不愿(或者是不敢、不会)反驳。美国呢？美国人这些年实在是有些得寸进尺：给渴望能申办奥运会的中国青年兜头泼了盆水；年年审查中国的最惠国资格，摆出一副布恩施惠的样子折磨中国；在印度洋上责令中国远洋轮停航并登船搜查，违禁品的影子查不出来，却连个道歉也没有；中国人在台湾海峡演习，美国人派出航母并说是“保卫台湾”…… 我们最基本的主张是：如果美国人坚持遏制中国，那么只有反遏制，才是中国人的唯一出路！ Q：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A宋强：如果我们变成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那这结局肯定是通过我们不懈追求“美国梦”而得到的，因此，对美国说“不”，首先是对自己说“不”，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 张藏藏：冷战结束后，美国又把冷战时期的那套货色拿出来对付中国。中美关系，将来麻烦大于平和，这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总把背朝向亚洲，故而我认为中国不应同意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乔边：美国人爱搬石头砸别人，但经常因计算失误而砸了自己的脚。这不仅有石头太重和力量的问题，而且还有个智力问题。 Q：有人说你们被操纵，有人批评你们“资讯不足”，“不了解历史”，你们以为如何？ A：我们在书中就已明确宣布，自己不是国际问题专家，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任何特殊渠道来获取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信息。但我们分别是记者、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我们自认比普通人具备了更迅达而充沛的“资讯”。 宋强：我们一直非常关心时事。我认为，长时间的日积月累和随时随地的关注，完全可以提供足够的“资讯”和批判的武器了。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操纵。 Q：美国、日本有舆论认为你们煽动的是反美仇日情绪，称你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指责？。 A：美国一直在假惺惺地表示：它要帮助中国推进政治多元化的进程，可是，中国稍微出现一点不同声音——例如我们的声音，美国就立即表示反对。有人批评我们对美国“说三道四”，可问题是，在美国，在美国国会，对中国“说三道四”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反华言论，有时甚至还能博得(议会的)满堂喝彩。 既然英国人可以说“不列颠的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人可以说“美利坚的利益至上”，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大中华的国家利益至上”呢？近十几年，在中国吃香的正是民族虚无主义，抗衡一下有什么不好？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呈“内敛”状，中国人没有对外扩张传统。海外舆论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发出惊呼，让人联想到多年以前的“友邦惊诧论”。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写了《说不》而非要去成为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斗士”。我们将一如继往地关注国际问题和一切外来信息，为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的成就感到鼓舞，为弱小民族受到的欺压感到愤怒。我们不会因为要刻意维护自己的某个观点而漠视批评的意见，相反的，我们认为一切交流，都会使《说不》中已有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Q：海外有舆论说，你们五人恰好都没有去过美国，因此，你们“无权隔着这么远批评美国”，请问你们是否同意这一指责？ A张藏藏：如果以前能有机会去美国，我认为那肯定更好。因为去了之后的观察，肯定更贴近。但是，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非常迅速，未必一定要亲临现场。只要抱着比较博大、比较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我认为得出正确结论应该不是难事。 承认“去了更贴近”、绝不表示不去美国就不能批评美国。美国人对自己历史和现实的了解，有时可能不如中国知识分子。譬如该书出版后，美国芝加哥沦坛招的记者伊斯莱斯小姐来访，作为芝加哥人，她竟然对芝加哥公牛队麦克尔·乔丹复出，带动股票上扬一事一无所知。是我们告诉了她，她回去后一查，果然这样。 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介都在说：你们没有去过美国，怎么能隔着那么远批评美国呢？问题是，美国议会多数党领袖多尔先生(对中国“说三道四”较多的一位)，恰好就没有来过中国(大陆)，至于另一位专栏作家、反华“急先锋”布坎南，也是根本没来过。 Q：海外舆论，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读者也认为，《说不》的言辞过于激烈，请问你们如何看待这种“激烈”？ A张藏藏：不过正不能矫枉。《说不》措辞是有些尖锐，但不如此便达不到目的，不如此便不能引起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警醒。 我相信这一点：世界终能进入民族大融合阶段，但这种融合必须是使人心悦诚服的。我重申这一点：低科技也罢，高科技也罢，把领先一步的科学技术力量转化为武力或暴力去压服、征服别的民族，我看大抵是没有好下场的。荷兰的炮舰船队盛极一时，后来没落了；英国的炮舰船队和“日不落”帝国的美梦也有“梦醒时分”；那么，美国的霸权主义凭什么就能变成“永恒”呢？ 21世纪，世界应该更清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 旅美华人学者评述《说不》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历史系助教授王希博士： 我感觉，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不满情绪压抑到极点之后的一次宣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逐步增长的是对美国的崇敬，但后来，部分知识分子有了另外一种新感觉：美国并不如神话般美好，中美关系也不如神话般美好。 书中部分观点，我是同意的。譬如美国邀李登辉访美，一周之前，美国政府说“不给”，但一周之后，美国政府又突然决定给李入美签证，中国人难免有被欺骗的感觉，而美国政府也实在有失大国风度。这本书措词确有偏颇处，但掩卷长思，也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吃了一碗热辣辣的四川“担担面”，吃的时候辣得出汗，但过后的感觉还是很畅快的。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发表与外交政策不同的观点，这应该说是一种突破。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史天健博士： 我认为，该书的主要内容都很真实。不过，我更加关心的是，这本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它折射了中国老百姓什么样的心态？我看，这两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引起中国人的一些不满——这本书，正好折射出中国老百姓的心态。 当然，我并不是说本书的每一章都无可挑剔，这本书有情绪化的倾向，有部分结论不够严谨，作者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不够，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复杂性了解不够。其实，美国对华政策中也有“接触”这一面。 中国民间对美国的了解当然还有不够之处，但我在美国教书，发现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缺乏，而且带有偏见。 不久前，一部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风靡中国大陆。这部书的作者是几位青年学者，他们在书中设身处地的从中国青年一代的“亲美情结”写起，用一种煽情的笔调批评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政策。这本书在国内并无定评，却在美国引起了一些官方人士的关注，认为这是一本“狂热反美的书”。 该书的作者们在书中显得有些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们要“烧掉好莱坞”，对台湾政界持蔑视的态度，戳痛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伤疤。虽然这本书的作者们不是政界要人，写作此书也非官方授意，但美国人从中预感到：长久以来积聚在中国人心里的反美情绪正如地火一样在酝酿着，几欲喷发而出。这次，美国人发现自己的做法是真的激怒了一向“肚里能撑船”的中国人。因此，深受美国价值观影响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得不扛起民族主义的大旗。 在美国，有人认为，早在这本书面世之前，中国的民众中就已经有了一种反美的“报复”情绪。《洋妞在北京》这部电视剧将这种情绪流露得淋漓尽致。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这样评价剧中的女主角杰西：“甭提了，那个典型的美国妞——杰西，周身珠光宝气，走起路来，性感十足，俨然一个富婆形象。” 杰西由美国女演员雷切尔·沃斯金扮演，在剧中执著追求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子，却伤害了他的妻子。美国舆论界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认为，这部电视剧是对美国妇女的公然侮辱和诋毁。沃斯金在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下，也说她曾经试图劝说导演能否把全剧的“反美”调子放低一些，但被导演拒绝了。 为此，中方导演坚持认为，剧中人物是根据作家对美国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长期观察和理解塑造出来的。“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一些较为客观的看法”。 美国的一些社会评论家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报复心理在作祟。《国际先驱论坛报》载文说，或许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北京的三里屯，从室内迪斯科的震动地板到户外的咖啡厅都能看到中国女孩与西方男子在一起的情形。”有位美国作家为表示对这部电视剧的抗议，不无风趣地说，”很简单，女人都给外国人撬走了，中国男人能不眼红吗”？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由于美国有意或无意的干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都使这个曾因《飘》而闻名于世的城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印象大打折扣。中国人在这里又对美国说了一句“不”，以示对美国的强烈不满。 从《洋妞在北京》到《中国可以说不》，再到亚特兰大奥运会，乃至华人社团拒绝NBC那一声羞羞答答的道歉，给美国人的印象就是：中国民众已经对美国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抵触情绪。在中国，可口可乐依然好卖，麦当劳餐厅依然爆满，好莱坞电影依然走俏，但对美国的怨恨情绪却也在暗暗滋长。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可以说不》堪称1996年最震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二十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 “我们的发言很通俗，我们的认识很初级。” 在朝阳区《中国日报》大楼背后的一座不起眼的写字楼内，我见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两位主要作者宋强和张藏藏。 宋强告诉我，他之所以成为作者之一仅仅是因为张藏藏在几位“国际问题专家”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听了张藏藏的一番宏论之后不以为然：“不成不成，中国怎么可以对美国说不？胳膊拧不过大腿嘛！对不起。写不了。”张藏藏打电话到重庆邀约宋强，宋强一阵振奋：“写！”“我们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后果：一本书写完了，那就完了呗。”宋强说，“而现在海内外舆论的关切程度和爆炒热度大大超乎了当初我们的想象。此时我个人有一种四川俗语说的‘猫抓糍糕，脱不掉爪爪’的困顿感。《前言》里事先帮我们挡了一下驾：‘写作此书，更多的出自一种情感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唯其如此，该书才具有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但这话也麻烦，既然说了有‘民意基础’，而且还很‘广泛’，那么来吧！这十几天要面对很多需要所谓‘中国青年民意代表’回答的问题：‘请问，你对中美关系的走势怎么看？’‘大陆青年支持动武吗？’‘你觉得知识产权谈判中国失败了吗？’……哎呀，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者们对现状保持清醒的认识。张藏藏说：“我们的发言极其通俗，我们的观点也很初级，我们扮演的角色可替代性很强，假如换了别的作者，《中国可以说不》会更加出色。总而言之，这本书不应该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产物，更不应该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东西。” 一声“说不”引来传媒层层包围 五月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一部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该书作者群的资历和地位当然不能和写《日本可以说不》、《能够说不的亚洲》的作者石原慎太郎、马哈蒂尔等人相比。但是，正是这种发自于民间的真实背景和普通中国人的纯真理念，使得《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勇敢而无忌的“青年论坛”。一段时间以来，这本书以及作者的名字屡屡出现在境外报纸的显要位置。他们的声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国BBC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视网传向世界各地。 荷兰和瑞士记者最先“投石问路”，早在这本书还在校样之际，他们就开始到处打听消息。 《亚洲华尔街日报》头版冠以《从中国说“可以”到中国说“不”》加以报道。 香港《亚洲周刊》以《神话新一代反美情绪发酵》为题，以显著位置和六版篇幅详细介绍该书及作者访谈录，并在社论中惊呼：《中国可以说不》已发出警号！ 日本《产经新闻》将连载该书部分章节，并对张藏藏《暖昧的日本》一章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美国《洛杉矾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新南威尔士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卫报》纷纷采访该书作者。 这本书意在“内销”，而不是”出口” 正如作者乔边所说的：“我们不想给自己贴什么标签，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这本书只是道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真实感情。我个人以为：这本书的首要意义是‘内销’，而不在于‘出口’。”宋强在这本书里发出了疑问：“难道世界主义注定代表了人类进步，而民族主义的就一定是劣根性的表现吗？”针对某家美国报纸的“春秋笔法”——“这几位年轻人，一边穿着牛仔裤抽着万宝路，一边抨击着美国霸权。”张藏藏这样回答《洛杉矾时报》记者：“难道我们一定要穿着中式对襟棉袄、叼着旱烟袋才有资格对西方说不吗？——太狭隘了吧？” 在这间面积不足三十平米的写字间里，各国驻京新闻机构的约见、约稿络绎不绝，美国大使馆也循着动静摸来了，他们数次邀请这几位书生模样的作者一同就餐、交谈。闻不到火药味，只是坦诚的交流和意味深长的微笑。有一次，美国使馆官员柯修婉女士(一位黑人妇女)表态说：“再也不会有李登辉访美(的事情发生)了。”张藏藏忙道：“可否把你刚才的话登一个声明，视为美国政府的声音？”柯差点被呛住：“噢，不，不，那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所有的人都笑出了声。 所有的外国记者及官员都能产生这种印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年轻人都是有着平常人感情的温和读书人，而绝非三岛由纪夫式的神经质的“民族主义斗士”。这样的形象能恰如其分地代表中国，也比那种“横眉冷对”式的“愤怒青年”形象更具有说服力。 (鹅帆) 可以说的岂止是“不”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虽然有着太多的宣泄、冲动和偏激，不过，该书并非国家意志和行动纲领，它本来就只想表达一些情感、态度和看法，本来就只想告诉世人——尤其是某些让人无法忍受的美国人：这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 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欢呼的人，与其说他们赞赏这本书的内容，倒不如说他们推崇这种坦率的对话，及向世界表达民意的全新渠道。 当美国学者、传媒、国会等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丑化与歪曲，大张旗鼓地叫嚣对中国进行制裁和遏制时，美国政府往往以其代表民意，或来自民间为由而轻飘飘地化解中国人的愤慨。那些放肆的国际关系评论，往往以其“非官方”的性质，让他国政府难以作出正式的反击。“民意”，它已成了美国人的一块盾牌，可以躲在其后施放毒箭，又可保护自己免遭攻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美国人的伎俩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清时，我们也开始有来自民间的声音作回应了，我们也要让世界直接感受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意志了，《中国可以说不》正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正因为它的民间色彩，它不用惧怕幼稚与轻率，不会压抑愤慨与厌恶，不必讳言对抗与民族主义。它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策，但政治家自有自己的眼光与标准。 不仅仅是对美国，不仅仅是关于国际政治。我们需要对整个世界，在所有领域传递我们的声音，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声音。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可以说不》打开了一道闸门。可以预料，今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将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声音。 我们已经忍受了太多的不公正，我们还有太多的意见需要表达。中国可以说的不仅是“不”，还有许多…… (张良) 鄢烈山先生在8月23日《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以《粗制滥造的标本》为题，对当下正深受国人喜爱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大加挞伐，窃以为鄢氏此举无视宏旨，过于苛责。 仅仅因为时间的短促，他就指责人家“以大跃进的速度写作并通过三审”，从而认为其态度“轻率浮躁”。难道拖拖拉拉才是“好态度”，熬时间就意味着高质量吗？ 这本书在一些词句上的确有不少错谬，但因此说人家“滥竽充数”显得过分：这些纰漏是否出于作者、编者身上还很难说。这又是什么“充数”呢？世上本无完美所在，若抓住一点疵斑不放来否定全盘则太没有意思了。 至于说《中》书的思想内容，人家在《前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写作此书，更多的出自一种情感选择。” 关于“说不”，窃以为改革开放10余年来，对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实在太热，是到了该冷静对待的时候了。一味迁就是得不到尊重的，还是这本书封面的导语说得好：“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不久前当美国宣布对中国贸易制裁时，中国立刻作出反报复声明就是明证。 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呢？窃以为，《中》一书的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说话渠道”的正式开辟，它的观点和说法可能不橡国际问题权威部门所认为的那样圆满和无懈可击，然而它那屡被抨击的“情绪化”、“偏颇”、“激烈”论述却正具有着“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这也正是官方和民间的合法分野所在。正像国际问题专家周健工所言：“《中》的畅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评论热潮，将会促进中国媒介对国际事务的独立报道与评论，从而有可能逐渐形成一种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舆论……”够了，对于一本由民间人士撰写的小书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前一些年，有一位中国青年攒了点银子，托了点关系，远渡重洋去实现美国梦。在美国几年打斗下来终于被“洋现实”弄得头破血流，发现所谓的美国梦对其而言说不定只是“千秋大梦，，，于是左思右想之下又黯然回国。刚回国那阵儿，会会过去的同学，摆摆美国的老谱，整天价在街上遛达，思考自己的出路。有一天，他翻了一本以花卉命名的文学杂志，发现里面的那种小说他也能弄。于是一抖羽毛，飞也似的回家，几个月后便有了声名。什么《黄金时代》，什么《革命时期的爱情》，而且也出了小说集子。有评论家赞赏他小说的“文学性”，但据说这个集子畅销了得的原因还在于老百姓看到了里面的“性文学”。如此下来，他变得不怕官，更不怕百姓，带一身侠气和名士风骨对本国各个领域说三道四，因为他是沾了洋人的地气儿来的，所以很少有人敢冒犯他。 这次，这个名唤王小波(别以为他是古时候的那个起义领袖)的作家又到书摊上去找猎物，看有没有什么本子让他咬一口。他发现了《中国可以说不》，而且听说比《黄金时代》更畅销，于是一股鸟气冲上心头，“草草地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但已经发现了关于这本书的“二重误会”(见《南方周末》1996.9.13)，于是嬉笑怒骂，妙语连珠，以维护自己的“话语霸权”。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章功夫比他的编辑鄢烈山高多了。不过，这两人惺惺相借，一个叫嚷为了不饿死，做亡国奴也在所不惜，一个以石头、剪子、布来微言大义，“人家的市场准你进入，你的市场不准人家进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乍一看，绝对有道理，其实里面包含着非常大的欺诈性。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与西方关于市场准入的谈判所谓的艰难曲折全是扯淡，你进入人家的市场，人家就应该什么都能毫无遮拦地进入你的市场——还在那里跟外宾胡搅蛮缠什么？一副活脱脱的买办嘴脸。 王小波对《北京青年报》刊载蒋峰的《对苛责说不》甚为不满，说存在了三重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些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这就几近于恶毒了，其中的阴险狠辣读者一看便知。我国领导人是说过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但同时也说要“有所作为”。《说不》主张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西方对华采取的“遏制”动作我们应“有所作为”，这一明确的“讲理”的想法怎么经王小波一解读就变成了一本指斥政府怕洋人的坏书了呢？王文又说：“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不知他这一问是说给百姓听的呢，还是给洋人提了个醒？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王先生：“洋人”确确实实害怕了，海外连篇累牍的新闻炒作、围剿谩骂，证明了他们确实害怕这个声音——这个发自中国青年心底的率直、朴素、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声音——正因为这种声音没有官方背景，他们才怕。以前从未有过中国书(比《说不》更有学理价值的书)引起他们这样强烈的关注。一本小书让他们“陷”了，开始重估中国青年的思想状况了，这是件好事，王先生替他们着哪门于急呢？王小波先生指责《对苛责者说不》一文的“误区”，然后得出近乎扯淡的结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如若学着鄢烈山先生、王小波的作派，有意误读曲解，那不免有“告密文学”的嫌疑。我愿意告诉王先生：那几位作者不见得总想着要“翻身道情”，喝酒、写字、想事情，都是中国书生的惯常作派。有学者说“我批评谬误正因为我充满了谬误。”王小波先生也用这句话去照照自己吧。 正因为王小波先生的海外奋斗受挫在心理上留下的阴影以及归国后取得了昙花盛放般的文学成就，那么，“百姓——官——洋人”的怪圈套在王先生自己身上便有了些变化：你是谁都不怕，就怕洋人；而且还能狭洋人以自重；而且还能借洋人之力来打《中国可以说不》。你知道王小波为什么会如此牛气吗——就在于他发现了借力打力的诀窍啊。 (王小波《百姓·洋人·官》原载《南方周末》1996.9.13) 1996年5月，我们撰写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一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印行。该书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并受到了欧洲及亚太各国舆论的关注。 作者将授权世界各地出版机构翻译和出版此书，相信本书将给西方读者研究中国青年思想状况的机会，也将给试图贬低本书严肃意义的武断论调一个响亮的回答。 本书真实而又有趣地叙述了一群中国青年曾经不加鉴别地吸纳美国及西方价值的历史。披露这样的历史不是忏悔，而是借此指出一个危险的事实：第三世界部分民众的失落心态和对本国现实的怨恨情绪是后殖民主义的温床。本书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指出中国应树立走向世界性大国目标的雄心。这种大胆的欲望表露曾经受到西方观察家和本国“知识分子”的讥笑。而讥笑者从未提出任何在无损中国尊严的前提下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办法。 本书以坦率而无忌的文风剖析了中美关系，并得出了对两国关系前景颇为悲观的看法。作者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预警中国政府在事实上存在的“反华俱乐部”前“绝不能后退半步”。我们在书中无情地嘲骂了日本，《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己对作者对日本特质的分析表示肯定，尽管石原在同一篇文章中否认中国人民有对日索赔的权利。作者主张：不应使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该书还以讥俏尖刻的口气断定：与其让日本加入，还不如干脆给美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书中第一次披露了青年学生对中国邀请三干日本青年来华的再反思。 可以预料《中国可以说不》对台湾问题的论断会引起西方和台湾部分民众不安的反应。书中敦促中国青年做好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并蔑视有关台湾人民有“自主决定”其政治前程的权力的说法。有关章节不应视作一种挑衅，尽管作者对美国国会和部分英联邦国家“保卫台湾’，的耀武扬威表达了一种对抗的情绪。 作者认为有关新孤立主义会使美国成为垮掉的国家的论述，对部分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如何自我矫正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愿意借这个机会介绍作者新近产生的观点：一、我们认为所谓“反美在中国成为时髦”的论者没有认识到反华在美国一直是一种时髦的事实。同样。对美国说不将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苏晓康等人应对自己一直以西方价值俯瞰中国的做法有所体察。二、中美关系不会因一两个美国高级官员来华(如美国国家安全助理莱克的中国之行)而有质的改变，只要美国外交思想不产生巨大的转变，对抗会长期存在。三、疏远意识形态而造成的中国知识界无原则维护美国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已经被知识界重新反思并且遭受唾弃，那些长期脱离中国实际的流亡知识分子不再对中国青年一代有任何感召力，未来的变革不会有他们的位置。四、我们毫不掩饰我们对日里诺夫斯基某些思想的欣赏，既然中国出过苏绍智这样的人，那么，也应允许中国出现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多种声音的出现正是未来民主政治的体现。五、我们认为亚特兰大奥运会暴露出的美国的贪婪和无能，应该再次使美国从领导欲的虚幻中清醒。 贵刊八月十八日号报道，《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之一张藏藏和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展开隔海论战。张的回应尖酸刻薄，似有失中国人恭谦敦厚之嫌。但我认为，此应为例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亦乐乎。 石原其人，不只是日本政坛的极右翼分子，更是日本前军国主义的化身。日本战败五十年后，他仍视日本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为无物，并胆敢继续蔑称中国为“支那”，冒犯十二亿中国人和海外干千万万的华裔。其人之粗暴无礼的面目暴露无遗。我寄语张君，日后若仍有机会回敬，仍应针锋相对。 《不》书中有佳句：“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与“日本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等，非常贴切传神，令人激赏。不是吗？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推行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将自己国家和别国推进战争火海，害人又害己，就证实了“谁也领导不了，连自己都无法领导”。 战败后，日本受美国扶持，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近年日本又蠢蠢欲动，军费开支已达世界第二位。最近更拉拢美国，共签安全条约围遏中国，不也说明了“日本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所揭示的道理吗？ 报道说，《不》书一出，洛阳纸贵，人人欲先睹为快，可见其观点已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二百年累积的国耻，加上近年美国霸权的盛气凌人，日本的财大气粗，的确教中国人民憋了一肚子气。“一叶知秋”，至少一部分中国青年要开口表示自己的意见了。 新加坡 梁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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