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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久必合”，这是历史的规律。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日号，一直沿用了20年。然而，台湾并没有解放。 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思想，解决台湾问题，符合历史的潮流。 国共两党，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对手，曾经有过两次合作，而且这两次合作都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国共同党不能成功地进行第三次合作呢？ ●“一国两制”在台湾引起的反响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已经具备，和平统一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明确表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 * 就在全同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当天，台湾国民党当局就拒绝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据合众国际社台北1月1日电，针对《告台湾同胞书》，一剑国民党政府发言人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一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以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足够教训，论如何不能信任共产党人。发言人说，只有中国大陆的人民摆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 然而，公开声明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和谈统一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士的思想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行动上也有所松动。就总的发展趋向来说，对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有利的。有些上层人士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统*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明确提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这是《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政策的具体化。台湾上层人士一般都表示希望祖国统一。 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说，台湾应该在心理上作准备，准备中国问题必须在80年代解决。有的指出应先建立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在中国大陆问题研究讨论会上说， * 由于台湾当局放宽政策，双方在各种场合接触多了，逐渐了懈了一些双方的情况。一些台湾学者、民众曲道回日探亲、观光、定居的增多了。台湾研究三民主义的鼻祖、“总统府”国策顾问马壁先生回国定居。 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将相继圆满解决，为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示范作用。 台湾的一些上层人士和“民意代表”表示“应沿着中英解决香港问题的路线走，把‘香港模式’作为解决台湾前途的参考”。台湾《联合报》违抗台湾当局的禁令，登载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1985年1月1日和2日，台湾《中央日报》连续报道了 在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的一部分社会舆论中，用“一国两制”方式统一中国，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策略上和具体做法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在舆论宣传上有所放宽；有关人士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有 * 台湾知识界对祖国大业非常关注，积极探讨和平统一的途径，发表关于统一的言论，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与大陆知识分子接触，共议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问题。 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体育、学术方面的交流，在实际上比过去有所发展。台湾高度评价大陆作家的作品，热情赞美祖国的锦绣河山，作家、艺术家、体育工作者交往不断增多。 台湾工商界人士也渴望早日实现“三通”。台湾工商界人看到台湾能源危机，资源缺乏，工商业发展前景凄凉，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看到大陆地大物博，市场广阔，纷纷希望到大陆做买卖，迫切要求通商。 实际上，海峡两岸的通邮、通商、通航事宜，早已间接地进行。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不仅进行间接通信的越来越多，而且间接贸易也在迅速增加。大陆许多地方可以见到台湾产品，台湾也有不少大陆产品。台湾各阶层渐渐不满足于间接“三通”，要求* 但是，国民党台湾当局在和平淡判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在初期没有大的动作。 ●我党对台政策的历史发展 1949年海峡两岸的隔绝形成以后，中国对台政策一步步地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归纳为由武力对峙到以和平方式解决，由“一国一制”到“一国两制”。大致说来，以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为转折点，可以分武力解决和和平统一两个时期。 1949年4月20日，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平淡判宣告破裂。次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全军发布命令：彻底歼灭国民党军队，迅速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的独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及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及东南沿海广大地区。至1950年5月，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随着大陆的解放和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国积极准备渡海作战，提出了“绝不能允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 就在这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公开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派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用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中国预定的渡海作战计划受到阻碍。 随后，中国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台湾的问题搁置了下来。 1954年，随着朝鲜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又将解放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54年。“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为解放台湾，使台湾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从1954年到1978年的24年问，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的武力对峙状态。不过，中国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已非一旦。当时，尽管提出的是“解放台湾”的口号，但是，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1956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 1956年7月，周恩来在宴请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 但是，在当时国共两党严重敌对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相反，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并向金门、马祖增调部队。此时，美国也加紧活动，压国民党接受其“划峡而治”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1958年8月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 在此同时，中国继续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进行了努力。 195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两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再次建议“举行和平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59年9月，在建国10周年前夕，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宣布对“确有弃恶从善”的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1965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归国的李宗仁时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 从1966年5月到1978年12月，由于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中国对台方针政策没有发展，并且明显转向强硬，基本上停留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空洞口号上。海峡两岸军事对峙更紧张。 但是，在此期间中国在外交上相当活跃，取得了很大成功。1971年10月，联合国驱逐了台湾当局的席位，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交。1978年12月，中美正式建交。台湾当局在外交上出现了大溃退。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地区只有20多个，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近120个。 从1955年到1978年，中国已开始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要达到的是“一国一制”，而不是“一国两制”。中国在这一阶段中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针，主要还是作为武力解决的辅助形式。 1978年12月，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也为对台方针政策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扫除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国际因素的最湘碍。 1979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的当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研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新时期。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国民党据守的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向美国国会议员解释中国对台立场，正式提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可以说是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发端。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详细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如果说《告台湾同胞书》还只是一般性号召的话，那么这九条方针则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具体化和基本点。 叶剑英“九条”阐明，“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 近年来，台湾的“台独”势力日益猖撅，台湾当局的态度暖昧，曾使两岸关系一度冷却。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又给人们燃起了希望之火。 从中国对台政策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其内容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 从目前中国的对台政策来看，可以说有了个基本点。一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或叫特别行政区。坚决反对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二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即国共两党对等谈判，以达成和平统一 * 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既定方针。不管用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方式，都是中国的内政，外部无权干涉。世界上有些国家一再要求中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绝不会向任何国家作出这种承诺。这与以前的武力解*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及其趋向 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面对中国和平统一祖国的立场，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不得不一步步作了调整。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经过回避拒谈转而主动反制的发展过程，从零碎、消极、僵化的“旧大陆政策”，逐步演绎成为一套所谓完整积极、灵活的“新大陆政策”。 从1979年到1981年3月国民党十二大，台湾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因应策略，顽固拒和。 蒋经国等国民党领导人，利用会议演讲、庆典致词等，发表了大量反共拒和的言论，攻击中国的和谈主张是“阴谋”“陷阱”“骗局”，叫嚷坚决拒绝中国和谈统一主张是“当局”的“基本立场”“永不改变的国策”。 同时，台湾当局蓄意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1979年底，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及总部机关在岛内举行了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随后，国民党装甲兵、空军、海军及驻金门、马祖部队，又举行了多次以大陆为假想敌人的战斗演习。 台湾国民党当局成立反统战机构，强化对岛内的言论控制及对大陆的“心战”策反。国民党当局发布种种禁令，严厉禁止、处罚赞同或主张和谈统一者。 1980年5月，台湾省交通处发出通告，禁止外籍商船直接往返于大陆和台湾各国际港口。 同年8月，台湾国贸局通令台湾所有输出厂商及贸易商，不得与大陆进行贸易，违者将送有关机关议处。 随后，台湾新闻局、交通部、经济部，陆续颁布禁令，禁止台湾影片在香港左派影院放映，禁止台湾旅行业与海外亲共旅行业来往，禁止台湾工商界直接、间接将产品销往大陆或进口大陆产品，禁止旅客或船员携带大陆药品人台。对违反禁令或主张和谈统一者，罗织* 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迫于形势，也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但是，总的来看，松动的幅度范围都很小。 1981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大，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正式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蒋经国声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自由、和平、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唯一的可行道路”，提出“三不变”，也就是“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 这一决策，表明国民党当局试图摆脱过去那种比较被动的消极反制做法。 1982年后，国民党台湾当局仍然坚持“三不政策”，不过，台湾当局多少显示出探索和平统一的意向，一些主张改变拒和策略，相应提出谈判条件的言论开始出现。 1982年6月，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发表讲话说：“只要海峡两岸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自然会渐趋成熟。” 与此同时，国民党官办杂志《自由中国之声》提出了中国统一“三阶段”的主张。1983年3月，海外学人丘宏达在美国旧金山“中国统一之展望”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和平统一的“四条件”。1983年9月，国民党的《香港时报》，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六原则”。 1985年，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新闻局长张京育，先后提出了解决统一问题的“最佳方案”。 这样，统一问题由“政治禁区”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论题，由民间议论发展成为国民党高层人士酝酿，讨论的内容也由是否要统一变为如何统一。 台湾当局的拒和调子逐年降低，借弹性主张试探各界反应，试图把“球”踢回大陆。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对海峡两岸关系进行了比较大的弹性松动。 1981年7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一次“国建会”，会上强调反统战政策“应具有弹性”。国民党中央陆工会主任白万祥说，对大陆的称谓作了新的规定，公开场合不再使用“匪伪”‘匪军”之类的污辱性称呼。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也表示，对大陆的“心战”要扬弃以往的讽 1982年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舆论宣传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污蔑和攻击性言论逐渐减少，客观平实的报道逐渐增多，对大陆的资讯也开始有选择地开放。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开始探讨有关统一的问题。 1984年6月，《中央日报》开展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同异性的探讨。 1985年8月，台湾新闻局长张京育在立法院透露，官方和民间学术单位已出版了许多报道大陆问题的刊物。 这一时期，台湾高层人士对大陆取得的成就，逐渐持肯定态度。 台湾当局对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人员接触及贸易往来的限制也逐渐放松。 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仅1983年1月到10月，双方在第三地探讨统一问题的接触就有10多次。’ 1984年1月，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宣布，台湾人员在“国际学术、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活动中”可以与大陆人员接触。这是国民党官方对两岸民间接触的第一次表态。在通邮方面，国民党当局也由禁止转为辅导。仅1983年一年，就有1700多件贴有中 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这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对此，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也由严厉禁止盘查，转为不过分预。 1981年前，海峡两岸的贸易往来，船只须经过中间口岸。1982年开始，在国外注册的船只，可以直接到达对方港口。 到1985年底，国民党当局取消了把大陆作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宣布凡受雇于外轮的台湾船只，经事先申请，即可不受限制地航至任何国家和地区。 对转口贸易，国民党当局则由默许转为公开宣布“不干涉”。1984年3月，台湾“经济部”宣布放宽自港澳转口进入台湾的1157种产品限制，其中除当归、拘杞、黄花菜等9种物品列为公卖外，其余均允许民营，实际上默许民间通过港口形式与大陆通商。1985年7月，台 随着两岸的松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渐渐缓和。 1982年后，台湾本岛军事战略等级由4级下降到没有，对靠近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大陆海上作业渔船不再抓扣，对借故靠近对方岛屿的渔船，也只盘查后遣返，不再作“匪谍”船只处理。 1984年俞国华上台后，对海峡两岸关系采取了紧缩政策。台湾海峡一度出现紧张局面，但是持续时间不长。 1986年3、4月间，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致开幕词，题为《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代表国民党提出了对中国统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五项主张。这是蒋经国多年来对统一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全面的阐述。 从此，国民党开始推展“政治革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整个政治氛围转向开放，对大陆政策趋于主动，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统一主张，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这样，新大陆政策逐渐形成。 1987年初，蒋经国指定有关人员研拟开放探亲问题。对“三不政策”的弹性解释也开始出台。3月，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询时，两次公开表示“三不政策是消极的”“只是临时措施”，首次承认以台湾的武力进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他表示“所谓三不政策只是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大，通过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把大陆政策作为内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并进行了较全面调整。该案提出要“扩展台湾经济、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治影响，争取大陆民心”“运用台湾地区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力量，影响大陆经 李登辉当选为国民党主席的十二大，是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转折，也是李登辉新大陆政策的起点。大会修改的国民党章程，把“消灭匪伪政权”改为“厉行民主新政”，删除“反共复国”等字句，把大陆政策重新定位为“扩大台湾经验，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治影响*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开始有意识有步骤地较大地开放民交流。先是提出“官民分开”“政治与文化、学术、体育分离”的则，后来又提出“民间、间接、单向、渐进、安全”的开放原则，较幅度地开放大陆资讯、两岸文化来往。 国民党当局开放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允许台湾学者以民间团体名义赴大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大陆人员赴台湾奔丧，等等。 1988年11月，台湾“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决定开放邀请大陆杰出人士和学者访台。这表明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从单向发展到了双向。 1988年4月，台湾当局宣布以“通信而不通邮”的原则处理两岸信件往来。台湾“邮政总局”对大陆来信采取不盖邮戳和消除邮票的处理方法送交收信人。对经过第三地的两岸道航也放宽了规定，对转口贸易已由不干涉转为加强辅导，包括提供大陆经贸资讯，设立进口 这表明，台湾当局对“三通”的限制更为放松。 这一时期，海峡局势更趋缓和。台湾当局开始裁减军队，国防预算有所减少。过去视为“反共前哨”的金门、马祖地区，也减少驻军，加紧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 1989年6月，台湾当局在未与大陆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间接通话通邮。6月6日，“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讨论通过“开放台湾地区人民对大陆间接通话”和“简化寄大陆邮件手续”两项议案。从6月6日起，可以直接向大陆通电话。寄给大陆信件也可以写明收 1990年4月，在海峡两岸隔离40年后，台湾民航企业界人士组团到大陆首次访问。1990年4月25日，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大陆工作会报”召集人施启扬表示，台湾当局正在研拟设立处理两岸交流事务的中介机构，并在香港和大陆设立分支机构，并表示，台湾也可考虑*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与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江道涵举行会谈，双方就海协与海基会两地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双方均满意的成果。这次海基会最高负责人与海协最高 海峡两岸关系的松动，除了当时国际环境和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等原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民众要求“三通”的愿望更加强烈，促使国民党当局在开放大陆探亲上采取更开明的态度和做法。 1995年春节前夕，中国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八项主张。“江八点”切中了两岸关系的关键，在台湾及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了要求台湾当局口应的强大声势和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在高度重视的情况下，确立所谓“分层次、分阶* 1995年2月，台湾“行政院长”连战在“立法院”新会期作施政报告时，对江泽民在除夕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作了初步回应，连战以“面对现状，增加交流，相互尊重，追求统一”为纲目，在坚持台湾大陆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用“有所变，有所不变”的谨 4月8日，李登辉在“国统会”会议闭幕式讲话中，作了正式回应。李登辉在讲话中提出几点主张：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利益互补关系；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籍此自然会面；两 * 在讲话中，李登辉重申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当局坚持统一目标，提出两岸要发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感情，承诺增进两岸经济往来发展互补关系，“台湾的经济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肯定了汪事会谈和两岸事务性商谈，称它们“标志着两岸关系走人协商的* 但是，李登辉在讲话中仍然主张“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要大陆客观对待所谓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台湾当局继续拥有对台澎金马的“主权与治权”，要求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要大陆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说只有在此之后，* 从1990年3月李登辉当选“总统”以来，他在大力推动宪政改革的同时，也对大陆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这就是改变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一个国家、一个“法”和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基本立场，而确立了所谓“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府”的原则构想，着意突出台湾独立 国民党当局大陆政策的重心转向“一国两府”，偏安求存，以台湾的存在和发展作为考虑，有着深刻的国际、两岸及岛内的社会政治原因。 1993年8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了十四大。十四大确立的大陆政策名义是“促进中国统一，反对分裂国土”的政策，实际上统的东西越来越少，独的东西越来越多。十四大及其以后的大陆政策，虽然没有最终突破“一个中国”的总框架，但其“独立”与“分裂”的色彩， 1998年，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其趋向如何？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1998年李登辉寻求台湾事实“独立”的“理念”是不会改变的，他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与“务实”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其挟洋自重，倚仗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策略也是不会改变的。国民党当局还会耍“假统真独”的把戏，不可能真心 * 以学者出身为主体的开明派势力，目前已在国民党决策层中占据上风，他们能够正视台湾当前面临的政治、外交、社会和经济困境，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放弃不切合实际的追求，以务实的态度，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去追求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实际利益，而把“名称”* 祖国大陆反对分裂，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定立场，是台湾当局公开宣布及寻求“台湾独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1998年，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台湾当局是还不会对其大陆政策作根本性的调整，公然放弃“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的。两岸之间现有的格局 * 从与台湾有关联的美、日等国来看，它们虽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但也不愿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乃至走向最后摊牌的境地。这样，它们也被迫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作出抉择，必然要对台湾当局施加适当的压力，使其不致于走得太远。美国、日本是要把台湾作为与中国发展* 1998年，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在各种压力下，会不得不作一些策略调整，使目前两岸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两岸关系在一定时间、某些方面，还有可能继续得到发展。 ●国共两党能否坐下谈 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胜利进行了北伐战争，第二次合作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两次国共合作，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独立、社会的发展。“ 两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三个因素在起着作用：一是反映历史进程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二是人民要求国共合作，有使国家独立、富强、统一的强烈愿望；三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而实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 现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总结了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从而提出了反映历史进程、民族利益和人民要求的正确主张。 这与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前景虽然不同，但从其出发点看，仍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这同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相同的。现在，国共两党在国家统一、民族利益、人民愿望等方面，仍然有着与前两次相似的共同点。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唯一出路。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才能尽早结束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裂状态的不幸局面，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 当前，中国和世界的形势都是朝着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也阻挡不了。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应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为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利于振兴中华，促进现代化建设的伟业，对双方都有利。 为了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需要在国内保持安定团结，在国际上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了进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就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搞建设。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美丽富饶，气候温和，雨量充分，物产丰富，但是，台湾工业基本上是以轻纺、装配业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基础薄弱，依赖性大，具有某种畸形和片面发展的特点。台湾市场问题更为严重。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这种以靠加工出口的海岛经济，地狭人稠、资源有限，缺乏深厚的发展经济的基础，依赖西方，按现在的路子发展前途是困难的，如果国共两党合作，祖国统一，大陆丰富的资源，广大的市场，众多的人口劳力，都是台湾工商业的用武之地。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祖国，有利于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 台湾是中国东南的屏障和门户，也是中国同太平洋各国海上往来的交通枢纽，还有国际机场通往各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过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往往都要占领台湾，构成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目前，日本国内仍有一部分反动分子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美国也有一股势力，把台湾当作他们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台独”就是美、日等国的反动势力妄图霸占中国台湾、分裂中国的产物，原在日本活动，后在美国活动，现在进入台湾岛内。美国一些有* 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有人说，现在国内没有北洋军阀那样的共同敌人，外部没有日本帝国主义那样的侵略威胁。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民党则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国共两党很难再次合作。 事实上，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两度合作，是因为这两个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有求同的基础，而这两度合作之所以以破裂告终，除了若干历史因素以外，最主要的是国共两党在与共同敌人的矛盾解决之后，没有找到彼此求同存异的良策。 现在，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找到了两党求同存异的方法，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和中国的统一提供了先决条件。 除了这个先决条件外，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有着基础，这就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点。 双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曾反复说，有人妄图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最大最深的隐忧，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蒋经国主政台湾后，仍然坚持“中国只有一个”，1980年6月15日，他曾对英国《观察家报》记者说，“如果中国大陆遭到入侵，台湾既不会加以利用，也不会袖手旁观”“凡是入侵大陆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现任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也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只不过“一个中国”的内涵不同。 双方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大陆和台湾，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还是血缘上、语言文化上，都是一个整体。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都认为中国应该走向统一。国民党台湾当局认为，“统一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中国共产党更是始终坚持统一祖国。 双方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自5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党就强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后来又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自由民主统一中国，这与起初的“反攻大陆”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不主张以武力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现在，李登辉也主张* 在希望“改善民生”问题上，国共两党及政治纲领虽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毛泽东也早就说过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近年来台湾这方面的论述增多。他们说：孙中山先生* 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也是决定国共两党合作何日到来的因素之一。国共两党曾两度合作，但两度分裂，第三次合作会不会故伎重演呢？ 多年来的隔绝，造成千百万同胞骨肉离散，这是凝聚力极强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经济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中华民族要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分裂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大障碍。人心思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分裂，是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其内政很难摆脱外来干涉的影响，而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大国，国共第三次合作后，外来干涉将很难得逞。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它经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第三次国共合作，将形成一个由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振兴中华的强大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只要忠于中华民族和祖国，就有广*我党不提政府间谈判，而提两党谈判，就是照顾到双方的对等关系，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平等地位。 大陆争取和平统一中国，提出了“两个寄希望”，即“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两者是统一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明白无误，而寄希望于台湾当局，许多人不理解。 寄希望台湾当局，也就是寄希望于国民党。 对国民党这些年的情况客观他说，它是一个经济建设上尚有热情，而政治上却自以为是，与人民离心离德的政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它寄予希望？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和平统一中国的目标，还找不到一个能代表台湾人民利益的代表人物或社会团体来进行谈判。即使能找到，谈判达成的协议，对当局也没有约束力，也无法变为现实。 国民党当局虽不代表台湾民众利益，但它到台40多年，而且一直控制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左右着台湾局势，是实际上的统治者。 因此，在国际潮流趋于通过谈判、对话解决问题的时候，与国民党“坐下谈”的方法，探讨“统一中国”这一棘手问题，可以说人皆赞同。 我们庸需回顾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国共两党恩恩怨怨的历史，历史自会作出公正评判。 仅就50年代至今来看，前30年是剑拔弯张。人民解放军在解放福建沿海岛屿，1949年10月进攻金门岛，1950年5月解放舟山群岛，1955年1月解放一江山岛，1955年2月解放大陈岛的时候，与国民党军队刀枪相见，用纷飞的战火对话，台湾海峡硝烟弥漫。 此后3年，双方虽然没有激烈战斗，但随着“保护”台湾的美军的屠牛式导弹部队的开进，台湾海峡局势仍十分紧张。1958年8月，驻扎金门、马祖的“国军”，与大陆福建沿海发生激烈炮战，一发而不可收，台湾海峡战云又密布。直到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表* 真正的停火，是从1979年元旦开始的。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不仅建议尽快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和分裂局面，而且希望实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互相往来，共谋统一。 此时，蒋介石已躺在了水晶棺里，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总统”职位。 接着，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国庆前夕发表讲话，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解决香港问题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字时，又提出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 但是，对北京抛来的束束鲜花，蒋经国置之不理，仍坚持他的“三不”（不谈判、不妥协、不接触）的政策。 当蒋氏在浙江奉化老家的蒋氏陵园维修好后，法国著名记者塞尔日·伦茨访问台湾，回国后发表了对此事的一段颇为幽默的述评。伦茨说到： “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家子真叫绝了！台湾提出的是武打架式，北京则搞陵墓外交。让我解释一下：共产党人用中国的63种方言骂国民党骂了几十年后忽然变得客气了，变得和解了。他们派了秘使去告诉蒋经国，蒋氏在溪口的陵园维修得很好，他先父在（台北）慈湖 * 当然，也不能把蒋经国看得与“乃父”一样固执到底。他毕竟留学过苏联，多上些见识就多一些开明。 1981年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阐述了国民党对祖国统一的意见。他指出“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中国必将统一”“这个日子不久将会到来”。这当然是在坚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讲这番话的。 尽管如此，态度已确有转变，最明显的是改变了长期坚持的“反攻大陆”的提法。香港一家报纸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极重要的极伟大的划时代的决定”。 1980年，台湾有关部门宣布1，000多种产品呵以间接由大陆进口。1987年，又宣布增加数十个品种。从1985年到1987年，两岸转口贸易额每年都超过10亿美元。 这些现象，是在台湾当局“不与中国直接接触，不与中国代表直接谈判，对转口贸易不干预”三大原则确定前后出现的。 1987年8月，台湾当局迫于各阶层的强烈要求，宣布了有限度地开放“书禁”允许台湾学术机构在不得个人保留的前提下，订阅大陆的一切书刊。台湾新闻局又设立政治、历史、社会、科技和艺术5个委员会，对进口大陆书刊进行审查后，让50多家出版社翻印出版。更微妙的是，稍前一些时候的1986年初，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以邓小平大幅照片为封面，以2幻的篇幅介绍大陆经济改革情况。运到台湾后，台湾当局居然未加干涉，如数送到各个订户手中。读者反映说，“这真叫人吃惊不小”。 1986年5月，王锡爵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货机开到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事后，大陆连续用电报邀请台湾方面派代表前来商谈解决办法。 开始，台湾当局坚决不与大陆直接谈判，后来在岛内外的压力下，才同意由“华航”出面与中国民航在香港谈判，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为迷惑民众，台湾当局犹抱琵琶半遮面，还说这次谈判是纯业务性的民间接触。事实上，中国民航和中华航空公司都是官方机构，尽人皆知。国民党当局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海峡两岸隔离了37年的首次官方接触，曾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本《东京新闻》发表评论说，“是大陆和台湾关系一举向前发展的划时代事件”。美国《已尔底摩太阳报》发表社论说，“两航谈判可能成为大陆台湾寻求和解过程中的里程碑”。 1987年10月，台湾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宣布了允许台湾记者以探亲名义赴大陆采访的决定。此前，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潞率先在大陆进行了采访。《自立晚报》两位记者采访祖国大陆，对发展两岸关系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1987年10月，台湾记者皮介行成为第一个采访我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记者，十二大新当选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微笑着对他说：“你们是第一只燕子，第二只燕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燕子陆续飞来。” 1987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正式通过“五人专案小组”的研究报告，允许除现役军人和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以内的人，可登记赴大陆探亲。台湾“内政部”公布了台湾赴大陆探亲的实施细则，规定每年探亲一次，每次可停留三个月，并向台 * 台湾报刊近年来对大陆科技、经济、文教、体育以及两岸关系等方面，也多有报道。 这一切，无疑都是蒋经国的明智之举。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国民党主席和台湾“总统”。 但是，国共两党谈判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共产党仍不断抛出花束，而李登辉似接非接，好像一位心事重重的演员。 有时，李登辉对两党谈判显示出很大热情。1990年3月，李登辉在参加基督教聚会时，曾对大陆政策作了最明确的表示：“未来六年之内，我们一定会有机会，也必然有机会重返大陆。” 言之凿凿，但这话又从何说起？ 军事反攻，打回大陆？ 等待大陆内部发生变化，“政治登陆”？ 放弃“三不”政策，与大陆坐下谈判？ 看来，前两个问题不大可能，李登辉的意思该是第三个吧卜 但李登辉对国共谈判的态度却值得研究。李登辉是台叫北人，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已使台湾当局上层政权逐步实现了“本上化”，近年来，他虽然口头上也说“要以统一中国为那责”，但这不过是应付大陆和平衡台岛各界人士、民众心态，同时也平衡国际舆论 * 这些情况，都预示着李登辉可能在近年内顺应台湾各方面势力要求两党谈判的潮流，放弃僵化的“三不”政策，并同共产党进行高层次的接触。 9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 1992年以后，台湾当局按照“国统纲领”确立的基本原则，对大陆政策进行局部调整，不断放宽有关两岸民间交流的性质。 两岸关系引人注目的发展，是海峡两岸两会商谈。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经过预备性协商之后，两岸两会最高领导人，实现了第一次“汪辜会谈”。1993年4月下旬，汪道涵辜振甫在新加坡分别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这次会谈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位台湾研究专家说，过去40多年，在蒋介石时期，两岸基本上处于“隔海对骂”状态。在蒋经国时期，两岸基本上处于大陆“单方喊话”状态。李登辉上台以后，两岸基本上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这次会谈，虽然还是民间性 * 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会谈取得了双方均满意的结果，成为两岸民间交流制度化的里程牌。江泽民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有效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李登辉也说：海峡两岸总是要谈的，不接触不行，这次汪辜会谈是一个* “汪辜会谈”虽是两岸民间中介机构负责人的会谈，但由于海基会是台湾国民党陆工会授权单位，具有浓厚官方色彩，台湾当局批准举行此次会谈本身，就标志着台湾官方多年来坚持的“三不”政策已经放弃。 “汪辜会谈”后，两会事务性商谈逐渐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但是，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在策略上和手法上的改变，其基本立场和政策仍无实质性变化。 在1995年5月两会秘书长为第二次“汪辜会谈”进一步进行预备性协商时，曾达到以下共识，将于1995年7月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但是，由于李登辉6月访美，发表分裂祖国的言论，因此“海协会”致函“海基会”，表示鉴于台湾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的 1996年，两岸军事对抗状态加剧。不过从发展趋势看来，两岸接触是发展趋势。1998年，由于香港回归影响到两岸关系，两岸有可能进行磋商会谈。 ●1998：香港回归后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按照1984年12月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规定，自1997年7月：日起，中国政府正式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199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回归后，将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在香港地区实行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1997年7月香港的回归，以及1999年澳门的回归，将彻底结束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统治的历史。同时，由于香港对两岸的重要性，香港回归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可能为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创造机遇。 1998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一年，香港的回归必然给1998年两岸的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本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香港已成为亚大地区乃至世界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是世界最大的转运港之一。 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使海峡两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在大陆方面，香港既是中国对外通商、通航的主要口岸，也是获取外部信息及建立外部联系的主要渠道。 在台湾方面，台湾经香港转口或就地销售的产品并不多，并且除少量不可替代的大陆中药材以外，禁止与大陆有其他任何经贸关系。 在此期间，香港对于双方的重要性不同，对两岸关系并不具有重要影响，只是在两岸间居某种特殊地位。 从80年代起，由于大陆经济发展及两岸经贸关系的带动，香港在两岸间的地位日益重要。 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台湾经香港的转口贸易额大幅度增长，虽然台湾当局坚持“三不”政策，严禁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但台湾民众已开始经香港进入大陆经商或访问。1988年以后，台湾当局开始逐步松动两岸关系，允许台湾民众经常地赴大陆探亲旅游，也允许两岸间接贸易投资，放宽台商对大陆间接投资。与此同时，大陆采取扩大两岸经贸关系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积极谋求两岸的“三通”和正常往来，两岸关系进入较快发展的时期。 由于台湾当局在大陆政策上，始终坚持官方关系的“三不”政策和民间关系的“间接原则”的立场，香港以其优越的条件，成为两岸交往最便利的地点、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中转站和两岸贸易的最主要口岸。近年来，两岸经香港间接贸易规模已达每年150亿美元以上，人 随着“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仅台港关系的性质将发生变化，而且必然会牵动两岸关系的变化。 不论是大陆方面的处理香港的“涉台问题”，或是台湾方面的处理“香港问题”，其本质上都是面对“九七”后台港关系，进而也就是两岸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 对于大陆来说，在香港问题上，“九七”后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港关系只是组成部分。但在两岸关系中，台港关系又是两岸关系的组成部分。由于香港在两岸关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香港回归必然牵动两岸关系的变化。“九七”后的台港关系已成为大陆* 现阶段的两岸政策，在1998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在香港问题上存在不少问题。 在现阶段，大陆方面不会接受台港关系是台北与香港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台湾方面也不会接受两地是“地方对地方”的关系。 两岸关系的相互定位问题，是当前两岸间的基本分歧。所谓“主权之争”，应是在国际上由谁代表中国主权之争。如果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并主张和平统一，则双方在国际上的“主权之争”即代表权之争与两岸关系即国家统一进程之间，应可找到暂时容纳* 大陆对台港关系政策与其对台政策、对香港政策，均有从属关系。简单来说，大陆对台港关系的政策，就是在“九七”后台港关系属两岸关系的“特殊关系”，在香港基本法的体制下，维持原有台港关系不变。从1990年国民党成立“陆工会”后，台湾对台港关系政策* 1998年，两岸在处理“九七”后台港关系问题上，各有各的考虑。大陆方面明显并不奢望台港关系的谈判能够解决两岸的主要分歧，但对解决这个问题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前景，持有期待心理，因而对谈判抱谨慎对待的态度。同时，大陆提出的处理“九七”后香港涉* 在台湾方面，虽然准备在“九七”后维持现有台港关系，但在另J方面，也在争取单方面处理有关问题的主动地位，避免在谈判时增加对方的筹码。 大陆规范台港关系的法律架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涉台事务的授权与批准权均在中央，同时，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如何处理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因此，在“九七”后大陆管理台港关系的法律体系，在基本法中的地位，并未明确规定。 从一定的角度来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1998年乃至以后的台港关系的法律问题，预留了相当的空间。 但是，无论两岸的立法意图和方式如何，任何未经谈判或单方面立法，均不能解决在双边关系中涉及对方管辖权的问题。首先，虽然大陆可能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台港关系的法律问题，但如果谈判跨越“九七”，则势必对台港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台湾如在有* 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海峡两岸都通过各种公开渠道，多次表示有意谈判“九七”后的台港关系。 1995年1月，江泽民在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八点主张与看法”中，提到“九七”香港回归对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同年4月，李登辉在回应的“六点”中提到，“九七”后继续维持与港澳的正常联系。虽然“李六点”又提到进一步参与港澳事务及“共* 就两岸关系而言，1993年下半年，双方谈判台港关系的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台湾的大陆政策受对外政策的牵制，迟迟不能进行，进而在1995年6月因李登辉的“私人访美”和“务实外交”的积累效应冲击两岸关系，造成目前两岸关系的紧张状况，使双方对台港关系的 从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双方政策可能出现的互动关系来说，虽然目前两岸关系，增加了“九七”香港回归对两岸关系发展影响的变数，但其程度还不足以改变双方对台港关系的基本立场。 以两岸关系与台港关系作一对比，目前两岸关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双方谈什么内容，而是如何坐下来谈，而台港关系的问题，是双方已有议题可谈，只是还没有坐下谈。 “九七”香港回归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在台港关系方面，“九七”后台港关系成为两岸关系的组成部分，改变了两岸关系的现状。台港关系作为两岸关系的“特殊部分”，在客观上已形成了两岸“局部三通”的局面。“局部三通”有助于改变目前单向和间接的两岸关系现状，推动“直接三通”的实现。在两岸方面，由于台港的带动，两岸直航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促成两岸直航的因素很多，包括大陆、台湾经济发展趋势，两岸经贸关系及科技、文化、教育、社会交往等。由于香港在亚大地区及两岸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其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占有关键地位。多年来，两岸“三通”的障碍主要来自政治，台港直航在“九七”后维持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相的直航性质，使原来因政治因素而难以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实际上可以操作的比较现实的利益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台港直航，作为两岸政治关系标志的“间接三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有政策上的象征意义。 可以预料，两岸的通商、通邮和各种交流交往，也同样会受到台港关系的影响，从而有可能使两岸关系的发展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所谓台港“局部三通”，固然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其在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中，并非关键的一步。正像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统一一样，“局部三通”仅仅表明，台湾试图以“三通”换取“国际生存空间”的政策，暂时告一段落。 如果排除相对间接和不确定的变数，能够影响台港关系，进而影响两岸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九七”后香港的稳定，一个是两岸在台港关系上的谈判。 对于前者，虽然说现在定论为时尚早，但大陆出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要求，唯有全力以赴别无其他选择。而后者事关谈判双方，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可能：在“九七”前，两岸就台港关系达成原则协议；在“九七”前开始谈判，但谈判跨越“九七”；在“九七”* 第一种情况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但在未来也有可能出现台港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某种竞争性的局面，即产生两岸的其它口岸间的“直通”取代台港“直通”，或口岸之间相互竞争的问题。 在第二种情况下，“九七”后台港关系受到谈判的影响，台湾可能加强其在“亚太营运中心”的运作，并以“境外转运中心”的方式，减轻其在谈判中受到两岸及台港关系上的压力。 至手第三种情况，确切他说就是两岸政策对立的局面跨越“九七”，则可能因为台港关系不能确定，两岸在亚大地区出现更广泛的竞争。台湾转向以发展“亚太营运中心”为政策的主要导向，并在亚大地区寻找新的替代转运口岸。同时，作为对应，大陆则可能完全排* 尽管目前两岸政治关系处于低潮，势必对两岸在台港关系的谈判造成影响，但从现实情况考察，在1998年，香港回归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仍以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只是情况也许会更曲折和多变。 ●1998：香港回归后的台港关系 几十年来，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由港的经济政策，先进的资讯和交通设施，以及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有利条件，使得台湾日益重视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断调整对港政策，加强台港关系。 在海峡两岸的互动关系上，香港一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1998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一年。随着中国政府在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一个特殊的地方行政区。 届时，台港关系如何定位？台湾将如何处理与香港的关系？ 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以来，香港始终是两岸之间一个颇为敏感的区域。几十年来，台湾当局的对港政策也随时势变迁而发生变化，但两地一直保持着“准官方”的关系。在蒋氏父子治台时期，他们一直申明对香港拥有主权，却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84* 依照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精神，到香港回归后的1998年，台港间的“准官方”关系无疑“寿终正寝”。台湾当局向香港派驻的组织和机构也面临“存亡危机”，无法再“以政府面目，执行政府功能”而继续留存。 这样，台港关系将从“准官方”关系走向民间关系。 1995年6月22日，在第二次“汪辜会谈”因李登辉访美而被迫中断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宣布了香港涉台问题的七项基本原则和政策，将“九七”后台港关系定位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这就从根本上“封杀”了台港官方性、政治性关系存在的可 第一，可能会在香港出现一个类似“海基会”的“台港交流基金会”，打着“民间”的旗号，行政府机构之职能，由它来统一协调台港关系，处理台港间的重大事务。 第二，活动由公开转为“地下”，由政治走向文化和经贸等领域，以从事工商业等合法形式，进行非法活动。 第三，在港机构逐渐“融人”香港社会，成为香港的法人，人员也从定居香港的或直接从香港或直接从香港居民中招募。 第四，借助国际反华势力，加强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势。 经贸关系是联系香港的最重要的纽带。 据台湾“财政部”统计，截止1994年底，台湾工商界在香港设立的公司有2000多家，在港直接投资为40多亿美元。1994年，台湾对香港的出口额高达212亿美元，1995年更是超过260亿美元，并且香港已经取代了美国与日本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 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九七”后香港仍是投资者的乐园。 对于台湾来说，到1998年，台湾经济合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方面，香港作为举世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小其优越的经济地位是其他地区包括新加坡在内所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香港在日益扩大和加深的两岸经济交流中充当着特殊的 * 在台湾当局解除了香港作为台胞旅游观光首站的限制后，台港两地的人员往来出现大幅增长，连年突破百万人次，香港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和美食中心，加上台港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台湾游客和其他人员赴港。相应地，香港赴台观光和从事各* 香港回归后，无论是台港之间的人员往来，还是经香港赴大陆或者经香港赴台人员，都看不出有任何减少的必要和理由，因为台港之间及大陆与台港三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缘、文化和经济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决定了台湾当局无法通过制定政策来控制台胞 * 到1998年，台港问人员交往不但势头难以遏制，而且随着经济联系增加还会不断发展。 台港两地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范畴，并且又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有着大体的文化背景和基本一致的文化源泉，并且，香港也充当着两岸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常常成为大陆和港台三地文化合作的主办地。 香港回归以后，角色虽有所转换，但因其社会制度仍保持不变，所以对台港两地的文化交流影响不会太大。可以预见，1998年，台港之间的文化交流势不可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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